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入空门的前奏

黑白间

　　缪斯女神既会授人以制造优美的秘方，也会因粗心大意而让艺术家错位，他们把张冠戴在了李姓，让西果结在了东土。

初识李叔同的《送别》，觉得它是中国歌，一首典型的中国歌，不少的人都这样认为，中国的李叔同作的，它哪里有半点外国歌的影子？

但是，它却是泊来的，李叔同只是作了歌词。这首歌的原始曲调诞生在美国，流行到日本，移植来中国。配上中国的词，成了活脱脱的中国歌！我看也没有任何一首外国歌比此更适合在中国扎根了。

它是中国式的场景，中国式的情思，中国式的旋律，甚至是中国式的哲学。

创造一首优美的曲子的人是天才，发现一首优美的曲子并把它放在最适合的地方的人也是天才。也许后者更难，因为创造是凭空的，没什么限制，而发现和移植除了有限制，还需要慧眼，他是在为上帝纠错。

音乐史上有这种现象。柴可夫斯基脍炙人口的《如歌的行板》也是这么回事。1869年夏，柴科夫斯基在乌克兰卡蒙卡村他妹妹家的庄园旅居时，从一个当地的泥水匠处听来了这首小亚细亚的民谣，名叫《凡尼亚坐在沙发上》，这就是《如歌的行板》的原型。 柴可夫斯基觉得上帝张冠李戴了，这首民谣不应是反映凡尼亚坐在沙发上的，而是应该反映俄罗斯人最深沉的苦难的。

李叔同读懂了曲子的内容，为它配上了最对的场景，最对的情绪，最对的动作，最对的尺度。它的每一个音符都有相应的文字表达出来，是那样的贴切吻合，使人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的优美，给人以美好的享受。

歌词的前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全无离别之意，野外富有生机和朝气，像是孩子们的春游。中间出现了晚风残笛，但夕阳尚在山外山，并不伤感。 按着递进的逻辑，接着应该出现悲了，但也只是知交半零落。这个‘’半‘’字用得极好，把悲伤打了折，故悲而不伤。最后是一杯浊酒尽余欢，酒须有，但有限，不喝醉。最后的别梦寒，只是一种凉凉的感觉而已。

假如我们读了李叔同更多的歌词，对他文字表达的精准和优美会更深信不疑。如《西湖》中“大好湖山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又青山绿作堆”，如《春游》中“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如《早秋》中“远山明静眉间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如《大中华》中“振衣于昆仑之巅，濯足于扶桑之漪。猗欤哉，伟欤哉”等等。

《送别》整首歌表现的思想情绪是微伤和淡雅， 它没有李商隐‘’东风无力百花残‘’那般的消沉，它没有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般的浓烈，它没有江淹《别赋》中“行子断肠，百感凄恻”那般的黯然销魂。它很接近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情景。

它三段式的乐曲，中间一段是放出去的，但稍放即收，稍张即敛，点到即止，不盈不满，暗合了我们的中庸之道。

越唱越觉得《送别》的曲子也是李叔同作的，把这首曲子放到他作的其他歌曲里，像《西湖》，《山色》，《忆儿时》，《南京大学校歌》，是那样的协调统一，都是那样的清新、纯净、优美、寓理，代表了民国时代的风格。

有人认为，《送别》表面上是送别朋友，实际上却是送别人生，了断尘缘，我赞成这个观点。

有几个时间的节点对我们理解这首曲子有一定的作用：1915年，李叔同写完《送别》；1916年，他到杭州虎跑寺尝试断食20天；1918年8月19日，正式剃度遁入空门。

他人生的经历是一把探究他内心密室的钥匙。他出身富贵之家，但却是小妾所生。他过着奢侈的生活，却不纨绔，聪明绝顶，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或许出身既高贵又低微，物质虽富足禀赋却精神的人更容易大彻大悟，看破红尘。

终于，内心的慧根在辟谷的刺激下，在曲调的诱发下，加快了他走向空门的速度，以致他的出家决定让周围的人猝不及防，百思不解。音乐确实有巨大的感染力、影响力，当年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吸引了多少痴男痴女奔赴新疆，难道李叔同就会对《送别》无动于衷？

《送别》也可以看做李叔同从世俗到绝尘的一个过渡，他那种哀而不怨的淡定，悲而不伤的淡泊，含而不露的淡雅，其实已经接近了佛的境界，再往前走一步就入佛了。

对于离别这一人世间的难受之情，他已有所看淡，认为是寻常之事，不必决绝，不必伤心。果然三年之后，面对妻子诚子，他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一无反顾。

他有心作歌词的同时，却无意昭告了世人：我将身心分离，了却一切尘缘。空门亦是人生的一大去处，寻常事也，不必惋惜，不必难过，不必牵挂。

薄雾西湖，水波粼粼，李叔同芒鞋布衲，登船去了。他仅用背影告诉我们：前奏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主题。吾去也，莫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