合肥初游记

寇建设

一年伊始元旦临，现将《合肥初游记》做为新年礼物送给你，告诉你合肥历史名人包拯和李鸿章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生逢其时的包青天。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好皇帝不一定是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当好皇帝，宋仁宗赵祯则是出了名的好人好皇帝。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勤政爱民，择善而行。以至于包拯这样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能受到重用。包拯屡屡犯颜直谏，一次包拯反对任命宋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宋仁宗便改命其为节度使，包公愈加激烈反对，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宋仁宗用衣袖擦下脸，仍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宫后张氏上前问其伯父任职一事，宋仁宗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给你伯父要官，包拯今天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二、《三侠五义》助推文化形象包拯。包拯为官26载，一身正气、执法如山。自宋以来就已成为民众心中不可动摇的“青天”形象。逝世后人们广为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由此产生出了一个与真实历史人物包拯有一定差别的文化形象包拯。清代公案小说《三侠五义》的问世，将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文化形象推向了顶峰。尽管经过历代艺术改造后的包拯与真实历史中的包拯有差别，但这却是人民发自心底的真实愿望，寄希望为官者都能像包拯那样“铁面无私”，一心为民。包拯的这一文化形象的广为传播，《三侠五义》一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生不逢时的李中堂。清代与宋代不同，宋代是汉人统治汉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都一致。社会有阶级矛盾，但无民族隔阂。清代则是满人统治汉人，社会民族矛盾深刻，李鸿章所承受的民族歧视之苦包拯是没有的。李鸿章身为重臣，史论他权倾朝野，但他并未真正进入晚清政权的核心层。他面对的当朝者慈禧与从谏如流的宋仁宗不同，慈禧穷奢极欲、善妒猜疑，独断专权。他们利用李鸿章的能力，又限制李鸿章的行事。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始终受到来自清廷上下的掣肘和牵制。李鸿章不能像包拯那样公开直谏，只能谨慎地周旋在这些内斗之中。有一游客到合肥游览名胜，曾有感而发写下一对联：“大节堂堂包孝肃，小心翼翼李文忠。”，形象地道出了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
　　四、客观看待李鸿章的历史功绩。李鸿章知大势、识大体，所推行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走进世界的脚步，西方称其为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出访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受到了最高礼遇，说明当时世界舆论对他的认可。李鸿章确实是那个年代最具世界眼光的清廷重臣，虽然“中兴四臣”并没有中兴清王朝，但是却使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有了一定缓解。然而李鸿章的那些改革措施，并未触及到晚清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教育进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近代海防海军。对外交往上，也竭尽全力维护清廷的利益。但这些努力最终因晚清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和内部的矛盾之争收效甚微，国家也没能因此走上富强。
　　五、背“黑锅”的李鸿章。李鸿章一生的努力因其历史局限性未收到什么效果，北洋水师的覆没更是将晚清推上了不归路。之后所有丧权辱国条约也均由他签字，他的名字便成为了腐败无能、汉奸卖国的代名词。实际清廷衰败的原因在腐朽落后的清廷自身，李鸿章不过是一个背“黑锅”的替罪羊。唯有其家族不当的巨额财富积累使其倍受诟病，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似乎没有准确证据。但可肯定的是其家族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其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京、津、沪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这与其为官收入极不相称。在那个政治与商业利益交织的时代，他创办众多官督商办企业，打造近代海军，代表清廷谈判签约，从中获得利益，无疑是其家族巨额财富的重要来源。

合肥初游记 安徽毗邻河南，其省会合肥因东淝河与南淝河在这里交汇而得名，素以“三国旧地、包拯故里”闻名于世。原在郑州铁路单位工作一辈子，去过华东不少地方，但未到过合肥。2024年10月6日，与重炮连战友自驾浙江行。途径合肥，得以一览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风采。 2024年10月7日，来到合肥包公祠，全名包孝肃公祠，是纪念北宋政治家、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开封府尹包拯的公祠。“孝肃”是宋仁宗在包公逝世后赐给他的谥号，以评价肯定包拯的忠孝一生。 合肥市区一环线内的庐州古城护城河，人们纪念包拯取名包河。河中一沙洲，名“香花墩”。其初为城南梵刹，是包公幼年读书的地方。北宋治平3年（1066年），包拯病逝四年后，其挚友庐州兴化寺仁岳禅师在此立祠供奉包公遗像，合肥太守张环亲题《孝肃祠堂记》。这是官民合修的包公祠堂最早雏形，亦是国内外包公祠、庙的祖庭。 咸丰年间，该包公祠曾两度毁于战火。光绪8年（1882年），由李鸿章捐资重建。 走进包公祠，里边是一狭长小岛。三面临水，莲荷盈盈，花木繁茂、绿树掩映。 石桥前的石狮看上去有些年头，应是光绪8年（1882年）包公祠重建时的文物。 包公祠正门上方的“包孝肃公祠”牌匾中的“孝”字多一点，很耐人寻味。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包拯于宋仁宗天圣5年（1027年），28岁时中申科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今江西永修）知县。因父母年迈，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便辞去官职，回家赡养父母。几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仍不忍离去。后经同乡父老多次劝慰，方于景祐4年（1037年）,38岁时才赴京听选，获授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其孝闻名于乡里，后人认为世间罕见，比一般孝子的孝顺多一点，故此“包孝肃公祠”牌匾中的“孝”字便多了这一点。 走进包公祠，四方形天井正中前立的是台湾和新加坡香客赠送的铸鼎香炉和铜制香炉。 祠堂正殿端坐着包拯塑像，高约八尺。浓眉长须，双眉微蹙，神情端庄严肃。这座塑像为后来重塑，原来的塑像白面长须，手捧朝笏，威严之中又有慈祥之态，比较准确地再现包拯的本来面貌，可惜毁于“文革”之初。

