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2)2024.11

英铭

《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共3集 上接《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引言：2024年11月，在学生兴吾的安排下，我和老伴终于来到地处淮河中游北岸的阜南，走进50多年前我插队的公桥公社阮城大队……在这次迟到的阜南之行中，我随机地回忆着我的知青岁月——茂华 D2~13/11 .昨夜，天落下小雨，我在雨落中失眠了。老伴时而发出轻微的鼾声，我却在辗转反侧中，老想着在阜南的知青岁月…… 我想着小余郢的知青小屋，想着阮城大队小学，想着公桥公社大院…… 我想着在那块贫困土地上关心和照顾我的好人，想着在我知青岁月中指引和成全我的贵人…… 我想着大娘的话，“杨啊，小余郢的人都喜欢你呢，你心肠好，又肯吃苦，就像我们这里农家姑娘一样。” “杨啊，大爹大娘心里明白，你不会一辈子待在这里，迟早会离开我们小余郢，回到你们大上海的。” 听完我的“失眠”后，老伴笑着对我说，“当大娘对你说那话时，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两位老人怎会想到，'杨啊' 在70岁后，又从大上海来到小余郢了！” 　　天亮之后，我和老伴走在附近的大道上，在潮湿的气氛中感受着淮北的清新。 按照Y君的提醒，我们拍下路边成排的柿子树，上面挂满红色的果实。 8：10Y君驾车出发，在小雨飘落中，沿着S102向西行驶，前往70多公里之外的阜南…… 兴吾坐在前排，一路拍着照片，想为我完整地记录下这次“阜南之行”。 　　小车向前奔跑，一路拉开淮北平原上的景象，我在似曾相识中搜索着记忆里的画面…… Y君告诉我们，现在淮北农村主要种植小麦、水稻、油菜、大豆、汉麻。 在整个淮北地区，红薯不再作为农村的主粮，人们将红薯做成粉条或用它酿酒，由此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Y君的话让我想着在阜南的年月……引用网上图片 　　50多年前，阜南主要种植红薯和高粱，加上一些小麦和大豆，还有少许花生和芝麻。 但让我深刻记住的农作物，便是那作为主要口粮的红薯(南方称作“山芋”)…… 谷雨之后，我们跟着队里男女劳力，从地窖里取出储藏的种子红薯，放在堆积的牛粪上育秧。 一个月后，队里两三个农活能手，赶着黄牛犁翻土地。男劳力跟在牛犁后面，挥动铁铲将新土做成田垄，每行间距大约半步之宽。 我们跟着女劳力，用手从牛粪堆里拔出红薯秧苗，并将它们插进每行田垄里；男劳力挑水随后，浇透插满秧苗的田垄。 　　红薯长出蔓延的青藤，已是炎热的夏天。 学着队里劳力的样子，脖子挂着毛巾，头上戴着草帽，我们站在田垄里干活——挥着锄头，除去田垄里的杂草；端着粪勺，将农家肥洒在红薯根部…… 霜降过后地里的红薯已经成熟。 我们也多少有点女劳力的样子了。 又是那几位干活能手，赶着牛将长满红薯的田垄犁平。 我们女劳力肩挎藤筐，跟在牛犁后面捡拾红薯，并把满筐的红薯倒在随后的独轮车上，让男劳力推着运回社场……引用网上图片 　　红薯收获后，队里挑出种子红薯，将它储存在地窖里；再按公粮数字留出红薯，做成红薯干后上缴国家；最后按照人口和工分分配红薯。 每年那个时候，整个村子一派热闹景象，每户人家都忙着处置这份将维系一年的主要口粮。 在地窖里储存一些，可在来年青黄不接之时吃上新鲜的红薯。但大部分红薯都切成片，撒在自留地上，让它们经历风吹日晒成为红薯干。 在十来天中，大家都担心着天气。如果天降雨雪，在外的红薯片上便会生出黑色的霉点。引用网上图片 　　我又想起我们四个女生在小余郢妇女队长家“共飨”的第一顿饭。 那贴在锅边四周的黝黑粑粑，就是红薯干磨成粉做成的呀(参阅《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 记得，我在第二年春节回到上海，家里人和邻居们都在惊讶中发现我突然变胖了。 其实，那是每天主食红薯造成的虚胖啊！为此，我特地拍了张照片，留下我的“历史”形象。 　　天又在落雨，Y君驾车通过收费站进入阜南境内。 兴吾拍下地标照片后，立即告诉我，“杨老师，我们已进阜南！” 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杨老师，在经历艰苦生活的磨炼中，您在阜南度过了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想，您最终成为一名赢得学生爱戴的老师。或许，在你的知青岁月中，阮城大队已经为你做了准备！”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 其实，在昨夜的“失眠”中，我一直想着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想着我在知青岁月中经历的命运改变。 