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浩瀚的大海

2024年12月3日上午8:00，我们驱车前往上海博物馆参观寰宇东西特别展—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上海博物馆南门东侧有着一组精美的狮子石雕塑。 　　我们首先来到南门预约厅购票，方可入内参观。因为想参观的人很多，预约厅外贴着预约已满的告示，虽然告示说老年人优先。但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起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我们老姐俩属于是幸运者，购到票了！ 　　我们通过检票口，来到博物馆的一楼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埃及辛务塞尔特一世肇像头部（拉美西斯三世招用）。 ‍ 因为我们的票只能参观二楼和四楼。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在二楼，故我们登上电梯，步入二楼。首先看到二楼展厅的墙壁上绘着马可·波罗中国旅行所到之处彩图，为我们揭开了特展的序幕…… 　　古代中国和世界，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东西方先后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交通网络，联通世界贸易，传递文化思想，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七百多年前的威尼斯，以其繁荣的商业贸易和发达的航海业，成为地中海的商业和交通强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遍布桥梁的水城威尼斯出发，经过欧亚大陆的丝路古道，来到草原上的哈刺合林，再从广袤的北方草原南下至江南杭州水乡、泉州古港，然后乘船回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并辗转返乡。从恢宏的帝都建筑到繁荣的商业市集，从艰辛的陆地交通，到兴盛的海港贸易，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与世界，那些被他记录的、生动无比的所见所闻，正是13世纪的古代全球化世界。 　　特别展览，寰宇东西—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看马可·波罗所旅行线路。 　　“世上的人但凡没亲眼目睹，没有一个人会相信.....”13世纪至14世纪的中国海纳百川、气魄非凡，彼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这尤其要归功于元朝长期保障了最辽阔无碍士地上的交流往来。彼时的中国在西方人限中，是创造无数奇迹的强盛文明。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中国生活了十七年（1274-1291年）。后来他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口述并经人撰写成了流传后世的著作，其意大利语版名为《百万》，法语版名为《寰宇记》，而英语版则常译作《马可•波罗游记》。‍ 探险家、旅行家—马可波罗，他眼中的中国和世界是怎样的？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有哪些启发？马可波罗眼中“神秘”的东方国度有怎样的魅力？今天我们有幸走进上海博物馆，走入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马可•波罗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文化的先驱使者。 　　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大陆上，蒙古人的西征打通并重新整合了彼此的疆界，陆上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海洋上，航海技术和海洋交通更是进一步发展。亚欧大陆进入了全新的、一体化的经济世界，马可•波罗从陆路到海路的旅行，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 威尼斯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际遇，使它成长为东地中海的航运与贸易中心。从各种版画以及货币、契约文书上，可以看出威尼斯的强大政治与商业影响，精美的玻璃器与纺织物显示出这里的工业生产能力。蒙古人在北方草原的迅速崛起，使大部分的亚欧大陆统治在同一性质的政治力量之下。蒙古人保障了丝绸之路沿线的安全，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东亚元朝的大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恢宏的都城建筑给马可•波罗留下深刻印象。元朝始终保持着对外开放的政治格局，与海外诸国频繁往来。政府为管理方便，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苏杭的桥和船，繁荣的商贸市集，让来自威尼斯的旅行家有了与家乡的共情。古代泉州有着优良的海港，且江河网络也便于货物运输，种种便利，使其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滨海城市。商业的发达，也使得此地多民族集聚，信仰文化多元且共存互融。马可•波罗看见的泉州，就是这样绚烂多彩的社会生态。 这一时期，在路上行走的不只有马可•波罗，众多追求财富的商人、坚定的信仰传播者和探险家东来西往，不少人甚至在身故后长眠于异乡。正是由于他们的勇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化的交融。 商业之城 威尼斯位于亚德里亚海的尽头，建筑在盐湖泥岸边的木桩上，但它的财富、力量和荣耀超过了意大利波河流域肥沃平原上的任何城市。中世纪以来，威尼斯就凭借贸易通商，成为拉丁世界与东方朕系的中间人。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为威尼斯带来了机遇，作援助拜占庭帝国的回报，威尼斯获得在黎凡特地区面向东方的贸易特权，由此迅速崛起。同时，随着成吉思汗的西进，丝绸之路贸易稳定延伸，从太平洋直到黑海、君士坦丁堡以及叙利亚的贸易通路被打通。西欧城市的增长、资本回归，来自东方的异域风格商品拥有了更广大的市场。遍及海陆的商队，使得13-15世纪的威尼斯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主要十字路口。 ‍ 在政治上，威尼斯建立政治体制与财税制度，包括终身任职的总督与对其进行权力限制的大议会；建立官僚机构；建立军械库.制造武器与标准化船只、改革航海技术。在商业上，威尼斯制定商业法，维护商人利益，利用进口原料，吸纳各地移民，发展多种专门手工业。