　　包拯塑像的两边分别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大护卫的站立塑像。上方高悬着五方横匾，正中匾额上的“色正芒寒”四个大字，为李鸿章之兄，时任湖广总督、因母丧居家的李瀚章所题，荆涛所书。这是回文体，也读做“寒芒正色”。色是脸色，正是端正，芒指的是刀剑，寒是锋利。彰显了包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品格。左匾“节亮风清”四字，为清乾隆年间庐州知府肖登山所题；右匾上“庐阳正气”四字，为光绪年间左锡旋所题。

两侧堂柱上楹联，上联是“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谠言不希后福”；下联是“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上联正面叙写其人其事，意思是包公为官秉公执法，不惧直言进谏，完全不为一己之身着想。千载而来，一直都是为官者的典范；下联从侧面着笔，借他人之口，道出包公的事迹一直在民间流传，至今妇孺皆知，认为称得上清官的只有包拯一人。撰写者为陈斌，字陶邻、号白云，清代浙江德清人，嘉庆四年进士。

祠堂正殿里陈列着数块石碑，这块《书郡斋壁》诗碑内容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勿遗来者羞。”包拯的这首五律，体现了其抛弃私欲，立志除暴安良的品格与志节。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这里作者以“秀干”、“精钢”自比，自勉自励。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做为官员要以清正廉洁光耀青史，而不能为一己之私做出使后人蒙羞的事情。

　　这是包拯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其一生为官、做人的准则。

《乞不用贪吏疏》碑。包拯曾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天章阁待制等职，负有向皇帝进谏和纠察百官过失之职责。庆历4年（1044年），其担任监察御使期间，向宋仁宗上言《乞不用赃吏疏》。
　　其内容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若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此文强调一要严以用典，严以治贪。很多官员对贪赃者“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有的无原则地从宽处理以保全其性命，有的为显示皇恩浩荡而免除其罪责。包拯将这种惩贪不力的松垮现状归结为制度执行不力。他讲，“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当时朝廷律法制度如一纸空文，官府审判执法视同儿戏，这才让贪赃枉法之人毫无忌惮，贻害社会。因此，要整治这一局面，必须“以法律提衡天下”。在总结执法不严这一根源后，包拯又列举了两个历史案例来说服宋仁宗对贪赃者要严刑峻法。第一个是“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其子孙也会被牵累无法做官。第二个是宋太宗时期“尝有臣僚数人犯罪”，这种犯赃滥者不可重新做官。以这一远一近两个案例来告诫宋仁宗严以治贪的重要历史经验。
　　二要以廉选人，以廉用人。治贪需要依靠严刑峻法，但是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量，还需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包拯坚持把选人用人与惩治贪腐融为一体，惩罚贪罪是第一环节，能否再次录用是第二环节。凡“臣僚犯赃抵罪”者，不仅要给予严惩，还要断绝他重新入仕做官的可能。即使天下大赦，也不能免于处罚。“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即使对那些贪赃罪行较轻的，最多也只能委以副使、上佐一类没有实权的职务。这就将廉德品质直接跟仕途发展挂钩，从选人这一环节断绝了赃滥者再度从政的幻想，降低了政风被二次污染的可能。如此，则既能做到激励廉吏，又能做到惩戒贪官。
　　该文言直而意真，话刚而情切，刺贪倡廉，是包拯众多奏章中的一篇反贪檄文。文中既描述了他对赃滥之事的痛恨之情，也表达了对重典治贪和以廉选人的深入思考，可谓是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 《包拯家训》碑，其内容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洪刊名，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意为：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被撤职的人，都不允许放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包家的祖坟之中。如不继承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后代子孙。
　　该家训区区不过37个字，分量却是很重。因古人宗族观念很强，若被驱除家门，便意味着血脉断绝，这种风险无人敢轻易冒犯。包家后代正因为严格遵循家训，世世代代得以清白自守。清朝时期，包氏一族甚至被地方官员誉为“廉洁家庭典范”。 正殿墙壁上镶嵌着“宋包孝肃公遗像”，这幅画像最初是由包拯的学生为其画的一幅全身画像，画上的包拯头戴乌纱帽，身着紫罗袍，脚蹬粉底靴，白脸长须，书生气派。

