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金瓶梅》,这部明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被誉为“四大奇书”之首。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地点,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湖北麻城可能是这部奇书的诞生地。</p><p class="ql-block"> 一、金瓶梅与湖北麻城的联系</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与湖北麻城的联系可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文化背景、地方志史、人名、地名、方言等多方面。这些元素的相似性为《金瓶梅》的成书背景提供了有力证据。</p><p class="ql-block"> 1• 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契合:《金瓶梅》中的人物名字与麻城《刘氏宗谱》中的人物名字高度相似,这种契合度不仅体现在人名上,还体现在小说对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麻城的地理位置和明代的社会环境与小说中的描写相符合,为《金瓶梅》成书于麻城提供了佐证。据历史记载,麻城在明代是文化教育的重镇,书院林立,文人荟萃,这种文化背景为《金瓶梅》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p><p class="ql-block"> 2• 历史背景的契合:麻城的历史沿革为《金瓶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背景依托。特别是在明代,麻城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进士、举人辈出,文风鼎盛,为《金瓶梅》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据《麻城县志》记载,明代麻城共有进士58人,举人123人,这些文人的活跃为当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浓厚的氛围。</p><p class="ql-block"> 3•社会环境的影响:麻城在明代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对于商人、手工业者等市井小民的生活描写,与《金瓶梅》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麻城作为商业重镇,其繁华的市井生活、复杂的社会关系,为《金瓶梅》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提供了现实基础。据《明实录》记载,麻城在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迅速,市场繁荣,这与《金瓶梅》中所描绘的商业活动和社会矛盾相符合。</p><p class="ql-block"> 4. 《金瓶梅》中的方言俚语,也足以证明其故事发生地就是麻城。</p><p class="ql-block"> 如方言有“我儿,谁养得你恁乖”“耶嚛”“晚夕”“先头”“落后”“三不知”“阳沟”“维裙”“打个照面”“挖栗暴”“向火”“从新”“你不消说得”“样范儿”“甩了个仰八叉”等等。 </p><p class="ql-block"> 5. 书中人物冠名与刘氐宗谱的耦合。近年来,随着湖北麻城《刘氏宗谱》“补遗”中发现的三张“残页”的披露,为《金瓶梅》的作者及故事人物原型提供了新的线索。这些“残页”中提及的人物与《金瓶梅》中的人物名字高度吻合,多达32位,这种契合度表明《金瓶梅》的人物塑造很可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p><p class="ql-block"> 据“残页”中的《附历代义男妇名目录》记载,刘族姑父丘长孺捐资修建“义冢”的经过,以及“义冢”的自然风貌与存在的历史背景,与《金瓶梅》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目录中提到的孙雪娥、韩爱姐、王六。凸儿等名字,均在《金瓶梅》中找到对应人物。这种地名和人名的对应关系,为《金瓶梅》与麻城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p><p class="ql-block"> 二、金瓶梅作者和跋者与麻城的渊源探讨</p><p class="ql-block"> 1.《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一直是一个谜。然而,根据麻城文史研究者刘明西先生的发现,以及麻城“金学”学者刘宏先生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麻城明代万历间大才子丘长孺。