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2px;">《 青 春 梦 迹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20px;">陈 尚 志</b></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作 者 简 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span>陈尚志,1943年出生,1963年在沧州老二中(捷地)高中毕业,未参加高考,在沧州市教育局做代课教师。</p><p class="ql-block"> 1964年参加铁路,在铁四局机筑队电工,1970年调新二处修配厂。</p><p class="ql-block"> 1972年底调天津铁路分局工程队。其中:1976年~1979年兼职业校电工技术教员,1995年被聘任工人技师至退休。</p><p class="ql-block"> 退休后,在外企工作三年,担任工程部经理。</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0px;">《 青 春 梦 迹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18px;">陈 尚 志</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68年2月,春节刚过,我到老同学冯茂荣家作客。茂荣兄长的妻子毕氏嫂嫂说给我张罗了一个对象,一个叫金娥的女子,是大白头村的,在织袜厂做工。</p><p class="ql-block"> 回家以后,跟爸妈说了。爸首先高兴,说:“大白头村咱有亲戚,明天我去那里打听打听这户人家的家道人品。”</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一早,爸真的去了,过午时候回来,是推着车子回来的。爸讲:“回来的半路上,自行车的横梁突然折断(焊口开裂)了。要不是早年练过拳脚,身手灵便, 这次非得摔坏不可。可还真是奇怪了,这么结实的清水管‘铁驴’车子,怎么一下子就断裂了呢?而且断在半路途中,说句迷信的话,看来你将来的婚姻还不一定顺利呢。”</p><p class="ql-block"> 妈对爸说:“你先说说打听的情况吧。” </p><p class="ql-block"> 爸接着说:“我去了表大娘家(笔者的表奶奶),老人家很是高兴,说这个金娥姑娘特别好,长的也好,人品也好,父亲是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牺牲的,母亲年轻就守寡,拉扯着孩子们,勤俭持家,待人厚道,人缘极好,全村都高看一眼。”…… </p><p class="ql-block"> 话说到这里,老人家忽然眼睛一亮,猛然又对我爸说道:“你家的孩子是在铁路上班是吧?你掂量一下,我看赵志忠的闺女,也就是我的大外孙女,在天津是小学教员,跟你的孩子也差不多。”</p><p class="ql-block"> 爸讲到这里,凝思良久……</p><p class="ql-block"> 当天下午,我半推半扛着断裂的自行车,走到村西桥头的修理部,请我过去的中学同学于必庆把车子焊好修好,骑回家来。</p><p class="ql-block"> 中间只隔了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天津来信,正是赵志忠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信中在寒喧问候之后,转邀大侄子(指我)到天津作客。</p><p class="ql-block"> 彭店村之东院陈家,跟邻村赵家是有姻亲渊源的。陈家上辈的姑太太嫁到大白头村杨家,而赵志忠先生的岳父杨老先生,就是陈氏姑太太的儿子,跟我祖父辈数人,都是亲姑表兄弟。</p><p class="ql-block"> 赵志忠先生的父亲,在天津开办“义聚成”粮庄,为人开明,仗义,豪爽,许多亲朋故旧子弟,均曾在“义聚成”做过伙计,我父亲也是其中的一个。</p><p class="ql-block"> 赵志忠先生及其兄长也都曾在柜上帮作,跟我父亲在一起,彼此关系相当融恰。后来大家分开二十年了,由于社会环境的变移,城乡差别的加大,相互就没有什么往来了,但心底的情谊还是有一些的。</p><p class="ql-block"> 赵志忠先生的来信,也唤起了我父亲尘封已久的回忆和怀念。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踏上了赴津之邀的行程,这是1968年3月上旬的事。