　　画像一直由包家的后代所珍藏，只有每逢过年或清明时才展开供奉。光绪19年，广东督学徐琪在包家后代的家中看到了这幅画像，于是便请工匠以此画像作为范本，请人临摹镌刻在包公祠的石碑之上。画像是1:1临摹的，并不像戏曲舞台上表现得那么威猛，个头也不是很高，但这是历史上包拯的真正形象。

包公祠正殿展出的包拯夫妇墓志拓片，包拯夫妇墓志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包拯墓志石近正方形，长126厘米，宽125厘米，厚14厘米，刻文51行，每行59字至63字不等，志文楷书，全文约3200字。记录了包拯的生平，不只是断案，监察、巡盐、治水，乃至教育后代都极为成功，历史上的包拯更为立体完美。还详细地记录了他的世系、病丧以及葬于合肥大兴集，及其子嗣们的有关情况。

　　该史料的出现，结束了河南与安徽多年的“包公墓之争”。与《宋史·包拯传》相比，包拯墓志篇幅更长，内容也更为详尽。为研究北宋名臣包拯及其家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包拯墓志的发现，源自1973年“文革”时期的那次对合肥市大兴集包氏家族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包拯这位生前刚正不阿，死后备受赞誉，世人传颂至今的千古名臣，其墓地竟然无人知道其具体位置。一度还引发包拯墓到底在河南还是安徽的争议，这恐怕是包拯本人生前都不曾想到的。
据载，包拯故后按照传统和他的遗愿，其灵柩由其女婿护送回老家合肥，葬入位于今天合肥市大兴集的包氏家族墓地。应是包拯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和地痞恶霸，他们对包拯恨之入骨。为避免其墓地遭人破坏，包公家人做了21口同样的棺材，从合肥的七座城门同时往外出殡，这就造成了之后墓地的真假难辨。
1973年初，合钢二厂准备在合肥市大兴集兴建一座石灰窑，便在《安徽日报》刊登了一个通知：限时迁走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宋包孝肃公（包拯）墓，逾期将按无主坟墓处理。合肥市文化局宣传干事吴兴汉看到这一通知急了，他深知包拯墓是重要文物，如任由钢厂按无主坟墓处理，那将是灭顶之灾。当即向市文化局领导建议，对包拯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建议很快被批准，由市文化局牵头组织实施。
所谓包拯墓，实际是合肥市大兴集包氏家族墓地。其中大型墓葬十几座，小型墓数量更多。发掘小组不了解宋墓结构，也没类似发掘经验，不敢贸然发掘。经研究，暂不发掘大型墓葬，先选一个最小的墓发掘，以摸索经验后再扩大范围。选定了位置偏僻的最小型1号墓后发掘很快开始，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里出土了一口顶级的金丝楠木棺材，说明墓主人身份不在包拯之下。棺木里的遗骨凌乱破碎，还不是一个人的。又发现两块破碎的墓志铭，这成为揭开这个墓葬秘密的关键。这两块破碎的墓志铭拼对后，发现一块是“宋枢密副使赠礼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一块是“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大大出乎人们预料，在第一个小型墓就发现了包拯夫妇的墓志铭、棺木和遗骨。
随后发掘了6号墓，这是人们以往认为的包公墓。经发掘发现该墓已被盗过多次，墓内空空如也，仅发现一块破碎的碑石。将其与先前发现的董氏墓志铭放在一起，严丝合缝，说明该墓为包拯夫人董氏的原葬墓。
　　这期间附近观看的一位名叫夏广宏的老人透露了一条线索，他家祖上是包公墓看墓人，他听老辈人讲真正的包公墓在后面那块油菜地里，因无坟头从外面看不出。发掘小组决定试一试，没想下挖一米多就有了收获。发现这块地下面不仅真有一座古墓，其规模形制还要比6号墓大的多。墓穴打开后发现早遭到过盗墓者极其严重的破坏，整个墓穴中居然连一块铺地的砖石都未见到。即使如此专家们仍从残留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两条关键线索。一是12个用于殉葬的木俑，根据宋代丧葬制度，这种木俑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使用，符合包拯生前的品级。二是墓内用于摆放墓志铭的砖台，面积大小与先前发现的包拯墓志铭正好吻合。
　　为了确定这些遗骨的归属，吴汉兴小心地取出棺木中的35块遗骨，派专人送往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其进行鉴定。检测结果这些头骨为男性，粗略估计年龄40岁以上。而正史记载包拯去世年龄为64岁，再加上墓志铭的记述，证明这是包拯的遗骨。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并结合史料记载，专家们还原了一个历史脉络：宋金之际，包拯墓、董夫人的墓，都曾遭受到金兵和盗墓者的洗劫，破坏十分严重。包拯后人在逃难之前，曾仓促间将包拯的棺木、遗骨和墓志铭迁葬到1号墓。迁移过程中遗骨破碎，董夫人的遗骨也被一并放入包拯棺木。虽说这次迁葬十分仓促和草率，却无意中起到了保护作用。因为1号墓偏离主墓区，且规模很小，很难被发现和注意。就这样在包拯逝世九百多年后，他的遗骨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1987年，当地政府决定在现包公祠东南侧重建包公墓。当年发掘结束后，部分遗骨由包氏后裔运至包拯老家肥东文集安葬。时值“文革”，被当地拒绝安葬的这部分遗骨不得不运回合肥。后包公第34世孙包遵元，在自家屋山头搭起简陋披厦，将装有包拯及其子孙遗骨的箱子全部搬了进去。后期迁葬时发现11个红陶罐内装的遗骨，因没有密封措施大部分已腐烂。