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阅"文物，探秘四川博物院

佳雪

四川博物院，始建于1941年，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浣花南路251号，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截至2024年12月，四川博物院现有院藏文物35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7万余件，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展厅数量达14个，展厅面积约12635平方米，包含书画、陶瓷、青铜器、民族文物、工艺美术、藏传佛教、万佛寺石刻、张大千书画、汉代陶石艺术等10个常设展览，还有4个临时展厅，用于举办各类临时展览。新馆还建有可容纳200余人的学术报告厅，用于各种大型会议和学术讲座。 主体建筑采用"门、堂、廊"的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构成空间序列，主体建筑围绕"T"形的中庭来组织各种功能， 远古四川 四川盆地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迁徙交融，孕育了远古四川的早期文明。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約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土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千古一壤，天府四川，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历史文化悠久，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地；三星堆、金沙遗址璀璨而神秘，盐业文化、酒文化源远流长，巴蜀文化、三国文化精彩纷呈。在这里，聆听蜀地的故事；在这里，遇见悠久的四川。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一般认为开始于距今300多万年前，结束于距今约1万年左右，占人类历史的99%。之所以称之为旧石器，是因为当时的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这里就要提到人类进化的关键点，也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那就是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工具，这也要归功于直立行走对双手的解放。 石器一组距今20万年，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为四川旧石器时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在现在看来，这些工具很简单、也很粗糙，但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石头已经是最坚硬的物体了，要将这些圆钝的石头打砸成有锋利面的工具，还要有效的去使用它，足见此时古人类的智慧已超越了其他动物很多。 “阿舍利石斧”，手斧。椭圆，水滴型石块制作。 资阳人头骨（复制品）1951年四川省资阳县（今资阳市）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5万年黄鳝溪地点出土四川博物院藏资阳人头骨保留有少量原始特征，包括枕叶向后突显著、大脑窝比小脑窝大而深等。这些特征不同于全新世人类，更类似于晚更新世早期现代人。整个颅骨十分饱满，此时人类的大脑容量平均已达到1400ml，跟1500ml的现代人差距已经很小了。 大溪遗址大溪遗址位于今重庆市巫山县，距今6000-5300年左右，因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而被命名为"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溪文化的先民已经开始广泛种植水稻，制陶技术尤为发达，除饲养猪、狗外，还开始饲养鸡、牛、羊，同时其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墓葬中的"鱼骨葬"颇具特色。埋葬习俗﹣-"屈肢葬"另外，这里还有引人关注的埋葬习俗﹣-"屈肢葬"，其特征主要是把遗体摆放为蜷曲形状再下葬，这种形式被大量发现，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说法。有的认为这是按人们日常生活、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来安排死者的，这样可使其舒适地长眠。有的认为这是出于某种灵魂托转的信仰。认为屈肢葬的姿态像胎儿在胎胞内的样子，象征着人死后又回到他们所出生的胎胞里面去，含有人怎样来到人世，就怎样离开人世，并有让死者尽快投胎转世的意思。 陶塑人面像鼻、双耳为捏塑，双目、口部刻划而成，造型生动传神，这一造型与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陶塑人像极为相似，表明是受甘青地区文化传播影响的产物，而另一件的制作更为简易，仅戳印出双目和口部，这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作品，堪称四川雕塑艺术的源头。 