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的那些事

小楼听雨

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地名，在上了一定年岁松溪人的记忆中，一定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衙门嘴”。

“小小松溪县，两家豆腐店。衙门打屁股，全城听得见。”“衙门嘴”是松溪老城池的地理中心，坐北朝南，威风凛凛。这里更是千年松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民众或敬仰、或生畏，或欣羡、或仇对，但绝不会是漠然无视的存在。

“衙门嘴”，是一个奇妙的地方。站在这儿往里看，可以看到官场百态，看一个个官员粉墨登场，看一幕幕大剧跌宕起伏；站在这儿朝外看，可以看到世态炎凉，看衙前谯楼的晨钟暮鼓悠悠响起，荡漾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刻刻。

一

“朝廷稽古定制，建都立邑，所以佐治化而通民情者也。”（明嘉靖丁酉版《松溪县志》）

有了都邑郡县，就有了治理这些地方的政务衙门。

衙门一词，历史悠久，是古代官署的一种俗称。“衙”最早见于战国文字，本义是“行进的样子”。《说文》云：“衙，行貌”。“衙门”是“牙门”的讹变转用，古代军队驻扎戍守，主帅或主将的军营前会树立一牙旗作为军门，先秦叫“旌门”或“军门”，东汉时期称之为“牙门”。到了隋唐，“衙门”逐渐成为官府的代名词。至明清时期，衙门更是被广泛应用于描述发号施令的地方。

一部衙门史，千年风云录。

松溪建置始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平县，属建安郡。《晋书》云：“及三国孙吴置建安郡，统县七，户四千三百：建安、吴兴、东平、建阳、将乐、邵武、延平。”东平县存在时间不长，其县域和县治所在地，在明嘉靖《建宁府志》和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均注明“未详”。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松溪县政协主席的郑德渠先生撰文《关于古代东平县的探讨》，论证出东平县即松溪县前身，辖区包括今松溪县全境、政和县东平镇和浙江庆元县隆宫、举水等乡镇，治所在旧松源镇（后称皈伏里，今旧县乡政府所在地）。这一研究成果，现已为学界所公认取证，生生地将松溪建置时间从北宋往前推进了715年！但东平县衙署规制和建筑布局，却未见诸古今文字。

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即南唐保大九年，南唐政权升松源镇为松源县，县治设皈伏里。“松邑自南唐保大以来，营县治，树察院，布按分司府馆，合属衙门，大小相承，网纪不紊，兹用列之，庶后人知所始焉”（明嘉靖丁酉版《松溪县志》）。民国版《福建通志》亦记载：“知县署五代时闽王氏建于皈伏里，以为松源镇。周广顺元年南唐升为县。”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宋灭南唐，迁县治于东关里五斗金，改名松溪县。《建宁府志》亦云：“宋开宝八年，始迁东关里，即今治也。”

从此衙署就在这里立地生根，至今千年。

二

松溪古县衙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其格局依稀可辨。

在清康熙庚辰版《松溪县志》卷首的“城郭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县衙在松溪故城北部，端端正正地坐北朝南。它的东面襟带学宫、文庙、文昌阁，西面携领府馆、圆通堂，就像一位沉稳的上位者，高傲地睥睨着南边的俨然屋舍、市井炊烟。而放眼远处，“湛卢峙其南，蹲狮展其北，七峰左耸，虹亭右列”，端的是风云起处，龙虎生焉。

县衙作为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基层办公单位，有着悠久的历史，鼎盛时期有上千座遍布全国。古代县衙尽管受占地面积、地理形势、财力瘠富、地方民俗及主持建设者的个人意志等因素所制约，但衙署的设置是有规制的，建筑布局和结构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僭越。“顾松源僻壤，在宋为紧，在元为下，有明三百年，其户不过八千七百有奇，口不过三万四千七百有奇”，自然县衙吏员设置和建筑规制就得按“紧县”“下县”的标准，予以低配。明版县志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常钦祖“鼎新改作，一遵钦降法式”，严格遵循朝廷颁布的标准的格式，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明版县志“公署志”用了若大的篇幅，勾勒出县衙的总体规制：“景泰辛未（1451年），知县张绅偕县丞范秉和、主簿吴岱鸠工庀材（注：‌招集工匠，准备材料‌。），中建正厅，后为穿亭、后堂，东为仪仗架，阁西为县库，幕厅建正厅之左，东西翼以六房，以承发（注：掌受发省部及外部文字的官吏）、铺长(注：专司驿站的管理工作官吏）二科附焉。前为仪门、谯楼，县额揭于谯楼之上，左右立旌善、申明二亭。规制焕然。旁为县狱，外为铺舍。”

