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平湖博物馆弘一法师与“佛教中国化”展

徐亚平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渐演变成中国的佛教，这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经典的范例。具体而言，即佛教要“本土化、民族化、时代化”，也就是说，佛教的传承发展，必须取得民族的形式、本土的特色和时代的特征。展览围绕“佛教中国化”主题，通过对弘一法师生平事迹、言论及其艺术作品的深入考察，以图片、实物、音视频等形式，全面展现了弘一法师对“佛教中国化” 的重要贡献。 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即李叔同（1880年－1942年），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生于天津河东，祖籍山西洪洞，明初迁到天津，因其生母本为浙江平湖农家女，故后来李叔同奉母南迁上海，每每自言浙江平湖人，以纪念其先母。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为现代中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 半世繁华李叔同出家前，曾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李叔同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著名文学家曹聚仁、画家丰子恺、潘天寿、音乐家刘质平等文化名人皆出其门下。他是中国话剧运动首开先河的活动家。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参演了中国第一出话剧《黑奴吁天录》，并在舞台的布景设计、化妆、服装和道具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音乐领域，他策划、编辑、撰稿、身兼数职，编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是中国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第一个引进西方乐理的音乐家。李叔同早期编写的《国学唱歌集》也是当时中小学教材之一。绘画方面，李叔同是中国艺术广告画、木刻版画的始作者，他大胆引入西方美术，将其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融为一体。至今人们仍能看到的油画作品《自画像》，被认为有印象派之风格。 李叔同油画作品《自画像》 李叔同的篆刻技艺同样独树一帜，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再攻浙派。三十五岁时，加入西冷印社。翌年，建“乐石社”，定期雅集，研究编印作品，撰写史料。李叔同的诗词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1900年，他将以往所作诗词结集出版，题为《诗钟汇编初集》，在“城南文社”社友中传阅。出家前夕，他将1900年至1907年间的20多首诗词自编成书卷，其中就有《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作，这些作品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 文涛5岁失父。13岁知篆书，15岁能诗，17岁善治印，18岁与茶商女俞氏成婚。戊戌变法失败时，有人说他是“康梁同党”，他遂携眷奉母南下，避居沪上城南草堂，加入城南文社。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叔同从天津来到上海，年少才盛，很快加入了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地的文艺团体“城南文社”，城南文社的活动地点在许幻园的豪舍城南草堂，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显示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城南草堂的主人许幻园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自从李叔同到上海以后，只要参加征文，其成绩必名列前茅无疑。许幻园慕其才华，于1899年让出城南草堂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两人成了挚友……2 2岁入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课余参加京剧演出，还为沪学会补习科作《祖国歌》，并编有《国学唱歌集》。光绪三十二年，为求救国之道，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后，肄业于东京美术专科学校，主修油画，兼攻钢琴。在日期间李叔同在由留日学生出版的《醒狮》杂志上发表文章，加入“随鸥吟社”并与本田种竹、森槐南、日下部鸣鹤等交流。课余热心于话剧艺术活动，联合留东同学组织“春柳剧社”。在校期间还参加“白马会”第12回展（1909年春）、第三回展（1910年春）。在东京，他创办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发表所创作的歌曲多首。1906年10月4日的日本的“国民新闻”报曾刊登关于李叔同的访问记以及肖像照片。在写生课时，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被誉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的急先锋。宣统三年（1911年），文涛学成归国，先执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任图案教员，后转到上海城东女学，讲授国文和音乐。翌年，加入“南社”诗社，与南社同人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兼任《太平洋报》文艺副刊编辑。不久，到杭州执教于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即第一师范学校），并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兼课。1914年在中国的美术教育中首次使用人体。他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达七年之久，培育出许多艺术人才。 出家因缘文涛本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但眼见当时中国社会腐败黑暗，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差距，渐渐认识到人生之痛苦。遂于民国7年（1918年）8月19日遁入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皈依老和尚了悟门下，法名演音，号弘一，后又采用一音、一相、圈音、入玄等几十个法号。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弘一法师生活在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的时代，因此他的前半生多在尝试“艺术救国”“教育救国”，但最后毅然放下尘缘，选择以出家的方式挽救世道人心，这体现了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也正是非将相所能为的太丈夫之事。