刘宏先生通过对丘长孺的生平、交游圈以及创作背景的大量实据考证,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丘长孺。</p><p class="ql-block"> 丘长孺,字坦之,号长孺,出身名门,其父名齐云(1542-1589),字谦之,若泰或别字,或为号,是明朝湖广麻城人。他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乙丑科进士。丘谦之与梅国桢是同窗好友,并且与欧大任、黎民表、胡应麟、吴国伦、王世懋、李卓吾等人交契。他24岁中进士,随后被授四川富顺知县,后因政绩突出升为户部郎中。万历四年(1576年),丘谦之调任广东潮州知府,在赴任途中经过湖北黄州,遇到了江夏营妓呼文如,并与之相爱。丘谦之年三十八岁即致仕,耽情诗酒,有逸致,刻有《吾兼亭集》、《粤中稿》与《遥集编》。他的诗文作品包括《暮行香山道中》和《至揭阳县》等。丘谦之在政治上曾因言忤势执而被罢官。丘谦之的诗歌风格和生平,以及他与呼文如的爱情故事,都体现了他的个性和才华。丘长孺思想的离经叛道、性格放荡不羁及熟悉官场生活环境与其家庭影响不无联系。</p><p class="ql-block"> 据康熙年间麻城县志记载:“丘坦,号长孺,少有俊才,励志学古,丙午武举会元,征歌学诗,耽情游览,为乡先生。长孺儒雅,风流命世,喜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川之盛。读书如父,‘笑竹蒲之犹系’,挥洒少年场,笑抛千金,笑游南北,笑品惠山泉,笑施义冢,笑选歌妓,笑立名石,笑让美姬。时称‘笑笑生’,与温陵友善,得其心,著书隐其名而传世焉。”刘宏研究认为丘长孺在吴中兰陵寓居十多年,故在其“笑笑生”前贯以原居住地名,其“笑品惠山泉”也说明丘曾到过或居住过吴地。</p><p class="ql-block"> 丘长孺还与当时的文学大家如“公安三袁”等人有着广泛的交往,三袁的“性灵”说,对其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丘长孺与晚明最大的“异端”李贽结有莫逆之交,李贽的反理学、提倡“童心说”的新思想深深影响了丘长孺,并为《金瓶梅》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p><p class="ql-block"> 2. 《金瓶梅》扉页上的廿公跋。《金瓶梅》扉页上的《廿公跋》因其深刻揭示作者著书动机而备受学者关注。跋文中,“廿公”以佛教视角解读《金瓶梅》,认为书中虽描绘人间丑态,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怀慈悲之心著书,不应以俗眼视之。“廿公”还预言《金瓶梅》将冲破世俗偏见,广受欢迎,其推介之词颇具禅宗布道之力。</p><p class="ql-block"> “廿公”身份成谜,但其称《金瓶梅》为世庙时作品,实为故意散布烟雾弹,避免文字狱之祸。据研究,“廿公”即麻城芝佛寺院主持僧无念,俗名熊深有,生于嘉靖二十三年,削发为僧,后重建杵山禅寺,成为江淮禅林一代宗师,“廿公”繁体字“無念”刚好二十笔画。</p><p class="ql-block"> 僧无念虽不识字,却慧根深厚,笃信“心即理,心即佛”,使他悟道有了更广阔的空间。龙潭湖主人周柳塘认为他是得道高人,请他做“芝佛禅院”主持。与“廿公”僧无念交好的“笑笑生”据新发现的《麻城县志》康熙本手稿,证实为丘长孺</p><p class="ql-block"> 明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龙潭湖芝佛寺院落发为僧,僧无念尊李贽为师。丘长孺是李贽的关门弟子,与僧无念亦师亦友,关系十分密切。“笑笑生”与“廿公”的身份终于得以揭晓,为《金瓶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p><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从《金瓶梅》中的麻城元素分析,到作者与麻城的渊源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瓶梅》很可能出自湖北麻城,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是丘长孺。这一发现不仅为《金瓶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解开这一文学史上的悬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p><p class="ql-block"> 三、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和地点</p><p class="ql-block"> 1.金瓶梅成书时间推测</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普遍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大约在嘉靖至万历年间。