放于大腿根的陶器 3陶球.儿童玩具。空心，压模，逐片粘结。内有石籽，可以摇动出声 人面形玉佩出土于巫山县大溪遗址一座儿童墓葬中，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石雕人面像，距今约6000-5000年。其材质为火山灰岩，质地细腻，颜色漆黑，整体呈椭圆形。在石材两面的中间位置，正反两面均用阳刻手法，雕刻出人面像形。因其出土于儿童墓葬，最初认为是儿童玩具，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其可能兼有护身符的性质。 5.大溪遗址的陶器。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件彩陶瓶，细泥红陶制作，器身上绘有平行纹和绳索纹，彩陶瓶是放置在死者大腿骨之间的一种陪葬品。此器出土时完好如新，极为难得，是我馆的一级藏品 彩陶球在远古时代，孩子们玩玩具吗？来看这件彩陶球，它是新石器时代儿童们的玩具，彩陶球不是实心的，工匠先进行压模，然后进行粘接，也正因如此，所以彩陶球内部是空心的。在彩陶球的内部，专家还发现三粒陶质小籽，应该是人为主动放置的。那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将彩陶球摇一摇，是不是可以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呢，没错，这和现在小朋友的摇铃等手摇玩具很相似，彩陶球的发现为后人研究古代玩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宝墩古城位于新津区城西北约5公里的宝墩镇（原龙马乡）宝墩村。整个古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为较规整的长方形，面积60万平方米；外城呈现出较规整的圆角长方形，面积276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近6.2公里。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座，是继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古城遗址之后，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对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进程。 古代四川 第一厅先秦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国人将玉与人性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玉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玉璋，璋是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之一，在学术界有祭天、拜日、祈年、祀山川、兵符、馈赠等多种说法。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玉璋，形制略为宽短些。这种器型虽体量较小，但制作精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冥器，也有学者认为它已不是实用礼器而是装饰品。与大型玉璋相比，它可能仍是一种祭祀性用品，目前在国内其它区域都没有发现过此类玉璋，因此它可能是古蜀文化所特有的，玉璋从中原传入到四川盆地后被发扬光大，成为古蜀文化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器物。 与尊相似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罍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酒器。它的盖子是酷似古代战将的头盔。上面装饰有四只鸟状的突棱，这些突棱都是单另制成再用铜液铸上去的，并不是一次成型。在突棱之间还装饰有蜷身突眼的夔纹，夔是古代神话中只有一只腿的龙形异兽。在罄身肩部和腹部之间铸有象头形的双耳，这些象头是用陶制的范模制成，先将铜矿石冶炼成铜液，然后浇注在范模中，等它冷却定型以后，将范模敲碎取出象头然后再铸合到器物上。象头的造型高度写实，眉目之间透露出一股威严的气势。在最底部的突棱之间还有四头牛相向而跪，整件器物上的纹饰集深浮雕、浅浮雕、平刻为一体，造型堪称精美。 羊首六涡纹铜罍 牛首耳铜罍 鸟纹铜戟戟是商代就已经出现的兵器，是戈和矛的合成品，它既有直韧又有横韧，钩刺两用，呈十字形或卜字形。戟为刺与戈分铸，制作精美，四川境内甚少出土。这件鸟纹铜戟的纹饰非常精致，大鸟的翅膀覆盖了大部分器身，下角处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刺身的鸟纹与戈相同。 文物出差 1980年3月，在新都区马家乡发掘了一座战国早中期的木槨墓，共清理出土大大小小铜器188件。器物多为五件一组，五件一组的列鼎，是巴蜀青铜器吸收外来礼制的一个典型。这是迄今为止，在四川境内出土的等级最高、类最多、组合最全的战国铜器群。这是一个木椁墓，木椁墓是从商代开始出现，流行于战国、西汉时期的﹣一种墓葬形式，通常是在土坑内用木材构建一层长方形或方形的停室，再将棺放入其中，旁边还有边厢和头厢，是用于存放随葬品的地方。 