弘一法师出家后专修律宗，终日苦研佛学，过午不食，生活极其简单，似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旨在追求出世的“苦行僧”的形象。其实不然，他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人皆知推崇佛法。”李叔同对佛学的理解及其出家为僧的真正的思想动机，实乃践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道，以佛法挽救世道人心。正如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所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家与艺术家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也就是说，李叔同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独特的救世之路，即将其早年“以艺术来治国救心”的志向提升为以佛法来济世度众生。 1916 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长期饱受神经衰弱症的折磨。有一次，好友夏丏尊在日本杂志上看到有关断食的介绍，说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于是推荐给了李叔同。经丁辅之居士介绍，李叔同选定虎跑大慈山定慧寺（通称虎跑寺）为断食地点。具体的断食时间为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弘一法师自称虎跑寺断食可以视作其出家的近因。李叔同在虎跑寺断食时写有日记《断食日志》，记录断食期间的生活细节及每日身体所发生的生理变化情况。现藏于杭州虎跑弘一大师纪念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弘一法师曾多次书写此联，这也成为今人解读弘一法师出家因缘的重要依据。 1918 年新岁，李叔同以居士身至虎跑寺习静。马一浮居士介绍友人彭逊之往居虎跑，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李叔同见之，颇为感动，遂皈依虎跑退居老和尚了悟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农历七月十三，依了悟上人为师披剃于杭州虎跑寺，9月至灵隐寺受具足戒。 弘一法师在浙江省内足迹杭州虎跑寺（1）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入虎跑寺落发为僧，拜了悟上人为剃度师，9月至灵隐寺受戒后，仍回虎跑寺居住；（2）1919年夏再莅虎跑寺，从华德禅师学唱赞颂，手录赞颂，撰《赞颂辑要弁言》；（3）1923年夏由玉泉寺移居虎跑寺；（4）1925年夏叉结居虎跑寺，手书《梵网经》，赠吴昌硕；（5）1931年9月由慈溪金仙寺过杭州，在虎跑寺小住。杭州灵隐寺（1）1918年9月13日到寺受具足戒，即由慧明法师任开堂；（2）1919年秋至灵隐寺挂搭，俗友胡朴安来访，书“慈悲喜舍”一横额赠之；（3）1923年夏莅寺，听慧明法师讲《楞严经》。杭州玉泉寺（1）1918年9月受戒后，移居玉泉寺；（2）1919年二月初八于此寺与弘伞法师、玉泉居士吴建东共燃臂香，发十大正愿，结为道侣，并在此灭度；（3）1920年初夏莅寺，治根本说一切有部律，7月转往新城贝山掩关：（4）1921年4月初莅寺，披阅唐宋诸师四分律学著作。嘉兴精严讲寺1918年9月在灵隐寺受戒后，应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范古农居士之请，莅精严讲寺藏经阁（时嘉兴佛学会设于此）阅清藏，并为之整理，同时开始书写经偈与人结缘。旧友许幻园往访，为书“忍辱波罗蜜，无量阿僧祇”。前后居约月余。杭州海潮寺1918年11月，应马一浮居士之招，由嘉兴精严讲寺至海潮寺打七。杭州招贤寺（1）1920年4月初至招贤寺养疴；（2）1926年3月初，自温州至杭州，居招贤寺，与住持僧弘伞合力从事《华严疏钞》之釐会、修补与校点；是年6月，与弘伞法师离招贤寺，同至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道场；（3）1926年11月初，下庐山，返杭州，仍居招贤寺。杭州灵济寺1920年7月，应浙江一师门生楼秋宾之请，在贝山“筑室掩关”。后因山洪暴发，筑室未成，移居灵济寺，由弘伞法师护关。秋间离开贝山，移居衢州莲花寺。衢州莲花寺（1）1920年8月莅寺，为纪念剃染二周年手装所书《佛说大乘戒经》《佛说十善业道经》两卷；（2）1923年9月莅寺治律。温州江心寺（1）1921年3月抵达永嘉，息影于江心寺；（2）1928年9月底因“庆福近多经忏，不适于闭关用功”，经寂山法师介绍，迁居江心寺。后以是处通信不便，移居庆福寺。温州庆福寺1921年3月，得留目同学好友林同庄介绍，自杭州至温州；莅温州后，经永嘉居士周孟由、吴壁华等人介绍，卓锡庆福寺。直至1932年离开庆福寺，长达十年之久，除短期外游以外，恒掩关阅藏，潜心写作。衢州三藏寺1923年9月和1924年3月，两莅衢州，挂搭三藏寺。绍兴开元寺1923年秋，路过绍兴，卓锡开元寺，居匝月，后至衢州莲花寺。衢州祥符寺于1923年11月应住持僧妙玄法师之请，挂搭祥符寺，作《朗月照禅师塔铭》《比丘律藏函题词》。1924年4月19日自祥符寺起赴温州。舟山法雨禅寺1924年5月，弘一法师自温州来谒印光法师于法雨禅寺，亲近七日，对印光法师的学问、道德深致敬仰。宁波七塔禅寺1925年离开温州，本拟前往安徽九华山，因江浙开战，阻于宁波，挂搭七塔禅寺云水堂数日，后应旧友夏丏尊之请，至上虞白马湖小住。杭州常寂光寺1927年春莅寺闭关，7月移居灵隐寺后去本来寺。杭州本来寺1927年弘一法师曾与弟子宽愿于此寺小住，是年10月法师离本来寺，云游上海。绍兴法界寺（1）1930年5月至6月，居法界寺；（2）1931年春，自温州至上虞，居法界寺；4月立遗嘱存法界寺，谓“弘一谢世后，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皆赠与徐安夫居士。其余之物，皆交法界寺库房”。（3）1932 年秋，至上虞，挂搭法界寺，大病弥月，病后至镇海优龙禅寺安居。宁波白衣寺（1） 1930年6月初，莅寺晤虚云禅师与文质和尚；（2）1931年2月，自温州赴宁波，至白衣寺，旋赴上虞白马湖。宁波金仙禅寺（1）1930年10月，在寺听天台静权法师讲《地藏经》，大师在禅房讲《五戒相经笺要》，历时两个月；（2）1931年3月再度莅寺，撰《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并手书《华严集联三百》；（3）1931年9月再度莅寺；（4）1932年春莅寺，自愿发心重讲律学。宁波五磊讲寺1931年5月，弘一法师由金仙禅寺移居五磊讲寺，并于7月13日自愿受菩萨戒，发弘律誓愿。11月19日与寺主栖法师签订创办南山律学院协约，后因意见不合，大师飘然离去。绍兴戒珠讲寺1931年10月，赴闽未果，由杭州渡江至绍兴，卓锡戒珠讲寺。宁波伏龙禅寺（1）1931年腊月，弘一法师应该寺住持之请，往伏龙禅寺度岁，安居至次年春，后赴白湖金仙禅寺，发心讲律。（2）1932 年初夏，重返优龙禅寺；6月，为亡父百二十龄诞辰，敬书《阿弥陀经》十六大幅，以资回向；旋赴绍兴法界寺，大病弥月。（3）1932 年秋问，返伏龙禅寺安居。 