而当时因鉴定研究及撰写发掘报告需要留下的35块包拯遗骨得以留存，现15块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剩下的20块被放入重建的包公墓园内的棺木中，为前来凭吊的包氏后裔和敬仰包青天的后人们留下了些许慰藉。 包公祠正殿左侧的这块《重修包孝肃祠记》碑，为李鸿章所写。原文如下： 晚清重臣李鸿章，生前对于他八百多年前的同乡包拯十分崇敬。光绪8年（1882年），李鸿章母亲去世后，他在返乡守孝期间，捐资重修了包公祠，并撰写了《重修包孝肃公祠记》。文中写到：古人称，乡里的长者去世了，要在乡社里祭祀。像包公清高的品格，耿介的节操，举世已经奉如神明。他的精神气度，至今在村民、野老、妇女、小孩子的口里都能说出个大概。对包公的纪念正是无所不在，哪里还需要祠堂呢？而我之所以一直关注这件事，为的是要让后人瞻仰参拜包公的祠堂，都能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想法。而想着做大臣的遭遇之难，我作为后辈仰望先辈，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不自禁地落下泪来。
李鸿章为何落泪？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评价包公最大的贡献是“建立储君”。宋仁宗登基30多年，膝下一直未有皇子诞下，东宫虚位已久。大臣们经常议论纷纷，但始终三缄其口，为的是明哲保身，因为东宫之选是皇帝的家务事，大臣们越俎代庖岂非大逆不道？起初也有些大臣进言立太子，但仁宗迟迟不决。 嘉祐3年（1058年）,年近六旬的包拯第二次进入御史台,出任御史中丞。此时仁宗仍无子,包公便上了一道奏折《请建太子》：“臣伏读前史，见圣王之御天下也，初篆大业，即建储贰，盖所以安亿兆危疑之心，绝中外觊觎之望。”他建议仁宗从宗室中选一位血缘亲近、才望出众之人立为太子，以固国本。历史上由建议立太子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人不计其数，而包拯以其忠心大胆谏言。仁宗当时就责问“卿所立者谁？”包拯答道：“陛下，立太子是您的家事，也是国事，只有靠你自己决定。我已年近六十，膝下无子，难道还会为子孙谋福？我之所以提此建议全是为社稷着想。”仁宗听后赏识包拯的赤胆忠心，于嘉祐7年（1062年）将赵曙立为太子。第二年仁宗去世，大宋政权顺利过渡到英宗赵曙手中，一切水到渠成。
而当年包拯面对的《请建太子》一事，也是当时李鸿章所面临的关系国家安危、政权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建新君是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根本大事，历代按“家天下”法则，立嫡、立长、立贤，一般允许大臣建议或共议。在清代却认为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内部事务，不容许别的人说三道四，更不用说汉族官员了。康熙时汉人大学士王按效法包拯，上章请立太子，结果却落得要被充军伊犁的下场。清朝满族没有立太子的传统，都是老皇帝临死前写个密诏确定。李鸿章显然看到满族清朝的这一弊端，但他不能像包拯那样慷慨陈词。与包拯相比，他感觉到了自己可怜和伤心，故情不自禁流泪。
　　清代与宋代不同，宋代是汉人统治汉人，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都一致。社会只有阶级矛盾，没有民族隔阂。清代则是满人统治汉人，社会民族矛盾深刻，民族歧视始终存在。李鸿章虽然身为国家重臣，史论他权倾朝野，但他并未真正进入清王朝政权的核心层。李鸿章所目睹身受的民族歧视之苦，包拯是没有的。朝廷利用他的能力，他利用自己在朝廷的威望，全力推行洋务运动，可总是受到朝廷的掣肘和百官的阻挠。他不能像包拯那样犯颜直谏，只能委曲求全最大限度地竭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有位游客到合肥游览包拯墓与李鸿章墓后，有感而发地写下一副对联：“大节堂堂包孝肃，小心翼翼李文忠（注：“孝肃”、“文忠”，分别是包拯与李鸿章的谥号）。”形象地道出了这两位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
　　李鸿章与包拯所面对的当朝者不同，晚清的慈禧善妒猜疑，独揽大权，穷奢极欲。她重用李鸿章，又限制他的地位，牵制他的行事。借口祖宗大法，拒绝革新。谁敢越雷池半步，就会惹来杀身之祸。李鸿章周旋于清王朝民族矛盾激化、心狠手辣的慈禧与复杂的朝野官僚内斗夹缝中，须处处小心谨慎。即使如此，在他从政40年中也遭遇到了创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好皇帝不一定是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当好皇帝，宋仁宗赵祯则是出了名的好人好皇帝。他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勤政爱民，能听取不同声音，择善而从。以至于包拯这样刚正不阿，敢于坚持原则的人能受到重用。包拯屡屡犯颜直谏，一次包拯反对任命宋仁宗宠妃张氏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宋仁宗便改命其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反对，唾沫都溅到了宋仁宗脸上。宋仁宗用衣袖擦下脸，仍接受了他的建议。回宫后张氏上前问其伯父任职一事，宋仁宗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给你伯父要官，包拯今天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与包拯所处的从政环境相比，李鸿章只有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黯然落泪。

