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兴共大的记忆亮点

罗时平

　　1971年3月至1973年7月，我在德兴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半工半读两年半，成就了我刻骨铭心的求学人生。

德兴共大校部的办公楼

一、永远的德兴共大

1966年6月我小学毕业，文革爆发，中学停课闹革命，我没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天课就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0月我随母亲从上饶市下放到德兴县花桥公社花桥大队项家生产队，我的初中生涯就此结束了。我在生产队务农两年，却从未放弃再去上学的念头。虽然我没有读完初中，但我很羡慕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我始终心有不甘下放农村一辈子，自不量力地希望自己也能被推荐上大学。1971年春天，我父亲从被关押的农场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他立即要我重新上学读书。虽然下放偏远山村“读书无用”，但父亲坚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我当时已经17岁了，读高中插不了班，推荐上大学达不到条件，父亲就给我在德兴共大报了名。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就被共大录取了。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个什么学校，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走出生产队重新上学读书，不管什么学校，我都会珍惜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何况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听上去名字很响亮，是个大学，我暗自窃喜：这么轻而易举就上大学了。进了德兴共大之后，我才搞明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大学”非国民教育教育体系的“彼大学”，它是江西的特产，成立于1958年8月1日，它有一个总校和100多所分校，德兴共大是其中的一个分校。德兴共大的前身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茅山分校，与总校同时成立，开设了杨村、茅桥、朱家坞、黄泥山、大目源和曹家坊6个班，开学之即，没有宿舍和教室，共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起了六个班的学生基地。大茅山分校在办学期间，多次受到中央、部、省表彰，朱德、沈均儒、胡愈之、邵式平等领导及日本、德国、美国、新西兰等国际友人先后来校视察。我进德兴共大的时候，大茅山共大已经改为德兴共大，设有农学、林学、农机、畜牧兽医、园艺、财会、医学、木工、师资等专业，学校没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毕业发中专文凭，不包分配，农村户口学生实行“社来社去”政策，城市户口学生毕业后一律作为知青下放。我在德兴共大茅桥林场学生基地学习林学专业，毕业后根据政策下放德兴福泉山垦殖场。1980年5月，江西共大全面改制，共大总校与分校脱钩，后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各个分校改为中等农业学校、林业学校或职业学校。德兴共大改名为江西省第二林业学校，1992年5月易名为江西省南昌林业学校，1993年11月从德兴花桥迁至南昌市办学，2002年1月江西省南昌林业学校并入江西财经大学。如今德兴共大老校区建成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德兴）试验培训基地，基地依托中国中国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科研优势，具备中医药科研实训基地、中药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及DUS测试中心、华东地区药用动植物园及种质资源库、生态种植及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中医药博物馆等五大功能，并成为德兴市文旅新景点，年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