</p><p class="ql-block"> 我在天津住了三天,就住在表姑、表姑夫赵志忠先生家里。他们的女儿洪贤表姐,在一所小学教书,每天上班;三个弟弟尚未工作,一个是大学生住校等待分配,一个是中专生等待分配,一个是老三届初中毕业在家。</p><p class="ql-block"> 因为“文革”,表姑父和表姑被遣送回原籍,虽然有遭受诬陷的原因,但一时尚未落实政策,如今在津只是临时户口,正在寻找有关“革命委员会”,要求落实政策。</p><p class="ql-block"> 在这三天里,主要是表姑、表姑夫陪我在家里说话。表姑夫相当聪明,思想敏捷清晰,对我问话也最多,除了询问家庭二十年来的种种状况,更多的是询问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甚至问我怎么上的学,小学初中高中的名称和校址,怎么就能够上到高中,怎么上到高中毕业而没有参加高考,家在农村怎么就能够参加铁路工作,是在编制的“正式职工”还是“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还仔细验看了我的铁路职工工作证和乘车证(俗称免票),等等等等,许许多多。</p><p class="ql-block"> 当然,他老人家的语言相当亲切委婉,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直白。 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较容易体谅长辈,对于长辈的近似盘问的种种问话,我都是诚恳的逐条回答,没有飞言浮躁,没有恓惶阿谀。因为都是直言相对,没有任何编织,就比较省脑子,就比较轻松,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p><p class="ql-block"> 初见洪贤表姐,中高的身材,一付眼镜在前,两条辫子在后,虽不是婀娜姣艳,却是文质彬彬,落落大方;尤其是言谈话语,清脆明爽,语速有节。 我们交谈不多,既没有流露出兴奋,也没有表现出冷漠,在父母长辈和众人面前,俩人都有些装,其实我心里是喜欢的。</p><p class="ql-block"> 回到沧州,跟爸妈做了详细汇报。爸妈说:“这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们也没有见着,你自己拿主意吧。”过了几天,我休的假期已满,就返回云南省的单位上班了。</p><p class="ql-block"> 到单位后,我给天津的表姑表姑夫写了一封信。其寒喧内容大略是:表达在津几天,受到长辈的厚重的关怀照顾;又云,对于至亲长辈施予的关爱体贴,只能亲身领受,不敢说“感谢”之类的客气话,等等。后面的主题内容大意是:如果洪贤表姐顾意跟我联系,那我这封信就算作第一封信了。</p><p class="ql-block"> 那时中国社会还不够开化,男方要表现主动而不轻浮;女方要显得“矜持”,才是庄重,才是高贵。我是琢磨了半天,才写成这封信的。后来听说此信件得到长辈的评价很高。信发不久,我很快收到了洪贤对我这“第一封信”的复信,于是两个人开始了“信恋”。</p><p class="ql-block"> 两个月以后,云南省的“文革”武斗加剧,单位里没有生产任务,当权者给职工放了“长假”,允许持薪回家待命。这样我又回到了北方的家乡,往来于津沧之间,不觉两月有余。</p><p class="ql-block"> 一日在沧州收到天津洪贤来信,说是交往关系有变,主要是母亲持不同意见,担心将来两地分居,难以维持生活。</p><p class="ql-block"> 事发突然,来不及多想,我决定到天津见一面再说。</p><p class="ql-block"> 次日达津,表姑夫安排我在表大爷(洪贤的大舅)家住宿,晚上在表大爷家吃饭时,洪贤来了,约我出去走一走。没走太远,就在南开三马路边的一盏路灯下站住说话,洪贤有些悲怆,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尽心的抚慰她…… </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在洪贤家吃过午饭,我就起身告辞。洪贤要去送我,表姑说:“不是说学校里还有事吗,让你二弟去送吧!”洪贤坚持要送我,一直送到西站。</p><p class="ql-block"> 在等候列车的一段时间,俩人说了许多话,洪贤说:“今后也不再找对象了,”我说:“我可以等你,”洪贤说:“你不用等我,不用管我,”......俩人都很动情,有点生离死别的意味。最后临别时我拥抱了洪贤,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却使我没齿难忘。</p><p class="ql-block"> 随着岁月的流逝,数十年后,皓首缺齿,回味往事,感觉到的,只有惋惜、缺憾和心痛。