包公祠正殿东西两厢的陈列室，陈列着历代有关包拯的生平、事迹、文学、戏曲、画作等资料。包拯为官26载，以清正廉明、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不惧权贵、体察民情、执法如山著称。自宋代以来，就已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可动摇的“青天”形象。以至今天人们夸赞哪个官员清正廉明、敢作敢为，仍会称他为“包公再世”。
　　包拯生前享有盛誉，逝世以后人们广为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由此产生出了一个与真实历史人物包拯有一定差别的文化形象包拯。历史上没有一位官吏能够像包拯那样，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历代的戏剧舞台上。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至今久演不衰。元杂曲中的包拯被塑造成半人半神、可上天入地的判官，主持正义无所不能。体现了专制社会下人民对清明政治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
　　南宋和金朝时期，社会上尤其是民间已经开始大量涌现包公断案的故事。在这类文艺作品当中包拯被一再神话，最终达到了阴阳古今通吃的程度。清代石玉昆所著公案小说《三侠五义》的问世，将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文化形象推向了顶峰。这个现象与晚清政府的极度腐败有关，毕竟越是缺少什么，就会越向往什么。当人民群众对贪腐极度不满的时候，钦差大臣举起尚方宝剑，王朝马汉把贪官污吏摁到铡刀下直接斩首，没有比这更大快人心了。

　　《三侠五义》因其情节纷繁曲折、条理清晰、语言通俗，又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如《铡美案》、《打龙袍》、《陈州放粮》等众多包公戏，都是出自和受到该书的影响。

《三侠五义》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与配合清官断案结合起来，表现了宣扬忠义、仗义除暴、为国为民的思想。为突出这一主题，书中便有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公孙策、展昭、白玉堂等人物形象。

　　其著名的“三口铜铡”，俨然成了包公断案的标配。铡皇子、铡赵王、铡驸马、铡太师、铡国舅，简直就是皇亲国戚粉碎机。实际北宋年间铡刀还未出现，铡刀最早出现在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到元朝才有了铡刀的记载。但铡刀被《三侠五义》作者引入到包拯的事迹中后，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包拯文化形象的广为传播，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一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尽管经过历代艺术改造后的包拯，无论形象还是功绩，都和真实历史中的包拯有一定差别。但这却是发自人民内心的真实愿望，寄希望为官者都能像包拯那样刚正不阿，一心为民。

　　从包公祠出来向北不远，来到淮河路步行街中段的李鸿章故居。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仅为当时的一小部分，典型的晚清江淮民居建筑风格。为合肥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现为李鸿章故居陈列馆。2005年，故居东侧新建一栋1300平方米的仿古式二层建筑，做为《淮军与近代国防展》展厅，集中展示淮系集团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故居中厅

