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朝代之–东汉

香滨墨客

文/李恒(香滨墨客)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继西汉之后的又一大一统中原王朝，历经八世共十四位帝王，享国祚一百九十五载，与西汉并称为两汉。东汉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更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

新朝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烽烟四起，宗室刘秀乘乱而起，承袭“汉”之国号，定都于洛阳，史称东汉。他以非凡之智勇，平定了四方割据势力，实现了天下的再次统一。

刘秀即位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如设立台阁制、推行度田令等，这些举措极大地巩固了皇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开创了著名的“光武中兴”。

明帝、章帝相继执政，期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史家誉之为“明章之治”。这一时期，东汉不仅在内政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对外关系亦有所拓展，国力日益强盛。

至和帝年间，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贵霜帝国，迫使匈奴西迁，并重新控制了西域地区，甚至与遥远的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联系，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首次正式交流。此时的东汉达到了国力的巅峰，被誉为“永元之隆”。

然而，到了中后期，政权逐渐落入女性之手，先后有六位皇后临朝听政。特别是邓太后，她以女性的身份亲自治理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措施，恢复了社会秩序，赢得了“和熹盛东汉”的美誉。

但好景不长，安帝亲政后，朝政日渐腐败，国势开始衰落。顺帝虽尝试通过推行“阳嘉新制”来振兴东汉，但效果有限。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党锢之祸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地方豪强纷纷拥兵自立，为后来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军阀割据序幕。董卓死后，汉献帝返回洛阳，不久又被曹操迎至许昌。220年，曹丕废黜汉献帝，正式宣告东汉灭亡，开启了三国时代的新篇章。

东汉继承并发展了西汉的政治体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得东汉在经济、文化及科技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超越前朝的辉煌成就。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形成、汉服的定型、夜市的兴起……这一切都见证了东汉文化的繁荣与创新。

此外，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邓绥倡导男女同校教育，张衡发明了地动仪与浑天仪，许慎编纂了世界上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顺帝则初步探索了科举制度的雏形，而印刷术也在这一时期初现端倪。史学家司马光曾高度评价东汉：“自三代之后，风俗教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国号

刘秀身为汉室宗亲，承袭了“汉”的国号，建都于洛阳，因洛阳位于西汉旧都长安之东，世人遂称其为“东京”。东汉一词，即由此而来，后世亦称其为后汉。而季汉（蜀汉）政权则尊称东汉为“中汉”，寓意为汉朝的中兴之世。



图为东汉开国皇帝 汉世祖·汉光武帝·刘秀

历史

新末大乱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如火山般喷薄欲出。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意图通过颁布“王田令”、“私属令”等新政来缓和社会矛盾。然而，他的改革触动了大豪强及上层官僚的利益，遭遇强烈反对。加之改革理想化、盲目崇古，最终适得其反，加剧了社会矛盾。新朝末年，水旱灾害频发，终于在天凤年间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一时间，四方响应，天下大乱。这场由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救式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曾任职于济阳县和南顿县县令。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新朝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在舂陵起兵，组建“舂陵军”。

王莽地皇四年（23年），刘秀在昆阳之战中重创新莽大军，标志着新莽军事力量的崩溃。同年，绿林军攻陷许昌，王莽被义军所杀，新朝覆灭。更始帝刘玄迁都洛阳后，派遣刘秀前往河北镇抚州郡。刘秀击败王郎，赢得河北豪强地主的支持，逐渐在河北站稳脚跟。

此后，刘秀不再听从更始政权的命令。同年秋天，他迫使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投降并收编，逐渐自立门户。不久，刘秀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

东汉建国

更始三年（25年）六月，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史称建世帝。同月二十二日（25年8月5日），刘秀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位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汉世祖光武帝，改元建武。当时关西地区称他为铜马帝。

刘秀定都洛阳后，将南阳设为陪都，并开始东汉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盘踞关中的赤眉军、割据陇右的隗嚣以及盘踞西蜀的公孙述等大小数十个割据势力。

经过十一年的东征西讨，刘秀终于在36年扫灭了最后一个割据势力——成家帝公孙述。至此，历经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中国再次归于一统。

图为汉建世帝·刘盆子

光武中兴

刘秀深谙西汉末年权臣干政、外戚篡国及地方权重的历史教训，决心强化中央权威。他首先着手整顿吏治，增强中央集权，防止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秉持“柔道治国”的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多数开国将帅得以安享优厚待遇，而不涉足政坛。当时能参与朝政的功臣仅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他们亦深知刘秀的心意，主动解除兵权，潜心儒学，以示忠诚。

刘秀对其他大臣则更为警惕，多位大司徒因种种原因遭到打击。伏湛因事被罢官，韩歆因刚直不阿被迫辞职，最终含冤自尽；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亡，史称“自此大臣难居相位”。

对于宗室诸王及外戚，刘秀的管控更为严格。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重申西汉时期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结交宾客，结党营私。建武五十二年（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导致数千人因此丧命。汉明帝继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甚广。

建武二年（26年），刘秀下令整顿吏治，设立六名尚书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他一方面继续剥夺三公的职权，使全国政务皆经尚书台，最终由皇帝总揽；另一方面，加强监察制度，提升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同时，他下令合并400余县，减少官员数量至原来的十分之一。

刘秀还高度重视生产与民生的恢复与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30年），他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减轻了东汉初期的封建租赋和徭役负担。他先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得以回归平民身份，重返农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他还清查土地，重新制定税制，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在他统治的时期，遭受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迅速恢复，人口与垦田面积显著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经过“光武中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文化进一步繁荣，太学林立，学术氛围浓厚。然而，各地豪强控制大量土地及农民，建立大型田庄，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甚至拥有私人武装，这成为社会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图为强项令董宣

明章之治

光武帝驾崩后，汉明帝登基，承继大统。他派遣窦固、耿秉率兵远征北匈奴，汉军直抵天山，大破呼衍王，斩敌首千余，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并占领伊吾。由此，西域诸国纷纷遣子入朝侍奉，次年，朝廷复设西域都护府，使“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然而，不久之后，焉耆、龟兹两国再度反叛，攻陷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即位后，鉴于西域战事频仍，不愿因边疆纷争而劳民伤财，遂撤回都护。

永平十二年（69年），地处今云南、缅甸北部的哀牢国举国归附东汉，明帝遂在其地设立永昌郡。哀牢之地，东至哀牢山，西抵缅北敏金山，南达今西双版纳南境，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哀牢国的归附，不仅巩固了东汉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也为中原王朝向西南方向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佛教在西汉末年已悄然传入中国。明帝听闻西域有神，名为佛陀，遂派遣使者前往天竺求取佛经及僧侣，并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此举不仅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启了新篇章。

明帝治下，政风清廉，社会安宁。他多次颁布诏书，招抚流民，将郡国公田分赐给贫困百姓，提供种子和粮食，并积极兴修水利设施。史书记载，当时民众安居乐业，人口逐渐增长。据记载，光武帝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章帝末年，人口已增至4300多万。

明章二帝在位期间，遵循光武帝刘秀的遗志，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多次下令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困民众，共九次；修治汴渠工程顺利完成，消除了自西汉平帝以来黄河、汴水的决堤之患；经营西域，切断了匈奴的右翼，恢复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的设置。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这一时期被誉为“明章之治”。

汉章帝时期，虽然开任用外戚之先河，但总体上仍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图为汉明帝·刘庄

图为洛阳白马寺

图为汉章帝·刘炟

永元之隆

汉章帝龙驭上宾之后，幼主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其养母章德窦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听政，尊奉自己的母亲沘阳公主，重用兄长窦宪等宗室成员，一时之间，窦氏权倾朝野，专横跋扈。

图为章德窦皇后画像

永元四年（92年），窦太后的密友邓夫人与宠臣郭举密谋弑君，汉和帝闻讯后，迅速联合忠心耿耿的大臣丁鸿等人，发动政变，一举铲除窦氏及其党羽，自此亲政，励精图治，勤勉治国。他不仅北伐匈奴，使其远遁漠北，还派遣大军征讨西域，平定了五十余国，令远在西亚的条支、安息等国纷纷遣使朝贡，甚至远在四万里之外的海滨诸国亦慕名而来。汉和帝派遣使者甘英远赴大秦（罗马帝国），虽未能抵达罗马本土，却已至地中海东岸，实现了东西方文明的首次直接接触。此外，他还册封鲜卑大都护，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版图，使得东汉国力空前强盛，史称“永元之隆”。

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中，汉和帝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决心，不仅巩固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更拓展了疆域，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开创了一个盛世的局面。时人赞曰：“冠斯往代，奄有万国。”这不仅是对汉和帝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东汉王朝在这一时期所取得成就的高度评价。