经济的繁荣促使威尼斯成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人文艺术中心之一，在相对自由的政体、强大的海上军事保障之下，威尼斯一跃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商业和海军强国。 　　威尼斯共和国由威尼斯总督统治，总督需由威尼斯大议会的成员选举，通过要求总督宣誓就职来约束总督，城内的商人和贵族形成寡头政治，官僚机构不断壮大，城市呈现出新面貌。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地区的海上共和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威尼斯凭着当时新生的政治包容性，孕育出最先进的开放自由经济制度，一跃成为中世纪第一个具有现代维形的共和国。威尼斯的经济崛起伴随着有利成长的制度性创新，从12世纪后半叶起，为了进一步加强海上贸易交通，经过一系列体制改革与宪法修改，威尼斯最终形成了以城邦政府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威尼斯城市透视图》匿名。约1620年‍ 展品以透视视角，从威尼斯湯湖角度望向威尼斯城市中心地带，画面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圣马可广场、总督宫等，画面中大量的建筑群包括圣马可船坞区域的基岸，海关大楼，延伸到威尼斯造船厂，显示出17世纪海上共和国威尼斯作为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的繁华景象。画面前方能着到大量的船只，海上贸易和运输是威尼斯经济的命脉，图中这些密集的船只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形象化呈现，展现了威尼斯作为海上强国的地位。威尼斯依赖海上贸易，因此圣马可船坞港口的繁忙景象是感尼斯城市全景图常用的“机位”。画面上部的卷轴装饰上写着“VENETIA”在此图中代表的就是“威尼斯”，这个拉丁语地名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通常指的是意大利东北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威尼托大区（Veneto），现如今感尼斯正是威尼托大区的首府，但 “Venetia"一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甚至更早。 记载着世界之初的人物和图像的编年史‍ 《威尼斯总查宝的又景》哈特量谢德尔。 《威尼斯城市图》雅各布•德•巴巴里 1511年后。 　　这幅版画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大型城市鸟瞰图之一，雅各布阿巴·德·巴巴里与他的助手们通过攀爬城市中的钟楼，借由几何与透视法则，运用一定的想象力，将威尼斯的每座建筑、广场与河道等城市景观都记录下来，港口与运河中成群的船只凸显了这座城市的勤劳、商业和海上力量。 　　这幅版画的画面上方描绘了商业之神墨丘利的统治，海神尼普顿则骑着海豚穿过港口，观实场景与神灵融为一体，不仅象征着威尼斯这座国际贸易中心的海上商贸活动，也体现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造力。 　　画中详细地展示了威尼斯造船厂的各个重要部分，包括陆地入口与吊标，以及水路入口。可以看到用于制造绳索的工作坊、武器库、以及正在建造的船只。此外，画面还展现了15个用于造船的船坞，其中三个是用作存放材料和工具的仓库。图中还描绘了造船用的干船坞和用于船只配重的石块。 　　北风特拉取塔纳，来自北方的风，寒冷干燥，风力强劲。‍ 这里是穆拉诺岛及其附属的两个岛，在1171年之前，穆拉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之后被井入了威尼斯的圣十字区。1295年，威尼斯共和国发布法令，要求将威尼斯的玻璃熔炉迁至穆拉诺，以减少火灾风险，从此，穆拉诺的玻璃艺术发展迅速，声名远扬。 　　桥（10）是这幅图里最值得注意的元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里亚托桥，里亚托的意思为“深河”，位于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在威尼斯建城初期，人们就把船一字排开搭成临时浮桥，凑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里亚托木桥的成功修建是两岸交通的一大进步。在《感尼斯城市图》里我们能看到这时的里亚托桥还是座木桥。1444年，费拉拉侯爵在威尼斯举行婚礼，他的新娘坐在贡多拉船上沿大运河绕行一圆，身后跟着一队装饰精美的船只和衣着华丽的宾客，爱看热闹的威尼斯人在里亚托桥上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桥承不住重量塌了。鉴于木桥的不稳固性，威尼斯政府决定公开招标建一座石桥，现今我们看到的单拱石桥是由安东尼奥，达•蓬特设计的，完工于1591年。图里还有许多现在已经不在的桥，例如造船厂的吊桥和许多现已被石桥取代的木桥。现在横跨威尼斯大运河的一共有四座桥，其中学院桥、宪法桥和赤足这三座都不在图中，只有里亚托桥可以在图中找到。 　　在圣马可广场船坞的位置，海神尼普顿骑着海豚，手持三叉戟，上面写着另一段拉丁文： “AEQUORA TUENS PO RT U、RESIDEO HIC NEPTUNUS”。（意力“守望大海的尼普顿，驻守于此”）。 　　北风特拉取塔：来自北方的风，寒冷干燥，风力强劲。 　　这些钱币标志着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见证了中世纪的威尼斯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及商业信誉。而这些特征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威尼斯共和国铸造的货币中。 《圣马可受难记》 展品的彩饰首字母“p”描给了圣伯多操报见圣马可的场景，展现了圣马可被欢迎和接纳的神圣时刻。这一手抄页彩饰首字母设计精美，使用了金箔装饰，背景为深蓝色，并点缀有植物形态的花纹，完美呈现了威尼斯那特式手抄本的艺术风格。大意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升天之后”。 根据意大利19世纪史学家乔瓦尼•蒙蒂科洛的说法，这本手抄本是为威尼斯贵族多尔芬家族制作的，讲述了圣马可的生平、显灵事迹以及他将能够治愈疾病的戒指赠送给多梅尼科•多尔芬的故事。手抄本装饰奢华，优美的金箔彩饰首字母，清晰精美的哥特式文字书写，原本装订有金属装饰。当时的多尔芬家族享有极高的望，而在1356至1361年间担任威尼斯共和国第五十六任总督的多尔芬家族成员乔瓦尼•多尔芬本人的文化造诣和丰富藏书也是其成书关键。这本手抄本不仅在视觉上极具美感，还见证了威尼斯贵族多尔芬家族与圣马可之间的深厚渊源，是威尼斯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 　　圣马可飞狮（马可子、马可有狮）与威尼斯的联系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当圣马可在威尼斯湯湖中遠遇滑难时。