　　又称“福寿堂”，接待客人的场所。

　　前厅陈列“李鸿章生平展”，以珍贵图片与实物展示了李鸿章“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的一生，多层次、多角度地揭示了作为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以及外交家的李鸿章这位极具争议性和传奇性的人物。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派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仪叟、省心。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将领，世人多称“李中堂”。1901年逝世后，清廷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亦称“李文忠”。

对清末时局李鸿章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必须变法求强。首要是军事求强，基于此他变革兵制、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创建近代化军队。为适应军事求强需要，兴办实业，发展经济。并建新式学校，培养掌握西方实学人才。外交上主张“和戎”，尽量避免与列强的纠纷，最大限度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其洋务思想与实践，对清末政治有着重要影响。

李鸿章出生于安徽合肥县磨店一耕读世家，自幼好学，熟读经史。道光20年（1840年）中秀才，道光23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奉时任京官的其父李文安之命进京，准备次年顺天府的乡试。期间李鸿章写下组诗《入都》，其中一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道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道光25年（1845年）受业曾国藩门下，道光27年（1847年）中进士，步入仕途。

　　团练起家，组建淮军。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兵锋直指清廷财赋重地上海。当时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江浙富豪士绅都避居上海，此番上海也危在旦夕，众士绅决定重金招募援兵前来上海。当时能与太平军较量的唯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又是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军务，上海防务也在其负责范围。但此时湘军主力刚克天京门户安徽首府安庆，眼看就要攻打天京，将领都不愿放弃这个平定太平天国首功去援助上海。最终曾国藩将此事交给了李鸿章，让他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安庆组建淮军以援上海。

　　那些年太平军、捻军及绿林土匪在安徽活动频繁，各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李鸿章此时虽手中无兵，但他早年在安徽办过团练，有人脉也有经验。安徽各地团练首领与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快李鸿章利用其父关系召来了张树声、刘铭传两部人马，又写信招来了曾经的门生潘鼎新部，又通过另一位门生招揽了悍将吴长庆所部，迅速组建了淮军核心。到1862年3月底，李鸿章率部启程时，已经募集到13营人马，总兵力达9千人。

　　1862年3月，李鸿章率初建淮军分批乘坐上海士绅雇佣的英国商船抵达上海。此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击退太平军守住上海，是对初建淮军的严峻考验。

　　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御敌，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一情况，李鸿章激励淮军将士“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并亲临前线指挥。经过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大恶战，成功守住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上海，淮军一战成名。

　　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捻军起义，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给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同治4年（1865年）4月，捻军在山东曹州设伏，清廷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清廷即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李鸿章负责后勤事宜。历时一年半，收效甚微。

　　同治5年（1866年）11月，清廷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李鸿章接任后，对曾国藩采用的圈制之法，即把捻军围起来消灭的方略稍加变通，提出了“扼地兜剿、弃地灭贼、借地利以图合围”的平捻策略。并克服了地方官员的掣肘、湘淮军将帅的不和、粮草的供给等诸多不利因素，于同治7年（1868年）1月平捻成功。被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其军事生涯达到了顶峰。

淮军组建之初，李鸿章就意识到西方军械的威力，引进先进武器，组建洋枪队、样炮队，并聘请洋人训练部队。 19世纪60年代，美国人理查德.加特林设计制作加特林机枪。早期装在轮式枪架上，后期轻型的加特林机枪装在三脚架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引入装备部队，有效射程4百米。 1884年，英籍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设计制造的轻武器马克沁机枪，射程达2千米，开创了世界自动武器发展的新纪元。1888年开始引入中国，成为陆军新式装备。 克虏伯大炮，由世界知名军工企业克虏伯工厂生产，曾在普鲁士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始订购，成为陆军新式装备，有效射程5千米。此为复制品，克虏伯75毫米口径后膛行营炮。 为适应军事求强需要，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兴办了一系列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民用企业。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1882年，由于煤产量猛增，骡马车拉已不胜任。矿务局英籍工程师金达设计并指导中国工匠精心制造了一台规范、精良的“中国火箭号”蒸汽机车，可以和同时代的外国机车相媲美。该机车退役后曾存放在北京府右街的交通陈列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该馆迁移到和平门内一条胡同里，以后便离奇地失踪了。
　　1887年，津沽铁路公司在天津成立。它是中国第一家铁路公司，自此天津逐渐成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中心。 李鸿章及淮系集团成员，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近代基础工业。 中国洋务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招商局，创立于1870年代‌。当时的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中，这期间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外国轮船公司不仅要挤垮本地沿海贸易和运输业，南粮北调的漕运也将受到威胁。为扭转这一局势，李鸿章决定发展轮船运输业。