图为汉和帝·刘肇

图为汉殇帝·刘隆

元兴元年（105年），东汉疆域辽阔，垦田面积达七百三十二万余顷，人口总数逾五千万。这一时期，国家富庶，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和熹盛治

汉和帝驾崩后，和熹皇后邓绥升任皇太后，先后扶持汉殇帝、汉安帝登基，以女性之身执掌朝政长达十六载。“称制终身，号令自出；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邓太后在位期间，虽天灾频发，外有四夷侵扰，内有盗贼作乱，但她始终心系苍生，夜不能寐，亲自节衣缩食，以赈济灾民；对外则重振军威，收复乌桓、鲜卑、南匈奴，平定海盗，拓土开疆，新增领土一千八百四十里，使天下复归安宁，年丰物阜，时人赞颂其“兴灭国，继绝世”，苏辙亦誉之为“和熹盛东汉”。

邓太后不仅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在文化教育方面亦多有创举。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纸墨，为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以公车特招张衡入朝，支持其研制浑天仪、地动仪等先进科技设备。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创先河，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堂，此举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思想领域，邓太后倡导理性思维，坚决反对鬼神迷信，下令废止所有不合实际的祭祀活动，明确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这些举措对于破除愚昧迷信、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文化层面，邓太后重视学术研究，命令许慎等人前往东观校正文字，最终促成了《说文解字》这部世界首部字典的诞生，为后世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政策上，邓太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推行“半钱半谷”的工资发放制度，既保证了官员的生活需求，又促进了货币流通；同时，她还组织将北方受灾民众迁移至江南地区定居，有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图为和熹皇后邓绥画像

图为汉孝德皇帝–刘庆漫画(遗憾的是实在没有找到刘庆的相关图片)

安帝中衰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驾崩，汉安帝始亲理朝政。然而，亲政之初，安帝便屡屡侮辱贤良大臣，使奸佞之辈得以登堂入室，东汉王朝自此显露出衰败之兆。安帝又纵容乳母王圣揽权，其女伯荣倚仗宠爱，竟僭越使用天子礼仪，时人叹曰：“伯荣之威，重于陛下。”中常侍樊丰与王圣狼狈为奸，密谋废黜太子刘保，排挤并陷害太尉杨震，一时间，“天下纷然，怨声载道”。

图为汉安帝·刘祜

汉安帝驾崩之后，其皇后阎姬晋位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拥立北乡侯刘懿登基为帝。她果断翦除了耿氏外戚的势力，将汉安帝所倚重的宦官樊丰、周广等投入大牢并处决，同时将汉安帝的乳母王圣及其女儿流放到雁门。阎太后继而提拔重用阎家亲族，使得阎氏外戚独揽朝政，权倾一时。

图为东汉时期全图

图为汉少帝·刘懿

汉顺中兴

北乡侯刘懿即位不过二百余日，便因病驾崩。乳母宋娥联合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一举铲除了依附于阎氏外戚的宦官江京等人，拥立废太子刘保登基，史称“汉顺帝”。阎氏外戚悉数伏法，一时之间，朝野上下皆为之振奋。

汉顺帝即位之初，整顿朝纲，严惩宦官及其党羽，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及多位中常侍或遭贬黜或被处决，朝廷风气为之一新，天下为之欣然，国家逐渐步入正轨。

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汉顺帝采纳左雄的建议，推行“阳嘉新制”，对察举制进行了重大改革：限制察举年龄、引入考试机制、进一步明确人才选拔的标准。此举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世选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阳嘉新制虽仍属察举制范畴，但已触及其极限，预示着科举制度的雏形正在形成，经魏晋南北朝的积累，至隋唐时期最终演变为成熟的科举制度。

尽管汉顺帝是由宦官拥立，但他却坚决限制宦官势力，打击外戚干政，其统治时期被誉为“东汉中兴之时”。顺帝朝政清明，士人积极献策，纷纷上书言政，旨在挽救国难，重建地方吏治。如当时地方长吏、二千石官员常以“义钱”之名向百姓征收赎罪金，名义上用于赈济穷人，实则成为地方官吏敛财的手段。虞诩上书顺帝，建议恢复永平、章和时期的政策，指出：“回顾永平、章和年间，州郡以走卒钱借贷给贫困之人，司空严查此事，州郡及县官皆因此被免职。如今应当遵循先例，废除这种临时措施。”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严厉责备各州郡，最终废除了谪罚输赎之制。因此，顺帝推行的改革被视为当时士人重建吏治的典范，堪称得当。

图为汉顺帝·刘保

梁氏专权

建康元年（144年），汉顺帝驾崩，其皇后梁妠临朝称制，先后拥立汉冲帝刘炳、汉质帝刘缵、汉桓帝刘志，三度临朝听政。梁太后宵衣旰食，勤于政务，倚重贤能，委任太尉李固，将宦官悉数驱逐，一时之间，“天下咸望遂平”。她提拔忠良，倡导节俭，严惩贪官污吏，调兵遣将，平定了内外盗寇，使“海内肃然，宗庙安宁”。

然而，梁太后未能有效约束外戚，其兄梁冀权倾朝野，达到了外戚权力的顶峰。汉冲帝、汉质帝皆受其控制，汉质帝因言辞无忌而遭毒手，随后汉桓帝登基。梁氏一族的专权，为东汉后期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图为高冲帝·刘炳

桓灵党锢

159年，汉桓帝与宦官联手，一举铲除了以梁冀为首的外戚集团，巩固了皇权。然而，桓帝却将五位宦官同谋者封侯，史称“五侯”，自此宦官干政，其腐败程度远超外戚，引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士大夫与外戚结盟，共同对抗宦官，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党锢之祸。

汉桓帝驾崩后，窦妙成为太后，迎立汉灵帝刘宏，临朝听政。她委任贤臣陈蕃与窦武，广纳天下名士，共商国是，一时之间，“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然而，窦太后不久便放纵宦官，导致女尚书与宦官“并乱天下”。陈蕃与窦武密谋铲除宦官，但计划泄露，二人遭诛，窦太后亦被迁往南宫。

汉灵帝亲政后，诛杀了专权的宦官侯览、王甫，一时间朝野为之振奋。灵帝还刻印《熹平石经》，为儒经提供了定型文本，推动了印刷术的雏形——“拓印”的问世；创办了世界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鸿都门学”，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开创了世界教育史上的新篇章。在科技方面，灵帝引进“胡床”（凳子），改变了汉人跪坐的习惯；任用毕岚发明了引水洒路装置“渴乌”，有效降低了道路扬尘率。然而，灵帝听信宦官谗言，再度掀起第二次党锢之祸。直至黄巾起义爆发，党锢才得以解除。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无力平叛，被迫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然黄巾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地方州郡长官因此拥兵自重，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188年，刘焉提出改部分刺史为州牧，使刺史成为一州军政的长吏，州郡县三级行政建制由此形成，为东汉末期的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

189年，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意图铲除宦官势力，但遭到何太后的反对。士大夫领袖袁绍建议何进请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但计划泄露，宦官先发制人，杀死了何进。袁绍闻讯，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了血腥屠杀。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最终在追兵到来时自杀身亡。董卓率军抵达洛阳，外戚与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趁机控制了中央政府。

图为汉质帝·刘缵

图为汉孝穆帝(尊封)·刘开漫画(遗憾的是实在没有找到刘开的相关图片)

董卓为了一己私欲，废黜了汉少帝，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此举不仅动摇了朝堂根基，更令天下哗然。190年，汉少帝与何太后惨遭董卓毒手，汉室宗庙为之哀恸。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长安，其暴政令百姓苦不堪言。

董卓的暴行激起了中原诸路豪杰的义愤，他们纷纷举兵讨伐，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然而，关东联军内部纷争不断，最终未能成事，董卓得以继续把持朝政，东汉王朝的权威一落千丈，军阀混战的局面由此拉开序幕。

各地军阀为了扩张势力，相互征伐，中央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192年，王允联合吕布，密谋刺杀董卓，董卓之乱暂告一段落。然而，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害，汉室再度陷入动荡。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的暴政引发了中原诸侯的强烈反抗，他们以讨逆为名，结成关东联军，誓要铲除董卓。然而，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最终未能形成合力，董卓趁机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东汉王朝的衰落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汉献帝虽在位，实则形同虚设，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

195年，李傕与郭汜因争权夺利而爆发内斗，汉献帝刘协趁机逃离长安，回到洛阳。然而，洛阳早已残破不堪，汉献帝陷入困境，朝中大臣束手无策。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至许昌，借天子之名号令天下，逐步掌控了朝政大权。曹操的崛起标志着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终结，也为他日后建立曹魏奠定了基础。