《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李鸿梁著）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民国时期出版物 刻心经紫砂钵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弘一法师遗物 星月菩提珠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弘一法师遗物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弘一法师著）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民国时期出版物 弘一法师手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民国时期出版物 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弘一法师以弘扬南山律学为己任，赵朴初先生曾这样评论说：“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弘一法师出家之初即发愿学律，但后来经历了从有部律到专弘南山律的转变，因为依四分律而成的南山律“能适合吾国僧众之根器故”。至1931年2月，在绍兴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专弘南山律学，由小乘转为大乘。这是弘一法师律学思想上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弘一法师本人对于佛法的修习，除了主弘律宗以外，还精研净土、华严、法相、三论、密宗乃至禅宗等中国佛教各宗经典，于各宗教义均有通达融汇的理解。太虚大师曾这样评价弘一法师的佛学行持：“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自湖》一文中则对弘一大师的佛学思想作过一个比较恰当的概括：“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弘一法师专弘南山律学并兼通各宗教义，由小乘佛法转大乘佛法，说明其所学并非只为自己解脱的“出世”法门，而更多的是为入世普济众生，是“救世与救心”相统一的中国近现代“先知先觉者”的使命感、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与康梁、孙中山以及近代以来民主革命的精神一脉相承 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在书画、诗文、戏剧、音乐、艺术、金石、教育各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1918年入杭州虎跑寺出家，从此精修佛教律宗，又成为佛门一代高僧。代表作:《南山律在家备览》、《四分律戒相表记》、《弘一大师遗著合编》、《清凉歌集》、《李息翁临古法书》等。 1938年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时的僧籍证弘一法师在闽南居留14年，僧籍落户于泉州承天寺。 民国17年，弘一参加僧侣南下服务团，到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弘扬佛法。12月初从上海乘海轮抵达厦门，受到陈嘉庚胞弟陈敬贤的热情款待，在南普陀寺下榻，旋即转南安雪峰寺度岁。过了元宵，又回南普陀住了三个月。民国18年4月间，取道福州赴温州。同年10月，弘一第二次入闽。先到厦门，后应泉州开元寺慈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到泉州，为该院学童早晚礼佛的赞歌《三宝歌》谱曲。当时幸愿法师在泉州承大寺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帮助整理寺内所藏的古版佛经，先厘订六条凡例，将目录编成五辑，每辑分成禅宗部、律宗部等，每部再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全本，乙种为残本），颇为周详。民国19年4月，离寺云游江浙。民国21年10月，弘一第三次入闽，足迹遍及泉州、厦门、福州、漳州各大寺院，其中以住泉州的时间为最长，而在永春普济寺一住就是573天。弘一第三次寓居福建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他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命运为念，得到僧俗群众的普遍景仰。民国27年10月，为勉励泉州承天寺僧众发扬爱国爱教精神，他举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词末又跋：“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赋予佛说以时代精神。弘一十分关心历史文物。民国22年10月，他在泉州西郊潘山发现唐诗人韩偓的墓道；民国27年在惠安县的《螺阳文献》中发现一首韩偓在惠安松洋洞所作而未为《全唐诗》收入的佚诗，于是撰写《香奁集辨伪》一文，认为韩偓并不是一个风流才子，而是一位与自己有同样爱国思想的伟大诗人，为研究韩偓提出独创性的见解。他还为晋江摩尼教寺草庵撰写寺门对联和庵记，为朱子书院补题匾额，为开元寺补书朱熹所撰写的对联，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像题赞，使泉州的传统文化更得到发扬。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苑。民国25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弘一法师楷书节录经文四屏条，现藏于温州博物馆。 弘一法师“演音”款石印章，现藏于衢州博物馆。 “了事凡夫”印马一浮为弘一法师刻的闲章“了事凡夫”。“了事凡夫”语出唐代诗人庞蕴的诗偈：“心如境亦如，无实亦无虚。有亦不管，无亦不居。不事贤圣，了事凡夫。”后《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有云：“老庞云：‘心如境亦如，无实亦无虚，有亦不管，无亦不拘，不是圣贤，了事凡夫。’若真个作得个了事凡夫，释迦达磨，是甚么泥团土块？三乘十二分教，是甚么热碗鸣声？”此印伴随大师在衢州度过一段出世而不避世的日子，现藏于衢州博物馆。 “书石”1923 年冬，弘一法师赠送给汪梦松居士的石头，上有亲笔题诗：“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现藏于衢州博物馆。 弘一法师为泉州开元寺南山律学苑所撰联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士为果。十年虔修未有间断。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熙律师释三大部的“三记”（《资诗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佛教界尊他为近代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民国31年10月13日，弘一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7天后，在承天寺火化。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13年出版。寂后，海内外诸缁素将其遗著结集出版的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 “悲欣交集”弘一法师弥留之际书，现藏于上海圆明讲堂。 弘一大师，虽以持律闻名，但笃志念佛。晚年时神采气力渐衰，自知将要往生，因而尽力弘法，时常劝人听时钟念佛，依照时钟滴答滴答的声响，设想为阿弥陀佛四字。若是念六字佛号者，则以第一个滴为“南无”，答为“阿弥”，第二个滴为“陀”，答为“佛”。他的听时钟念佛，不失为一个摄心念佛妙法。