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革命烽火中的光辉足迹（之二）

铁骨柔情(谭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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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日烽火中的习仲勋

习仲勋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功勋，可概括为西北抗日政权的奠基者与“三三制”民主实践的推动者。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9月，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等职务。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1937年7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之后，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区政委。

　　1939年1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5月，兼任新正县县长。在当时，县只有参议会，乡级无参议员，而且在参议会成员分配上，党内党外没有严格的比例要求，多以共产党员为主。习仲勋继续坚持陕北苏区的民主政治和统战政策，以其优异的工作成绩和成功的统战经验引起中央的高度观注。

1939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栒邑事件，在险恶的环境下，9月，习仲勋在新正县三区上墙村（今旬邑县职田镇辖区），主持召开了50余名代表参加的关中分区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总结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分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分委书记，并兼任分区专员。两年间，他和分委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关中分区人民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灵活多样地开展统战工作，实现了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转变。

1939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0年3月15日，习仲勋等人在马家堡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习仲勋担任首任校长，在严峻的形势下，习仲勋非常重视二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4月，顽固派陆续侵占了关中分区大部分地区；5月19日，顽军重火力围攻马家堡，为争取主动，习仲勋带领分区党政军将分区机关移驻阳坡头，继续开展对敌工作。1940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习仲勋当选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迫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残酷的战争环境，1941年11月又被迫将分区机关迁驻马栏镇。在极端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习仲勋和分委领导同志坚持领导全区人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完善各级民主政权，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国民党蓄意摩擦、恶意吞噬等诸多破坏活动，发展壮大了党组织及武装力量，巩固了革命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筑起了一道道铜墙铁壁。

1942年7月，习仲勋同志奉调中共西北局党校校长。在任期间，他参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出席了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他在关中特区的优异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认可，在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北线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2月，习仲勋到绥德履新，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

绥德地区地处陕西北部，北拒榆林的国民党统治区，是陕甘宁边区北线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习仲勋到绥德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地委、专署领导认真讨论绥德地区的财经问题。随后，地委、专署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会议，传达边区高干会议精神，专门讨论财政经济问题，在会上，习仲勋就如何发展绥德地区的财政经济作了重要讲话。3月14日，习仲勋率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下乡考察。他鼓励各级干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对群众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要求全地区的干部，要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绥德地区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改进农业耕作的方法；同时，对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发放农业贷款、改造社会闲散人员、理顺土地租佃关系、组织群众移民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还对某些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实际，习仲勋对绥德地区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他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绥德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关键是要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组织劳动力积极地、科学地发展生产，改变靠天吃饭的老办法。

春耕前夕，习仲勋来到绥德县郝家桥村，他看到的是村庄整齐洁净，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村民们正在积极地为春耕作准备，他们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实行精耕细作，以改善土地条件；选择优良品种，以提高单产，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提高。习仲勋认真总结郝家桥的经验，并召开地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推广郝家桥的生产经验。这样，在绥德很快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1944年春，在绥德地委机关生产动员大会上，习仲勋说，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要大家一齐动手。那些只做机关工作、不愿干体力劳动的干部，实质上是轻视劳动，是缺乏群众观点，必须加以改正。他带头宣布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要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和白菜，自己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要节约三分之二；当年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自己要睡冷床，冬天只烧炉子不烧炕，屋里提早半个月停火；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花公家一文钱药费。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绥德地委、专署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厉行勤俭节约，还要走出机关，积极地参加大生产运动，除积极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外，还规定一年内每个干部要生产几斗小米。这样，在绥德，上至地委书记习仲勋，下至机关干部、通讯员、警卫员，都必须参加农业大生产和纺毛线等劳动。地委宣传部和报社的8位同志，不但帮助群众积极备春耕，还主动开荒种地，掏大粪，挑大粪，不怕脏，不怕累。广大干部认真负责，辛勤的劳动换来喜人的收获，他们生产出了大量的土豆、花生等，纺出的毛线都是一等品，既为群众树立了榜样，又基本上解决了干部自身的吃饭问题。

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习仲勋领导绥德地委根据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加大了绥德地区减租减息的工作力度，并发展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1943年以后，绥德地区的地主把全部土地的80%租给了农民耕种，土地使用权逐步地由集中转为分散；在利息方面，绥德地委和专署也根据中央和边区的有关规定，大力开展减息活动，许多地主富农向贫雇农退还了利息，使广大贫雇农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实惠，也适当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守好边区的北大门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绥德地区各级政府在政权建设中，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4年冬，绥德地区6县先后进行了选举，共选出议员846名，著名绅士霍祝三担任了绥德县县长，原国民党第八十四师旅长刘杰三连任3届边区政府参议员，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安文钦也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关系，为绥德地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仲勋在旬邑战斗生活达6年之久，从七界石召开重要会议，扭转危急局面；从马家堡主政关中分区，建立健全分区各级党政组织；到带领分区党政军机关从马家堡迁驻阳坡头、落脚马栏，使分区党政军多次化险为夷；他和战友攻坚克难，领导开展分区党组织、社会、政法、军事、文教、经贸等领域的全面建设，并取得了骄人成绩，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党中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40年初，“三三制”正式提出，首先在延安县中区五乡试行，效果非常好。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给予高度肯定并做了进一步阐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分别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三三制”政策进一步予以总结和完善，并被推广到其他抗日根据地。

“三三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壮大了抗日力量。为我党取得了民族救亡和自身强大的双重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仲勋在这一历史时期表现，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说明了一切，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对习仲勋同志过往工作的高度肯定，更是对他未来继续奋斗的殷切期望。在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面对这片亟待发展的土地，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细致入微地调查研究，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模式。在他的带领下，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不仅增强了经济实力，也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的复杂局势中，他坚决抵制“左”的偏向，保护了众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信任。

1945年4月，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当选中共七大中央候补委员，是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年仅32岁的习仲勋成为了最年轻的中央局书记。在此期间，还担任爷台山战役临时指挥部政委，同张宗逊司令员一道在马栏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综上所述，习仲勋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仅奠定了西北抗日政权的基础，还通过推动“三三制”民主实践，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准备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工作不仅体现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上，更深入到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的各个方面，展现了一位杰出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