而从清版县志的“县治图”中，更可以直观地看出县衙的权力秩序和职能布局。此时的县衙明显具有宫殿建筑的影子，其高耸的围墙如同筋骨，为各个功能区域划定了界限，勾勒出层次丰富、严谨有序、院落套叠的空间结构，既塑造了严肃的官府形象，又体现了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主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大门、县堂、二堂、内署，宛如一幅宏大的政务画卷缓缓展开。其中，县堂院落宽广无比，是县衙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诸多公务处理的重任；而内署作为县令及其眷属的生活场所，是整个建筑群中最为私密且尊崇的部分。东西两翼的副轴线体现了“左文右武”的格局，东侧设有县丞衙、土地祠（后改寅宾馆，“至康熙四年，知县重整，即寅宾于此”）、粮署、三宜亭等功能区块，而西侧则布局典史衙、捕署、监狱等与司法治安相关的院落。

县衙是古代地方政治生活的中心，又是司法权力的建构和运作之场所，“决讼断辟”“诛讨暴残”等司法权均要在官署衙门内行使，故而通常会在民众中树立起法律公正、执法严明的官方形象。这些丰富多彩的衙门建筑以及其上的匾额、石刻、楹联，不仅是衙门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戒石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警示景观。

“戒石亭”内遮护着“戒石碑”，石碑上刻的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专给为官者看的，一般用红漆描涂，像是血淋淋的警示，触目惊心。“十六字令”，出自于五代十国后蜀皇帝孟昶所写的《令箴》，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吏治最高目标和理想境界。倘若实现了，“天下何以不清明”。

知县黄金也是这么想的。嘉靖丙申年，在主持编纂明版县志付梓的前一年，他在县衙“后堂欹圮”“整而新之”中，将“在县甬道中，旧制卑隘”的“戒石亭”，“建牌以广其制”。

黄金，江南休宁人，由监生出仕，嘉靖年间任松溪知县。“杜私谒，绝苞苴，遇事英发，区画得宜，修城拓学，建分司创书廨，复湛卢书院，仓庾桥梁之属，莫不葺治，士论称之。又尝修辑邑志。”编纂清版县志的潘拱辰，惺惺相惜，将其功业列入“表见于当时，称扬于后世”的“宦迹”。“立德立功立言”，黄金似乎做得都不错，的确不负“戒石碑”上的警言。

三

修衙，修志，那两年黄金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在县志中一再阐明自己修衙的正当性外，黄知县还把宋开宝八年首建后，县衙的历次修复收录个遍：

“建炎毁于兵燹，绍兴二年，县令林敏元重建。

元至正己丑，达鲁花赤阿思兰虽修治苟完，隘陋不称。

国朝洪武二年，知县常钦祖鼎新改作，一遵钦降法式。

正统戊辰，黄坑寇乱，纵火焚烧，公廨、民舍俱为煨烬。景泰辛未，知县张绅偕县丞范秉和、主簿吴岱鸠工庀材，中建正厅……

正德间，正堂倾颓，知县闵鲁重建。”

到了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知县潘拱辰在修编《松溪县志》时，一如旧例，记录了自黄金以降的历次县衙修缮和重建：

“万历九年（1581年），知县姚应龙复加修葺，谯楼裁低三尺，私衙增建一楼。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县庄日强折废穿亭。三十八年（1610年），后堂复坏，知县刘一灿重建，并盖穿亭，以复旧桥式。