220年，曹丕废黜汉献帝，自立为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魏”，史称“曹魏”。东汉至此宣告灭亡，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三国时代。

图为汉桓帝·刘志

疆域

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真番郡与临屯郡并入乐浪郡及玄菟郡，至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岭东之地被弃。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珠崖郡与儋耳郡的放弃，使得汉朝失去了对海南岛的统治。交州日南郡象林县在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被林邑割据，独立于汉朝之外。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归附，被安置于河套地区，并于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设立匈奴中郎将，监护南匈奴降部。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部落内附，迁徙至北部各郡之北，同时设置乌桓校尉，监护乌桓并兼领鲜卑。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归附，汉朝在其地设立永昌郡，西南疆域扩展至大盈江一带。至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彻底平定，西境直达海滨。

图为董卓

行政区划

州部

司隶校尉部（治雒阳）、

徐州刺史部（治邳县）、

青州刺史部（治临淄）、

豫州刺史部（治谯县）、

冀州刺史部（治高邑）、

并州刺史部（治晋阳）、

幽州刺史部（治蓟县）、

兖州刺史部（治昌邑）、

凉州刺史部（治姑臧）、

益州刺史部（治雒县）、

荆州刺史部（治汉寿）、

扬州刺史部（治历阳）、

交州刺史部（治龙编）、

西域都护府(它乾、柳中)、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又分凉州置雍州刺史部。至东汉灭亡，全国有十四州。

图为汉孝元帝·刘淑(尊封)

地方官制

东汉的地方行政体系，相较于西汉，在郡县两级大体保持了一致性，然而郡的重要性与权力却显著减弱。而在州这一层级，东汉则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州成为了凌驾于郡之上的地方行政单位，标志着从郡县制向州郡县三级制的过渡，这一制度直至隋朝“废郡”方告终结。东汉将京师洛阳以外的疆域划分为了十二个州，每一州均派遣一名刺史作为最高长官。此外，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东、河南、河内、弘农七郡被纳入司隶校尉的管辖范围，称为司隶部。司隶校尉虽为京官，其主要职责在于监察京城内的官员违法乱纪行为，其地位显赫，甚至能够影响三公的去留，因此被誉为“雄职”。每逢朝会，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三人享有独立席位，称为“三独坐”。司隶校尉的俸禄为二千石，麾下设有从事、假佐等属官，并统领一支由一千二百名奴隶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存在使得司隶校尉的官名得以流传。

图为东汉孝仁皇帝(尊封)·刘苌

诸州沿西汉汉成帝制度，设州牧一人，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42年）改刺史，秩六百石。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年），再改州牧，秩二千石。东汉刺史有固定的驻地和官署，纠劾所部太守县令不必如西汉制度上三公按验，可以直接罢免之。改州牧后，兼领军政，位高权重，有点类似于唐朝的节度使，而管辖地域的广阔，又不是节度使所可以相比的。与西汉相同的是，刺史也要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年终回京复奏。不过东汉的刺史不必亲自回京，而是派遣属吏向司徒府报送文书而已。

东汉共设郡国一百零五：王国二十七，司隶部属郡七，列郡七十一。除司隶部所辖七郡外，王国与列郡均分隶诸州，其中豫州领郡国六，冀州领九，兖州领八，徐州领五，并州领九，幽州领十一，青州领六，荆州领七，扬州领六，益州、凉州各领十二，交趾领九郡。

东汉制度，皇子封王，以郡为国。每国置傅、相各一人。傅主王府事，职如汉朝的太傅；相如郡太守，主政务；相有长史一人，职如郡丞。另置中尉一人，秩二千石，职如郡都尉，是主管军政、缉捕盗贼的军官。

王府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职务和汉朝的郎中令相类似，主管王府的大夫、郎等；仆一人，秩千石，负责王府的车马训练与驾驭；治书数人，秩六百石，职如尚书；谒者数人，秩四百石，职务是奉王命出使；另有礼乐长、卫士长、医工长、永苍长、祠祀长等，秩皆比四百石。

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只有河南郡因京师所在，长官称河南尹，位比九卿，秩中二千石。诸郡各置丞一人，位次太守，秩六百石，负责民政事务；边郡另置长史一人，秩六百石，负责军政事务。长史之下有司马一人，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东汉内地不设郡都尉，以太守领兵。边郡置都尉或属国都尉领军并辖县，地位略与内地较小的郡相仿。如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置西河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永和十五年（105年）置辽东西部都尉；汉安帝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等。

东汉的县级地方建制与西汉相同。列侯以县为封地则称侯国，侯国置相一人，相当于县令或县长（以侯国大小为异），相不隶属于列侯，但负责为列侯征收租税。封国户数在千户以上的，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是侯府官，不管理民政；不满千户的，只置庶子一人。东汉的侯另有乡侯、亭侯，所封之地各为一乡、一亭，这样的封地辖于所在县，与乡、亭相等。皇后、皇太后、公主的封地称邑，置令、长，邑的体制与侯国相当。少数民族聚居地设道，隶属于郡，多设于巴、蜀等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道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一人，秩千石；县丞一人，掌民政、文书、仓库；县尉二人，掌治安。万户以下的县置县长一人，秩三百石或四百石；县丞、县尉各一人。东汉诸县出产盐的，置盐官，负责管理盐场、盐矿，征收盐税。出产铁的县置铁官，负责冶炼、铸造。在手工业发达的县置工官，负责管理工匠、征收工商税赋。在水产发达的县置水官，负责管理渔场、征收税赋。以上这些官吏不隶属于郡县，均隶属于少府，属于派出机关。东汉在县以下的官制与西汉无异，具体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西汉官制。

图为汉灵帝·刘宏

政治

东汉的中央政府组成沿用西汉官制，以三公九卿为基本架构。但是实际政治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尚书台。东汉皇帝即位，往往以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总领政务。东汉不设丞相（东汉末年曹操任丞相是特例），刺史成为一级地方长官，地方军队的职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御史台体制贬损，成为少府属官。侍中从西汉的加官转为正式职务，设侍中寺作为侍中的正式官署，隶属少府。

三公九卿

三公

刘秀即位，置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徒，负责人民教化，掌礼仪诸事，与太尉、司空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大司空，负责水利工程、城防建筑、宫室营建等事务，与太尉、司徒共同讨论皇帝交议的国政，定议后会衔上奏。

大司马，负责全国军官的考核，每岁末，评定等次，上奏皇帝，作为军官升迁、降调的依据。

三公品级最高，名义上的职责是辅导皇帝主持国家政务；三公之上还有太傅，其职责辅导皇帝，但不常设。东汉的实际政务都同属尚书台，因此，三公、太傅如没有“录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虚职。三公的属官有长史一名，掾属、令史、御属各二、三十名。其中，长史是三公的主要副手，掾、属是分管具体事务的部门负责人（掾是正职，属是副职），除长史由朝廷任命外，其他属官均由三公自行聘用。

与西汉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上公不同，东汉唯以太傅为上公，无太师、太保。汉献帝末期，曹操迁都许昌，自任太师，位在太傅上。这是权臣擅权所为，死后即废。据《汉官》记载，太傅所属官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掾属二十四人，令史、御属各二十二人。长史为太傅府群吏之长，掌章奏、顾问。掾属是比较高级的属吏，分曹办事。令史、御属是比较低级的吏员，办理文书、车马等琐事。东汉一朝，由于讲求经术，太子宫臣中以太傅为首。太傅借此向太子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

太子即位后，往往以太傅录尚书事，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历史上，赵熹、邓彪、张禹、冯石、冯鲂、桓焉、赵浚均以太傅录尚书事。太傅死，即除此官（不再任命），以示崇重。

汉灵帝时，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后来陈蕃被处死，以胡广继任，这是唯一的例外。

东汉在遵循西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更加适合于自身的政治制度。与西汉相比，东汉官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权利的削弱，代之而来的是“尚书台”和六曹机构权利的大大加强，这就是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

九卿

九卿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各自分管的政务是：太常掌典礼，光禄勋、卫尉掌宫省禁卫，太仆掌皇帝车马，廷尉掌司法，大鸿胪掌接待诸侯与少数名族，宗正掌皇族事务，大司农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皇帝器用服饰。九卿各官的长官是卿，副职为丞；其下分设各官管理具体事务，大体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九卿分隶属三公，太尉领太常、卫尉、光禄勋三卿。太尉府属吏有：长史一人，秩千石，总管各曹事务。各曹掾、史、属共二十四人。在诸曹中，西曹负责太尉府官吏的任免；东曹负责二千石的迁调；户曹负责户籍、祭祀、农桑；奏曹负责奏议；辞曹负责审理案件，接受上诉；法曹负责驿站事务；尉曹负责士卒和囚犯的征调、运输事务；贼曹负责缉拿盗贼；决曹负责裁决刑法；兵曹负责军事事务；金曹负责货币与盐铁事务；仓曹负责国家仓库事务。此外，还有黄阁，主簿，是阁下诸吏的长官。另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阁下令史负责太尉的仪仗执事；记室令史负责太尉府的奏章等各种文书的管理；门令史负责太尉府门卫。其他令史分隶诸曹，办理文书事务。从东汉太尉府诸曹的设置以及职掌来看，太尉的管辖范围似乎非常广，但那都是名义上的东西，太尉诸曹所领事务，或受制于尚书台，或仅仅为文牍往来，本身并没有可否之权，而且太尉对本府诸曹事务并没有实际节制的权力。