没有怨望,没有怨恨,甚至在逐步加大自责的比量。我敬服孔夫子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聖人还真就是聖人,他教人逐步成熟的道理,我甚至有些联想,古时候的人为什么那么崇拜“长老”了。当然,那些长老多是有知识有见识的人,这主要是指他们对人生经历深刻的理解与参悟。</p><p class="ql-block"> 在洪贤送我将要进站登乘火车的时候,洪贤恳切的要求我:“回单位后,一定要来封信呀!”这句话久久的存储在我的脑海里,可我从来就没有想明白,既然已是“生离死别”,为什么还要通信呢?这就是我的愚钝之处。</p><p class="ql-block"> 几天以后,我和同事好友李印通,一道踏上返滇的行程。那时北京还没有直达昆明的火车,必须在上海或是武汉或是重庆这三处换乘,我和印通是沿京沪线走的。途中,在南京下了车,原因是印通没来过南京,要看一看六朝古都的景物,我的情绪低沉,无心观赏金陵美景,只是陪着印通在南京城里城外乱走。</p><p class="ql-block"> 那天,在去燕子矶的路上,冷风乍起,阴云渐布,我和印通衣着单薄,还是硬绷着去了,这就是年轻人的特点。</p><p class="ql-block"> 当我们站在燕子矶附近的堤岸上,任肃杀的秋风吹拂激荡,看连天湧来的江涛拍打江岸,听长江水边的江苇抗击水浪的震耳声响,这中间夹杂着风的嘶鸣,水的叫嚣!令人肝颤胆寒,智动神摇,心亦瑟瑟,意也悱悱。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动思茫茫,物我相融,我是谁,谁是我?我不会是那呼啸的江风,不会是那汹湧的波涛,或者是那潜底的鱼龙,逐浪的虾蠏?剩下的,只有江边的岩石泥土和那风浪中振慨的江苇了。我能够像江苇那样傲挺,那样坚韧吗?想不清,说不清,身如醉,心如碎,想要离去,又不忍离开,仿佛自己跟这里的境界,有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关连,久久的僵痴着,久久的眷恋着。渐渐的,渐渐的,那持续怒号的阴风招来了雨水,迫使我们振作精神,迅速逃离。</p><p class="ql-block"> 回到云南单位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中旬的样子,我给洪贤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叙述归滇途中的情况,尤其是在南京燕子矶长江岸边的情景、心境以及感想。</p><p class="ql-block"> 在我把信件投入邮局的当天下午,却收到洪贤写给我的一封长信,除了问我回到单位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给她写信(大约有十几天光景吧);着重写了她自己的一些情况,大意是:那天下午,在天津西站送我上车之后,她没有直接乘汽车回家,而是漫无目的的往前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色很晚,方才回到家中。家里早已经急成一团,把大舅也请过来了,当时大舅对她说:“你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我替你做主。”洪贤信上说当时她哭了……</p><p class="ql-block"> 八天以后,洪贤又来了信,说是我的信收到了,很是感动。就这样,俩人又恢复了书信之恋。</p><p class="ql-block"> 十月二十五日,我收到洪贤发来的电报:“速回津结婚。” 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这么紧急,我一时特别高兴又慌得不知所措。跟几个好朋友商议,大家说这是大喜事呀,还不赶快回去办呀!有个爱说笑话的哥儿们,假装正经的说,你小子是不是搞出什么动静来了?我说:“你别瞎扯,我们只是过马路时拉过两次手。”</p><p class="ql-block"> 那为什么这么急?刚回云南一个多月,又来电报催着回去结婚?当时还真是说不清楚。后来方才得知,是房子问题,是怕别人占了她家的房子(文革的极左政策)。</p><p class="ql-block"> 若干年后,细细想来,假如当年没有房子的问题“作怪催化”,假如俩人再相互多增加一点了解,再延长一些磨合或者碰撞的检验过程,在各方态势渐呈稳定、渐趋明朗的情况下,认真确定“是分是合”,也许就没有后来悲剧的发生?!</p><p class="ql-block"> 此后大概没有三两年,洪贤的娘家就逐步被落实了政策,带来了政治上和经济上地位的显著提升,社会的心态自然也有些变化,有些人包括她的个别亲眷,就明确的表露,说是让我拣了一个大便宜。