那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啊! 　　1972年冬天，阮城大队在各生产队催缴公粮，于是从大队小学调用几位教师参加这项工作，我在其中负责魏寨生产队。 真没想到，魏寨的生产队长领着一帮人拒绝我进生产队，并指着我说，“你没有资格来我们生产队！” 我在莫名其妙中问道，“大队派我来，我怎么没有资格呢?” 他凶狠地叫嚷着，“你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就是没有资格来我们这里！” 顿时，我在无语的憋屈中流下眼泪…… 　　在大爹大娘家里，余健让我知道了阮城大队的“派性”…… 正如全国各地那样，阮城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任大队书记和大队长两人，分别是两派的中心人物。 大队长让我做催缴公粮的工作，家在魏寨的大队书记便在背后作祟，让魏寨生产队长将我赶回去，并说出那番具有“杀伤力”的话来。 余健让我到公社向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反映这个情况。 他通过在公社打杂的同学打听，那位公社“五七”干部(当时全国都这样称呼)官称刘主任，是阜南县水利局派到公桥工作的干部。引用网上图片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队里几位赶集的年轻人，走完4公里路来到公桥公社。 在走过集市中，我碰见南市区和虹口区的知青们。大家通常在每月赶集的日子来到公社，购买一些农副产品或生活用品，并趁此机会聚到一起，用当地人难懂的沪语互通各自的近况。 因心里有事，我不想停下聊天，便向大家打着招呼，匆忙地向公社大院走去。 那天，大家一定看着我的背影，乱猜着我走进公社大院的原因吧。引用网上图片 　　在公社大院里，我顺利地找到刘主任，胆怯地向这位外貌文弱的“五七”干部诉说我的委屈…… 听着我的诉说，刘主任的脸上积累着气愤。 当我在惶惑中说完后，他猛地拍了一下办公桌，大声说道，“现在，国家正在严厉处理迫害知青的事件。这个大队书记胆子太大了吧，竟敢在枪口上犯事！” 没等我听懂，他又对我说，“小杨啊，我立即向公社书记汇报，他会找阮城大队书记谈话。你放心地回去，我会对你们知青负责的！” 　　在送我走出公社大院中，刘主任和蔼地对我说，“小杨啊，你的出身问题，怎么是你的错误呢?！” 停顿一下后他又说，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重在表现，这是党的政策嘛!” 我第一次在刘主任的嘴上听到这个奇特的称谓，并且知道了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那天，我特别记住了刘主任最后对我说的话，“小杨啊，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注意改造自己。你在大队小学教书，一定要抓住机会学好文化课，将来必定有用啊！” 真没想到，在那次“上访”中，我竟然在毫无准备中遇见了改变我命运的“贵人”…… 　　一个星期后，刘主任带着两名知青来到阮城大队，在小余郢和大队小学问询我的情况。 刘主任告诉我，大家都夸赞我是一个人品好、肯吃苦，又要求进步的上海知青。 刘主任临走时，特地让大队团支部书记关心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符合条件后及时发展我入团。 那年6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并在。年底，作为公桥公社代表参加了阜阳地区团代会。第二年4月，我又参加了安徽省团代会 同样没有想到，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我表现好，1973年8月公桥公社推荐我到临泉师范学习。 　　两年后我回到公桥，住在公社大院的宿舍里，成为拥有城镇户口，领取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 我在公社小学任教，兼做公社文书工作，每月领到29.5元，一年后增加到36元。 记得，那年年底，我回到上海交给父母90元，一下子还掉家里欠下的亲戚和邻居的债务。后来哥哥在农村结婚，我又设法寄回50元让他添置家具。 引用网上图片 　　在公社食堂里，我又与刘主任见面。在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他个人的情况…… 刘主任是方集农村人，“文化大革命”前考入阜阳农学院，后分到阜南县水利局工作。 