除此之外，东汉九卿与西汉不同者还有：一、光禄勋除西汉的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之外，增置东中郎将、北中郎将、西中郎将、南中郎将。二、少府尚书改称尚书台，由西汉的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改为六曹：改常侍曹为吏曹，增三公曹，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尚书台增设左右丞二人，诸曹侍郎各六人，令史诸曹各三人，事务繁剧的曹增令史各三人。尚书台组织较西汉尚书要重要、庞大的多。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尚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光禄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禄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其他部门

在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方面，刘秀进行了一系列措施。东汉中央政府的官员分省官、宫官、外官三大系统。内官、外朝的区分古已有之，而在宫廷之中，皇帝日常起居的区域称省中（亦称“禁中”），因此内宫官员中又有宫官与省官的区分。在皇帝身边执役、照顾皇帝日常生活的是宦官，省中的宦者均隶属黄门令管辖。省内的禁卫工作亦由宦官担任。96

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外官（亦称“列卿”）还有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等。其中，执金吾负责宫廷之外、都城之内的治安，都城门另有城门校尉负责守卫；将作大匠负责宗庙殿堂、宫室陵园等土木工程，其副手为丞，下属的部门负责亦以令为正职，丞为副职；大长秋主管皇后事务，性质与九卿中的少府类似，由宦者担当。

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

监察制度

在中央置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隶校尉。御史台是西汉时御史大夫下属部门，东汉初改为主管监察的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和其他大庆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司隶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设从事史12人，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辖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事务。司隶校尉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设专席入座，号曰“三独坐”。

东汉在地方上设12州部（除司隶校尉辖区外），每州设刺史1人，从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县，考察地方官政绩，检视刑狱情况，年终奏于皇帝。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报皇帝，使地方郡县直接处在皇场的监控之下。172

选官制度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

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图为汉废(少)帝·刘辩

图为东汉陶楼

军事

建置

刘秀登基之后，对军事体制进行了深远的改革，核心在于集中军权至中央。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颁布诏书，废除国都警卫部队的编制，将其指挥权交由地方郡国的太守、相来管理。次年，又撤销了各地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等四类常备军种。自此，地方武装力量大幅削减，仅能维持地方治安，失去了参与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等级

在军事体系中，与三公地位相当的中央高级将领包括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及卫将军，而与九卿平级的则有前、后、左、右四位将军，这些职位并非固定设置。上述所有将军皆可设立府邸，府内设有长史、司马各一名，掾属二十九名，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负责参谋事务，人员均由朝廷委派。当将军亲自领军时，在部队、营、屯等层级上，会相应配置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各级指挥官。

图为汉献帝·刘协

图为东汉铜车马

东汉中叶之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身份执政，与太傅、三公并称“五府”。另有杂号将军，随事而设，事毕即撤。唯有度辽将军，因南匈奴内部时常发生动乱，自永平八年（65年）起常设。至汉灵帝时期，设立西园八校尉，统帅京师洛阳的驻防军队，由宦官统领，开启了后世宦官领兵的先河。

兵种

东汉的常备军分为中央军与地方军（郡国兵）。刘秀即位后，大力强化中央军力。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则由北军中侯指挥。中央军主要分为四支，两支驻守首都，分别为南军和北军，前者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后者则负责京师的警卫任务。另外两支驻扎于地方：黎阳营和雍营。黎阳营由龠、具、并三州的骑兵组成，驻扎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护黄河以北，作为首都洛阳北部的屏障。雍营则驻扎在雍（今陕西凤翔南），守护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即西汉皇陵所在地），亦为洛阳西部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有边防军，同属中央军队的一部分。

北军下辖五个兵种，分别是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手）。各兵种的长官为校尉，副职为司马。全军总人数不足五千。北军平时驻扎在京师，负责君主的宿卫及首都的治安，一旦发生战事，则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力量。地方上的郡国兵经过东汉初年的多次裁撤和削减，仅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量驻军。遇到战乱时，通常采取临时招募士兵或从京师北军抽调兵力的方式应对。

图为魏太祖·曹操

图为魏文帝·曹丕

经济

农业

生产工具

东汉时期，农业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不仅操作更为灵活，而且特别适合在小块田地间耕作。这一创新与犁铧的改进相辅相成，东汉时已广泛采用全铁制犁铧，其刃端角度较前代V形犁有所减小，不仅减少了耕地时的阻力，还能实现更深的耕作。此外，新型全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例如，在四川乐山的崖墓石刻画像中所见的曲柄锄，是一种高效的中耕工具，适用于铲除杂草；而四川绵阳出土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专为收割设计，使用起来极为便捷。据《后汉书》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命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的富户建造带有水碓的住宅。这表明水碓在当时已被广泛应用。水碓利用水力驱动石碓舂米，相比之前的杵臼或脚踏石碓，不仅节省人力，且效率大增。考古发现的陶风车、陶磨盘模型，亦证明了农产品加工工具的显著进步。

兴修水利

东汉墓葬中常见水田与池塘组合的模型，展示了当时先进的水利工程。这些模型中，水田与池塘之间通过自流水渠相连，部分模型甚至在出水口处设有闸门，以控制水流。汉灵帝时期，宦官毕岚总结民间智慧，发明了翻车与渴乌，极大地提升了灌溉效果。这些水利设施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为东汉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为东汉水排

图为东汉铜镜

东汉时期的水利建设，不仅承袭并修复了西汉的诸多水利工程，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创新与拓展。杜诗在南阳太守任上，积极修复和扩建陂塘，广拓土田，与民同乐，赢得了“杜母”的美誉；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自西汉堙废后，东汉初年邓晨出任太守，重修此陂，使其能够灌溉数千顷良田，使得汝南地区物产丰饶，鱼稻之利惠及他郡。其后，鲍昱、何敞相继担任汝南太守，继续扩建陂塘，修治旧渠，新增灌溉和垦殖良田达三万余顷。马棱在广陵太守任内，修复陂湖，灌溉田地逾二万顷；张禹在下邳任相期间，修复了湮没已久的蒲阳坡，引水灌溉，开垦土地，使民众生活温饱，同时修缮漳水支渠，灌溉民田。此外，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皆为当时的著名灌溉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恢复了昔日的水利设施，更为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前期，各地纷纷开凿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等地，均见“穿渠灌溉”之盛况，不少地区因此开辟了大量稻田。而黄河的治理，则成为东汉最为宏伟的水利工程之一。公元1世纪初，黄河于河南、河北交界处决堤，河道南移，改道自千乘（今山东高宛以北）入海，导致数十县遭受洪水侵袭。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王吴主持治理，采用“堰流法”修建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修筑千余里的渠堤，成功实现了河、汴分流。黄河在两堤之间得以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泥沙，顺利流入大海。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懈努力，最终战胜了黄河水患。自此之后的八百年间，黄河未再改道，水灾亦显著减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水利遗产。

图为汉代洛阳的宫殿复原图

牛耕技术

东汉时期，牛耕技术受到普遍重视，各地官吏积极推广，使得铁犁牛耕技术从中原来到了北方高原和江南。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以及陕西绥德县和米脂县的东汉牛耕图，均显示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已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任延在九真担任太守期间，大力推广牛耕，使当地的田亩逐年扩展。西汉末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在东汉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庄园经济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通常以田庄的形式进行生产经营。这些田庄不仅涵盖农、林、牧、渔业，还涉足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形成了高度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例如，光武帝刘秀的舅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占地广袤，拥有数百顷土地，其中庐舍楼阁连绵成片，竹木成林，六畜兴旺，俨然一个小型社会。樊宏还热衷于商业和高利贷，进一步扩大了田庄的经济实力。

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也展示了类似的地主田庄景象，反映出东汉时期田庄经济的普遍性和多样性。

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详细记录了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田庄内种植了多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自产自销各种食品，并种植药用植物以备不时之需。田庄内还种植了各种林木和果树，饲养了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业方面，田庄内的居民自行养蚕、纺织、制衣、制鞋，甚至制造农具和兵器。此外，田庄还进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买卖，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