一位以有双狮子形象出现的天使对圣马可说了一句话：“愿和平与你同在。马可，我的福音书作者。你的身体托在这里安息。”我们常看到的与威尼斯有关的旗帜、标志上狮子爪下的翻开的书页上就写着前半句。圣马可飞狮的表现方式基本有三种：行立（andante），跃立（rampante）以及援型（inmoeca）。 行立飞狮一般用在雕塑和旗帜上：跃立飞狮也被用在旗帜以及插画中，一景两只前爪一只持着福音节，一只持剑；警型类因其呈圆形，经常用在钱币、印章、微章以及浅浮雕上。即助生双翅的狮子，成为共和国的象征。 　　《轮唱圣歌集中的彩饰字母B形里的圣马可飞狮》贝尔贝洛•达•帕维亚。 《绘有圣马可飞狮的船匠小兄弟会章程》 1595年 —科雷尔博物馆图书馆藏 展品是当时威尼斯共和国造船厂船匠协会（也是一个小兄弟会）章程单页羊皮纸，意大利语为“Mariegola dei Maragoni dell'Arsena其中“mariegola" 源自拉丁语“matricula”，是威尼斯大小5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章程。它一般是由最初的章程内容加上多年记议、法令或公告而作出的修改和补充组成。在威尼斯共和国中，兄弟会，可以理解为行会、和佛罗伦萨的 “Arti di Firenze” 行会性质类似。 船匠小兄弟会的成员都是负责在威尼斯造船厂建造大型桨帆舟的熟练工匠，1260年成立，原完整章程遗失，科雷尔博物和威尼斯档案馆均有章程相关文件，科雷尔目前还藏有带有会标志的木板油画。177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威尼斯有七百名船匠。 《纺织品协会特使向总督献上协会总章程》 《纺织品协会特使向总督献上协会总章程》 展品描绘的是威尼斯的纺织品协会特使向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献上协会总章程，推测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威尼斯丝织工人协会（小兄弟会，Larte deitestori de pani de seda），其成员都是纺织丝绸和金线的威尼斯工匠。 费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在1423年至1457年间担任威尼斯总督，任期34年，是威尼斯共和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督，在任期间他为水城带来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改变，比如拨款以文艺复兴风格对总督宫进行局部扩建。威尼斯共和国十分忌讳个人崇拜，只有他把自己的雕像放在了总督宫的纸门上方，雕塑的形象是他跪在象征着共和国的狮子之前。如今，以汉学研究著名的威尼斯大学主楼福斯卡里宫就是他在位时下令修缮的新宅。作为总督，他将自己的宅邸修在威尼斯大运河最大拐弯处（约50米），从福斯卡里宫阳台上能同时欣赏到亚托桥和圣马可船坞部分水域的景色。 《总督委任贝尔纳多•奇科尼亚为船长》贝内代托•博尔登。 社会生活与文化 由威尼斯人兴建的这座独特的港口城市，由许多社区联合而成，社区的核心是教堂及广场。由于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社会经济，威尼斯的城市贵族、富裕商人和普通民众在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后，开始追求文化和精神上的愉悦。从彼得拉克等人文学家提倡拉丁文书写，到希腊语在威尼斯被推崇，再到帕多瓦大学成为众多科学家和学者的聚集地。科学与宗教艺术、人文主义的各种思潮在这块土壤自由生长。 随着15世纪手工业的发展，新兴而繁荣的活字印刷业亦使人文主义者更加重视威尼斯，威尼斯成为了全欧洲书籍印刷量最大的国家。人文主义者能在威尼斯获得阿尔丁出版社出版的古典著作最佳版本，并在此地出版他们的作品。 廉价且可供量产印刷的书籍对当时整个欧洲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是“革命式”的，其相对低廉的价格、丰富的题材与内容，快速的流通渠道以及便携性，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对于书籍的需求。这些条件使得学术和艺术不断进步，威尼斯成为中世纪晚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核心地区之一。 奇异纹战士图盘 盘为黄铜制成，表面有着奇特装饰，盘面中央展示了士兵过河的场景。盘子的边缘部分有多种著名威尼斯贵族的纹章，包括孔塔里尼家族、科雷尔家族和奇科尼亚家族等。这类盘子通常制作于文艺复兴时期，装饰精美，可能用于展示或作为特珠场合的餐具，盘中的图案和贵族纹章很可能象征着家族荣耀和军事实力。 “Le grottesche”（意为“奇特装饰”或“怪诞纹饰”）是一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装饰风格，名字来源于意大利语中的“grotte”（意力“洞穴”或“地下“），因为这种风格最初是在古罗马的遗址中发现的，特别是尼禄的“金宫”（Domus Aurea）遗址中的地下室装饰上。这种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晚期的装饰艺术，灵感来自第三和第四风格的庞贝绘画，但在巴洛克、洛可可、折衷主义和新艺术时期也大受欢迎，在流行时间在15世纪其末至20世纪初之间。 纹饰双耳凿刻瓶16世纪科雷尔博物馆藏 水桶Bucket, Venetian Area1500年科雷尔博物馆 　　“亚当与夏娃〞果盘，乌尔比诺制造，米兰的马尔西亚绘制。（1530-1540年）‍ 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马约利卡陶器久负盛名。这些盘子不是日常使用器皿，而是威尼斯贵族在宴会期间的豪华装饰。 马约利卡陶器经常描绘历史和神话场景，例如来源于《1约》的故事、奥菲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奥维德《变形记》的记载或是其他文学和时代流行中的恋人故事。匠人们运用娴熟的构图、精致的比喻以及绘画和色彩的技术使这些陶器成为真正的杰作。自然和风景深处的布景唤起了一种与新柏拉图主义极为相近的感受，即在道德与修养之中“人”的存在，而这种敏感度在威尼斯的文化界占主导地位。 威尼斯的印刷业‍《写给马里努斯•桑努图斯的一封信》 奥维德 本书作者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标题为“本卷所包含的内容如下：致马里努斯•桑努图斯的信，他曾用希腊语撰写《变形记》。阿尔多为促进文学事业而授予的特权。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希腊词语的正字法。根据奥维德本人作品编撰的他的生平。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故事及其他内容索引。本书包含的内容按字母顺序排列。