国朝顺治八年(1651年)，谯楼灾，知县高光国重建。康熙四年（1665年），土地祠将颓，知县董良槚复新之。十六年（1677年）衙署朽塌，知县马雄俊重建。二十七年（1688年），知县沈焕拓署旁空址，建箭厅三间，饮射于斯。”

至此，从宋开宝八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的750年间，县衙经历了12次大的修建。“兵燹”“倾颓”“朽塌”，修建的理由无一不是言之凿凿、义正辞约。

如此这般，正是基于“官不修衙”的千古官场规则。

这是因为，维修衙门场所，一则款项繁杂，劳民伤财，容易被百姓举报贪腐，也容易因“骄奢淫逸”被监察官员弹劾；二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再富丽堂皇，自己也是过客一个。做个“卯吃寅粮”的兔子，或者做个只懂“栽树”的前人，都影响了风评和形象，自然是智者所不为。以至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旧衙署因火灾焚毁，时任县长的周必章索性将县政府办公地点一股脑地搬入旁边的文庙。

“松署自经兵革以来，堂庑就倾，垣墉日圮，虽稍有修葺，而堂楼之梁栋全枯，旁舍之榱题尽朽。后人纵欲更新，其奈松民之凋敝何!拱辰莅治再期，有志未逮，循其旧迹，次舍犹为未紊， 掾仍圬垩，聊用补苴。”

潘拱辰的无奈和清醒，跃然纸上。

劝课农桑，兴建水利，修补桥路，整治城池，振兴文教，既保得初心，造福桑梓，又积累政绩，赢得百姓拥戴和考核提升，何乐不为？因而不少贤令，就是这样走进“名宦志”，走进“名宦祠”，走进松溪一方百姓的心灵祭坛。

四

说县衙，是必定要说文庙的。

文庙，是祀奉孔子的地方，也称孔庙（先师庙），又是县学所在地，故亦称学宫、儒学。“各级儒学，早期多先建孔庙，然后即庙建学；或庙学两地，然后合而为一”，《福建教育志》中的这段话给我释疑解惑：这也就是为什么清版县志“城郭图”中文庙和儒学是两个建筑群，而“学宫图”中又将它们合二为一的原因了。

在中国，政与教，官与儒，衙门与棂门，自古就是互通的。对于松溪而言，县衙和县学有如孪生兄弟，一起诞生于宋开宝八年，那个弃旧图新、百业正兴的年份。

这是一个可以让松溪人挺起腰杆的荣誉。《福建教育志》记载：“宋代福建最早建立的官学是松溪县学”，比建州州学早了53年，比浦城县学早了66年!

本来‌文庙和县衙在县城的位置通常是不同的，文庙通常位于县城的东街或东城外，而县衙则通常位于县城的中心位置。但做为“紧县”“下县”，松溪城池实在是太小了。腾挪不开，就并排而坐。松溪在宋时“旧制县无学官，而令（县令）、佐（县丞）皆得兼之，故以管勾学事击御”，县衙的职官编制实在太少了。逃避不了，就微笑面对。于是，办完公务，伸伸懒腰，换换心境，踱步来到隔壁。听完堂下受刑人犯的鬼哭狼嚎，再听听学子们的朗朗书声，不亦乐乎？小心翼翼地批完劳神案牍，再笔走龙蛇地痛斥学子们狗屁不通的文章，不亦乐乎？欣然接受座下学子们敬畏的注目，再回想“昔日龌龊不足夸”的寒窗岁月，成就感顿时弥漫全身，不亦君子乎？

从此，县衙和县学就这样勾肩搭背地端坐在城北的高处，敞开胸怀，静待“薰风南来”。

辟了园子，播了种子，自然就有了收获的时候。67年后的明庆历二年（1042年），永和里举子吴概登上壬午杨真榜，成为松溪见诸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进士。从此，松溪文风大兴，以宋明二朝为最盛。宋建安郡守张叔椿云:“户有诗书，家藏法律”。明代名相杨荣褒扬：“晦庵先生（朱熹）过化之邦，流风遗韵，宛然犹存”。明版县志更是明言:“风俗淳漓，系乎教化，不可执一而论，松为建之属邑，地虽偏小，而士习为最盛”“有明盛时，民生敦庞，习尚俭约，农工商贾各有恒业，乡里多文献之家，学校萃俊髦之士，簪缨之盛，政教之美，盖有迈于前代者。”