马家王气 铜甑鼎、连体甑、鳌、尖底盒是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中新出现的器物。连体甑目前仅发现于川西地区，整个器体总共分为两个部分，上方为铜甑，用于盛放食物，下方为铜鬲，用于煮水，从上方俯视可以看到有篦（bi）子，也就是小孔，它的功能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蒸锅。 铜缶［fou]、铜鉴旁边的这两件器物，一件叫做铜缶［fou]，一件叫做铜鉴。铜缶是古代盛水或者酒的器皿，往往和铜鉴配合使用。夏天炎热的季节，人们就在缶内盛入酒水，放在鉴里面，而在鉴里面则放置窖藏中的冰块，这样人们就可以享用冰凉可口的酒水了。有研究员将它称为我国最早的冰箱。而在隆冬季节，人们想喝热酒水，则在鉴里倒上开水就可以了。在古代还没有发明镜子的时候，人们用小的铜鉴盛满水来照容，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词叫"鉴定"，其实就是由此而来的，因为"鉴"本来指的是名词镜子。而大的铜鉴用来沐浴。 鉴 钺就是大斧，盛行于商周，在早期是属于兵器，但其杀伤力不如矛和戈，所以脱离战场成为了礼兵器，成为王权的象征，没有一定地位是没有资格使用钺的。从它的出土情况来看几乎都是出土于大墓中，也说明了这种兵器和权利的关联。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本身就和杀戮、权力脱不开关系。甲骨文中的王字和金文中的王字，最下面的一横大都是呈弧形，这一横其实就代表着钺的刃，象征着君王生杀大权。"王"字本来就属于钺的象形。于是这才有了"斧钺"象征"王权"的说法。 铜戈，戈就是金戈铁马，大动干戈，化干戈为玉帛的戈。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虎纹铜戈，它是先铸造铜戈本体，把要出现虎斑纹的地方涂一层合金的膏剂或纯锡，再通过加热和打磨。上面斑驳的虎斑纹经考古学家检测发现，它表面的含锡量在百分之11左右，所以起到了很好的防氧化作用。马家乡的青铜器清一色为金色铜器，几乎没有锈蚀的痕迹，这又是为什么呢？青铜器的原料其实是铜、锡、铅的合金，所以青铜器原本的颜色就是金色的，而马家乡木椁墓的腰坑里有清水，青铜器因没入水中所以没有受到空气的氧化而呈现出原本的颜色。 牛鼠纹铜矛矛是一种古代用于直刺和扎挑的长柄格斗兵器，在巴蜀地区是比较常见的，使用时间较长，从商早期一直到了秦汉时期。矛上有牛鼠纹、兽纹、云雷纹。您现在看到的这件名为牛鼠纹铜矛，它窄叶长胶，双耳，耳间饰有牛鼠纹，近叠处饰雷纹一周。矛五件一组，其中有一件饰有兽面纹。云雷纹是商周时期青铜器上一种典型纹饰，象征着太阳与云雷共存于天际。 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此铜壶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中层为宴乐弋射，下层为水陆攻战。其中"水陆攻战"纹饰常见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这类铜壶最早应是来源于中原地区。 狩猎纹铜壶，战国成都青羊小区出土腹径26厘米，高41.4厘米壶口微侈，颈部瘦长，椭圆形腹，矮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从壶颈口部至圈足，全身分为七段，均有不同的图案和纹饰组成。主题图案有羽人仙鹤图、狩猎图、三足鸟向日图等，在三组图案之间，分别由几何菱形纹、蟠螭纹、云雷纹等纹饰间隔。 水陆攻战纹铜壶。整个壶身仅有40厘米高，却刻有200多种不同的人物、动物、兵器形象，栩栩如生，没有一个重复。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整个铜壶由三圈纹饰，将壶身分为了四层。第一层为两个部分，左边部分是射箭的场面，第一个人正在号召口令，第二人已经射击完毕放下弓箭，第三人正在拉弓瞄准，后面的人依次排队射击。右边部分是采桑的画面，桑树枝繁叶茂。 壶的盖子上有三只小鸭子形状的钮，如果把这个盖子翻转过来，就变成了小盘子的支架，可以盛放一些食物。 第二层也分为两部分，左边是宴饮歌舞的场景，展示的有编钟、磬等乐器，右边是弋射和练习射靶的场景。 第三层是整个壶身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描绘的是战国时期水陆攻战的场景。他们手里拿他们手里拿着戈、矛、剑等各种兵器奋力厮杀，有的正敲击钲、鼓指挥军队。左边部分架梯攻城，有的人头都被砍落下来，右边部分为水战情景，人们手持长戈、长矛，船头两人正在奋力厮杀，整个战争场面十分激烈。第四层描绘的是猎人捕猎的场景。 第四层描绘的是猎人捕猎的场景。 "邵之认"[飤］鼎铜鼎是从三足陶鼎演变而来，最初是用来烹煮食物的，后来逐渐变为祭祀和宴请的器物，是商周时期中原社会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这件"邵之飤"[si］鼎，鼎盖装饰有龙形纽，盖子内部铸有"邵之飤"[si］铭文而得名，字体是战国时期楚地的流行风格，而"邵"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大姓，这说明，当时的蜀国和楚国之前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化已经融入到巴蜀文化当中。它是典型的楚式青铜器。大多学者认为，"邵"可能就是楚国贵族三大姓之一的"昭"。 邵之[飤］鼎，鼎盖装饰有龙形纽，盖子内部铸有"邵之[飤］鼎"四字铭文，铭文字体是战国时期在楚地流行的风格。"