这一时期,社会渐趋富足,尤其是手工业与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得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商人的经济实力和奢侈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时尚。这种社会背景为《金瓶梅》的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p><p class="ql-block"> 2.地点的推测</p><p class="ql-block">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湖北麻城。《金瓶梅》中的许多地名和与麻城有着密切的关联。《金瓶梅》第八十九回写到人们清明去南郊踏青游玩情景:“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桃花店”“杏花村”唐以前麻城歧亭就有,是至今尚存的古村落,据麻城知情人袁敦文讲:“丘长孺住岐亭街,其后人有一人,人称“丘道人”,住岐亭街西门巷子”。唐代诗人杜牧过此曾写下著名诗章《清明》。而“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早已是麻城人耳熟能详的民谣。此外,麻城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金瓶梅》中描述的情况相符合,这为《金瓶梅》成书于麻城提供了有力的佐证。</p><p class="ql-block"> 四、金瓶梅早期收藏者及传播者与麻城关系</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早期的收藏与传播与麻城有着密切的关系。</p><p class="ql-block"> 据史料记载,麻城刘家是《金瓶梅》早期传播的重要节点。 </p><p class="ql-block"> 一是刘家的收藏与传播:据《刘氏宗谱》记载,刘承禧家中藏有《金瓶梅》的全本,这可能是《金瓶梅》最早流传于世的版本之一。刘承禧的收藏行为,不仅为《金瓶梅》的保存和流传做出了贡献,也反映了麻城地区对文学作品的重视和传播能力。刘承禧作为文献记载最早的全本《金瓶梅》收藏者,与丘长孺有着姻亲关系。刘承禧的父亲刘守有是张居正柄国期间红极一时的锦衣卫缇帅,丘长孺作为刘守有的女婿,对世族豪门生活耳闻目睹,亲历亲为,这为《金瓶梅》中对豪门生活的细致描写提供了现实基础。据《麻城县志》记载,刘家在当时是麻城的望族,其家族成员多有文学造诣,对文学作品的收藏和传播有着重要影响。</p><p class="ql-block"> 二是董其昌的收藏和传播:董其昌作为明代著名的书画家,其书法作品极为珍贵,而他与麻城的联系也颇为紧密。据传,董其昌曾因《金瓶梅》而开怀大笑,这不仅反映了《金瓶梅》在文人中的受欢迎程度,也显示了麻城在《金瓶梅》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董其昌手中的《金瓶梅》抄本是他与一位年轻人的交易中获得的,这位年轻人曾在麻城刘家抄过《金瓶梅》,为了成为董其昌的门生,以《金瓶梅》的抄本作为拜师礼。董其昌对《金瓶梅》的赞赏和传播,使得这部作品在明代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从而为其后的刊印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据《董其昌年谱》记载,董其昌对《金瓶梅》的推崇,不仅在文人墨客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促进了作品的流传和研究。然而,董其昌手中的抄本只有前五十回,后半部分的缺失成为他的遗憾。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金瓶梅》在明代文人中的流行程度,也显示了董其昌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p><p class="ql-block"> 综上所述,从《金瓶梅》中的麻城元素分析到作者与麻城的渊源探讨,再到《金瓶梅》早期传播与麻城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瓶梅》出自湖北麻城,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是丘长孺。这一发现不仅为《金瓶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解开这一文学史上的悬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p><p class="ql-block">附:参考文献文章三篇</p> <p class="ql-block">文一:董其昌与半部《金瓶梅》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海阔天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董其昌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书画家,尤其他的书法,真是“一字千金” ,求他写一个字,是极不容易的。