</p><p class="ql-block"> 其时我心里很生苦恼也很生冷静,这种人生环境状态的变移,对我带来的,没有别的,或许就只有相当沉重的压力。我的骨子里是自尊与自卑并存,个中滋味,也只有自己清楚,不是亲历亲尝,谁能说得明白…… 世间有几多人习惯于顾及别人的感受?!</p><p class="ql-block"> 且停住感慨,回到1968年10月下旬的“电报结婚”情状。要登记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单位开具证明信,当时我在云南单位开证明信时,遇到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原来的单位领导都被文革造反派们打倒了,公章也被全部封存起来,而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还没有产生,只有副总工程师沈钟灵同志临时主持单位的日常工作,只管生产任务和简单生活,没有公章。沈钟灵给我出了个主意:找一找武装部的耿部长,看看他们武装部能不能给你盖个公章?于是我找到耿允恭部长,说明来意,耿部长很痛快的答应了,并把我写成是武装部的同志回家结婚。</p><p class="ql-block"> 凭着武装部的这封公函,我不仅一路顺畅无阻,甚至还帮了别人一点小忙。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军队和武装部的人最红最火最硬最吃香,“全国都要学人民解放军”!这是最高领袖最高指示的威力。</p><p class="ql-block"> 列车到柳州站,上来两个孩子,到我跟前,我旁边有一个空位,两个孩子互相推让,让来让去,最后还是姐姐硬把弟弟强按在座位上,她自己站着。我问两个孩子去哪儿,女孩子说:“我们柳州有武斗,学校都停课了,我和弟弟去天津姑妈家,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谈话间我知道,这俩孩子一个是五年级的学生,一个是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是铁路职工的子女。</p><p class="ql-block"> 火车开得不快,几个小时后,列车到了桂林车站,忽然一下子冲进车厢许多头戴安全帽臂戴红袖标的造反派。他们逐个检查旅客的车票,发现从柳州站上来的人,不论老幼,一律驱赶下车。从他们的言语间,大略知道,是不准柳州方面的“对立派”去北方,防止他们进京“告刁状”。</p> <p class="ql-block"> 两个孩子很害怕,拿着柳州铁路单位开具的“记帐客票”(铁路免票)抖动着,也在被驱赶之列。我一时激动,大着胆子对造反派好汉们说:“这两个孩子是我亲戚,我是他们姑父的弟弟,我带他们去天津。”几位好汉凶巴巴地对我喊道:“你是什么人,把证件拿出来!”我灵机一动,拿出了由武装部开具的结婚证明信。造反派随即转变了态度,简单的问了几句,放过了两个孩子。武装部的牌子在当时还是相当硬的,许多造反派还是有所顾忌的,担心落下“反军,乱军”的罪名。</p><p class="ql-block"> 两个孩子对我充满感激的情绪,要请我写下家庭地址,希望跟我保持联系。我婉转的谢绝了,倒不是别的,我只是担心亲属们埋怨我胆大妄为,多管闲事。 我不是个工于算计的人,但我习惯于顾及别人的感受;虽然我自己做起事来可以“犯傻”,但我绝对理解和体谅那许许多多“趋利避害”的好人们。大家生活的环境太复杂了,所以认识上也就复杂。我在列车上维护孩子们的举动,说得好听是:“慷慨好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侠肝义胆。”说得不好听,就是:“胸无城府,自不量力,匹夫之勇,侥幸得逞。”</p><p class="ql-block"> 天性无可选择。尽管热血者往往落泊,但热血者毕竟是人类存活的一个根脉;不可想象一个缺乏热血者的社会,是如何运转存续或者宏远发展的…… </p><p class="ql-block"> 我到天津的当天下午,就跟着洪贤去街办事处办理了登记结婚手续,第二天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一天是1968年11月3日。 是年我25岁,洪贤27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2024年8月于天津(定稿)</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font-size:20px;">~*~*~*~*~*~*~*~</span></p> 谢 谢 欣 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