公元一九四二年春天，弘一大师前往灵瑞山讲经。不久之后，住在温陵养老院，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为大众讲经，并向院中的老人讲说净土法要。二十三日示现些微疾病，拒绝医药及探问，只是专一念佛。二十七日绝食，只饮水。二十八日写遗嘱，交代妙莲法师负责后事。九月一日下午，在一张纸上写著“悲欣交集”，交给妙莲，并嘱咐注意：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交集所感。说完话，仍默念佛号。四日戌时（晚上七时至九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地往生了。时年六十三岁。荼毗后获舍利子一千八百粒，舍利块有六百块。 念佛不忘救国 源自印度的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就不断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了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在早期佛教中就有不违国制、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做国贼的训诫。佛教传入中土后，佛教僧团就有“烧香咒愿，必先国家”的说法。南宋禅门领袖大慧宗果更是直言：“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中国佛教常用的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国家恩”即是“四重恩”之一，是佛教徒知恩报恩的重要内容。可见，“爱国”是中国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报效国家、遵守国法、自觉履行公民义务也是奉持佛教戒律的最基本的要求。中国佛教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悠久的爱国爱教优良传统，无疑也为弘一法师所继承并发扬。 二十文章惊海内李叔同志学之年，正值光绪中叶，目睹国事日非，爱国思想油然而生，谓“中华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相传他曾私刻一印目“南海康君是吾师”，以示支持变法。年轻时的李叔同“欣戚无端，抑郁谁语”“言为心声，乃多哀怨”。他早年确实写过一些伤感哀怨或缠绵悱恻之作，但在他的全部诗词曲歌联中，抒写爱国爱教壮志豪情的作品更多、更突出，如《感时》、《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哀祖国》、《爱》、《祖国歌》、《我的国》、《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隋堤柳》《大中华》等。弘一法师出家后，其爱国之心不泯。所不同的是，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更多的是以佛教的慈悲和觉悟来救国救民，这从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言行事迹可以得到确切的印证。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1898 年，李叔同入天津县学应考作文，提出发展矿业救国等一系列设想。 《我的国》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申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岁！《大中华》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猗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哀祖国》小雅尽废兮，出车採薇矣；豺狼当途兮，人类其非矣。凤鸟兮，河图兮，梦想为劳矣；冉冉老将至兮，甚矣吾衰矣。 《金缕曲•将之日库留别祖图并呈同学诸子》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瑯，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疫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微信扫描收听《祖国歌》 纵以身殉在所不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并且明确表露心迹：“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1937年9月，“时厦门战局紧张，各方劝师内避，师题其室曰“殉教堂”，以明其志。”日军逼近厦门后，很多人劝法师外出躲避，他在写给李芳远居士的信中说：“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人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等共勉之。”据当时报纸报道，厦门沦陷之前，曾有日本某舰队司令造访法师，他要求法师用日语对话，弘一法师坚持“在华言华”，并明示“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弘一法师面对日寇，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被誉为“爱国高僧”广受称颂。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寿辰，诗人柳亚子贺诗有“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句，正是对这位高僧救国救民的忠肝义胆的赞颂；而法师则报柳一偈曰：“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殉教应流血”，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其“爱国殉国”的精神。 1937年7月，日军大举入侵，弘一法师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志。 爱国与爱教的统一作为爱国高僧，弘一法师的抗日爱国之心与其佛教立场是统一的。抗战时期，他曾对晋江庄荣标居士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份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然而佛徒应以慈悲为本，而修持戒律，首重戒杀。但护国卫展固应尽责，而奉教信仰亦未更有所违背。正因如此，作为佛教徒理合组织佛教徒救护队，担任救护工作，庶卫国奉教，两得其宜。”正是在弘一法师的建议下，晋江县成立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队部设在准提禅林，由释瑞超法师为队长，蒋又泽居士为副队长，聘请医师、教练进行演习各种救护技术，进行抗战救护工作。