不论年轻的,还是上了点年纪的,只要学书法,都想拜董其昌为师。可董其昌从不轻易收徒,十年八年才千中挑一收下一两个。他收下来的门徒,也不是先教字画,而是让他们去学吹弹歌舞,运气功,再游山玩水,观察风雨雷电,他认为这是入门功夫。然后才三天两天让门徒看自己运气走笔,摄物入字,再让门徒自己去朝夕揣摩。天分不高的人,根本学不上。尽管当时有许多人爱慕董其昌,想拜他为师,但心存畏惧,不敢开这个口。民谣说: “天下神笔董大师,一字能敌连城璧,谁想学他半个字,除非诸葛重转世。”这当然有点夸张,不过没有过人的智慧想做他的门生是极难的,这倒是事实。</p><p class="ql-block"> 有一天,外地来了一个年轻人,冒昧求见董其昌,恳求做他的门生。董其昌不好拒绝,便说: “学字学画,得有揣度人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你要做得到,我就收你为徒。”那人便说:“只要老师吩咐,学生一定做得到。”董其昌说: “我近日心头非常懊闷,你要引我大笑三声,表示高兴万分,笑过之后,你再引我顿一顿足,表示遗憾万分。你能办到么?”那人说:“可以。”于是那人递上一个蓝花细布包袱,董其昌打开包袱,露出一部书,封皮上写着:金瓶梅。那人说:“这是稀世珍品,你读上几回,便知它不同一般的小说了。”董其昌翻开首页,便津津有味地一直读下去,越看越有劲,完全沉醉在书中的奇妙构思和锦绣笔墨之中了。一会儿,他拍着大腿,连声说:“妙文!佳作!好笔墨!”读着,读着,他又高声说:“我平生还没有读过这样好的文章,枚乘的《七发》也要逊色三分了!”这时,他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不止三声。那人连忙跪下叩了三个头,说:“老师在上,徒弟这厢有礼了!”董其昌这时好似梦中醒来,说:“什么?什么?我答应收你做门生么?”那人说:“是啊!老师你已经笑了不止三声!”董其昌放下书,说:“这书太好了,是世上第一等的文笔,我刚才真的笑了!”在场的人,都掩嘴失笑,董其昌才真正明白过来。</p><p class="ql-block"> 董其昌说: “就算我笑过了,你还没有叫我顿足呢!”那人说:“学生不敢,只愿先生高兴,哪敢又叫先生遗憾到顿足的地步呢!先生如果愿意听,学生就把得到这部书的经过向先生禀告吧!”董其昌这天心情特别好,便点头同意。</p><p class="ql-block"> 原来,那人也是一个读书人,因为家境贫寒,学业不能深造,便替书坊描字校版糊口。董其昌的字画,他私下临摹了不少日子,虽学得六七分形似,一二分神似,人称他“董门弟子”,但他并不满足,一心想登门求教,得个真传,只是无缘难 得 拜见。</p><p class="ql-block"> 事有凑巧,有一天,他被麻城的刘家请去抄书,抄 的就是《金瓶梅》。据说这部书是刘家前代传下来的,写书的是山东兰陵一个老者,流落到麻城,寄居在刘家,此人写完书便病故了。他抄着抄着,越抄越觉得这部书不同寻常,便想录个副本,自己留着。他从头再抄一份,只抄到一半,纸已完了。刘家是个精灵鬼,抄书用纸是点数给他的,一张也不肯多给。纸抄完了怎么办?左想右想,只得把自己平日积蓄拿出来买纸,谁知刘家在他抄下半部时,派了两个机灵的书僮日夜守住他,使他没法另抄,他只得老老实实抄完了后半部便告辞了。</p><p class="ql-block"> 说到这里,董其昌便急着问: “那末,你自己留下了后半部没有?”那人说:“没有,现在在老师手中的,只是上半部……”董其昌连忙翻了翻手中的《金瓶梅》,果真只有五十回。便顿了一下足,失声说道: “遗憾!遗憾!”这时,那人立即跪倒在地,连声说:“谢谢老师收留,学生再叩三个头。”董其昌见这个学生果有才智,便收留他为门生了。董其昌收留了这个门生,也不打听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却叫他先回忆下半部书的内容,把它写出来。谁知,这人因贫病交加,到董府的第二天便病倒了,不几天就死了。董其昌在那人死后,更加珍惜起这半部《金瓶梅》来。</p><p class="ql-block"> (本文出自公众号:个人图书馆)</p><p class="ql-block"> 文二: 神秘的“廿公”是谁?</p><p class="ql-block"> 刘 宏</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扉页上有篇《廿公跋》。因为这篇《跋》独具慧眼地说破了作者著书的动机,而能为书作“跋”的人一般与关系密切,非师即友,所以,几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位“廿公”的猜测与研究就一直没停止过。那么,这位“廿公”到底是谁呢?