奥维德《变形记》十五卷。”本书于1502年10月由阿尔多•马努齐奥在威尼斯出版第一版，共268页，八开本，出版语言为拉丁文和希腊文。 《神曲》但丁 在都205/页纸上用红字标明了此手抄本的拥有者及抄写人为雅名布•多尼的興酒组亚话，手稿于1460年5月7日写完成。多尼取族的身份还可以通过手稿第一页下方边线的浪徽得以辨识，纹章为一只科带红条并饰有三枚半月形的跃狮。该手稿因其优雅的书法而与众不同，章节的首字母以金色书写，并配有白色亚草装饰，而每一篇的首字母则为藍色，1591年，皮耶罗•總尔-内罗购买了这份手稿，正如第1页最上方边缘的藏书标记所示。此后，这份手稿和德尔-内罗收藏的其他书籍一样，先后成为瓜达尼书库和加埃塔诺-波贾利书库的一部分，最终由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三世购得，成为帕拉蒂纳图书馆的藏书，最终并入佛罗伦萨国立图书馆 但丁-阿利吉耶里是意大利中世纪的一位著名诗人，被誉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和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他的史诗《神曲》使他名垂青史。他不希望此作成为曲高寡和的“阳春白雪”，故而采用意大利俗语（托斯卡纳方言），以受众广泛的“喜剧”形式进行创作。在意大利，他被尊称为“至高诗人”与“意大利语之父”。之后，因《神曲》超越俗世的意象和空前绝后的文学价值，意大利文学家、《十日谈》作者薄伽丘以（意为神圣的）一词形容此部诗作。 但丁出生的中世纪晚期是意大利社会变革的时代，在教权和世俗王权无休止的斗争中，但丁所在的佛罗伦萨城邦国党派林立，但丁虽少年得志，在文坛与政坛显露必角，甚至还普出任佛罗伦萨城执政官，但却于1302年卷入政治斗争而遭流放。也正因为但丁的“流放”，造就了《神曲》的深刻内涵。但丁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充清了反思：公元1000年后，”世界末日”的迷信破灭，人们重归对尘世生活的兴起，诗人目睹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带来堕落与混乱。在《神曲》中，他无奈地助神力，希望训诫人们迷途知返。在经历了政治权力的倾轧之后，但丁也逐步认了党争的丑恶，放弃了原有的政治理想，开始反对地方分裂势力，萌生了“权力”的思想。尽管在社会变革和政治立场方面趋于保守，但丁的写作却最终指向国”和神力的救赎，其作品中也不乏人文主义的进步先声。 威尼斯的丝绸制造业 纺织品迷人的美学特征，自古以来是东西方创意交流和商业往来的见证。在这段交流史中，威尼斯以香料、玻璃，还有织物贸易作为发展基础，占有一席关键地位，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也有助促进纺织品流通，展现其战略意义。 此处展品呈现了意大利纺织艺术从14至18 世纪的演变，这门艺术当时已脱离僵化的拜占庭范式，也从反复藻饰的阿拉伯纹样中，走出独立的风采，这正好呼应意大利艺术在大方向上受哥特式风格影响而产生的转变。整个14世纪里，它持续演化，并日渐强调动态设计，比如：打破图案排列的规则和对称，以战斗或奔跑中的动物呈现动感，甚至对植物的描绘也顺应风潮，将根部扭曲、花叶折枝，仿佛一阵强风吹过。 中式设计对这种风格转变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艺术长久以来便擅于透过明快有创意的笔触和出色的光影效果，来塑造具有动感、传奇和虚幻性的主题。这时期的意大利布料，大量使用了中国寓言传统里的象征符号，比如荷叶和以麒麟和凤凰为雏型的奇兽。 天鹅绒织物 　　威尼斯的丝绸制造业展出的纺织品，采用从10世纪便广泛运用的“采花细锦缎”技术所制，这种织物技术至少涉及两种经纱，一种用于背景，一种用于接结。接结经纱的用处，是借由装饰或增补来固定纬纱，且通常还会以绕线或织锦纬纱来加强点缀。 玻璃器 威尼斯著名的玻璃工业很大程度归功于与东方的贸易联系。他们从叙利亚和埃及学会制作玻璃的技术。威尼斯人利用潟湖附近的岛屿建立专门化的手工业区，例如1292年，玻璃业奉命搬迁至穆拉诺岛。他们从潟湖的沙子、阿尔卑斯山冲刷下来的卵石与砂砾中获取硅，再从叙利亚进口优质碱粉制作玻璃器，这些原材料的获取既因地制宜，又充分利用了便利的海运条件。此外，玻璃工匠的专业技术也在行会内代代相传。14世纪，穆拉诺工人有几项绝活，其一是利用玻璃仿制珍珠等珍贵材料，其二是利用珐琅拼接彩色玻璃，还能制造出像水晶一般纯净的眼镜镜片、大而透明的窗玻璃等商品。 直条纹水晶盘、五色玻璃杯。 水壶‍乔治•安德雷奥利达•古比奥大师工1525年科雷尔博物馆藏 水壶‍16世纪克雷尔博物馆 航海贸易与制造 威尼斯作为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前地中海地区贸易的主导国家之一，获得了邻近中欧市场的大规模利润，几百年来积累出可观的财富。13-15世纪，威尼斯把持着从欧洲通向小亚细亚的海上贸易路线。航海贸易最兴旺的时候，威尼斯有三百多条船、三万多商人从事地中海贸易。 航海图 航海图也称为波特兰海图，是一种标注有航向线网络的海上地图。几个世纪以来，领航员们运用基本的算数与几何方法来估算港口之间的相对距离与方向，13世纪中叶，罗盘的出现使得“航迹推算”方法更为准确。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港口手册”，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尺，将关于标志物之间里程与方位的信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组合起来，绘制成为波特兰海图。最早的波特兰海图出现于1270年左右，在13世纪未之前便被广泛投入使用，它的出现使航海家们在冬季的阴雨、大雾，看不见太阳与星辰的恶劣天气下仍旧可以出海航行。 　　威尼斯还往西开辟了通往西欧佛兰德尔和英国的海路贸易。经济的强盛与制造业的进步互相影响。 梳篦法国地区 15世纪 14世纪仪式十字架‍ 这件十字架用在狂欢节仪式上。狂欢节的形成与基督教大斋期有密切关系，其在威尼斯也是维护政府统治的工具之一。在节庆日，威尼斯贵族政府会在总督宫与广场上举办各种公众酒动庆典和仪式，在仪式中的共同体验能够吸引公众的情感参与，加强社会团结，并展现威尼斯独立、自由、繁荣的国家形象。 16世纪人物浮雕戒指 亚历山大大帝头像挂坠 尼科洛•阿万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宝石雕刻大师。这枚浮雕是青金石材质，浮雕上的人物是亚历山大大帝，但也有研究认为它可能是雅典娜。浮雕镶嵌在写有拉丁文“一个世界不足够”箴言的金框中，内容有可能出自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时期，与亚历山大大帝的野心相呼应，暗示一个世界对伟大的征服者来说不够广阔，象征着扩展统治和权力的无尽追求。 青金石自古以来就是极为珍贵的宝石，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因其深邃的蓝色备受古代各文明古国的喜爱。埃及、希腊、罗马等都将其视为神圣之物。青金石主要来自阿富汗，通过威尼斯的商路进入欧洲。