县学作为一种公共建筑，具有祭祀圣贤、教化人心、提振文风等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与教育实力。作为朱子过化之地，县志中花了相当多的篇幅，事无巨细地介绍了文庙的释奠礼仪、从祀制度。清版县志的“学宫图”更让我们可以一睹当时学宫的盛况和布局：

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和中心是崇祀孔子的大成殿。左右两庑，奉祀先贤，前有棂门、泮池，另有尊经阁、名宦祠、乡贤祠等。明伦堂是儒学的礼堂，另有教谕衙、训导衙、文昌阁、魁星楼等。

松溪盛产木材，县学都是木构建筑，由于天灾人祸，屡遭毁坏。所幸的是，松溪重文之风盛行，县学的每一次重修，都能得到官吏、乡绅、百姓的鼎力支持。

“官不修衙”，但共修县学则是“农颂于野，民歌于市”的盛事。“古者开设学校之意，在乎明仁、义、礼、智之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伦，视、听、言、貌之则，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序，诗、书、礼、乐之教，数者而已。数者明，然后教化行而习俗美，世务济而太平兴……”，在明正德年间松溪教谕刘纪的《重修儒学记》中将县学的作用说得很明白。再一次重修儒学后，修撰姚涞更是直言无讳地对知县闵鲁赞曰：“美哉，先生之政，兴教也。”

从宋开宝八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的750年间，县学重建修建扩建有23次之多，是修衙次数的两倍。而在清版县志中，以《重建县学记》《新建儒学记》《重建儒学记》等为名的文赋足有7篇之多。和仅存的《重修县厅记》的聱牙佶屈、反复折辨不同，这些妙文俱是文辞藻丽、洋洋得意之作。

“于此见圣贤之流泽未有艾也”，仔细审视古人对县学的维护、修缮，可管窥不同时期人们对儒家文化始终如一的追寻。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信仰中，以木石砖瓦形式存在的文庙屹立千年，成了松溪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家园。

到了近代，风气为之一变。自从清末洋务运动废除科举和新学兴起，以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后，文庙也就逐渐成了尴尬的存在。“县立高等小学堂”“县立初级中学”等新式学校已经取代了文庙，成为了松溪文教的中心。所以，民国27年，县长周必章迁政府办公于文庙，似乎也无可厚非，何况清光绪十三年（1906年），文庙中的魁星楼和养性楼，就已经被划作了“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31年（1942年），由著名华侨胡文虎先生捐建的校舍建成，小学堂又搬迁到了今址，即古文庙的正北邻。

虽然隔堵高墙，却隔不住校园内传来的朗朗书声和清亮钟声。

“斯文在兹”，在这个县城的中心，自千年以降，理学教化的琅琅书声就一直传响不息。凡承平则文风丕显，凡动乱则如缕不绝，它昭示了生命之外的另一种存在，这是比朝朝代代更长久更超然的文化力量。

五

终于是到了“衙门嘴”谢幕的时候。

“衙门八字开”。古时候所有官衙的大门左右，照例要分列两道砖墙，沿门侧呈斜线往左右前方扩散开去，刚巧像个“八”字形状。衙门敞开不闭，砖墙似乎也变作了两扇门板的延伸。衙门前的八字高墙也是无比“尊严”的，凡有需要让百姓知道的“圣谕”、榜文、告示，大多挂在或帖在右面墙上。

解放后，县衙相继成了“人民民主政府”“人民政府”的所在地。人民做了主，自然把“衙门”当了家。“八字墙”已不复存在，但这里依然是县委、县政府的门楼，依然是权威发布所在，时代风云起处。