1941年冬，在泉州大开元寺结七念佛，时值抗战期间，弘一法师亲笔书写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作为策励，并题记说明：“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场，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他还手书数百余幅分赠各地寺院，此后弘一法师每有开讲，座位后面的墙壁上总悬挂着自己亲手书写的横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念佛不忘救国”一语充分体现了弘一法师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态度，也表明：爱国与爱教“两得其宜”，把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济世度生的大乘佛教信仰相结合，构成弘一法师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1941年，弘一法师召集弟子组织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摄于晋江。 《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歌》1937 年，弘一法师为厦门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所写会歌，以激励国人抵御外辱，自强不息。 微信扫码收看纪录片《李叔同》片段 1937年弘一法师在沪留影 1938年10月，弘一法师在福建晋江书写“最后之胜利”，号召国人奋起抗战，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微信扫码收看2015年在平湖出演话剧《最后之胜利》片段，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饰演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手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 复制品 以艺术为佛事 僧俗两界闻名于世的弘一法师，是中国近百年文化史上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话剧等引入国内，在近现代文艺领域里无不涉足，诗词歌赋音律、金石篆刻书艺、丹青文学戏剧皆具才名，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堪称艺术大师，是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弘一法师出家后，在精研律学的同时，致力于弘扬佛法。其最具特色的弘法形式为“以艺术为佛事”，特别是“以书弘法”，即以“弘一体书法”作为弘法的重要途径。 诸艺弃而复取弘一法师年轻时便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但他在出家前后有过一段弃之而复取的经历。1918 年7月，他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的前夕，为友人姜丹书写完《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后，就把毛笔折成两段。他还遣散聚物，包括笔墨瓦砚等都送了人，以示割舍一场世间尘缘。九月在灵隐寺受戒后，到嘉兴精严讲寺披阅经藏时，遇到不少颇知其俗名而前来求其墨宝者。友人范古农后来回忆说“师与余商：‘已弃旧业，宁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师乃命购大笔、瓦砚、长墨各一，先写一对赠寺，余及余友求者皆应焉。师出家后以笔墨接人者，殆由此始。”通过书写佛语与人结缘，弘一法师重又拾起书法了。 李叔同绘画作品《朝》李叔同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油画，师从日本外光派艺术家黑田清辉，深受其印象派绘画风格影响。当时日本的西洋画发展迅速，各种美术团体和展览活动丰富。李叔同积极参与其中，1909年和1910年两次参加白马会展览，作品《朝》于1909年在白马会展览中展出，并被收录在庚戌白马会画集中。作品以“朝”为名，蕴含着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的期许与希望，暗示着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黎明阶段，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朝》的用笔用色都很大胆，具有印象派的特点，笔触较为粗犷豪放，绘画表面并不平滑。画面整体给人一种清新、明朗的感觉，体现了李叔同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展现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激情和创新精神。《朝》作为李叔同早期的油画作品，不仅体现了他在油画技法上的探索和创新，也反映了他对西方绘画理念的吸收和融合，对于研究李叔同的艺术风格演变以及中国近代油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弘一体书法的形成1918 年，徐蔚如居士倡印流通《印光法师文钞》，在佛教果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20年3月，弘一法师应邀为《文钞》题词，题词中，弘一法师对印光大师表达了服膺之意。与印光大师的结缘，不仅对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影响深远，并且还致使其书法风格转型。初入佛门时，弘一法师的书法还是沿袭魏碑书风，至1923 年决意脱胎换骨来一番大的转变，而转变因缘也与印光大师有关。印光大师在给弘一法师的一封回信中表示“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在另一封信中又进一步强调：“今人书经，任意潦草，非为书经，特藉此以习字，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如此书经，非全无益。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经由印光大师此香指点，弘一法师决意依写经要求转换书风。他遂以晋唐小楷作为借鉴，在写经中融入晋唐小楷的法度，逐渐显出工整的面貌，其着意处乃在魏晋书风之沉静典雅、淳厚洁净。不过，他仿学晋唐只是吸取养分以资过渡，借以在北碑书法面貌上消除森森锋锷之貌。“弘一体”的最后定型，还与1928年和丰子恺合作编写出版的《护生画集》有关。《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主笔漫画，弘一法师题写诗词文案，旨在宣传佛教戒杀精神。受内容影响，表现手法当摈弃碑派书法常有的刚狠杀伐之气，而以平和温仁、简澹明净气息来感染读者。在这种特殊要求之下，“弘一体”终于酿成并集中呈现。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曾对弘一法师书法艺术之演变作过概括和总结：“他的字，工夫尤深，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晚年写佛经，脱胎化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其晚年定型的“弘一体书法”境界极高，诚如法师本人在《与马冬涵居士》信札中自谓：“柯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弘一体书法”摒弃了外在形式上的姿态和笔触，既超脱又精致，体现出自然、静定的风格，给人一种简洁、静穆的审美感受。“弘一体”对于书法的起笔收笔似乎都轻松带过，唯有中段坚实，力能扛鼎。结字疏朗散逸，似月照山林，静穆圆融，最后定格于一种恬淡虚无的境界。所谓“书如其人”，弘一法师的书法和他律宗法师的身份完全吻合，见字犹如老僧入定！ 