威尼斯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促成了青金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在中国，青金石是通过“丝绸之路”从阿富汗传入的，古称瑾瑜、青黛等，佛教称为吠努离或璧琉璃。 《马可•波罗故居》乔瓦尼•皮微多尔。‍ 　　从威尼斯向东方远眺，蒙古帝国也在迅速崛起。在元代与世界的交流中，海、陆丝路交相辉映。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被统一在一个政治权威之下。元人通过对疆域的拓展、通商、设驿、驻军遣官等措施，保障丝绸之路沿线的安全，复兴、拓展和维护了陆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欧亚大陆两端与沿线的技术、商品广泛交流，人员往来与移民也非常频繁。 在航运方面，自忽必烈始，元朝继承并发展了南宋市舶司制度，从国家层面鼓励航海、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元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货物种类和贸易量远超前朝。随着来华西域人、中亚人增多，元人对海洋地理知识进一步提高，航海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不但利用指南针辨别方向，且会利用季风规律选择航行时间与路线。这一时期，中国的商人直接航行到阿拉伯诸国的情况更加普遍。 海上航行的船只，陆上往来的商队、使节，点亮了双边贸易的明灯。随着蒙古帝国的疆域扩大与意大利商业版图的扩张，马可•波罗—这位来自威尼斯的年轻人也踏上了前往富庶东方的路途。他走陆路经伊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道、河西走廊，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1291年，又随着逐渐繁盛的海上丝绸之路，选择从泉州启程返乡，走海路经印度马八儿抵达波斯湾霍尔木兹港，最终回到威尼斯。通过马可•波罗的旅程，可以一窥东西两端交流的璀璨。 《蒙古占领第比利斯》 从版权页（f.190v）的文字，可推断这份手稿是出自景教（后为加色丁礼天主教）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宣教枢纽，上面写着：“……本书现已在神圣伊亚尔月（五月）的第15天完成，即希腊人的2132年，相当于我们上主的1820年，阿拉伯人的1235年。手稿是在先知那胡姆的圣村亚勒辜须所写成，位于波斯人拉班•霍尔米茲德所建的修道院附近。”该村庄是加色丁礼教会最重要的手稿抄写和发行中心。 手稿由身兼学者和主教的阿代•谢尔（1867-1915年）发现并详细研究，他曾主持加色丁礼教在土耳其东南部的锡尔特教区。稿件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马尔什索亚布教堂里的图书馆被发现，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 手稿背后的历史和其传递的文本内容，意义之深，为这块多元族群和信仰交汇的尼尼微平原上，从古至今遭遇的浩劫，提供了重要见证。 车子陶俑一组公元（1271-1368年） 该组随葬品选材于蒙古人日佛中必备的车。马、骆驼，骆驼高大健壮，杏眼小耳嘴微张，颈项披酮，背负醒刻花紋的驮廠；骏马鬃毛绵密肌肉紧实，穿戴全套马具；后有毡帐式马车相随，直棂窗分设两边，车辐、车嫩、车毂一一具现。人物形象姿态各异，生动传神。男性或着汉式短服，或梳髡发、着窄袖交颈长袍，女性挽高雪着窄袖，曳地长裙。 　　蓬莱一号古船‍ 1984年5月蓬莱水城清淤工程出士的“蓬莱一号”古船，残长28.6米，残宽5.6米，排水量173.5吨，是一艘元代战船。 古船甲板上部已经失存，但底部船板和舱隔板大部分保存完好，第三舱和第七舱保留有桅杆座，船尾有舵座，复原后应为三桅木帆船。该船在造船技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它采用流线型船型，船体长宽比达到5:1，保证了战船的快速性。这艘战船与《登州府志》记载的宋朝“刀鱼战棹”瘦长船型极其相似，在我国是第一次发现。其次，在造船工艺上有许多发明，如主龙骨与尾龙骨、首柱的连接采用倒钩型榫接，并在接头处增加补强材；采用列板倒钩型榫接和接头均设计在舱壁板处，大大加强战船的纵向强度；使用“J”型锔板，将舱壁板和列板连接起来，同时起到舱壁板补强材的作用，这种一举两得的挂锔工艺，在我国古代船舶中也是第一次发现。另外，古船采用我国造船工匠发明的水密舱技术，将全船分成十四个水密舱，战船一旦遇到被敌人击伤或其它事故时，船上一个或几个舱室进水，战船仍然具备一定的贮备浮力，不会发生翻沉，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和战斗性能。古船的龙骨呈弓形，可使战船增大升力，加快航速，这是现代流体力学出现后才可以解决的难题，而在七百年前我国就已使用这一技术，充分体现了元代造船业的技术领先程度。 “蓬莱一号”古船结构严谨合理，技术先进，制作精良，这些独到的技术，体现了中国木船木构技术的先进性，以有力的物证反映了我国元代造船业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光辉成就。 木质罗盘明清（1368-1911年）‍ 早罗盘使用支轴法，将磁针固定于铜钉上。罗盘有二十四方位，分别采用十二地支和十天干中的八干，以及八卦中的四维来表示。天干、地支与四维均衡排列，其中子、午力正北正南，卯、西为正东正西。 白釉褐彩针碗元（1271-1368年）‍ 白釉褐彩针碗撇口，敏腹，浅图足，圈足微外撇。器表施白色化妆士，外壁施釉不到底。内壁以褐彩猫绘纹样，中部绘弦纹两周，内底用褐釉平行绘三点，再由一细线贯穿，看起来像一“王”字，是元代航海使用水罗盘的实证。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鋒，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川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这段话便记载了“水浮法”针碗的用法。经科学史家王振绎研究证实，“王”字代表穿在三枚浮漂上的磁针，针碗的水面上漂着浮针，碗内底的“王”字形标志则有助于标明方向。先将王字中的细道与船身中心线对直，如船身转向，磁针和该细线便形成夹角，从而显示航向转移的角度。同时出现了航海技术人员“火长”观测记录水罗盘经验总结的《针经》，元代时利用指南针确定的航海路线被称作“针路”。‍ 指南针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北宋时已有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记载，但宋代有关的实物未保存至今。这件元代白釉褐彩针碗则是中国这一发明最早的实物见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科技文物。 卢沟运筏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卢沟运筏图》描绘了现北京永定河卢沟桥附近商业繁忙的场景。