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读史】这位正国级眼里的潘汉年冤案

三闲杂谭

我在读党史时，发现有这么一个人，职位并不高，但每每有关键大场面，顶层总会叫他出面穿针引线，打破僵局，他就是潘汉年。

纵观潘汉年一生，他在建国前的主要功绩为：中国左联领导，统战谈判专家，中共王牌特工。

建国初，1954年春节，潘汉年见到老朋友夏衍儿女双双，不禁伤感起来。他怀着内疚之心，终于告诉妻子董慧多年不孕的缘由。原来，早在长征时，他奉命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就在异国做了绝育手术。情报工作如刀尖之舞，他宁可“断子绝孙”，只是妻子却一直蒙在鼓里……

潘汉年这位传奇人物，没有进过国民党的大牢，却在死在文革结束前的黎明。每读一次他的故事，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扼腕与悲愤……

最近在阅读苏维民写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1），感觉书内有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杨尚昆，1926年入党的中共前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官至国家主席，妥妥的正国级。

苏维民，曾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参加杨尚昆主席回忆录的编辑工作。之后，他又应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办公室之邀，陆续将杨尚昆同志在撰写回忆录期间有关回忆录第二册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杂志上陆续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稿汇编成册，取名《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其中有经杨尚昆生前审定、以杨尚昆名义公开发表的《高饶事件》一并放入本书。

这里主要引述以杨尚昆名义公开发表的《高饶事件》中潘汉年冤案的部分。旨在让读者了一下潘案的来龙去脉，以及为什么说这是冤案的事实依据。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南局情报部负责人。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会议临结束时，毛主席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

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均鹤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同胡均鹤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他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

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2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

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

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大都得杀。”语气虽是宽容的，却又给潘的问题再次定了性：实际上已经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

1955年4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除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实际上是追认已经执行的决定）。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苦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甄别平反了一大批建国以来曾经震动全国的冤假错案。还剩下高、饶反党联盟和同它有牵连的饶、潘、扬反革命集团，能否站得住？要不要复查？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是完全搞错了。这一案提出得早一些。1978年底陈云同志刚一兼任重建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就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问题。其实，据我所知，早在1955年4月潘被作为“内奸”遭到逮捕时，周恩来同志曾交代罗青长（时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转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组织个小组，细查解放前潘汉年与党中央文电往还的有关档案，整理出一份实事求是的审查报告上报。

这个小组以罗青长为组长，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为组员。他们经过查档核实：解放前，潘汉年打入日伪内部，利用李士群等情节，中央都知道，而且中央也有过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

中央对潘那时的工作是肯定的。于是，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呈送正式报告，列出潘的7个疑点，建议中央作进一步审查（其实，这不过是“陪衬”，因为既是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后来这些疑点被逐一澄清）。接着，报告针对“内奸”之说列出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发出过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当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

（三）潘向中央提供了战略决策情报：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2.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三条情报在世界情报史上都可以大书一笔——引者注）

（四）组织机密一直没有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日本投降后，中央一度决定要搞武装起义解放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反映可以干。但数日后，毛主席考虑到从当时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即使成功，仍将被迫撤出，急电上海停止武装起义。潘汉年当时是上海行动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这事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而国民党毫无所知。如果消息泄露出去，上海地下党必被一网打尽。潘经管好几部秘密电台，知道很多机密，都没有出事。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党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的问题。

可惜，在当时情况下，这五大反证没有被采取。直到20多年以后，在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的时候，它才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成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

而潘汉年和扬帆本人，早在1976年10月得知“四人帮”垮台喜讯后，立即提出申诉，要求还历史以公正。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党中央于1982年8月正式发出文件，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1983年，党中央对扬帆同志同样作出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

令人痛心的是，潘汉年同志没能等到为他正式平反昭雪的这一天（他于1977年4月含冤去世）。扬帆同志总算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