邵"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个大姓，展出的鼎应该是楚国的邵氏家族铸好后，可能经过战争、赏赐、商贸等途径流传到成都。这说明，蜀国和楚国密切的联系。 据记载，"巴"是周王室分封于汉水流域的姬姓之国，春秋晚期受楚国逼迫迁徙至川东地区，成为当地土著的统治者。传说巴人的先祖廪君仙逝后化为了白虎。所以，巴人多以"虎"为图腾。他们擅长渔猎，骁勇善战，在与秦、蜀、楚等强国争锋的同时，又深受其文化影响，形成了既尚勇武、又好礼乐的文化性格。小田溪墓葬群位于今重庆市涪（fu）陵区，累计发掘了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随葬品中，错金铜编钟、"王"字纹铜钲、虎纽婷于等精美文物彰显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真实反映了巴人上层社会的礼乐文化与生活，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铜钲钲是一种打击乐器，又叫"丁宁"，在军队中，铜钲可以用来发布信号，约束步伐，在生活当中也可以用于祭祀和宴乐。铜钲和錞于一样，也有"鸣金收兵"的意思。 填漆云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界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四环钮虎纹铜罍 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王"纹铜印来看这件"王"纹铜印，您仔细观察这些铜印，可以看见刻有s形的图案，这些S形图案，在许多巴蜀铜印上多有出现，而且和王字同在，说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符号。这不仅仅出现在了蜀地，在重庆也多有看见，说明这是一种跨人群跨区域的符号，就是我们前面提及过的巴蜀图符。 铜印此印的印背中部有一握钮，四角各饰一组兽面，印文为巴蜀符号，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巴蜀铜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今新都区）马家木椁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带鞘铜双剑四川博物院藏 虎纹剑 曲柄铜匕 匕就是古代的勺子，匕和箸也就是勺子和筷子，是中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匕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大多以兽骨为材料，青铜匕就是仿骨匕而来的，往往和容器一起出土。这种带多孔洞的铜匕叫做疏匕，疏松的匕是用来从肉汤里捞肉的，特别像现今的漏勺，用来捞火锅中菜。我们现在的勺子和古代的匕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在的勺碗更深，不仅用来取饭，也用来调羹。 铜鍪鍪，是一种用于烹饪的炊器，多为铜制，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根据考古资料年代最早的铜鍪，见于四川新都木椁墓。铜鍪作为由巴蜀文化创制，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其传播过程是巴蜀文化逐渐融入华夏文明的一个侧影。据考古资料可知，铜鍪在春秋战国或稍早起源巴蜀地区，秦灭巴蜀之后，铜鍪被吸收并成为秦文化的组成部分，向各地扩散，最远发现在内蒙古的秦墓中。 凤鸟纹铜钫铜钫又名方壶，用于盛酒或者粮食，盛行于战国晚期，这件凤鸟纹铜钫四面的纹饰完全一样，都是刻有小方形的鸟纹和对称的凤鸟纹，凤鸟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多饰于重要的青铜器身上。盖子饰有四个凤鸟形的钮，从凤鸟的形态来看，与长沙楚墓出土的凤鸟极为相似，体现了巴蜀文化与楚文化的完美融合。 "武廿六年"长胡铜戈此戈"内"[na］都有铭文。为："武，廿六年蜀守武造，东工师宣，丞业，工口。"对其铸造年代，目前有秦昭王二十六年和始皇帝二十六年两种说法，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惠葬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在历代典籍和古诗词中，"成都"二字随处可见。图片上的战国铜矛，均刻有"成都"二字铭文，表明至少在战国晚期，"成都"这一城市称谓就已存在。说明成都是2500年城名不改、地点不变的古老城市。 古代四川第二厅秦汉三国时期 前言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蜀，在巴蜀地区统治长达110年，秦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在巴蜀地区统治政策灵活、影响深远，水利建设成效巨大。秦末义军并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蜀地区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秦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奠定了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 1.