李叔同手书魏碑体四言联“大槐独秀，玄流太和”，是其在乙卯三月（1915年3月）为允升先生即杨树猷所写的一副魏碑体对联，现藏于温州博物馆。“大槐”通常与“三槐”相关联，在古代，“三槐”象征着三公之位，寓意着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独秀”则表示独自出众、出类拔萃。“玄流”可指清流，寓意清正廉洁、纯净无染。“太和”则表示冲和、和谐、太平，体现了一种中正平和的状态。 弘一法师隶书经文直卷“南无阿弥陀佛” 弘一法师等著《清凉歌集》《清凉歌集》是1936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首次印刷出版的佛歌集。他邀请弟子刘质平、俞级棠、潘伯英、徐希一、唐学泳等人分别为歌词谱曲，共同完成了这部作品。弘一法师创作这些歌词旨在以佛歌的形式传播佛法，引导众生内心趋向清凉、平和与觉悟。全书分为三部分，即歌谱、歌词和歌词大意。共收录了五首佛歌，分别是《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作品《清凉》劝人内心清凉，通过对清凉月、清凉风、清凉水的描绘，表达了消除热恼、心地光明、身心无垢的美好境界，劝人放下烦恼，内心保持清凉自在。作品《世梦》揭示世间虚幻，文中“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以人生的生老病死、轮回无尽，揭示世间万物的虚幻不实，劝人不要贪著名利，要从梦中觉醒。作品《观心》 引导观心自省，探讨了世间学问与出世学问的难易，强调了寻觅现前一念心性的重要性，引导人们通过观心自省，悟得自性真常。弘一法师的歌词文字优美，意境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其弟子们所谱的曲子旋律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具有一定的音乐欣赏价值。歌词部分由弘一法师亲笔书写，其字迹结构清疏，线条纯净，被书界称为“佛字”，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弘一法师致刘质平信函两惠书，具悉一一。寄存之物，承为照护，至用感谢。其他诸事，别答如下；一、歌集应如尊嘱成百八首。拟分作十编，络续出版（第十编有十八首，其余每编十首）。先不拘定深浅之次序，随作随出版。俊全书百八首完成之后，再编次序重印。二、就现在拟定之材料中，尚不清十首（尚有数首材料，不甚住，拟缓用。故合计尚不消十首）。今仅先作十首，于明年可以先印第一编出版。惟此编之作，意义多深。然颇有兴味（此以余意所想而然，不知他人之意如何）。三、以后倘有材料，即可续作。若无材料，不妨重须。以是之故，将来九编之歌集，或每年出一册，或一年出两册，两年出一册，皆不能预定。总期首首有精彩，决不敷衍了事。所谓宁级勿滥也。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提供 以书印弘法弘一法师出家后，与绅商学等社会各界人士多有交往并以书法广结善缘。法师以字结缘，以书弘法，有求必应，但“非佛书不书”，常为人书写对联、中堂等，藉此以宣传佛教。因此，在他晚年生活的闽南一带，有弘一法师的大量墨宝留存于世。弘一法师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就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的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的进步。”实际上，弘一法师本人就是如此践行的。他说：“见我字，如见佛法。”他就是通过书法不遗余力地弘扬佛法，而其书风也由在俗时的绚烂蜕变为平淡、稚拙，这恰恰是修行佛法后心灵的迹化。李叔同自幼爱好艺术，作为书法艺术的凝固与升华，篆刻自然也为法师所喜，他曾计划编一部《李庐印谱》，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出版面世。出家前把生平收藏的印章赠送给了西泠印社。出家后，弘一法师潜心修行，昔目的篆刻嗜好日渐淡薄，唯在 1922 年刻印五方，分别为“大慈、弘商、胜月、大心凡夫、僧胤”，寄赠夏丏尊，并题记说。“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侈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1938 年，法师致函漳州马冬涵论篆刻书法：“刀尾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为板人自意所创。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从工具、布局乃至刀法等等，法师对篆刻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于自己迄今为止的书法、篆刻成就，法师自谓道：“无论写字刻印等，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这可视为法师的夫子自道。 李叔同印存 弘一法师书法作品 弘一法师篆刻作品 以音声为佛事 赵朴初先生在回忆弘一法师时曾说“大师出家后，诸艺俱舍，唯书法不废。”此后有不少又章也经常引用这一说法，认为弘一法师出家后，除书法以外诸艺皆废。但事实上，为弘扬佛法，弘一法师不仅以书法接引众生，还以音声、诗画等艺术手段结法缘。他“以音声为佛事”，创作了《三宝歌》（弘一法师谱曲，太虚大师作词）、《清凉歌》（弘一法师作词，弟子刘质平、再传弟子俞绂棠潘伯英、徐希一、唐学咏分别作曲）等佛教音乐，以音乐的形式弘扬佛法。 《三宝歌》大虚大师作词，弘一法师谱曲的《三宝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现代梵呗，表达了对佛、法、僧三宝的礼赞。此歌最早版本为1930年2月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的《赞三飯》；后有1933年2月发表于《佛学半月刊》的《三皈赞》；1938年，《海潮音》中才出现当今熟知的“三宝歌”之名。微信扫描可听《三宝哥》原录音 三宝歌歌词人天长夜，宇宙黮黯，谁启以光明？三界火宅，众苦煎迫，谁济以安宁？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昭朗万有，衽席群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二谛总持，三学增上，恢恢法界身；净德既圆，染患斯寂，荡荡涅槃城！众缘性空唯识现，南无达摩耶！理无不彰，蔽无不解，焕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遗芳型；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三乘圣贤何济济！南无僧伽耶！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尽形寿，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以诗画说法弘一法师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编撰的《护生画集》则是“以诗画说法”的经典之作。《护生画集》全套共六集，由丰子恺先生作画，其中一、二两集存有法师许多诗文、书法，以爱物护生引为宗趣。初集取境，着眼于斥妄即戒杀，旨在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以此心待人处世。续集多注重显正即护生，表现万物自得之趣与彼我之感应同情。护生即护心，爱万物即爱人，然后能入慈悲清净的自然之境。在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振之中，法师让我们更加谦卑，更加虔诚地走在敬畏生命的道路上。