</p><p class="ql-block"> 先请看“廿公”在《跋》中是怎样写的:</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剌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p><p class="ql-block"> 从“跋”的语言文字不难看出,“廿公”是个崇信佛教之人,因为他是以僧人慈悲眼光读《金瓶梅》的。《金瓶梅》看如繁花似锦,却大多为悲剧性人物。“廿公”指出,《金瓶梅》“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是怀“大慈悲”而著书的,切不可以俗眼观之。真可谓一语点醒梦中人。若不是“笑笑生”之师友,又何来如此笔力?只是一不小心,暴露了“廿公”自己披的一身袈裟。</p><p class="ql-block"> “曲尽人间丑态”,所概括的是作品内容。《金瓶梅》确实是一部揭露人间丑恶的书。全书几乎没写一个高、大、上好人,展示的平常的市井生活,揭露的是社会黑暗、人性欲求和妇女们痛苦呻吟;不但没有道学家们所宣扬“天理”的存在和道德至上,还竭力与它唱反调,并用“先师(孔子)不删郑卫之旨”,来证明宋明道学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荒唐。</p><p class="ql-block"> “盖有所剌”,是“廿公”的一个肯定判断,表明它是一剂惩恶扬善、涤虑洗心的良药。“廿公”为“笑笑生”唱赞歌,正说明他们是独立于“宋明理学”主流意识之外,而关注世情、具有“现实风格”的人士。</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自问世,误解颇多,究其原因,是世人皆以“宋明理学”眼光看作品,而不是像“廿公”那样,以释迦“普济众生”的眼光读;以盛行的主流意识读,而不能以自己的头脑读,如同“矮子赶场般,跟在别人后面瞎起哄”(李贽语)。“廿公”的格局与“假道学”们高过几层,将《金瓶梅》与孔子整理的《诗经》相提并论,让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们哑口无言。</p><p class="ql-block"> 孔子生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时代,面对弑君裂国的混乱局面,他每每叹息世风衰微,人心淫迷,而执着地表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奇怪的是他删《诗经》竟保留了郑国卫国的淫声。既已言明:“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又对郑声笔下留情,这表现了孔子极为独特的艺术观和教育观。他认为,所谓淫声,不过是男女说爱之“情声”,反映的是人的本性,不仅无害,还是“可施于礼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显然,“廿公”深刻领悟到了孔子的本意,认为“郑声”与“人间丑态”皆可取到“戒”(教化)的效用。所以,他接着说,“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他坚决否定《金瓶梅》是“淫书”的俗见。他认为,将《金瓶梅》视为“淫书”的人,如同理解不了孔子不删“郑声”的深意,更理解不了作者创作的真正意图,流于鄙俗与肤浅。</p><p class="ql-block"> “特为白之”即“特此声明”。值得注意的是,此句省略了主语,也就是“廿公”自己。“廿公”选用“特”字,将态度表明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也透露出他与“笑笑生”不一般的亲密关系。试想,若不是与作者深交的密友,或连读懂书尚有困难,何敢“特为白之”?事实上,《金瓶梅》面世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士人间掀起了波澜,误解的人不在少数。很有必要澄清真相,表明意图。由“笑笑生”自己辩解,多有不便。如果由与“笑笑生”交好的人来解说,就方便多了。作者有无这样的授权,无从考证。但从“廿公跋”的文字可以看出其“我不说谁说”的担当。其两肋插刀之义正词严,令人叹为观止。</p><p class="ql-block"> 在“跋”的最后,“廿公”还主动为《金瓶梅》当起了推介人的角色。他说:“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当时,《金瓶梅》还未正式刊行于世,只是在士人间笔墨传抄。“流行”一词,已预料到其书必冲破世俗偏见,大受欢迎。用词不但否定了“淫书”的说法,还将“传抄”定为“积功德”之大善事。口气还是“僧人”口气,却让世人翻然醒悟,有一股势不可挡的禅宗布道的力量!</p><p class="ql-block"> “廿公”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世庙”即世宗庙号,指嘉靖;“钜公”即“名士”、“名笔”、超凡脱俗,有肯定作者艺术成就之意。那么,《金瓶梅》明明是“廿公”所在的万历时期的作品,他又为何要说是世宗时的作品呢?其苦衷就藏在“传为”二字当中。原来,他是在故意散布烟雾弹。