画中描绘的是以卢沟桥为中心的“商贸、圈”。在永定河的两岸店铺林立，有酒楼、茶肆、旅店等等。岸边有正在水运的木筏，桥上、路上有运米面的骡车、运粮食的独轮车，有招徕客人住店的小二，有给客人喂马的伙计，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 出生于水城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也格外关注桥的存在。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多次描述中国的桥，还特别关注了桥的体量、承载量、结构、建造技术。他在游记中称卢沟桥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 献果使者铜像元（1271-1368） 《佛郎国献马图》周郞‍ 　　伴随着一批批欧洲东行者的脚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大汗帝国开始展露出它的神秘魅力。在马可•波罗等外乡人眼中，元代的繁华富庶及其各方面的治理制度，都给了他们强烈的震撼。 　　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统治者实行行省制度，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各级官印成为元朝政令通行的实证。为了适应新的商业模式、保证商业运行，元朝统一度量衡、发行纸币、建立驿道，以官方权力为商业交易作保。蒙古军队重视军事力量与技术的发展，装具护甲与武器的技术更新使元朝的军队有更强大的战斗力。 大汗的王国 元代统治者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统治机制。统一发行的货币、度量衡等让大都及其所辐射的蒙古帝国成为享誉世界的多国商旅云集的贸易中心，促进了元代社会与经济的高度繁荣。官印则是元朝行政力量的象征，在质地、形式上均有定制，文字多为八巴字篆化，极富特点。 铜权 铜权是一种商业交易用具，用于秤砣配重。 元朝政府将铜权等度量衡器的标准器颁发给各路，由各路控制实际的铸造使用。路是元代的一级地方政权，吏属于中书省或行中书省，下辖府、州、县等。路是铸行铜权的主要地方政权。部分州、县有权铸造銅权。 　　元代铜权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圆体和六面体。这两类铜权通行于元代始终，应为平行发展。铜权铭文内容要素包括纪念、铸造或发行的地区和机构（如“大都路”等）、该权的最大称量（“xx秤”，多为八思巴文）、该权的坨重（“斤x锤”，多为八思巴文）、工匠之姓（如“皇甫”等）。如遇帝位更迭，年号变更，元朝政府都会重铸新权，并在权上铭刻年号。其中，铜权有自重铭文的数量较少，根据铜权自铭的坨重，可计算出元代每“斤”的平均重量约607.2克。 元代税银制度 税课银锭是白银纳税的存在形式。元代早期的赋税直接征银，中后期除了一些特殊税项外，大部分税项征纳纸币，再将纸币折换成白银，铸成银锭。这些税锭的形制都是五十两的束腰型大锭，锭面铭文有凿刻和戳记两种，涉及的税课有科差、盐课、矿课、商税、差发等。 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商业。政府以征税的方式，对商人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利润进行控制。1234年，蒙古灭金后，在全国实行课税所制度，设立十路课税所，税课内容主要是税粮和科差。“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 　　彼时的一批批欧洲的东行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元代的都城。元代的三个都城—元大都、元上都、元中都，分别位于今北京市、内蒙古草原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草原、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都城井然有序的道路、金碧辉煌的宫殿，无一不令人惊叹，马可•波罗感慨道：“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跟着他的视线，仿佛能够看到元朝在世界领先的宏伟气魄、盛大气象。 国都气象 壮观的屋宇、整齐的规划、金光灿灿的琉璃瓦、并行十马的大桥等景象，构成了欧洲东行者对元代雄伟帝都的第一印象。元大都的壮丽宏伟，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前来游历的外国友人都对它感到惊异，赞叹不已。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大赞大汗巍峨的宫殿，称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城墙上有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的各方都饰以雕刻和鎏金的龙、各种飞禽走兽图、武士雕像以及战争的艺术品，屋顶和梁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琳琅满目。 军事系统 蒙古军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闻名，最辉煌时期征服了从东亚到中亚、西亚的广阔领土，领土面积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宋元时期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元朝历来重视军事力量与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溧阳、扬州等处均设有炮库，火铳更是我国兵器史上的一大创造，加上防护装具护甲、铁盔的配备，元朝军事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元代交通系统‍ 1235年年初，窝阔台宣布建设新都哈刺和林。同时实施从那里向全蒙古境内铺设驿传（站赤）网的大计划。历史上著名的站赤制度，可以确认突厥时期即已有之，而蒙古是直接从契丹人处学来的。 《大可汗国记》记载：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居所。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递送公文。行近站时，则将腰上响铃振之，声达站中。站内人闻之，亦如此预备。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驰，递往别站。如是而递至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于十五日内知悉之也。待遇使臣礼节，尤为优渥。在其国内，无论来去，皆供给所需。 卧鹿缠枝牡丹纹 金马鞍饰件（复制品）元（1271 —1368年）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格都勿拉苏木哈拉图嘎查乌兰沟墓葬出士。 