归义賨（cong）义侯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四川博物院藏2.汉归义羌长印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7."蜀郡太守章"封泥"蜀郡太守章"封泥体现了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这一方泥块，边长2.7厘米、厚1.3厘米。看上去极不起眼，却因为其中一面有"蜀郡太守章"5个大字，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竹简和木牍作为书写材料时，这种封泥就类似封条，起到了防止文件和书信被偷拆的作用。拆封后，封泥往往会损坏较多。意外的是，这块汉代"蜀郡太守章"的封泥，居然将5个字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相当稀少而珍贵。封泥历经上千年，铃印之处还保持着朱色，"蜀郡太守章"5个字字体为小篆，古朴的秦风汉韵扑面而来。 铁权在度量衡方面，秦国的谋士商鞅就推行了一套新的规章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大刀阔斧地将一百多年前商鞅制定的战国秦度量衡推行至全国，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昭告天下。这个铁块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却是生活中重要的衡量工具。它就是铁秤砣，书面称呼为铁权。秦代一般为铜制，汉代为铁质。如今，传统的杆秤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除此之外，它还被用作吉祥物、压镇、冥器等。相传民间搬家时，先搬过去一个秤砣，将它悬挂梁上，寓意为"称心如意"。权，相当于天平的砝码。总之，权是测定重量的普通部件。 巴蜀城邑了解了水利工程，我们现在来看看当时的城市建设。秦在以成都为核心的巴蜀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郫县和邛崃就是在秦汉时期大规模建造的。而成都作为蜀地以至长江上游的政治军事中心，在承袭秦都咸阳的模式和规制基础上，两千多年以来城址不变、城名不改。那么，古代成都市区是如何规划的、居民的房屋又是如何修建的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文物。 陶执盾武士俑部曲，源于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一种军队编制，后也常指豪强地主的私人家兵。这种特殊的武装是东汉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物。部曲平时耕作，战时攻战，发挥着兵农合一的双重作用。 东汉陶楼，是东汉墓葬中常有出土的一种明器，大多为泥质红陶，皆为仿死者生前的居室制作而成，展示出东汉豪族强大的权利和军事实力。按照功能来区分，这是一种住宅用的楼（宅楼），建筑平面有长方形、正方形等多种形式，屋顶多为四阿顶（"四出水"的五脊四坡顶），多建造于二、四层的住宅楼。为保证建筑平稳，均设计建筑成下大上小的形式，楼宅的每层均有不同功能，一般第一层作为会客厅堂，第二层作为高等级聚会所用，三层以上为主人接见身份高贵的亲朋私用 陶房东汉（25-220年）泥质褐陶，五脊庑殿式瓦顶，檐枋下有两组斗拱承托栏板，右边塑有一歌唱小俑，中部有一抚琴小俑（左边也本应有一小俑，现已失）。楼下左侧有踏步上通房房。有一小说唱俩立于廊上。 陶屋 陶房 陶楼房 通济堰汉代正是在秦的基础上，在长达近300年的时间中又进行了大量开发建设，到两汉之际，"天府之国"的局面全面形成了，成都亦备列天下五都之首。都江堰想必大家早有耳闻，而我们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另一处蜀地水利工程﹣﹣通济堰。2022年，四川省通济堰成功入选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通济堰渠首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南河、西河、金马河的交汇处，始建于公元前141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的活动坝。通济堰经西汉创建、唐代再建、宋代扩修，从而形成了延续至近代2000多年的渠首枢纽，包括拦河大坝、引水渠堤、通航水缺、控制标准等工程设施的大致布置格局。从工程技术角度而言，通济堰是岷江流域古代少有的有坝引水工程．其拦河坝应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运 市井画像砖 这一块画像砖上的市井图，接近正方形。这与文献所记载的汉代长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步"（即平面为方形）相吻合。当时城市中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区分严格，各自都筑有围墙，每日按时开关市门。当时的人们出入市井必须通过大门，而且大门还设有专职的门吏看管。 车马过桥画像砖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一辆马车，在一名骑士的护卫下，从远处奔来，所经之处，卷起阵阵尘土。转眼之间，这马车便来到了一座桥上。