开垦土地

东汉时期的垦田面积达到了7320170余顷，几乎与西汉鼎盛时期的数字持平。如果算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实际的垦田面积可能更大。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手工业

冶铁技术

随着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对钢铁的需求激增，推动了冶铁技术的革新。东汉初年，南阳官员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驱动机械，使鼓风皮囊不断张缩，为高炉持续供氧。水排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冶铁的质量和效率，成为东汉冶铁技术的重要突破，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期已经熟练掌握了层叠铸造技术。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中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将多个泥范叠合，一次可铸造多个或几十个铸件。叠铸技术的改进，由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原材料。考古发掘表明，东汉时期铁制用具已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图为东汉环首刀

自西汉中期始，铁制兵器渐次取代了青铜兵器，这得益于一种新兴的冶炼技术——百炼钢的诞生。汉朝建国之初，冶铁业便迎来了迅猛的发展，汉人掌握了当时世界领先的冶铁技艺。随着骑兵时代的到来，军队对武器的需求愈发苛刻。在高速移动中，青铜剑的刺击方式已无法满足骑兵作战的需求，而环首刀以其单面开刃、厚脊的特点，成为了最适宜砍杀的武器。加之强弩与铁戟的远近搭配，汉军骑兵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环首刀与强弩并驾齐驱，成为了汉军独步天下的利器。这种通过反复折叠锻打和淬火制成的直刃长刀，与后世之刀大相径庭：其一，刀身为直；其二，锋刃斜而非曲；其三，未设护手格——因刀主要用于劈砍，无需刺击功能，故不必铸格以保护持刀者的手部。此刀在当时堪称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战冷兵器，亦是人类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武器之一。

图为陕西绥德后思沟东汉墓墓画像石

东汉晚期，钢铁刀剑的工艺流传至朝鲜与日本等地，日本尤为重视，不仅直接仿制环首直刀，更在装饰上精雕细琢，使其成为兵器中的瑰宝。环首刀的锻造技艺，自汉代传承至唐代，再由日本匠人继承发扬，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最终演化为今日闻名遐迩的日本刀系（主要包括太刀、打刀与忍者刀）。汉刀、唐刀、倭刀，共同构成了东亚长刀文化的一脉相承。

西汉时期孕育的环首刀与百炼钢技术，在东汉达到了成熟与普及，彻底取代了长剑的地位，这一转变发生在东汉末年。得益于冶铁技术与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东汉时期对钢刀的锻打次数已由西汉时期的十余次跃升至三十余次甚至五十次。1974年7月，山东临沂苍山出土的一把东汉环首刀，其刀身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其中，“卅湅”意指此刀历经三十次折叠锻打，采用“百炼钢”技术精制而成，且刃部经过淬火处理，以增强表面硬度。正是凭借此类先进武器与汉帝国的强大国力，东汉军队得以彻底击溃北匈奴，促使南匈奴归附并逐渐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抵达欧洲，成为历史上的匈人，令垂暮的西罗马帝国陷入动荡。

东汉时期，冶铁手工业中已广泛采用煤炭作为燃料。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发现了掺杂泥土与草茎的煤饼，表明煤炭已被用于炼铁过程。此外，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进行食盐熬制。

纺织业

东汉初期，纺织业已具备使用织花机织造色彩斑斓、图案复杂的织锦的能力。蜀锦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誉，襄邑（今河南睢县）与齐地（今山东临淄）的丝绸产业尤为发达。考古资料亦证实，边疆地区的丝织业同样取得了显著进展。新疆多地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精细，图案整齐，反映出当时丝织工艺的高水平。同一地区还出土了质地细腻、色泽鲜艳的织花毛织品，展示了西北地区毛纺织技术的高度成熟。

漆器

东汉时期，漆器制造业等手工业领域亦取得长足进步。蜀郡与广汉所产漆器尤为著名，两地官方作坊制造的漆器堪称精美绝伦。

陶瓷

东汉对后世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制陶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彻底摆脱了青铜时代材料的局限，将原本仅限于权贵阶层使用的物品普及至普通家庭。瓷器烧制温度更高，吸水率更低，从出土文物来看，其品质已接近后来的青瓷。

商业政策

东汉实行较为宽松的商业政策，未采取抑制商业发展的措施。据学者研究，西汉时期实施的是抑商政策，而东汉则倾向于“宽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相对较少。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铁质农具的广泛应用及牛耕技术的提升，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尤其是促进了江南河网沼泽地带的大规模开发。加之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东汉时期的经济格局出现了显著变化。

经济

东汉之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位于淮河以北，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关中一带。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状况开始发生转变。

图为东汉环首刀

东汉邓太后执政的永初二年（108年），因连年灾害，邓太后决定将北方灾民中“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南下，不仅缓解了北方的困境，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自此，黄河流域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迹象，而南方则迎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人口迅速增长。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显著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也在不断发展，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尽管如此，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黄河流域依然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随着北方灾民的南迁，江南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口的激增加速了土地的开垦与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引入，使得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太湖和钱塘江流域，原本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一行政区划的变化，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此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也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展现出勃勃生机。

东汉政府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各城市设立“市”，即交易市场，不仅方便了商人的经营，也为政府提供了税收来源。市场内有常年营业的行商坐贾，同时还有定期定时的乡村集市，各地商人、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纷纷将自己的生产品或贩运的货物运到集市出售，形成了繁荣的市场景象。此外，东汉政府还在边境地区设立了“关市”，由官府与各民族进行商业贸易，这种贸易活动分为定时和不定时两种，称为“互市”或“合市”。东汉与鲜卑、乌桓、匈奴及西南各族都有定地定期的“合市”，其中汉和匈奴的“合市”规模尤为庞大，汉商以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数以万计的牛马，展现了当时贸易的繁荣景象。

东汉时期，城市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夜市的兴起便是其中之一。据桓谭《新论》记载：“扶风漆县之邠亭，相传为古时太王所居之地，当地民众有聚会的习惯，每逢特定的日子，人们会在夜间进行交易，如不按时赴约，便会遭受严重的灾祸。”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文·邑部》中提到：“邠，即豳美阳亭，当地风俗以夜市著称。”一个“俗”字，强调了夜市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传统习俗，体现了东汉时期夜生活的丰富多样。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流十分频繁。一方面，政府派遣使节带领商队前往各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民间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将大量丝绸运往西域，远至中西亚和欧洲，再将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带回汉朝。这种双向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为东汉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东汉的宽商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繁荣。作为东汉的首都，洛阳人口超过百万，远超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据王符估算，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还要多出数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奢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更是“浮末”的十倍之多，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除了洛阳，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江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的商业也非常发达。东汉时期，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一些人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如富商孙奋竟拥有钱财1.7亿多，奴仆800余人，商人的活跃与贸易的兴旺，带动了城市的兴起与繁荣。

东汉时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多数研究表明，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万人以上，略高于西汉时期。据《中国人口通史》考证，公元157年东汉疆域内的人口约为6500万（一说7200万）。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升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普及，东汉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发展。例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了东汉，关中地区因战乱频仍而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的人口也从780多万减少到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的人口则有所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至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至620多万，益州人口从470多万增至720多万。东汉初期，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出现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10677960，口56476856。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图为东汉时期石雕

文化教育

为了培养精通儒术的治理人才，光武帝开国之初便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建立了太学，光武帝亲临支持，鼓励学子，一时之间，太学学子众多，形成了“诸生横巷”的盛况。明帝时，进一步扩充太学规模，太学生人数达到了三万余人。各地郡国亦纷纷兴办学校，一些大儒收徒授业，门生众多。东汉教育的兴盛，班固曾赞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不仅培养了大批封建治理人才，也为官僚队伍奠定了坚实基础。

邓绥、梁妠两位太后在推动东汉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邓绥让近臣、宫女、贵族子弟接受教育，这种不论性别、贫富、贵贱的教育理念，堪称开明、先进。梁妠则以丰厚的礼遇邀请著名儒者到太学授课，利用各种渠道发展东汉教育事业，其贡献卓著。

邓太后还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元初六年（119年），她征召五岁以上的亲王和邓氏的男、女共七十多人，到专门设立的学馆中学习经书。邓太后此举不仅提升了女子的家庭教育水平，还将女子教育提升到学堂教育的高度，成为教育史上的重要创举。

邓太后亲自创办官邸学校，招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及男女同校的先河，被视为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萌芽，是女子教育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突破，使女子教育首次从家庭教育迈向学校教育。

思想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逐渐盛行。刘秀为了称帝，利用符瑞图谶证明自己登基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东汉建立后，刘秀对谶纬的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重大决策都以谶纬为依据，儒家经典的解释也以谶纬为准。

