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

秋之牛

一路走来，和九有缘（3）

秋牛29岁（1978年）有三喜，一是年初喜得贵子，二是中秋前夕调到农业局当打字员，三是秋牛的工资标准由农工2级转为行政25级（汕头为8类工资区，月工资39.5元）。

生孩子，首先要办“准生证”，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到居委会出具证明，居委会说，出证明可以，我们要先签署一个协议书，秋牛问，什么协议书，居委会说，保证生第二胎时，间隔期要在4年以上，就这样，秋牛和居委会签署了保证书，领取了“准生证”。到了1981年，国家开始实行“一孩化”的政策，秋牛和居委会签署的协议书也就失去了约束，必须执行新的政策。

于是，和共和国同龄的这些人，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或者说，这就是时代的烙印，它不是烙在脸上，而是烙在心里，烙在心灵的深处。

出生时刚好是解放年，

成长时碰上自然灾害，

读书时赶上文化革命，

工作时必须上山下乡，

生仔时一定要一孩化，

改革时定然下岗待业，

……

　　1978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结束文化革命后落实政策的关键时候，秋牛在打字室的工作非常繁忙，而且老式的打字机速度很慢。一个字盘由70列35行的铅字组成，这两千多个铅字既反又倒，单凭眼睛鉴别很难，很多时候靠的是死记硬背。秋牛最怕晚上加班，灯光暗了看不清，灯光太亮了铅字会反光，刺伤眼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打字用的是腊纸，如果打错了，可以用一种特制的“改正液”涂抹上去，然后重新再打，但是，这种“改正液”里含有化学品“乙醚”的成分，用多了，对大脑神经有麻醉的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秋牛凭着一股热情，一股干劲，白天干公家的活，晚上帮助那些需要落实政策，要求平放的同志打印材料，尽量做到公私两不误，因此也获得农业局广大干部职工的好评，多年来均被评为优秀工作者，甚至在1981年调整工资时，尽管只有40％的比例，秋牛仍然获得多数的投票通过。

在农业局打字3年，带徒出师，秋牛改行当了总务。

1983年，组织部委托汕头农校举办“干部专修班”，带薪带职，学制2年全脱产。受组织关心和重视，秋牛又去农校学习了两年，其实，去农校学习，秋牛也是有自己的活思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高中生了，再读个中专，还不是一个档次的水平，也曾把这个思想反映给分管的副局长，分管的领导说，全局机关就推荐你一个人去，这个班不同于一般的普通中专班，它是地委组织部为培养中青年的一个重要举措，全市目前只办3个班，一个在党校，一个在韩师，一个就在农校，而我们农业局就得到一个农校的指标，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是其一，其二，到农校读书，有了专业知识，将来转干容易一些。

　　1984年，地委组织部开始在各部门机关办理部分“以工代干”的人员转正，当时秋牛正在农校读书，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分管的副局长，一是打听消息，二是提出自己的申请，分管的杨副局长说，秋牛，你就在农校好好读书，转干的事你不用分心，如果符合条件的话，组织会给你办理的，如果不符合条件，你找我也没有用，望着这位土改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领导，秋牛知道，再说了也没有用。后来的结果证明，杨副局长说到做到，那一年，整个农业系统就秋牛一个人转正。而秋牛还在农校读书没有毕业呢。

秋牛于1985年农校毕业后，分配到秘书科的资料组，从事专职资料员的工作，这是后话。

事实证明，秋牛读了两年农校后，对秋牛在农业局的工作也好，或是以后和农委合署办公也好，专业的知识为秋牛的工作都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但是，随后多次的职务晋升、待遇等，却是因为秋牛没有一块“大专”或“大本”的文凭而错失多次的机会。甚至很多领导和同事也为秋牛感到可惜，令人扼腕叹息。很多人劝秋牛，随大流，也跟着去弄一块招牌吧，可秋牛不信邪，认为凭自己的实力，能够信任自己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那份工资了。

　　朋友们，你们说，一个5、60岁的人，一个有工作、有家庭的人，还能够去读大专、读本科、读研究生？秋牛想，除了极少人有天赋、有毅力之外，大部分都是混出来的，蒙人。

有时候，秋牛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命运呢，还是缘分？

都说，青春一首歌，岁月一条河，还真是，时间渐渐磨去了年少时的轻狂，也渐渐沉淀了冷暖自知，成熟后学会了：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就是将你的一切都变成心静如水，将一切情绪调整到静音模式。不浮夸不轻薄，做一个简单的人，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