模制并加堆塑‍ 凤头、身为黄褐色，颈羽及底座内深绿色，胸腹呈黄白色，背部流散，润染较少。凤昂首垂尾，尾羽呈“S”型、尾尖微翘，眉弓略凸、以弧道与眼、脸分开，细长丹凤眼，长圆形鼻孔，凤冠较短、微残，颌下之垂清晰，腮部羽毛回卷，耳为突起的圆环状，颈羽一束后拂，两束下垂贴于颈上，云朵边缘较平。腹部装饰为斜道和竖点状。底座前面堆塑云纹两朵，跗蹠夹住底座两侧，凤趾隐于云朵后面。锥座及凤体中空。 托片‍ 《刑部题名第三之记》拓片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北京市天安门城楼前东观礼台后小夹道处出土。 　　石碑首身一体，方首抹角，梯形素面方座，是典型的元代风格。该碑为汉白玉质地，出土时左下角已碎裂为数块。 碑首浅平雕二龙戏珠，主形额际。边框缠枝花，双面刻字，碑阴面行款不甚规整。碑正面第一行为首题“刑部题名第三记”，主形额内篆书“刑部题名第三之记”。 碑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记文，由危素撰文，潘遹书写碑文并篆书额题。 "官”字款条砖 ‍ 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1271-1368)。首都博物馆藏，砖面中部有阴文“官”字，或表明由官方组织烧制，以用于官方营造的重要建筑。 卧狮角石 元（1271 1368年）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1271-1368)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此类角石原应置于古建筑台基转角处，既可保护台基，又兼具震慑、装饰及标志等级作用，常为卧狮或母狮携幼狮造型。此为一对，雕刻生动活泼，摇头摆尾，张嘴吐舌，姿态不一。 　　蒙古帝国的统治，前所未有地跨起了业欧海陆，商业道路得以打通并得到统一管理，曾经遥远的彼岸不再遥不可及。许许多多如马可•波罗一样的西方商人，嗅着商机来到了神秘的东方国度。 　　蒙古帝国的发展得益于商业道路的畅通，江南的商品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制瓷业、漆木业、纺织业、印刷业等手工业也都得到长足发展。在文化上，传统中国的汉文化传承，蒙古草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加入，与当地繁荣的商贸市集共同营建了生机勃勃、热闹非凡的图景，地方社会因此在变与不变中形成了新的时代面貌。 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以泉州为代表的南方滨海城市逐渐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货物在此地集散，而商业社会力量的发达，也使得此地多民族集聚，文化多元而包容。当马可-波罗踏入这块广袤的土地时，一幅绚烂多彩的社会画卷正向他展开。 江南风情 当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进入浙江一带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运发达、手工业兴盛、商贸经济持续繁菜、文化艺术交流融合，文人雅士各得其乐。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极多，不但是南方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被马可•波罗誉力“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作为运河最南端的城市，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富庶的大都市之一。 　　在多元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文人面临出世入世的选择，始终坚守内心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认同，强调自我个性、重视自身情感，文人生活更添雅趣，文艺创作也有了新的特征。这些心境旷达、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文人士大夫，或抚琴，或寄情笔器纸现，积蓄着内心的力量，寻找着本心的宁静。元代中西方交流频繁，元代文化亦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被伊斯兰教徒作辟邪、护身之用的良方，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进入中国，为士人雅趣增添了异域风情。 “明月沧海”琴至正十二年（1352年）‍ 伏羲式，桐木斫。黑漆间栗色琴漆。 孙宜武先生捐赠。 生活百物 元代贵族生活用具精雅巧致，衣着华丽，丝织品上的图案也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元代制瓷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创烧的其中一种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俗称“枢府窑器”。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同时元代漆木业、纺织业、印刷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剔犀云纹盏托、宽缘大银洗、金銀莲瓣形铁盘、龙首玉嵌饰、仙人鹤鹿同春镜、瓜形銀耳杯等。 錘鍱錾刻镂空：花卉金冠饰‍元（1271-1368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 丝织品‍ 铠甲琐纹织金锦，凤纹织金锦等。 　　香木，椭圆形莲花瓦当，铜钱，罟罟冠（苦罟冠在蒙古语中被称为“李黑塔”），海船等。 景德镇瓷器 信仰融汇 随着元代版图的扩张与海陆贸易的繁盛，多元宗教文化被吸纳、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境况。形成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开放氛围。这种文化融汇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了现实。 　　景教、印度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都曾竞相布道。在各类石刻、雕像的文字、造型上能看到多种宗教、文化元素融为一体。 景教瓷墓志‍ 13-14世纪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元代松州城故址出土。 弥勒佛陶印模，元（1271—1368年）；道教符篆铜印，元（1271-1368年）；带链铜十字架，元（1271—1368年）。 　　又有刺桐城力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貨物。