德兴共大的历史已然远去，只留下一些建筑供人们缅怀，但我在德兴共大的求学记忆从未褪色。

德兴共大旧址改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培训基地

德兴共大校史馆陈列朱德委员长在共大大茅山分校听课的照片

毛泽东写给共大的信

国务院和省政府对大茅山垦殖场的表彰

二、永远的共大老师

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得遇良师教诲。德兴共大老师给予我系统的林学专业知识，还给我补上了一些中学课程。我对共大老师的授课印象永远挥之不去，特别是学校几位名师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王藩老师是上饶地区林业局总工程师，是我父亲的老同事，文革下放到德兴，被调到德兴共大当老师。他给我们开设森林植物学、森林抚育技术、苗圃育苗等课程，给我们讲授林木种苗生产技术、森林培育技术、森林经营与资源管理、林木良种选育、森林营造、森林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王藩老师讲课慢条斯理，学理与实践融合，知识与操作实用，学以致用，用以致学，全是林业理论与技术的精髓。王藩老师给予我慈父般的关爱，经常问候我的学习生活，记得那年中秋节，他特意把我从宿舍叫出来，塞给我两块月饼，在那个物质稀缺年代的两块月饼可谓珍品，我接过月饼感激不已。文革后王藩老师调回地区林业局，我也考上了大学，他到省里开会，还到大学来看我。师恩难忘，我没有机会报答老师的恩情，这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王马登老师是上饶林业调查设计队工程师，下放后调到德兴共大，给我们开设了森林测量学、林业调查设计、林业绘图等课程，我第一次从他这里感受到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魅力。王马登老师调回地区林业局后，我因工作关系与他多有联系，他把我看成他最得意的学生。他晚年眼睛不好，但活到老，学到老，学会了电脑操作，每天在书房里用电脑看资料写材料，老师的师道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语文老师叶义封是上饶人，他的课最受学生欢迎，他文史兼通，讲课特别有古韵情趣，豪放与婉约共存，经常讲得大家前仰后合，同学们被他浑身下上洋溢着的智慧和才华所吸引；班主任老师张仁堂也是上饶人，他刚从共大总校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给我们开设了数学课，轻松自如引导我们解方程、析几何，以我当时的学习水平，一点也不会感觉枯燥无味。张老师带班不会歧视农村出身而家境贫寒的学生，他尤其偏爱学习好的学生。祝林庆、潘国恒学习很有灵性，很得张老师喜爱，张老师让祝林庆担任学习委员，潘国恒担任班长。张老师果然慧眼识人，这两位农村出身的学生日后成为了县乡领导干部；森林植物学老师杨式雄是福建人，他夫人陶老师是上海人，夫妻俩毕业于南京林学院，他们的讲课具有典型的学究加小资的风格，让我们这些学生羡慕不已；化学老师郭福善是山东人，他夫人杨式娟老师是福建人，夫妻俩也是名牌大学毕业，我们很好奇杨式娟老师会讲俄语，很喜欢杨老师用俄语给我们题词签名，他们开设的课程是德兴共大这所半工半读学校里的一抹亮丽景色。

51年过去了，这几位老师的讲课形象完整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我打开这些记忆阀门，感觉老师就在身边，还在给我上课，还在与我聊天，音容笑貌，如昨日清晰。

三、永远的共大同学

我所在德兴共大茅桥林场林学专业这届学生进校时只有50多个人，班级仿效军队编制，称为排。上一年级有两个班，分别为一排、二排，我这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编为三排。第二年从五七学生基地合并过来一班，打乱编班，分为一班和二班，共有100多人。我们这100多学生大部分来自本德兴的农村，他们入校的指导思想就是学1-2门技术，将来回乡有一技之长。其中有20多名同学是60年代随父母从浙江新安江水库移民到德兴农村各个乡镇，他们明显地比德兴本土同学思想活跃，爱好学习，吃得了苦，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刻在骨子里“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浙商精神。少部分城市户口的同学，读完初中无书可读，也来共大读个中专，以躲避当时的知青下放运动，或希望能在毕业之后分的一个工作。黄弋同学与我同年，他父亲是南下干部，文革前担任过上饶市市长，当时刚恢复工作，就安排黄弋进入德兴共大与我同班。来自浙江东阳的王志仁、翁天德、杜月仙、李慧萍4位同学通过各自关系进入我们这个班，上海下放知青包立仁同学也是走了亲戚关系插入我们班。进校的时候，年龄最小的周建材只有14岁，同学们叫他小萝卜头，年龄最大的潘炳根超过了20岁。同学们的学历程度参差不齐，最高的学历读完了初中，最低的学历连小学也没毕业。我们在德兴共大半工半读，学习了各方面的专业知识，经受了生产劳动的磨练，名副其实学有所成。1973年7月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农村户口的同学基本都回到了原籍生产队，城市户口的同学分别下放到福泉山垦殖场和新岗山垦殖场知青队。100多位同学出了很多人才，其中入伍参军十几人，提干转业6人。雷定权同学入伍后考取军校，从事军品价格工作近四十年，担任驻中航工业军事代表，晋升空军大校，专业技术4级，获全军装备审价先进个人、空军高层次人才、空军优秀军代表等荣誉，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二次，连续10年担任大型复杂装备审价组长、全军会（审）系列高评委和全军价格评审、财务验收专家；恢复高考后有5人考取大学，有4人成了县处级干部。于芳同学毕业后在制药厂当工人，先后担任党校教员、组织科干事和企业厂长、县级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中专师范学校副校长，党委书记，大专院校付书记兼纪委书记，获教授职称。祝林庆同学考取了江西省农大，毕业后担任过县党校校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师范副校长、市教育工会主席；担任科级领导干部有8人，包立仁同学担任过乡党委书记和房管局局长，张明彬担任过德兴市政府办主任和乡企局局长，班长潘国恒同学毕业后在乡镇工作，担任过副乡长，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此外，还有20多人担任了乡镇干部、农技人员、村支书、主任、村支委、会计及教师。危能武同学在乡镇担任林业技术员，他经营的大棚蔬菜和果园成为远近闻名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基地。王志仁同学毕业后在浙江东阳一个林场担任场长，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所有同学都找到了自己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合适位子，实践证明共大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文能武。