弘一法师以“音乐、美术为佛事”，特别注重音乐、诗歌相结合，或美术、诗歌相结合，以综合的艺术形式来弘法，这也是弘一法师艺术才华、艺术修养的综合反映，体现了弘一法师“以艺术为佛事”的“时代化”特征。 《护生画集》该书是丰子恺与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合作的作品，画由丰子恺绘制，文字主要由弘一法师撰写。《护生画集》全套共六册，每册包含多幅画作及相应文字，主题围绕爱护生灵，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写了第一、二集的文字。第一集：《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应起悲心，勿贪口腹》倡导不贪口腹之欲，对动物生起慈悲心；《钩帘归乳燕，开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体现了对动物的怜惜之情，即使是常见的蝇、蛾等也不忍伤害。• 第二集：《道旁杨柳枝，青青不可攀。回看攀折处，伤痕如泪潸。古人爱生物，仁德至今传。《草木未摇落，斧斤不入山》以杨柳枝被攀折后的伤痕，劝诫人们要爱护草木。 襁负其子母鸡有群儿，一儿最偏爱，娇痴不肯行，常伏母亲背。用母鸡和它的一群小鸡作比，描绘出有一只小鸡格外受母鸡的偏爱，常常趴在母鸡背上，就如同人类世界中父母对孩子的呵护一般，借这样生动的画面来传递出生命之间那种亲密的情感以及护生、珍视生命的理念，倡导关爱生灵、慈悲为怀。催唤山童为解围静看檐蛛结网低，无端妨碍小虫飞。蜻蜓倒挂蜂儿窘，催唤山童沩解围。传达了对各类小生灵的怜惜与爱护之情，不忍心看到它们因蛛网而遭遇困境，想要出手帮助它们摆脱危险，展现出一种慈悲护生的态度呢。 暗杀其一若谓青蝇污，挥扇可驱除。岂必矜残杀，伤生而自娱。生机小草出墙腰，亦复饶佳致。我为勤灌溉，欣欣有生意。 《囚徒之歌》人在牢狱，终日愁欷。鸟在樊笼，终日悲啼。聆此哀音，凄入心脾。何如放舍，任彼高飞。 《倘使羊识字》倘使羊识字，泪珠落如雨。口虽不能言，心中暗叫苦。 《蝴蝶来仪》蝴蝶儿，约伴近窗飞。不为瓶中花有蜜，只缘听读护生诗。欲去又迟迟 《诱杀》水边垂钓，闲情逸致。是以物命，而为儿戏。刺骨穿肠，于心何忍。愿发仁慈，常起悲愍。 弘一法师对于其出家前的各种艺术修养，并非只是简单的抛弃或者保留，而经历了一个弃而复取，即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实际上，在弘一法师看来，书法、音乐、美术以及诗歌等中国传统艺术无不有着襄助佛法教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些都是他“以艺术为佛事”的应有之义。正如朱光潜所说：“入世事业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种，他是从文化思想这个根本上着眼”，即“文化润教”。弘一法师以弘扬佛法、传承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运用包括书法、音乐、美术、诗歌等艺术形式弘扬佛法，是对其毕生所学诸艺的一次升华，使其艺术生命得以“重生”。 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以戒为师弘一法师出家后，“以戒为师”，时时处处依佛教戒律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一个律宗僧人的行持与轧范。“以戒为师”本是佛陀逝世前留下的遗训之一，是佛法对治众生烦恼的根本途径。弘一法师于1933年8月31日在泉州承天寺为年轻学僧所作的《常随佛学》的讲演，曾举佛陀七事，即：“一、佛自扫地：二、佛自舁弟子及自汲水；三、佛自修房；四、佛自洗病比丘及自看病；五、佛为弟子裁衣；六、佛自为老比丘穿针；七、佛自乞僧举过。”上述佛之“七事”，均是当年佛陀修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弘一法师认为学佛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习效仿。由此，伟大的佛陀也褪去种种神秘、神通、神奇的色彩，而还原为“人间佛陀”的形象。在中国佛教诸多宗派中，律宗最重日常行持，具体到衣、食、住、行均须如理如法，并应远离贪著。弘一法师遵佛制，谨僧格，严格按照戒律行事。而耍严格持守戒律。就必须使持戒行为体现于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弘一法师以平常心对待戒律，将佛法生活化，为教界树立了典范。弘一法师严持“过午不食”，对饮食的要求也非常简单，从不浪费。其所用生活用品多是出家时的旧物，26年来未曾更换，他有一件百衲衣，共有二百二十四个补丁，皆亲手自补。一次在草庵养病期间，因养病而无法严格按照平常持律行事，心里大发惭愧，因而将床边摆放的一个钟表刻意拨慢两刻钟，用以提醒自己修善不足，进而督促自己努力用功，改过迁善。后来，弘一法师到其他地方住，他的钟表也总是慢两刻钟，人们便将法师的钟称为“草庵钟”。 《华严经疏论纂要》1924年4月，弘一法师于鼓山涌泉寺藏经楼发现刻本，倡缘印布二十五部，并以十数部赠予日本诸古寺及佛教各大学。 “草庵钟”1935年，弘一法师在草庵生病时所用，现藏于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 弘一法师书“以戒为师”弘一法师曾在晋江南乡的草庵寺、泉州承天寺等地弘法讲学，并与闽南地区包括晋江的诸多佛教界人士和信众结缘。 凡事认真勇猛精进“凡事认真”，是弘一法师一以贯之的品行。其出家前如此，出家后更是如此。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丰子恺回忆了李叔同一生中经历四次人生的改变，但不变的是其“凡事认真”的人格特点：“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认真，十分像样。他做人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花旦又很像个花旦••••都是‘凡事认真’的缘故。”他学一样，像一样。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一个翩翩公子；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一个留学生；做一个教师，变得更彻底，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都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他的生活非常认真，可谓严肃认真之极。丰子恺曾举例：“昔年我寄二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弘一法师“凡事认真”的人生态度的另一面，即是“勇猛精进”的精神。“凡事认真”与“勇猛精进”，两者是不一不异的。弘一法师出家后，勤耕不辍，精业笃行。1923年前后，弘一法师掩关，多次产生刺血写经的念头，这并非源自一时的冲动，而是来自对佛法的坚定信仰和对修行道路的不懈追求。他的勇猛并非外在的豪情，而是内心深处的安定与虔诚。因此当印光法师知晓此事后，不由得发出赞叹：“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弘一法师写过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其语写道：“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场，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宗教的虔诚与献身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救国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综观弘一法师的一生，无论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还是作为戒律精严之头陀，其人生轨迹虽然经历了从世俗到佛门的巨大转变，然而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人生的极致追求。