—《马黎诺里游记》 　　元代疆域辽阔，交通发达，加之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政策，这些都为域外人士来华从事中西贸易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很多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前往东方寻求贸易机会。纵观东西方交流的过程，西方与东方相识最初的使者多是传教士和商人。信仰的力量与对财富的追求，令他们有勇气、有毅力前往陌生而又神秘的国度。他们其中甚至有人在身故后愿长眠于此异乡。他们以西方人的视角参与到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信仰活动中。其中不乏有人将或亲历或想象而成的蒙古和东方游记记录成书，又在广泛的流传中启发到更多后来者，在欧洲、西方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便是赴华商旅的一位代表，《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游记。它又称《世界寰宇记》，记载了当时元朝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构建了文明、繁荣和富庶的中国形象。它是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途径，激发了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和探索欲望，为迎来大航海时代，进一步发现东方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有着非凡意义。 伊利爹尼薑碑 “马可波罗”罐（7世纪初） 此益瓶为白色，平底无足，瓶身呈倒梨形，瓶口为截锥形，瓶口下方有一个带有四个垂直环乳的國形凸边。瓶身味有浅浮雕花叶纹样。最初可能配有瓶盖，并通过绳子穿过环孔固定。 第一位提出这件小瓷瓶可能是由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学者是奥斯卡•拉斐尔。从20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通过汤姆•哈里森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的山都望河口进行的发缩，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文物。尽管这些发现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加强了其他学者对拉斐尔观点的支持。 ‍ 最近的研究表明，圣马可珍宝库中的这件小瓷瓶是用于运输易腐货物的普通器皿，而非作为礼物送至威尼斯。研究将其时间范图大致定在10至14世纪之间，来源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徳化的瓷窑。 马可·波罗镀金彩绘木雕像‍ 妈祖坐像（现代） 妈祖身着官袍端坐于銮椅上，双手执圭拱于胸前。头戴九旒冤冠，冠上饰展翅飞乌。面庞圆润，表情和蔼慈祥。銮椅两侧扶手作含珠龙首形。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铜牌 ‍ 元（1271—1368年）铜牌圆形，上饰叶蒂，有穿。正面铸楷体直书四行，自右向左铭文为“公务急速”“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持此夜行”“玄字拾号”。背面自右向左铸波斯文和八思巴文各一行，有释为波斯文与八思巴文联读，其意为“违者杀、必诛灭”；亦有称波斯文与八思巴文各有其意，分别为“持此夜行”“巡牌”，与正面文字对应。 （1951年拆城筑路时出士于扬州南门西城根内侧。） 刺桐海舶（1:50）现代 元朝时，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时，乘坐的刺桐海舶据传是在泉州修造的。这艘船模乃根据史籍记载制作而成。 《东游录》鄂多立克 O.F.M. 这份文件也是取自方济各会的书信报告集。该会修士当时活跃于中国，主要与游牧族群，以及亚美尼亚和拜占庭的基督徒来往，这些人都属于元代中国四大群体中的色目人（中亚人和西方人）。 在方济各会的传教事迹里，1323至1328年间游历中国的鄂多立克修士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著作独特，富纪念价值，且直接证明了西方在13-14世纪中国所留下的足迹。彼时的印记，不仅是偶尔为之或萍水相逢，而早已根植本地。 《广舆图》二卷 元代江西临川地理学家朱思本周游天下，考察地理，并参考魏晋以来的地图籍，以“计量国方”之法，给成全国范田之《與地圆》。此图量被多次葛绘，然至明代已十分需有。惠靖年间，罗洪先以朱图为蓝本，将七尺见方之原图增广分幅，刊成《广贝园》一节，此书以其道产实用而先后被胡松、韩君恩、钱岱、意学濂每人多次改增补。 此书为万历七年（1579年）比公刊本。书前依次为朱思本、罗洪先、胡松（1561年）、徐九県（1561年）、量質（1566年）、韩君思（1566年）、钱岱（1579年）序。正文分二卷，一包具地怠图、两直最及十三布政使司图；卷二包括九边图、洮河等谱边田、黄河、海运、漕运、朗鲜、东爾海夷、西南海真、西城、勿溃、琉珠、日本及华真总图。关计收圆43种。牧之以往猪本，此版总图中增加长城，黄河源改为葫芦形，几处地名因行政沿菲而有所变化，说明文字亦略有增加，如镇岱序中所谓“视旧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来入者入之，图说有来详者详之”。清逼庆四年（1799年）取学派刊本即依此本翻刻。 《马可•波罗游记》拉丁语版本（P）‍道明会修士博洛尼亚的弗朗切斯科•皮皮诺版。（15 世纪）威尼斯马尔恰纳国家图书馆藏 　　马可·波罗时代的最引人之处，是商业上的频繁往来和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威尼斯城虽小，但商业实力却影响周边深远；水乡苏杭的繁菜市集可以推想出社会的富裕；滨海泉州若没有发达的商业，就没有多种信仰交汇于一处的盛景.由点及面，使我们便能想象到那个繁荣和包容的时代。 马可·波罗肖像‍ 我们以马可•波罗和他的旅途所见作为底本，用那个大时代的历史文物作为画笔，勾勒出许多历史城市的画面。地中海的威尼斯、广袤东方的三都、长江水域的苏杭、南方滨海的泉州。这是几座当时的大城市，它们共同反映出了时代的繁荣。 　　马可•波罗的游记是从地中海通往古代中国的道路，而当下的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更应以广博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走向更加繁荣的道路。 　　我们参观后，回顾马可•波罗丰富的人生经历，展览中精美的历史文物，为我们搭建出一个观察和想象历史的平台。直观地感受历史文物，想象那个全球化的恢宏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