与他同在一个大队的妻子，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表现又很好，但因出身地主家庭，无法像他一样继续深造，并且一直不能在大队当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背着沉重的“成分”包袱，她心情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引用网上图片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那么幸运地遇见刘主任…… 没有多久，刘主任便离开公桥公社，回到县水利局工作。 我没有记下他的电话，从未向他表达过心里涌动的感激。为此，我一直感到懊悔！ 从此我与刘主任失去联系。但是，他的名字却一直刻在我的记忆中——“刘庭忠”。引用网上图片 　　天一直落着小雨， Y君驾车驶出阜南县城，遵循导航提示，沿着G220前行…… Y君告诉我们，这条长达2584公里的国道正好穿过阮城大队。 大约10分钟后，Y君在路边停车，兴吾探头向一位打着雨伞的小伙子问询“阮城村委会”。 知道我们来自上海后，小伙子认真地告诉我们，“你们已在阮城村了，向前左转再行200多米，便到我们村委会。” 没等我们道谢，他又加上一句，“我给女友打个电话，她在村委会工作，让她在前面路口迎候你们! ” 　　很快，我们在路口看见那位小伙子的女友，她站在雨中向我们招手。 小姑娘骑着电动车，引领我们左转，驶入通向阮城村委会的道路。 通过移动的前窗，我看着冒雨骑行的小姑娘，在迷蒙的幻觉中好像看见了我自己…… “50多年前来阮城大队时，我就是这样的花季年龄啊!” 我兴奋地说着。 在具有现代模样的阮城村委大楼前，两位90后小伙子热情地接待我们。 　　走进大楼后，我立即向年轻人说明我在阮城大队插队的“历史”…… 当然，年轻人很难听懂。怎能责怪他们呢？ 在他们经常翻阅的阮城村史中，前辈们就没有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此插队的上海知青。 一位姓陈的小伙子告诉我，今天村里主要领导都在公桥乡开会。于是，他立即在电话上向村党总支书记汇报我的来访。 同样年轻的书记，让他全程陪同我走访阮城村，并做好服务工作。 谁想到呢，50多年前的上海知青来访，现在竟成为阮城村关注的“事件”。 　　我向小陈问询小余郢的余树明(参阅《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 真让我喜出望外!，余树名和他的妻子小董一直安然生活在小余郢! 小陈告诉我，余树明在阮城村算是知名人士。他曾做过小余郢的生产队长，并兼职大队干部。现在在家配合在县城做生意的儿子，开着“余树明烟酒店”。 小陈查出余树明的手机号码，立即给他打去电话，告诉他我来到阮城村，并让他在半小时后在阮城小学等我…… 走出村委会大楼，我们惊喜地发现雨在谈话中停了，天在放晴中洒下阳光…… 　　站在大楼前，兴吾特地为我拍下这张纪念照片，并拍下我和老伴与三位阮城年轻人的照片。 小陈告诉我们，他住在陈郢，已在村委会干了3年多，主要负责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旅游开发等具体工作。 刚才冒雨迎候我们的小姑娘，家在赵郢，今年8月大专毕业后应聘上村委文书工作，目前跟着小陈熟悉阮城村的情况…… 小陈骑着巡检摩托引路，Y君驾车随后，按照我的心愿走访阮城小学、小余郢(行政村)和阮城遗址…… 　　10分钟后，我们来到“阮城小学”…… 我已知道，50多年前我教书的大队小学早已没了。在阜南脱贫攻坚中，阮城村在魏寨地上建成新的阮城小学，并同步建成幼儿园。 真有意思啊！当年我未能走进的魏寨，已经成为阮城村的“教育中心”(参阅《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 在80后的校长陪同下，我们走在校园里。 听见老师讲课和学生朗读的声音，我想起当年在三年级语文课上教学《悯农》的情景…… 我将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抄在黑板上，在讲解中反复领着学生朗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那时我已能看出，生活在那块贫困土地上的小学生，在饥饿中多么渴望填饱肚子的”盘中餐”啊! 　　校长告诉我们，现在阮村小学共有320多名学生。学生们在校午餐，每顿10元，其中国家给予贫困补贴5.5元。 我特别高兴地听到，在阮城小学的毕业生中已有大学生了。这应是写进阮城村史中的历史性成就啊! 我想着兴吾在前面车程中说的话，“杨老师，您最终成为一名赢得学生爱戴的老师，或许在阜南的知青岁月中，阮城大队已经为你做了准备！”。 是啊，从此我便辗转地走在当老师的人生路上，并和老伴一道在为宣州农家子弟服务中，获得一份让我们一直感动的教师光荣。