　　1872年12月，李鸿章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明确成立招商局的目的，是为了承运漕粮和与洋商分利。“翼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至为洋人尽占，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制度构想：新办的企业由商人出资，合股的资本为商人所有，公司按照自己的规范章程制度管理。企业在政府监督之下，盈亏全归商办，与官无涉。1873年1月，“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正式开局。

招商局成立后，原本由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英美洋行瓜分长江内河航运的垄断局面被打破。经过第一轮价格战后，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股价大跌。到1876年，旗昌做出了出售在华全部产业的意向。最后招商局以220万两的价格买下旗昌的资产，先支付白银100万两，其余欠款分年支付。之后招商局便成为了拥有了29艘轮船，中国水域里最重要的一家航运公司。

　　招商局并购旗昌，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几年后，太古、怡和两家外资巨头不得不找上门来与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招商局通过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股份形式筹集资本的先河，终结了中国封建社会分割封闭的历史。中国社会经济由此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社会，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在此后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时期，招商局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招商局做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仅存硕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蛇口工业区，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一批具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走市场经济道路等共同基因的企业，从蛇口孵化并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知名企业。 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1896年至1909年，招商局投资70万两资助新式教育，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以及新式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八旗和之后创立的绿营，是清廷的国家军队，称经制兵。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等做出过重要贡献。后在围剿太平天国与捻军时期接连遭重创，清廷不得已动用了湘军和之后的淮军。这些非国家军队的私人武装战斗力强，但当朝者都对其心存忌惮，北宋起历代皆以“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治军，以防其拥兵自重。1864年7月，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军终被平定，此时湘军已达30万之众。然而南京被攻克不久，鲁豫皖一带的平捻还在如火如荼，曾国藩便奏请清廷遣散湘军。这就是曾国藩的政治考量，以免杀身之祸。
　　李鸿章则主张保留淮军，其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后经过洋务运动的推动，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引入，淮军成为了中国首支近代化军队，清王朝不可或缺的军事支柱。李鸿章也由此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步入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舞台。 1840年，英国凭借海军优势，频繁在广东沿海挑衅滋事，并发起鸦片战争。清政府意识到近代海军的重要性，1975年5月，任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1888年12月，做为洋务运动重要成果之一的‌北洋水师（亦称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成立。这支拥有一百多艘舰船的近代化海军舰队，其舰队实力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不过日本后来居上，很快超过了清朝。 淮军和北洋水师，做为晚清的国防军事主力，直接参与了近代抗击法国、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三次反侵略战争。其成败得失、创巨痛深，留下了深刻而警醒的教训。其中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

　　同为合肥历史名人的李鸿章，对于早他八百多年的包拯十分仰慕。生前捐资重修了包公祠，还将自己的墓地选定在了包公墓附近。但与包拯一身正气，历代人民心中的“青天”形象相比，李鸿章的一生则是毁誉参半，难以望其项背。

1862年初，十万太平军攻打上海，让在沪的洋人惶惶不可终日，清廷也一时无策。是李鸿章率组建不久的9000淮军驰援，不仅守住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上海，也成为了在沪洋人眼中的救世主。他们可能不知道清朝皇帝是谁，但都知道李鸿章。李鸿章知大势、识大体，所推行的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走进世界的脚步。西方人称其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一，与德国宰相俾斯麦和美国总统格兰特齐名。李鸿章访美期间，50万人夹道欢迎为一睹风采。访德期间也受到最高礼遇，这位“东方俾斯麦”还得以拜会了“原版”俾斯麦，可见当时世界舆论对他的认可。

李鸿章确实是那个年代最具世界眼光的朝廷重臣，虽然所谓的“中兴四臣”并没有中兴清王朝，但是却使当时已经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有了一定缓解。从这一点来看，李鸿章确实有资格入选当世三杰。然而李鸿章做的那些改革措施，并没有触及到晚清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在做着一个“裱糊匠”的工作。从这一点来看，李鸿章同那些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感触颇深，访德拜会俾斯麦后，李鸿章叹息自己终究不是真正的俾斯麦。1862年至1890年间，俾斯麦一直担任普鲁士宰相。在这28年间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战争，使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而这期间的李鸿章，却在忙着与列强不断签订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合约。

如何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功过，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历史局限性。

李鸿章做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相继开办了中国近代工业、矿业、交通业、邮电业、纺织业等，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建立起了近代陆、海军，国防实力得到了增强。引入近代教育，创办新式学校，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进程。客观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因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技术引进和物质层面的改变，服务于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的晚清体制，最终晚清腐朽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纷争，导致了洋务运动破产，国家也没有因此走上富强。