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著成《论衡》，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民众，打破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和熹邓皇后更是坚决反对巫蛊迷信，一临朝即下令废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她身体不适时也不求鬼神保佑，甚至对周围人的祷告表示愤怒。国家有难时，她主张振灾自救，不依赖鬼神，这些破除迷信的举措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学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氛围浓厚，因此在科技和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被誉为汉字学的开山鼻祖，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解字》。

汉赋

西汉汉赋的极盛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影响了东汉汉赋的创作。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以长安、洛阳为对象创作的汉赋杰作，生动描绘了两座城市的雄伟、繁华、壮美和盛况，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繁荣景象。

五言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东汉晚期的五言古诗，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收录在《文选》中。这组诗以首句为题，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抒发失意忧伤的苦闷，另一类表达久别亲人的思念。《古诗十九首》以其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细腻的表现手法和精炼的语言，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字典

《说文解字》由许慎于永元十二年（100年）撰写，全书14篇，分540部，收录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说133441字。这是中国第一部字典，首创部首分类法，将9000多字分别归类于540部，对每个字的形、声、义进行了详细说明，对中国文字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史学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记录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东观汉记》则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的纪传体本朝史书，由近20位史家历时一百多年编撰而成，因最后的编撰者蔡邕被王允杀害而未能完书。该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为流传，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宗教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至今尚不明确，但至少在两汉之际已传入中国。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口授《浮屠经》。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而派蔡愔和秦景到天竺求佛法。蔡、秦二人用白马驮回许多佛像和佛经，并带回两位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命名为“白马寺”，以纪念白马驮经之功。两位高僧翻译了《四十二章经》。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从楚王刘英、汉明帝到汉桓帝，都是佛教的信徒，这对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桓帝之后，笮融大兴浮屠祠、浮屠寺。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翻译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十六品经》等，主要涉及禅法和阿毗昙学。支谶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时翻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与安世高、支谶同时期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有译作。除西域译人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译经者。

原始道教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将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相互融合，并与《老子》相结合，形成了原始道教。《太平经》是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出现于汉顺帝时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跪拜首过、符水治病为传教手段，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了黄巾起义。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汉顺帝时，张陵撰写道书，受道者需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时人称之为“米贼”。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动，根据地在汉中。张陵去世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去世后，其子张鲁继承道统。张鲁以《老子》为主要经典，并为其作注，名为《老子想尔注》。汉文化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其道徒称为“鬼卒”。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一说五斗米道的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道教受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也提倡忏悔罪恶、劝人行善，或举办公益事业。此外，道教还提倡戒除饮酒或适度饮酒。关于老子“变化”的思想，可能受到了佛陀“化身”（nirmāna-kāya）的启发。

图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



图为张衡发明的地动仪

图为张衡–浑天仪

艺术

至东汉时期，书法与绘画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字图形符号功能，逐渐显露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尽管现今流传下来的东汉艺术品数量有限，但从中仍可窥见汉文化的独特风貌。张衡不仅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还拥有非凡的文学才华，同时也是东汉时期一位杰出的画家。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深厚的艺术造诣，更体现了东汉文化的繁荣与辉煌。

绘画

在汉代，无论是皇帝的宫殿、贵族的邸第，还是官僚的府舍和地主的住宅，多以壁画装饰，彰显主人的身份与品味。东汉尤其重视礼仪教化，宫室内常绘有古代圣贤的画像。永平年间，南宫云台绘制了邓禹等二十八位功臣的肖像；汉桓帝在青县建立老子庙，并在墙上绘制孔子像；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设立鸿都门学，其中亦绘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地方郡守和郡尉的府邸以及陵墓中也常见壁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郡尉府邸皆有雕刻装饰，描绘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其威严。”陵墓绘画更是别具一格，如画家赵岐为自己建造的寿藏中，绘制了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位贤者的画像，以及自己的肖像，以此表达对先贤的敬仰。乡庙亦不乏壁画，如延笃去世后，乡亲们将其形象绘于屈原庙中。这一时期的绘画发展迅速，涌现出张衡、蔡邕、刘旦、杨鲁、赵岐、刘褒等著名画家。张衡擅长描绘令人惊叹的景象，蔡邕则以烈女图著称，刘旦和杨鲁专长于圣贤画像，赵岐则在墓阙上作画，皆能传神入妙。刘褒所绘的《云汉图》令人感到炎热，《北风图》则使人顿感寒冷，足见其绘画技艺之高超。

石刻

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东汉的石刻艺术也达到了鼎盛。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杰作。这些石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攻伐、出游、狩猎、乐舞、宴会、庖厨、神怪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东汉石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汉光武帝陵石辟邪和东汉马踏飞燕等作品，更是成为了传世经典。此外，说唱俑等雕塑作品也展示了东汉时期民间艺术的风采，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图为汉光武帝陵 石辟邪(洛阳博物馆收藏)

图为东汉时期的–马踏飞燕(现在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标志)

图为蔡伦

（61年或63年－121年），字敬仲，桂阳郡人。中国东汉时期宦官、发明家。

科技

造纸

东汉时期的造纸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标志着这一领域步入了新的纪元。早在西汉时期，造纸工艺尚处于摸索阶段。据《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期，尚方令蔡伦集前人之大成，创新性地采用了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材料作为造纸原料。这一技术革新不仅在于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工艺的重大突破，更在于其原料的多样性，既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又提升了纸张的质量，使得这一技术得以广泛推广。蔡伦因此被誉为“蔡侯纸”的创始人，其贡献被后世铭记。自此，纸张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至8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随后又远播至欧洲，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纸的发明与应用，无疑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印刷

东汉时期，随着“拓印”技术的出现，中国迎来了最早的印刷术。东汉灵帝年间，朝廷将《论语》、《春秋》、《周易》等七部经典刻于四十六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抄录。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发明了用纸和墨拓印碑文的方法，不仅简化了抄录过程，还大大提高了效率。印刷术的诞生，正是为了满足文字与图像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需求。在中国印刷史上，拓印技术先于雕版印刷，但随着雕版印刷的兴起，拓印更多地转向了书法与考古领域，不再承担印刷的功能。

医学

东汉时期，中国传统医学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南阳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堪称中医史上的不朽之作，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被誉为“医方之祖”。与此同时，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更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他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使用麻醉技术进行手术的医生，这一成就在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外，华佗还创编了“五禽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方法，对后世的体育锻炼产生了深远影响。

化学

中国早期的化学研究与炼丹术密切相关。在秦朝和西汉时期，方士们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东汉末年，魏伯阳撰写了《周易参同契》，这部著作被视为现存最早的炼金专著。书中详细记录了水银与铅、硫磺等物质的化学反应，提到了汞、硫、铅、丹砂等多种炼丹药物，以及胆矾、云母、氯化铵、铜、金等物质的性质。尽管该书仍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对化学知识的总结与归纳，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实用化学功底，也为后世的化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天文

在自然科学领域，东汉时期的学术成就尤为突出，其中以南阳“科圣”张衡的贡献最为显著。张衡以其卓越的工艺水平，制造了“浑天仪”和“地动仪”等科学仪器，这些仪器的原理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特别是地动仪，其设计之精妙，领先欧洲近一千七百年。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张衡对月食成因进行了科学的解释，成为世界上首位揭示月食奥秘的科学家。

数学

《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年，是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中的瑰宝。全书共分九章，涵盖了分数四则运算、平面图形面积计算、粮食交易计算、比例算法、开平方与立方根、立体图形体积计算、粮食运输均匀负担计算、盈亏类问题解法、一次方程解法及正负数运算等内容。书中关于负数、分数计算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的论述，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书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学

《四民月令》是一部反映东汉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农书，其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士农工商各阶层的生活与生产活动。书中详细记载了禾、麦、黍、麻、豆等作物的种植方法，蚕桑、蔬果、树木的经营管理，家畜的饲养技巧，以及祭祀、社交、教育、贸易、饮食、医药等方面的日常生活状况。此外，书中还涉及各种器物的制作与保管，全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生活面貌。

图为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年--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在方剂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历代医学家推崇，他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医的灵魂所在。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民族

东汉一朝，外事交游络绎不绝，班超远赴西域，长居三十余载，屡次击溃受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使之逐一臣服于汉室，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期间，班超派遣甘英前往大秦，虽然未能达成使命，但其行迹已遍及波斯湾沿岸诸国。公元91年，东汉一举覆灭北匈奴，南匈奴则归顺汉朝。至216年，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亲赴邺城觐见曹操，曹操遂将南匈奴划分为五部，匈奴汗国自此消亡，长期威胁汉朝北部边疆的外患得以平息。