可以说，“勇猛精进，凡事认真”是其人格精神的核心内核。 弘一法师手书《华严经》集句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1937年，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的一次题为《律已》的开示中说：“学戒律的需要‘律已’，不要‘律人’。有些人学了戒律，便拿来‘律人’，这就错了。”或许有人说，学了戒律，应当既要用来律己，也要用来律人，其实道理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如果人人都能够做到律己，则社会自然就是道德高尚的净土；另一方面，一个人真要做到了严格自律，虽然不去主动律人，其实已经做到了自然律人，因为对于一个真正严格律己的人，他人也无法从他那里犯戒。因此，弘一法师“律己而不律人”的观念，实在具有己正而后天下正的哲学深意。实际上，在弘一法师出家前，其为人处事的风格就体现出“宽以待人”的品格。据丰子恺回忆：“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没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孔发红。”正是用尊重、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学生，使得李叔同比其他教师赢得更多的尊敬和喜爱。出家后，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更是融入其践行菩萨道之中。弘一法师与年轻的李芳远居士之间的“忘年交”，可谓其生平中的一段佳话。曾有人将弘一法师的人格精神概括为：“事事认真、惟敬惟诚、多为他人、少为自己的精神”，认为“弘一大师为人极为仁慈和宽容，对后辈极为爱护。他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先做到”。 微信扫码收听弘一法师与李芳远的故事 知足心常惬无求品自高弘一法师视恬淡是“养心第一法”。所谓“恬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恬静和淡泊，归根结底，就是平常心。在常人看来，佛法对于人世间是不怎么贪恋的，一个人的尘世生活，不过是为来生积累功德，往生极乐世界。但弘一法师意指的平常心并非这种消极的冷漠，而是一种超然的宁静，一种超越苦乐的心境。弘一法师说：“行少欲者，心则坦然，无所忧畏，触事有余，常无不足。”少欲就是知足、知止。弘一法师在虎跑寺出家后，曾送给好友夏丏尊一幅字，上书“知止”二字。“止”就是适可而止、少欲知足的意思。1925年初秋，弘一法师因战事滞留在宁波七塔寺。有一天，夏丏尊来拜访。他看到弘一法师吃饭时，只有一道咸菜。不禁问道：“这咸菜难道不会太咸吗？”“咸有咸的味道啊。”法师回答道。吃完饭后，弘一法师倒了杯白开水。夏丏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么平淡的开水呢？”弘一法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在弘一法师看来，物质匮乏的生活不一定是苦的，真正快乐的生活在于知止常止。 不请之友1929 年，弘一法师在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对佛教“不请友”一词的解释，充分地体现了大乘菩萨自觉自愿利益众生的广大心行：“‘不请友’三字之意，即是如《华严经》云‘非是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作不请之友’之意。因寻常为他人帮忙者，应待他人请求，乃可为之。今发菩提心者，则不然。不待他人请求，自已发心，情愿为众生帮忙，代众生受苦等。友者，友人也。指自己愿为众生之友人。”在弘一法师那里，“行菩萨道”不仅为普度众生，使其当下觉悟，出离生死轮回，还体现在他时时处处以菩萨之心对待他人和其他有情，时时利益众生，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尽己所能地为一切众生拔除苦难，与一切众生真实快乐，并且方便度化他们入无上解脱之道。现实生活中，弘一法师也是以慈悲为怀，尽一切可能帮助一需要帮助的有缘人。他甚至“重入红尘顾俗事”，如他解助蒙受冤屈的妙龄少女杨念的故事，就广为人知。 弘一法师李叔同有诸多名句，劝诫警世类• “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大；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则道风日远。”•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不自满者受益，不自是者博闻。”处世修身类• “涵容以待人，恬淡以处世。”• “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人生感悟类• “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 “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对佛法感悟类• “识不足则多虑，威不足则多怒，信不足则多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出自弘一法师李叔同1941年10月13日圆寂前手书的偈语。完整的内容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一说法源自弘一法师李叔同，具体出处是他1935年10月在惠安净峰寺即将离别时口占的一绝“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中所体现的“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功业”的内涵。 结语1980 年弘一法师诞辰 100 周年之际，著名学者朱光潜撰文总结弘一法师从“红尘中人”到“看破红尘”，最后达到“悲欣交集”即功德圆满这“三部曲”，并用“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来概括他的传奇人生。弘一法师在他为僧的岁月里，持律谨严，“念佛不忘救国”，“以艺术为佛事”亦即“以传统文化浸润佛教”，体现了弘一法师践行“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弘一法师一生清风亮节，其高尚品德、人格魅力与精神不仅垂范佛教界，还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尊崇和景仰。今天，我们要推进佛教健康传承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佛教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进一步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佛教思想体系，为夯实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