这种如今在影视剧中见到的画面，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定格在车马过桥画像砖上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画像砖的拓片，车里坐有两人，右边的人手拉缰绳，为御者。左边的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似官员。马车行驶的桥为一木构梁柱式平板桥，木桥是由排列整齐的木桩作为底柱的，总共有四排，每排四柱；桥沿两侧有木护栏。从桥上奔驰的车马来看，这座木桥是相当的结实，它的载重量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为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羊尊酒肆画像砖巴蜀地区的人民还少不了一个生活仪式﹣﹣饮酒。巴蜀酿酒历史久远，秦汉时期酿酒业大力发展，无论当地的官员还是百姓都爱喝酒。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块羊尊酒肆画像砖，描绘的就是酒肆卖酒的场景。在汉代四川，这种酒肆作坊较为普遍，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当泸沽酒"便是讲述他们从事此业，白手起家。汉武帝时期，官方曾一度想要禁止民间酿酒与卖酒，但不久禁令就被冲破了。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护膊成都又被称为"锦官城"，其中的"锦"字，指的就是我们熟知的蜀锦。秦汉时期，成都是蜀锦的生产、管理和集散中心。织锦工在成都"二江"（或为郫江和检江）中濯洗织锦，故汉代人们将这一区域称为"锦官城"。"二江"中的一江（检江）后改名为"锦江"，成都又别称"锦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上的文物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护膊。这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是古人拉弓射箭时使用的护臂。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锦上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此外还有鲜艳的汉式典型图案，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即 制盐画像砖这一块来自东汉时期的制盐画像砖就向我们展示了当时人们制盐的场景。画面左边有高耸的井架（称之为"天车")，架上安置有辘轨，用以转动系在绳索上的吊桶，交替吸卤。高架旁有一卤槽，将卤水引入煮盐的釜内。釜下架设有灶，有人正奋力摇扇烧起熊熊烈火，等待卤水逐渐蒸发，盐不断凝结，变成我们熟悉的盐巴。视频中正在播放的就是专家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介绍的这块画像砖，可见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同时，我们还能从中体会到古代发达的钻井技术。清朝道光年间，四川地区的钻井工人钻出了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即位于今天自贡市的桑海井。今天，大家还能在自贡市燊海井遗址处观看到古法制盐表演，了解古人是怎样一步步将卤水提炼成盐。 制盐还有一个蜀地特色不容错过，那便是井盐。巴蜀盐井是我国最早一批盐井之一，自李冰任蜀郡守期间，官方就对巴蜀盐井进行了开发与治理，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秦至蜀汉，巴蜀普及了盐井，设置了盐官，盐成为巴蜀大宗外贸产品，除自供本区外，还大量输出到广大周边地区。除了政府控制的盐井外，一些私人豪户亦拥有盐井。部分盐井挖掘到一定深度时，既产盐，又产天然气，因此巴蜀地区也是全世界最早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 王孝渊碑 汉代是一个少战乱，人民生活稳定富裕的年代，因此人们会饲养很多的家畜，像鸡、鸭、猪、羊等等，眼前您看到的就是一件汉代的陶猪。汉代陶猪的出土量非常大，可见早在汉代的时候四川养猪业已经非常发达了，而且从猪的外形来看，当时的猪品种是十分优良的。 簿书碑东汉（25-220年）1966年郫县犀浦出土这块碑是利用一块刻有文字的旧碑改作的，碑上用粗线条雕刻着一个老翁像外，原有的隶书字迹还大部分可以看到。碑刻汉隶12行，约300字 簿书碑这件石碑是簿书碑，它是和王孝渊墓画像碑出于同一座墓室的。上面记录的是百姓家庭财产的内容。包括田地、家奴以及畜牧。其中田产最多的是260亩，最少的是8亩，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贫富差距很大。这是研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后人将石碑改做为墓门的时候，刻画了一位恭迎的老者，有人曾猜测，它可能是王孝渊本人。"薄书碑"是由刻有文字的石碑改作的墓门。在原碑面上又用粗线刻出一人像。此碑文字为隶书，存十二行，记录了一批家庭财产，包括田地、奴婢、牛等，并注明其价值。此碑拥有田地房宅的主人包括王岑鞠、康渺、王奉坚、王岑、何广周、元始、王汶、杨汉、苏伯翔谒、张王等不同姓氏者，应是一个"里"之内的乡民。此碑应为汉代官府记录臣民资产的"资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