图为东汉疆域以及周边民族政权分布

南匈奴

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内部因争夺单于之位而引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彼此间的猜忌与矛盾日益加深。加之蒙古高原遭遇连续干旱与蝗灾，人畜皆遭饥荒与瘟疫，损失惨重，最终导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选择归附东汉，刘秀接纳了他们的投诚，允许他们居住于云中，并定期提供粮食、牲畜及丝绸等物资援助。作为回报，南单于派遣侍子入朝觐见，同时将各部落安置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边境八郡，协助东汉抵御北匈奴的侵袭。

北匈奴

随着南匈奴的归顺，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实力大为削弱，在与南匈奴的对抗中屡遭挫败。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朝廷决定发起全面反击，窦固等人率军分四路挺进北匈奴领地，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路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并在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驻扎守卫。

汉窦宪攻稽洛山北匈奴之战

至汉章帝时期，北匈奴国力日渐式微，数十万民众陆续投降东汉。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等将领联合南匈奴军队大举北伐，与北单于正面交锋，连续取胜，迫使北匈奴投降者达二十多万之众。

此后两年间，北匈奴连连受挫，被迫向西迁移。部分北匈奴人甚至穿越中亚、西亚，最终抵达欧洲。

图为汉窦宪攻稽洛山北匈奴之战

西域

新莽之际，匈奴掌控西域，建武五年（29年），窦融奉旨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管辖西域五十五国。随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纷纷派遣使者朝贡，请求中央在西域设立都护。然而，刘秀鉴于中原初定，国力尚未恢复，未能及时经营西域，只得将各国侍子送回。自此，西域陷入纷乱，多数政权沦为匈奴的附庸。

至73年，班超首抵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勇，率部袭杀北匈奴使者百余人，令鄯善臣服。继而，班超又使于阗归心。次年春，班超废黜北匈奴所立之疏勒王，依疏勒人意愿，另立旧王之子。班超之坚毅斗争，逐步肃清北匈奴在南道的势力，使南道诸国重获自由。

班超在西域的卓越贡献，不仅加深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强化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成功之处在于顺应了汉族人民渴望恢复与西域关系的心愿，以及西域各族人民希冀摆脱匈奴压迫、深化与汉族人民历史联系的共同愿望。

乌桓

公元46年，匈奴内部分裂，乌桓各部借此机会摆脱了匈奴的控制。随着南匈奴归附东汉，乌桓亦向东汉示好。刘秀封郝旦等八十余位大小酋长为侯王君长，允许他们在幽、并二州沿边十郡定居，并在上谷郡宁县（今河北宣化县西北）设立护乌桓校尉，负责监管乌桓各部。东汉每年供给乌桓人衣食，充分利用他们擅长骑射的优势，助其戍边。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卫边疆，成为一支世袭的雇佣军，直至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依然声名显赫。

鲜卑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侵犯东汉边境，遭东汉重创，震恐不已。49年，东汉任命偏何为鲜卑大都护，促使鲜卑年年出兵打击北匈奴。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诸部接受东汉中央的封号，亦受护乌桓校尉管辖。永平元年，鲜卑各部落首领皆归附东汉，明、章二帝时期，鲜卑始终为东汉守护边疆。91年，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趁势占据匈奴故地。95年，汉和帝册封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并设置丞相辅佐，将其视为汉之郡县。

图为苍山东汉墓画像石《胡汉交战图》

然而，鲜卑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难匈奴人相互融合，势力渐趋壮大。随后，鲜卑族逐渐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关系，成为东汉中后期北方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威胁力量。

羌族

东汉初年，刘秀平定了陇西割据势力后，恢复了护羌校尉一职，负责管理羌族各部落，并逐步将羌族迁徙至陇西、天水、扶风等郡（即今日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人攻破了青海境内尚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再次将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阻断迁居内地的羌族各部落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络，防止其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设立了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自汉安帝时期起，羌族人民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持续时间长达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与各地农民起义遥相呼应，对东汉王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长期的残酷战争使得整个西北地区满目疮痍，社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蛮族

蛮族在西汉末年及新莽政权末期的社会动荡中，大量汉人为逃避战乱涌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居民混居。东汉建立后，地方郡县为了重新掌控这些流亡人口，与当地民众产生了冲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地区爆发了当地人的叛乱，袭击了当地的郡县，光武帝派遣刘尚率领万余军队前往镇压，最终全军覆没。次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依旧未能取胜。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率领四万多人前往征讨。由于北方士兵不适应南方气候、不熟悉地形等原因，汉军损失惨重，马援亦因疫病而亡。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武陵地区的叛乱才得以平息。东汉中叶以后，随着对蛮族控制与剥削的加剧，各地蛮族纷纷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抗争，直至东汉王朝灭亡仍未停歇。

西南夷

“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物产丰富。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众55万余人归顺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立哀牢、博南两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辖六县共同组建永昌郡，自此将整个云贵地区纳入东汉版图。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东汉，汉文化的传播不仅改变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还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

图为东汉陶哺乳女(故宫博物院收藏)

外交

东亚

朝鲜半岛

在东汉末年的历史长河中，朝鲜半岛北部相继崛起了高句丽和百济两个国家。尽管两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均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在东汉的强大影响下，它们并未走向奴隶制社会，而是效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逐步迈上了封建化的道路。邓太后临朝期间，高句丽第六代国王“宫”派遣使臣，于永初五年（111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呈献方物，表达归附之意，请求纳入东汉玄菟郡的管辖之下。据朝鲜史书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初，朝鲜半岛上已有不少人能够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经典文献。卫氏朝鲜大同江艄公霍里子高创作的四言汉文诗《箜篌引》，其悲凉之音成为了汉乐府《相和六引》之一，至今仍保存于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

日本列岛

在日本列岛上，生活着大和民族的先祖。东汉时期，这里分布着一百多个小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国王派遣使者前往东汉都城洛阳进贡，表示愿意成为汉朝的藩属，请求汉皇赐名。因日本人身材较矮，汉朝遂赐名为“倭国”。其国王又请求汉皇赐封，光武帝遂赐封其为“倭奴王”，并赐予“汉委奴国王金印”。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现已成为日本的国宝，也是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现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永初元年（107年）十月，倭国（日本）国王帅升献上160名生口，请求邓太后召见。

南亚

印度(天竺)

东汉时期，印度（天竺）与中国的关系愈发密切。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派遣蔡愔和秦景等十余人出使天竺，求取佛法，这是中国与印度次大陆的首次直接交流。汉和帝时期，天竺多次派遣使节前来进贡。汉和帝驾崩后，西域发生叛乱，天竺的朝贡活动一度中断，直至汉桓帝时期才得以恢复。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派遣使者访问东汉，双方互赠礼物。

东南亚缅甸

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进献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再次派遣使者前来，献上音乐和杂技表演，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佛教传入中国后，汉与印度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汉明帝派人赴印度取经之后，印度的僧侣纷纷来到中国，翻译佛经，传播佛学，对中国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越南

东汉时期，越南北部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年，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任延担任九真太守，他们教授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后来苏充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的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了九真、日南等地民众的支持，迅速攻占了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史称“二征王”。不久，二征王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王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开凿渠道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了十余条残酷的“越律”。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挝、柬埔寨

永初元年（107年）五月，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蛮夷举土内属，东汉因此拓展疆域1840里。这里的夜郎蛮夷位于东南亚的老挝、柬埔寨一带。汉成帝时期，夜郎王兴被杀，夜郎族群从中国西南的牂牁郡迁徙至东南亚，成为《后汉书》中提到的“夜郎蛮夷”。2008-2009年，在柬埔寨东南部发掘的波赫墓地，发现了套头葬、覆面葬等现象，墓葬年代为东汉时期，属于夜郎典型的可乐文化葬俗，表明夜郎可乐文化人群曾迁徙至中南半岛南部。

图为汉委奴国王金印(日本福冈市博物馆收藏)

图为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蛮夷

印度尼西亚

早在东汉时期，中国与印尼之间的人文交流便已初现端倪。据《后汉书》卷六记载，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据史学家研究，叶调国位于东汉时的日南郡边界之外，大致位于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这便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与印尼交往最早的记录。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见证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西亚

章和元年（87年），中亚贵霜帝国派遣使者，向汉朝进献珍宝、扶拔（长颈鹿）及狮子，标志着长颈鹿与狮子首次传入中国。这些异域珍兽的到来，不仅丰富了汉朝的宫廷生活，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

永元二年（90年），东汉朝廷拒绝了与中亚贵霜帝国的和亲提议。不久之后，东汉军队击败了贵霜帝国，迫使后者每年向东汉纳贡。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东汉在中亚的影响力，也彰显了汉朝的强大国力。