1985年的一天，松溪县委、县政府张贴出重要告示，告知民众存在千年县衙将被一条20米宽的大道一分为二，并连接大街（原名“直街”，1959年拓宽），与东西走向的“解放街”形成“十字形”的城区干道。

这个消息，并不突然，因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建国后，由于政务需要，主政者把文庙和旁边的中山公园、体育场旧址及周边农田、菜园等，用围墙圈封，形成了南至现“解放街”（原“中正路”）、北至现“实验小学”及对面小巷，东至现“东大路”，西至现“枣岭街”（原为北门城墙边小巷，1969年拆除城墙，拓建为街道）的独立区域，并作为机关单位基建用地，逐渐拆建、加盖各类办公用房，形成了用途各异、功能齐全的建筑群。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本只有半个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城，已经容纳不下松溪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时，松溪县城已经挣脱了城墙的束缚，向北向西拓展延伸，而机关大院横垣于于其间，成为了城市发展之堵，民众心头之堵。

而松溪县委、政府也早就在勾画筹谋，等待打通堵点的时机到来。

1964年，三层砖木结构的政府办公楼和县委大院宿舍楼（坊间亦称“常委楼”）建成；

1981年，县委和县政府主办公楼相继竣工，随即县委、县政府正式分署办公；

1985年，人大政协办公大楼开建。

至此，一直延续至今的五大楼、三大院的格局形成，并为北大街的贯通建设打下了基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终于，立地千年的“衙门嘴”轰然而塌。一条全长317米，宽20米的北大街，贯穿南北，随即外贸公司、广播电视局、科委、新华书店、财政局等单位大楼陆续拔地而起，一个崭新的城市中心施施然地惊艳现身。

六

谈及旧日大院，亦师亦友的文化学者、作家老冯有着很复杂的感怀。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他长期居住在这里，正是传说中的“大院子弟”。

根据我的请求，他一边勾画着记忆中的大院格局，一边娓娓而谈大院中的少年成长记。“那时的院子好大啊，那时的水塘好多啊”“那时的古树好高啊，那时的水果好甜啊”“那时的干部好勤勉啊，那时的领导好亲民啊”，一个“啊”字出口，烟自口到鼻吐纳一次。原来时间并不是无痕的啊，缕缕烟丝如同缕缕情思，虽飘渺，却悠长，忽明忽暗。

虽是不舍，但老冯还是觉得，不同于给花岩溪“加上盖子”的强横和短视，“衙门嘴”的消失是无奈是必然更是谋定而动的决断。毕竟时代的进步，民意的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响往”，是谁也挡不住的。老冯和我一样，对所谓以保护古迹为名，批判必要城市建设的键盘侠是嗤之以鼻的。悖离时代背景和逻辑，去解读历史、评点历史，就是耍流氓。何况，1981年12月的一把大火，将建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松溪人俗称“八角楼”的魁星楼化为灰烬，县衙内的古迹就此荡然无存，只剩得几块残碑躺在县博物馆的某个角落中暗自神伤。

理解是智性，不舍是情怀。

在初冬的暖阳下，我和老冯逡巡于三大院。

县委大院的照壁上，“为人民服务”的五个大字金光闪闪；政府大院的大门前，两棵松树青翠坚挺；“常委楼”的外墙，时光斑驳如昔。在政府旧楼外墙的四周，脚手架林立，此时正进行危楼的改造。据权威人士介绍，正值花甲之年的建筑修旧如旧，并在其中布陈千年县衙的风云变迁后，将以冷崚姿态和锦绣内心，再呈世人的面前。

老冯突然记起，旧老的县衙还是留下念想的。这个念想，却不是陈迹，因为还在生长，郁郁葱葱。

在人大政协大楼后，五株香樟冠盖如云，据说它们始植于明万历年间，和魁星楼的建成同一个时代。生长在县衙内的香樟，较之生长在村野之间的同类，似乎更多了一些雍容大气，雄浑古朴而不失风骨，挺拔伟岸而威严俱在。如今，朱楼坍塌，衙鼓远去，但古樟依然默默坚守，孑然而立，古今兴废，不为所动，看一眼就是繁华如梦，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