(参阅《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 　　走出阮城小学，我们站在大门口与校长握手告别。余树明骑着小三轮货车来了。 我一下子就认出树明。因为长得太像，我好像看见余大爹家的三代人——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有他的五叔…… 在与树明握手中，我分明看见他脸上的岁月印迹。 “姑啊，真没想到你会回到阮城啊！”树明激动地对我说。 一声“姑啊”，让我一下子“回到”小余郢大爹大娘的家。 在小余郢村，我叫树明的父亲“大哥”，因此，树明和小董自然喊我“姑啊”…… 1970年5月，我来到小余郢，树明和小董刚好新婚两个月。这两位与我同龄的人，见证了我在小余郢插队的历史。 假如今天没有找到树明，那阮城村便没人认识我了。 树明开着小三轮货车先行回家。在小陈引领下，Y君驾车向两里之外的小余郢开去…… 　　路上，我在张望中找着存在记忆中的小余郢。我想着那间知青小屋，想着大爹大娘的家…… 我想看见大爹大娘、余家兄弟，民兵排长、妇女队长，还有…… 其实，余健生前已经告诉我，小余郢的老人都走了。两年前，他已在电话上向我做了临终告别(参阅《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1 )。 刚才，在阮城小学树明告诉我，他父辈的六个兄弟都因病离去，现在长辈中只有二婶健在。 　　我想看见的小余郢人都走了……在我的知青岁月中，他们可是关心我、照顾我，盼我好的人啊！ 我在难过中想着，没有了他们，我再走进小余郢，一切都会变得陌生，失去它原有的亲切。 兴吾一路拍着照片，记录着阮城村的历史变化…… 一切都处在历史变化中，包括我们啊! 当年17岁的青春女孩，如今变成了七旬老妪。 小车停在路边，跟着树明，我们走过几户人家，在时走时停中向他家走去…… 　　我看见一位白发老太太坐在自家门口，手中剥着豆子。树明立即告诉我，“她是我的二婶。” 哎呀，是二嫂啊! 我快步走到二嫂面前， “二嫂！您好！我是杨啊! ” 二嫂没有反应，只是对我憨笑着…… 树明告诉我，二嫂今年84岁了，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七八年前患上老年痴呆和失忆症，身体到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了。 我拉着二嫂的手，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又一次回到我在小余郢的年月…… 面前站着30岁的二嫂——脸上泛着农家少妇特有的风韵，矮小的身子承担着持家的重负…… 　　二哥是文化人，在毗邻公桥的龙王公社当文教干事，但二嫂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他们生有五个孩子，最后一个是儿子。 二哥在外拿国家工资，二嫂在家挣队里工分。小余郢人都羡慕这对夫妻，享受着城乡差别的好处。 家里的事全由二嫂承担。记得，二嫂经常高声喊着9岁的大女儿，吩咐她干活——“翠花子，看孩子呀！”，“翠花子，烧火啦！”，“翠花子，端水来!”…… 翠花子在二嫂的高喊中长大，直到嫁出小余郢，成为又一个“二嫂”。 我离开小余郢的时候，二嫂还没儿子，4个女儿都等着弟弟出生，为他做出贡献和牺牲。 今天二嫂的儿子在县城办事，我没能与他见面。其实，即使见面了，他又怎么知道我是何人呢? 　　一位中年男人走来，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我听家父说过杨茂华！” 我一下子惊喜起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 这个中年人58岁，与树明的父亲同辈，在余氏家族中属“继”字辈。由此知道，我来小余郢的时候，他只是一个4岁的孩子。 “那时，我家住在小余郢村口，靠近大路。” “你家院子外面树桩上栓着一条大黄狗吧?” “是啊！” 我听到回答，仿佛听见了让我惊吓的“汪、汪、汪汪”。 记得，在小余郢的时候，我总是在连续的犬吠中，胆怯地走过小余郢村口…… 　　树明家到了…… 兴吾随手拍下两层楼房，在“余树明烟酒店”招牌上，写着手机号码。 树明告诉我，儿子在县城做烟酒生意，为了配合儿子，便在阮城村里开了代销店。现在这里生活好了，烟酒消费大了起来…… 在大门口，我看见小董，便上前与她拥抱，开心地说着， “小董，你好啊! ” 我仍然这样亲密地称呼她。 　　在仔细打量这位曾经的小余郢美人中，我一下子难过起来。 小董拄着手杖站着，头发全白了，眼里间或透出瞬间的呆滞。 “姑啊，你来了。” 她露出一点笑意，没有了我熟悉的爽朗和活泼。 树明告诉我，两年前小董发生中风，儿子立即开车送她到县城医院，及时做了脑部手术，总算躲过凶险的危机。 转至《我在阜南的知青岁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