因为说得近而具体,必会招引人寻根究底,恐怕连他自己也难脱干系。在明朝,因“文字狱”而㦬祸的有很多案例,故而宁说其远,不说其近。只是这一策略,果然效验,误导了读者几百年。</p><p class="ql-block"> “廿公”是谁呢?他就是麻城芝佛寺院主持、李贽的好友僧无念。</p><p class="ql-block">“無念”,繁写体刚好二十笔,而“念”与“廿”同音,时人皆尊称無念师为“廿公”,故在《金瓶梅跋》后著名“廿公”。</p><p class="ql-block"> 僧无念,俗名熊深有,麻城东山(龟山熊铺)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母早亡,削发为僧,遍游诸方,后入杵山(县东南五十里)一破寺,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又四方化缘集资,重建起杵山禅寺。</p><p class="ql-block"> 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旨。僧无念虽大字不识几个,却慧根深厚,如同禅宗五祖,有超常的悟性。僧无念参禅不局限于文字概念,笃信“心即理,心即佛”,使他悟道有了更广阔的空间。龙潭湖主人周柳塘认为他是得道高人,请他做“芝佛禅院”主持,终成江淮禅林一代宗师。</p><p class="ql-block"> 与“廿公”僧无念交好的这位“笑笑生”又是谁呢?笔者虽早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丘长孺是<金瓶梅>作者》一文中论证过,却因时间久远,实证难觅。或是国宝自有天佑,麻城藏家刘明西先生新发现《麻城县志》康熙本珍贵手稿,能充分证明“笑笑生”就是丘长孺,真是功莫大焉!抄录如下,供大家研究:</p><p class="ql-block"> “丘坦,号长孺,少有俊才,励志学古,丙午武举会元,征歌学诗,耽情游览,为乡先生。长孺儒雅,风流命世,喜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川之盛。读书如父,‘笑竹蒲之犹系’,挥洒少年场,笑抛千金,笑游南北,笑品惠山泉,笑施义冢,笑选歌妓,笑立名石,笑让美姬。时称‘笑笑生’,与温陵友善,得其心,著书隐其名而传世焉。”</p><p class="ql-block"> 明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龙潭湖芝佛寺院落发为僧。僧无念尊李贽为师。丘长孺是李贽的关门弟子,与僧无念亦师亦友,关系十分密切。</p><p class="ql-block"> “笑笑生”与“廿公”终于穿过历史迷雾,露出真容。</p><p class="ql-block"> (本文出自樱子漫笔)</p> <p class="ql-block">文三:《金瓶梅》作者是麻城丘长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刘宏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历来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是“《红楼梦》的祖宗”,但是化名“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到底是谁?“金学界”一直众说纷纭。</p><p class="ql-block">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笔者从麻城《刘氏宗谱》《丘氏宗谱》和《麻城县志》中发现,大量的历史资料与《金瓶梅》有关。于是又乘兴研究了李贽的《焚书·续焚书》、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及“公安三袁”、冯梦龙等人的相关著作与文献,都集中有力地证明了《金瓶梅》作者就是麻城才子丘长孺。</p><p class="ql-block"> 特别是2019年10月,知名作家金仕善先生得知刘明西收藏有《刘氏宗谱·补遗》三张残页,我和金仕善刘明西李文涛等人通过进一步比照研究后一致认为,这是研究《金瓶梅》及其作者究竟是谁的一份极其珍贵文献:它以铁的证据将《金瓶梅》的作者指向了麻城人丘长孺。现将已发表过论文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p><p class="ql-block"> 第一,丘长孺的另类思想与《金瓶梅》反“名教”、反“理学”的“异端”倾向高度一致。</p><p class="ql-block"> 晚明社会最大的“异端”是寓居在麻城的李贽。万历十三年,丘长孺与李贽结为“莫逆之交”。乡人称丘长孺为败家子,李贽却称他是“麟凤芝兰”。丘长孺与李贽有十多年在一起“下楗读书”,一同研究《水浒传》《西厢记》等小说、戏曲,他们并肩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假道学家公开论战。李贽思想的烛照,为丘长孺写《金瓶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金瓶梅》“横空出世”,绝非偶然。