　　李鸿章创立的中国近代海防海军北洋水师，做为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亚洲实力最强海军，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主要出自清廷内部。日本明治维新后，举全国之力疯狂扩充海军力量之时，晚清的海军建设却戛然而止。北洋水师成军六年，再无添一舰一船，未购一炮一弹，正常的维护经费都捉襟见肘。最终北洋水师失败了，但它毕竟曾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李鸿章做为腐朽落后的晚清外交主角，忍辱负重，力求维护清廷的利益和尊严。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承担着清廷交给他的“人情所最难堪”之事。1895年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压力清廷也选择了让其背锅，解除了其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条不平等条约，腐朽无能的清廷才是这一局面的主要责任者，李鸿章只是当了替罪羊。

1945年7月，宋子文在苏联谈判。蒋为了让苏联承诺在中国内战中不支持中共，授意签字同意外蒙独立。宋子文闻此拂袖而去，拒担这个历史罪名，蒋无奈只得另任王世杰为外长去签了这个字。可叹李中堂没这个资本，只能背锅当替罪羊。

　　洋务运动、北洋水师、对外交往，李鸿章都尽力了。不论是对晚清，还是对之后的中国发展都是有益的。尽管受历史局限，他的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尤其是北洋水师的完败，更是把晚清送上了不归路。其原因主要来自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唯有他同他家族不正当的巨额财富积累，使其倍受诟病。

晚清民间流传一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前一句所说的宰相，清朝已不设，这里暗指朝中高官。李鸿章籍贯合肥，“宰相合肥天下瘦”，就是说李鸿章的家肥了，天下的民众瘦了。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的意味，但其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小可。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其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其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

李鸿章历任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等要职。尽管官职不低，俸禄并不高，每年仅约二百两银子。清朝官员收入主要由养廉银组成，以李鸿章的品级，每年的养廉银也就二、三万两左右，这样的收入无法解释其庞大的家业和财富。在那个政治与商业利益交织的动荡时代，他创办了众多官督商办企业，创建了北洋水师，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从中获得了利益，这些无疑是他家族巨额财富的重要来源。

有记载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处都有股份。“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踰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所谓“虚股”，即今日所说的“干股”。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获益自然可观。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大环境下，要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清政府的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不得不说这话说的确实好，他也以外交高手自居，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令人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晚清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列强常常指定要与李鸿章谈。因能妥协的，李鸿章基本都妥协了。万一遇到了清政府不能妥协的，列强们给点贿赂，这事也基本成了。1896年，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这引起了他的不满，最后时刻拒绝签约。

　　在晚清重臣中，李鸿章并非是毫无操守之人。他也曾抨击官员贪腐不顾民生，任上也曾整顿吏治、参革劣员。1895年离任直隶总督时，将其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所存现银800多万两全部移交后任王文韶，因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之评。然而这仅是李鸿章居官作风之一面，他还有着另一面，即从不以操守为重。这点他与曾国藩、左宗棠不同，曾、左都是受倡导经世致用，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湖湘学风影响，不以物质生活为念，精神专注大事。而李鸿章生长于皖北，这里为南北要冲，战乱频繁、土匪横行、民风强悍。在这样的地方明规则常常不起作用，潜规则大行其道。受这种底层文化影响，李鸿章崇尚实用主义，做事不拘一格，从没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视物质享受为敌的行为倾向。处事先论利害，再论是非。用人多从“利益”考量，信奉人以利聚，鸟为食来，“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

　　在李鸿章的头脑中，一定限度内的“陋规”天经地义，放诸四海而皆准。出访欧洲时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一句中的司农是上古时期的一个官名，管民众种庄稼的。后演变为管钱粮谷物的官员，即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常熟在江苏，谁是江苏常熟人？就是清末的两朝帝师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民众说常熟粮食老熟，你们家有粮食吃，但其他人却吃不上饭。因为他是财政部长，人们怀疑他存在有贪腐问题。
　　这幅对联中说到的清末这两位官员，李鸿章是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翁同龢是清末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流被饿死，也就是说清流并不清贫。他们是一个阶级，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抨击异见者。这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彼此之间的倾轧、党争。
　　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了，清王朝终于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铁甲舰，上下无不为之欢欣。不料这竟遭到清流派的弹劾，翁同龢安排手下人黄体芳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说水师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兵权日重，恐御敌则不足，挟自重则有余。
　　这个折子让李鸿章陷入被动，只得在慈禧面前表忠心。慈禧过60岁生日时，明知挪用海军经费，明知拿着海军的名义在外面卖官鬻爵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同慈禧有了信任危机。因此说北洋水师的覆没，除了战术问题、战略问题、装备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清王朝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