永元六年（94年），随着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附东汉，远在四万里之外的西亚国家如条支、安息（帕提亚帝国）等也纷纷派遣使者前来纳贡。《后汉书》对此概括道：“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这一盛况不仅反映了东汉在西域的威望，也展示了当时国际交往的繁荣景象。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帕科罗斯二世）向汉和帝进贡了狮子和“条支大鸟”（鸵鸟）。时人称其为“安息雀”，标志着活的鸵鸟第一次进入中国。汉和帝为此特命班昭作《大雀赋》，以记颂此事。这一事件不仅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欧洲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关系。然而，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荒废。直到东汉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抵达西海（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这是丝绸之路首次延伸至欧洲罗马帝国，标志着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正式形成，东西两端分别连接着欧洲和东汉京师洛阳。

永元十二年（100年）冬，蒙奇、兜勒两国派遣使者归附汉朝，汉和帝赐予其国王金印紫绶。经考证，蒙奇、兜勒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是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首次直接接触，也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

永宁元年（120年），西南夷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前往东汉都城洛阳，献上了来自海西国的“幻人”魔术师。学界普遍认为，海西即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这些大秦魔术师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掸国来华，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通过海路来到东汉京师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了一些珍贵礼物。此后，汉朝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更加频繁，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

图为早期汉代画像石

社会

两汉绵延四百余载，是汉族社会习俗逐步成型的关键阶段。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诸多传统习俗与文化元素逐渐沉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文化风貌。

服装

恢复冕旒，定型汉服

东汉时期，汉服的形态趋于成熟。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废除了周朝的核心六冕服制，直至东汉明帝即位，才重新恢复了这一古老的冕服制度。这套服饰体系不仅成为后世汉服的标准模板，更是汉族服饰文化的基石。汉服的起源可追溯至黄帝时代，经周朝的制度化建设，再到汉明帝时期的完善与定型，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永平二年（公元59年），汉明帝颁布诏书，依据《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等经典文献，采纳欧阳氏的观点，制定了适用于公卿以下各级官员的冕服制度，详细规定了冕服等冠服制度的等级与适用场合。同年正月，汉明帝与公卿诸侯首次按照新制定的制度，身着冠冕衣裳，举行了隆重的祭礼，这标志着儒家衣冠礼仪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全面实施。永平定制的内容涵盖了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祭服与朝服制度，各具不同的等级序列。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这是中国实际确立服饰制度的开端，后世冠制的演变与传承皆以此为基础展开。

图为东汉进贤冠示意图

东汉冕旒冠等级

旒数 相应身份 珠串形制

十二旒 天子专用 以白玉为珠，前后皆垂

七旒 三公及诸侯 以青玉为珠，垂前无后

五旒 卿大夫 以黑玉为珠，垂前无后

东汉进贤官等级

三梁冠

太傅、司空、司徒及诸侯王

二梁冠

中二千石及以下官员、博士生

一梁冠

博士以下至小史及私学弟子等

图为山东博物馆九旒冕

冠服制度

汉代冠服，繁复多样，各具特色。文官常戴“进贤冠”，其形前高后低，冠前饰有“梁”，梁数多少，彰显官阶高低。武官则戴“惠文冠”，初为麻布所制，后改用漆纱。至于地位卑微者，仅能戴帻，不得戴冠。帻形似便帽，庶民所戴，多为黑青二色。王莽因头顶无发，先戴帻后加冠，此例后为文武官员效仿，形成戴帻配冠之风尚。

饮食

汉代生活，饮食渐变，由先秦一日两餐，转为三餐。富贵人家，宴席丰盛，挥霍无度；贫困农夫，三餐难继，常以糠菜充饥。食品种类日益丰富，淮南王刘安，求长生不老，以黄豆研浆，与盐卤同炼，意外制成豆腐，口感细腻，深受宫廷与民间喜爱。

娱乐自秦以来，杂技百戏广受民众喜爱，东汉画像石中，常见其热闹场景。山东诸城画像石上的百戏图，记录了乐队伴奏下的倒立、抛剑、甩带、跳碗、单手高台支立等精彩表演，画面生动，令人赞叹。此外，蹴鞠、格五、弹棋、六博、斗鸡、走狗等娱乐活动亦颇为流行，尤其上层社会，车马出行成为最壮观的娱乐形式之一，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的车马出行图，展现了庞大的出行队伍，多达百余人，气势恢宏。

婚丧

汉代婚姻相对自由，不拘泥于辈分，年轻寡妇可再嫁。贵族与官僚之家，纳妾成风，数量惊人。中山靖王刘胜，妻妾众多，子嗣达一百二十人。至东汉，虽有限制纳妾数量，但权贵豪强仍不受约束，蓄僮妾歌伎者甚众。平民女子为避纳妾之命运，纷纷早嫁，形成早婚之风。婚嫁仪式遵循“六礼”，选吉日多在农历二月，寓意家丁兴旺。葬俗繁复，丧服分五等，以示孝道。帝王陵寝依山而建，工程浩大；世家大族墓葬奢华，平民则简朴土葬。

孝道

两汉时期，孝道盛行，成为社会风尚。汉文帝倡导“以孝治天下”，将孝道奉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孝经》列为太学生必读课程，选拔官吏亦以“举孝廉”为主。东汉时，士兵亦须学习《孝经》，官员治民以孝为本。朝廷表彰孝道典范，如董黯为母治病，溪边结庐；赵咨夜遇强盗，开门揖盗，只为保母平安。这些事迹被广为传颂，载入史册，体现了尊老敬长的民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黄香扇枕温衾

（约68年—122年），字文强（一作文疆），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人。东汉时期官员、孝子，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事的主角。

帝王世系

1.汉世祖 光武皇帝 刘秀 25年—57年

建武25年—56年

建武中元56年—57年

在位33年

2.刘盆子 汉建世帝 10年－？

建世27年—29年

在位2年

3.汉显宗 孝明皇帝 刘庄 57年—75年

永平58年—75年

在位18年

4.汉肃宗 孝章皇帝 刘炟 75年—88年

建初76年—84年

元和84年—87年

章和87年—88年

在位13年

5.汉穆宗（后除） 孝和皇帝 刘肇 88年—105年

永元89年—105年

元兴105年

在位17年

6.孝殇皇帝 刘隆 105年—106年

延平106年

在位1年

7.孝德皇帝 刘庆

汉安帝追尊为“孝德皇”

8.汉恭宗（后除） 孝安皇帝 刘祜 106年—125年

永初107年—113年

元初114年—119年

永 120年—121年

建光121年—122年

延光122年—125年

在位19年

9.北乡侯 刘懿 125年

在位260天

10.汉敬宗（后除） 孝顺皇帝 刘保 125年—144年

永建126年—132年

阳嘉132年—135年

永和136年—141年

汉安142年—144年

建康144年

在位19年

11.孝冲皇帝 刘炳 144年—145年

永嘉145年

在位1年

12.孝质皇帝 刘缵 145年—146年

本初 146年

在位1年

13.孝穆皇帝 刘开

汉桓帝追尊为孝穆皇

14.孝崇皇帝 刘翼

汉桓帝追尊为孝崇皇

15.威宗（后除）孝桓皇帝 刘志 146年—167年

建和147年—149年

和平150年

元嘉151年—152年

永兴153年—154年

永寿155年—158年

延熹158年—167年

永康167年

在位21年

16.孝元皇帝 刘淑

汉灵帝追尊

17.孝仁皇帝 刘苌

汉灵帝追尊

18.孝灵皇帝 刘宏 168年—189年

建宁168年—172年

熹平172年—178年

光和178年—184年

中平184年—189年

在位21年

19.弘农怀王 刘辩 189年

光熹189年

昭宁189年

在位1年

20.孝献皇帝 刘协 189年—220年

永汉189年—189年

中平189年—189年

初平190年—193年

兴平194年—195年

建安196年—220年

延康220年

在位31年

注释：

‌刘盆子被称为建世帝‌。在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赤眉军领袖樊崇拥立年仅十五岁的刘盆子为皇帝，建元建世（公元25年至公元27年），史称刘盆子为建世帝‌。

在汉顺帝之前本来是阎太后（汉安帝皇后）拥立的（前）少帝刘懿，刘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顺帝趁机即位。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懿归于汉朝皇帝一类，有的则称为北乡侯。

献帝以前是（后）少帝刘辩，当了四个月皇帝，而且还有许多时间都在避难之中。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辩归于汉朝皇帝一类。但董卓毒杀少帝刘辩以后，改谥为弘农怀王，故，世称（后）少帝为”弘农王“。

蜀汉昭烈皇帝所上谥为“孝愍皇帝”，但上谥时刘协并未去世。

建安中，诏除显宗以下诸帝庙号。

永汉元年（189）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复称中平六年。

刘庆、刘开、刘翼、刘淑、刘苌之帝谥，为汉安、桓、灵三帝追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