</p><p class="ql-block"> 第二,丘长孺玩世不恭、不拘礼俗、放荡形骸的生活方式与《金瓶梅》反复古、倡导“童心说”、写真情的“性灵派”的主张契合无缝。</p><p class="ql-block">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于万历二十年赴麻城龙湖拜李贽为师,与丘长孺结一见而定终身之好。从此,丘长孺与“公安三袁”关系密切,成为“性灵派”的骨干中坚。“公安三袁”皆称丘长孺“非寻常公子”、“风流才子”。袁宏道还称道:“屈指俊人,首小修,次长孺。”在历史文献中“三袁”推介《金瓶梅》最为多见。而事实上,袁家三兄弟也是《金瓶梅》创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金瓶梅》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与李贽、“公安三袁”、冯梦龙等“朋友圈”的大力协助密切相关。</p><p class="ql-block"> 第三,丘长孺与苏州名伶白六生的爱情悲剧,和他虽然是“才子”“俊人”“尤工诗字”却“文试不偶,乃投笔为游击将军”的曲折人生,决定了他的《金瓶梅》是发愤之作。</p><p class="ql-block"> 该书之所以署名“兰陵笑笑生”,是因为丘长孺寓居吴中兰陵十余年。他出入青楼,沉迷南曲,不但与潘之恒、张凤翼兄弟等戏曲名家交好,还与名伶伎女相往来。而丘长孺与苏州名伶白六生的爱情悲剧,又是他发愤而著《金瓶梅》重要的触发点之一。白六生就是《金瓶梅》中李瓶儿的原型,她们连生卒时间也完全一致。《金瓶梅》的“干支”纪年都以李瓶儿生卒为年月为“时间标杆”,而李瓶儿的生卒年月,又是以的白六生生卒为“时间标杆”。所以白六生是李瓶儿形象创作的重要原型之一。丘长孺与白六生的爱情悲剧被完整记载在冯梦龙的《情史•丘长孺》和潘之恒的《亘史钞•纪百六诗》中。丘长孺写《金瓶梅》有其独有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与思想基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四,丘长孺与《金瓶梅》的收藏者刘承禧是姻亲,与《金瓶梅》的早期抄藏者都有密切关联系。</p><p class="ql-block"> 究其原因,是传抄者基本为袁宏道“葡萄社”社员,而其中大多又是李贽崇拜者,是“童心说”的忠实信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套《金瓶梅》的早期收藏者麻城刘承禧是锦衣卫大金吾刘守有之子,还是丘长孺的亲姐夫和妻兄(两家俗称结“鸳鸯亲”)。刘承禧是明代著名收藏家,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p><p class="ql-block"> 第五,丘长孺是《金瓶梅》的作者,有了最新最直接的证据——《刘氏宗谱·补遗》残页。</p><p class="ql-block"> 史学研究爱好者刘明西新近发现的三张“补遗”残页,清楚地记载了丘长孺出资为刘家仆隶购置墓地的义举。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补遗”上列有《金瓶梅》中诸多人物的名字:孙雪娥、韩爱姐、王六儿、郑爱月、重喜、冯金宝、桂姐、桂青、应花子、花子书、李平(瓶)、宋惠莲等。“补遗”的内容能充分证明《金瓶梅》是有其创作原型的,还能证明它是“谁写的”和“写谁的”等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p><p class="ql-block"> 第六,《金瓶梅》中的方言、地名、人名、风俗人情等,也足以证明其故事发生地就是麻城。</p><p class="ql-block"> 如方言有“我儿,谁养得你恁乖”“耶嚛”“晚夕”“先头”“落后”“三不知”“阳沟”“维裙”“打个照面”“挖栗暴”“向火”“从新”“你不消说得”“样范儿”“甩了个仰八叉”等等。《金瓶梅》第八十九回写到人们清明去南郊踏青游玩情景:“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桃花店”“杏花村”唐以前麻城歧亭就有,是至今尚存的古村落,唐代诗人杜牧过此曾写下著名诗章《清明》。而“三里桃花店,五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里有美人”,早已是麻城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另外,麻城关于后赵石虎的故事,《金瓶梅》中也有涉及。这些事实,不正是作者为后人解码《金瓶梅》留下的一把钥匙吗?</p><p class="ql-block"> 《金瓶梅》是丘长孺为世界留下的一部奇书,也是留给我楚黄的一笔宝文化遗产,当组织精英力量研究和开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 此文见樱子漫笔、麻城文韵阁)</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