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雨轩书话：读汪曾祺散文《新校舍》和《跑警报》(604#)

昨夜星辰

2024~12~16日12:37~12:54分制作于深圳

书话：读汪曾祺散文《新校舍》和《跑警报》

曾建开/文

2020年10月29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十三日)，星期四。

　　晚6：44－8：24分，我到县新华书店读书，期间于晚6：55分进店，晚8：09分离开书店。今晚我在书店续读《汪曾祺散文》一书，所读为《新校舍》（P31－P37页）、《泡茶馆》（P38－P45页）、《跑警报》（P46－P52页）。在晚7：41分时，我感觉到自己要咳嗽打喷嚏了，便赶紧跑出书店。后来一看手机时间还早，于是我又回到了书店。不过我再没有回到阅览桌前，而是坐在书店搁楼板楼下面的书架前继续读《跑警报》一文（书架前面有一矮圆凳）。

《新校舍》一文，汪曾祺先生撰于1992年7月5日。读到这篇散文的最后一行时我想道：1992年7月5日这一天我在干什么呢？要回去查阅一下。查阅我1992年的台历，这一天是星期天，我一个字未记，现在已不知那天我干了什么。那时我担任万龙山垦殖场副场长和常务副乡长，并负责联系万龙山垦殖场电器厂。

在《新校舍》一文中，汪先生记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还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

　 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文中这些大教授们上课的风格各异。不过，“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学生的学业怎么完成？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也许，刘先生上课就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的故事，或是讲《许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故事去了呢。

唐兰先生讲课也是很马虎，读了此文，不免会使现在的读者怀疑他不学无术。其实若果作如此想，则大谬也：

“唐兰（1901—1979年），字立庵、立盦，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民国初年卒业于商业学校，曾学医、学诗词，复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遂发愤治小学，先研读《说文解字》，后渐及群经。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著《说文注》四卷，后渐致力于青铜器款识及甲骨文字研究，曾直接受教于罗振玉、王国维，并获称赞。30年代初，授课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至京，代顾颉刚先生讲《尚书》于燕京、北京两大学，后讲金文及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先生讲甲骨文字，并应聘在师范、辅仁、清华、中国诸大学讲授古文字学及诗、书、三礼。

“1936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日寇侵华，北平沦陷，辗转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后方研究条件很差，但先生授课之余仍坚持不懈进行学术研究，成果迭出。1940年任中文系教授，同时任西南联大中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先生继续担任北大教授，代理中文系主任。其40年代所著《中国文字学》一书，曾礼先生评价'是在掌握新资料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理论更严密的、方法更科学的文字学体系的一部代表作品'。'他提出的文字学理论，对于使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对文字改革也付出了很大精力。”

（以上摘引自故宫博物院网站对唐兰先生的介绍）

《跑警报》一文中写道：　　　

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轰炸已毕，人们就轻松下来。不一会，“解除警报”响了：汽笛拉长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络绎不绝地返回市里。也有时不等解除警报，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飞机不会来。在野地里被雨淋湿，可不是事！一有雨，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说那位报告预行警报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见有女同学来，就递过一把。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大概是上了吴雨僧先生的《红楼梦》的课，受了影响。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这些伞，等雨住后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再归还原主的。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汪先生在文中说，那位专爱给女生递雨伞的侯姓联大同学“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淘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　

　 读完上两节文字，我脑海里就蹦出来一副对联：

　　　　着意寻金靠推理；

　　　　热情递伞怪研红。

　　　　

有意思的是，侯生的老师吴雨僧这个名字中有个“雨”字，可与“伞”产生联系；两次拾到金戒指的那位研究生的导师金岳霖这个名字中有个“金”字，可与“戒指”相联系。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