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革命烽火中的光辉足迹（之三）

铁骨柔情(谭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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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习仲勋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习仲勋担负重任，他在这一时期的卓越贡献，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的胜利上，更在于他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高瞻远瞩的政策制定以及坚定不移的党性修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习仲勋同志便立即投身于关中分区的重建与解放事业之中。他深入田间地头，亲自参与并指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确保每一块土地都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农民手中。在他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蓬勃发展，金黄的麦浪翻滚，预示着丰收的希望，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不仅关注农业生产，还积极组织民兵和群众力量，与主力部队紧密配合，开展了一系列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和破袭战，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为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45年，习仲勋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随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还亲自指挥了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以智勇双全的指挥，赢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更是肩挑重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等职务，成为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习仲勋同志精心策划并成功组织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的起义，这一壮举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同时，他还亲自迎接并协助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为革命力量的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西华池战斗中，他更是亲临前线，与将士们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敌人的疯狂进攻。

1947年3月，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组织指挥机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对习仲勋很尊重，从不称呼他副政委，而是亲切地称呼他为“习书记”。彭德怀制定的作战计划，在交付军事会议讨论之前，总要同习仲勋交换意见；彭德怀草拟的命令、指示，在电台发报之前，总要送习仲勋推敲修改；收到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文，彭德怀看后马上要去找习仲勋，一块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案。彭德怀不但自己尊重习仲勋，而且经常教育身边的参谋和工作人员，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

3月中旬，西北野战军电台截获了胡宗南的一份电报，得知敌三十一旅将于3月24日到延安以东的青化砭构筑工事据守。彭德怀与习仲勋立即进行周密的研究，并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个伏击战。23日，彭德怀、习仲勋召集各纵队首长，研究作战部署，还亲自到青化砭勘察地形。3月25日，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我军在撤离延安后的45天内，三战三捷，歼灭敌人1.4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的艰苦、紧张的岁月里，习仲勋除了协助彭德怀负责作战指挥外，还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找基层干部座谈，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鼓励广大群众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不忘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群众集会，宣传解放军打胜仗的好消息，增强西北人民胜利的信心。彭德怀看到这情景，非常感动，他在忙于思考和指挥作战的同时，也尽可能挤出时间接见干部群众，参加群众集会，使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转战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

5月14日，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的万人祝捷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毛泽东也致电彭德怀和习仲勋：“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继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话之后，习仲勋在讲话中号召边区青年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参加人民解放军，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提高作战技术，争取更多更大的胜利；号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们，要积极地动员男女老少努力生产，积极参加担架运输和后方勤务，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

5月21日，我西北野战军为了分散集中于延安地区的敌人兵力，发动了陇东、三边战役。事先，习仲勋向彭德怀和各纵队领导介绍了陇东、三边地区的基本情况、敌我斗争形势和西北局对陇东、三边地区的各项政策及实施情况，使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对这里的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陇东、三边战役充分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军事工作与地方工作密切协作配合的鲜明特点，使侵犯陇东、三边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遭到我军沉重打击。通过这次战役，我军收复了陇东、三边地区，恢复了党在这里的地方工作。陇东、三边战役以后，部队在靖边作短暂休整，彭德怀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景范同志熟悉边区的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表达了对习仲勋的充分信任和革命的友谊。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战略反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会议还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仍然担任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主持西北局工作；同时决定恢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仍然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8月12日，中央指示贺龙、习仲勋，部署各后方机关迅速转移到黄河以东的山西吕梁地区，以迷惑和调动敌胡宗南部东移，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减轻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压力。

8月15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旅第二次进占绥德，向无定河和黄河边猛扑，企图威逼我军背水作战。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风雨开始东行，空袭警报频繁发布，敌人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我后方部队和各类工作人员，急行军数天，转移到了无定河以北绥德县薛家渠一带的几个村庄。刚吃过午饭，我方即获悉敌人没有在绥德停脚，继续向北向东猛扑，预计在一两日内，即可到达黄河边。于是，我后方各机关，在贺龙、习仲勋的率领下，又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在第二天下午，到达黄河边的拐头渡口。

由于敌人的飞机不断地侦察轰炸，我后方部队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渡河。各路人员分头去找渡河船只，但只找到一只木船。敌人距离贺龙、习仲勋率领的后方部队和机关人员只有60华里了，情况十分危急。贺龙和习仲勋在渡口指挥渡河，参加指挥这次渡河的还有林伯渠、马明方、马文瑞等领导同志。习仲勋等对大家的安全非常关心，一旦遇到空袭，往往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大家的安全。黄河在这一段水急浪大，木船进入中流，直冲而下，船夫很难控制，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朦胧的星光下，木船渡了一夜，当最后一船人在山西碛口镇上岸的时候，敌刘戡率数万大军到了黄河西岸，但他们已经毫无办法，只能望河兴叹、隔河放枪了。习仲勋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患了关节炎，渡河时，又冒着狂风大雨，致使关节炎发作，他刚到了黄河东岸，就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是工作人员将他搀扶着走进房间的。在山西吕梁地区，在新的战斗环境中，习仲勋不顾病痛，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领导工作中。

果然，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正在“逃窜”，下令各部“迅速东进，勿失此千载良机”。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师，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从陕北东渡黄河转移出来的后方机关，在山西碛口镇附近的侯家圪台等村驻扎下来，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既完好地保存了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组织和人员，又调动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和党中央转战陕北，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贺龙、习仲勋刚到临县，毛泽东便发来电报：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筹粮，只要有7000石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筹集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毛泽东强调指出，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

这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这一年，恰遇晋绥地区遭灾，粮食不能自给。在这样的情况下，筹粮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9月下旬，中共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村，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贺龙、习仲勋领导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动员，组织起了由部队战士、农民、学生组成的庞大的支前队伍，从晋西北、晋中、晋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区调运了大批粮食到陕北。为了及时筹集到部队所需的物资和经费，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商定，将陕甘宁、晋绥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回所需的钱粮和其他物资。

习仲勋在紧张地筹集粮款、物资支援前线的同时，还密切关注边区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0月13日，晋绥边区机关干部在兴县北坡村集会，庆祝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胜利及《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很快地开展起来了。就在这时，胡宗南部队节节败退，延安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基本收复。10月20日，习仲勋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及其他后方人员，西渡黄河，移驻绥德雷家沟村一带，继续在陕北领导边区人民开展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的工作。

综上所述，1947年3月中旬后，随着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习仲勋同志与彭德怀同志紧密合作，指挥了一系列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关键战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以及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作为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他与彭德怀、贺龙同志一道，在西北战场上转战千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他还精心组织后方支前工作，确保了战争的顺利进行。

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与林伯渠同志携手并进，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土改工作中，他提出的针对不同区域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纠正“左”的偏向的宝贵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认可，并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各解放区推广，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特别是在处理西藏民族问题上，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整个大西北，习仲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准、稳妥的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和显著的工作业绩，毛泽东亲自召他到北京，告知中央调兵遣将，充实中央人民政府，习仲勋调任中宣部部长。从此，他以满腔热血，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综上所述，习仲勋同志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卓越贡献，不仅体现在他作为军事指挥员的英勇善战上，更体现在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深邃洞察力和坚定执行力上。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四）后记

追寻习仲勋同志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光辉历程，我们不禁为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