2023年10月5日我们德兴共大林学专业30位同学重回母校召开毕业50周年座谈会，共话当年俏芳华，携手美好再出发，我与这些同学同窗两年半，是我人生的幸运，是我永远的自豪。

校史馆的学生名录有我的名字

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共话当年俏芳华，携手美好再出发

四、永远的共大情结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产物，从它的出现到消亡，质疑之声一直没有停歇过。质疑最多的就是自食其力半工半读的办学方式和不设门槛的农民上学。我对这些质疑不以为然，我在德兴共大两年半的求学经历形成了自己的共大情结价值观。

第一、共大半工半读是职业教育的创新实践。我在德兴共大半工半读的最深的感受就是劳动强度大。入学的时候，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未满18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要承担成年林业工人的工作量。说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劳动时间超过学习时间，晴天肯定要劳动，下雨天才能到教室上课。我们林学专业的劳动主要是上山砍毛竹、拉木头，学校对我们学生实施大会战的劳动模式，大会战时披星戴月地干，食堂把饭菜送到劳动现场。大多数同学力不从心，叫苦不迭，大家盼望老天下雨，下雨就可以上课学习了，上课学习就等于是休息。虽然学生心底里强烈拒绝共大的大强度劳动，但这种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办学，这种自食其力的办学模式说到底是一种职业教育。因为共大这种半工半读坚持了“学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学什么”的职业教育原则,实行了专业教学与专业生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总结群众生产经验相结合、教学生产与科学实验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 由此可见，共大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是一种具有典范创新意义的职业教育，因此它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推崇。

第二、共大农民上学是教育公平的朴素追求。1975年，电影《决裂》横空出世，把那个年代的共大捧得红极一时。电影中“凭着手中的老茧就可以进共大读书”的情节是共大的事实，我所在的德兴共大林学专业就有几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农民。因为共大创办之初,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上学,好不好?”基于这么一种情怀,所以共大提出：凡是历史清楚,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的男女工人、农民、公社干部、复员转业军人,以及经过了一定的生产劳动时间锻炼的知识青年都可以报名上共大。共大的这一办学思想体现了那个年代的教育公平。一是让大量渴求文化知识的农民和穷人获得了学习机会，共大学生不用交学费，吃饭发饭票，每人每月30斤定量，虽然那时伙食油水不足，一个星期吃不上一次肉，饭票都不够吃，但通过半工的劳动能够保证每个学生自食其力坚持完成半读的学业；二是让一些从未进过课堂的人接受了教育培训，虽然放低入学门槛给实际教学带来极大困难,但共大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通过分级教学的方式解决了教学矛盾；三是让一些想上学而因各种原因未能上成学的人重新接受教育。我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文革上山下乡，我中断了两年中学教育，在求学无门得情况下幸运得到进共大学习的机会。现在来看当时共大的农民上学，虽然其中的教育公平具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却是国人的梦想,是良好的社会愿景,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尤其我本人充分享受到共大教育公平的红利，为我之后能成功考取大学打下了知识基础。

　　1973年7月，我在德兴共大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为我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工农兵学员候选人，后来因父亲文革被冲击的问题我没有被录取，但激发了我要上大学的强烈追求。我经历了下放德兴县福泉山垦殖场5年的知青生活，终于迎来了恢复高考的机会。1978年我凭着在德兴共大两年半学习的文化基础，顺利地考入江西师范大学。四年之后大学毕业，我一直在上饶市委党校从事教研工作，功成名就，成为著名区域经济专家，担任过省政协委员、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获得江西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回过头来总结人生，我始终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我在德兴共大这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所形成的知识基础，让我的学业和事业人生更加美好。我真心感恩德兴共大、真心感恩共大老师，真心感恩共大同学——这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共大情结。

毕业50周年同学在校部大楼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