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么姨

陶袁红

　　我的姨妈陶君容于2024年12月13日凌晨因病在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辞世，享年94岁。么姨是我妈唯一的亲妹妹，原本我妈家有兄妹五人，其他几个在幼年时都因病相继去世，就剩她们两姊妹相依相伴一生一世。

　　么姨念中学时便与母亲（我的外婆）从万县来到重庆，与我妈妈住在一起。她在重庆四女中高中毕业后，就职于重庆团市委，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内高校要为新中国培养人才，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通过考试升入大学念书，我妈觉得女孩子还是要多读点书才好，加之当时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这么好，坚决要求么姨辞去团市委工作去大学念书，在我妈强行要求下，么姨辞职考入四川大学生物系念大学本科，1956年么姨川大毕业后便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事古植物研究工作，么姨对古植物研究兢兢业业，成为中国古植物研究的专家，从事了多项研究并取得成果，她撰写的著作《中国晚白垩世至新生代植物区系发展演变》，2000年1月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她担任过《植物学报》常务编委，为办好中国的《植物学报》贡献了很大力量。么姨于1994年3月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及证书。

　　么姨晚年时因两个女儿都在国外生活，二里沟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五楼的宿舍没有电梯，年老体弱的么姨爬楼很困难了，我表妹给她办理了入住国际养老院的手续，她便长期入住北京昌平县太申祥和山庄9023室。

　　2024年11月，么姨因外出不幸第二次感染新冠，引发了多种疾病再次入院，12月8日我去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看望么姨后，次日从首都机场乘机回重庆，心中五味杂陈，感觉一段亲情、一个时代要画句号了。一幕幕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

　　在我幼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我家的亲戚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首都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的么姨，我妈唯一的亲妹妹，居住在北京二里沟西苑宾馆旁的植物研究所宿舍楼。

　　记得小时候，一次么姨野外考察出差结束后来重庆，用扁担挑着两个行李来看望母亲（我的外婆）和我们一家人，给我们带了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兄妹三人好是高兴。童年时只要么姨来我家，对我们兄妹三人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少年时去北京在二里沟么姨家小住几天，那时外婆在北京带么姨的大女儿陈陶妹妹，她比我们小十多岁。我的外婆年轻时守寡，带着两个女儿经历了许多生活磨难。我妈结婚后外婆从万县来到重庆，带大了我们三兄妹，1964年又去北京带么姨的孩子。外婆毕生都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非常勤劳，在北京二里沟居住时，只要看到有一小块地，就要去种上南瓜或甘蔗，而且长得很好。我们去北京也看到外婆在门口很小一块三角地种的南瓜。

　　我们三兄妹长大后，无论谁去北京，都会去二里沟看望二位至亲的前辈，么姨和么姨爹也很喜欢我们三兄妹，总有聊不完的天，说不完的话似的。我工作后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去看望么姨和么姨爹，在么姨家中喝茶聊家常后一起吃一顿晚饭，么姨和么姨爹六十多岁时，是在家中自己做晚饭吃，二老年高后就基本是外出在歺馆吃晚饭，记得我们一起吃得最多的是甘家口的老边饺子、北京烤鸭和西苑饭店的饭菜，每次没吃完的食品么姨都要打包带回家，从中足见一生节俭的么姨。

　　我大哥与么姨和么姨爹还有陈彤妹的合影。

　　这是么姨参观重庆大足石刻时的留影。

　　么姨对家乡非常眷恋，么姨爹去世后，每一年她都会回重庆住上一个多月，有时候是我出差去北京时带她一起回来，有时候是她单独回重庆，回重庆居住期间，我陪伴她去过很多地方旅游，大足石刻、南山植物园、洋人街、重庆天地、巴国城…….她还会去她的出生地万县老家看看。

　　这是么姨在重庆洋人街与我们的合影。

　　在重庆与我妈妈，还有二哥的儿子耘亚一起过生日。

　　么姨与我二哥元瑾夫妇的合影。

　　么姨与我们一起去重庆南温泉堤坎观音阁，爬到山顶给母亲（我外婆）扫墓。

　　这是万县老家我妈和么姨的老辈子（我外公的弟弟）陶平北来重庆时的合影。

　　记得么姨来重庆探望我妈时，两姊妹甚是亲热和高兴，但两姊妹常为么姨的出生年份争论不休，我妈说么姨1933年的出生年份是错的，她说自己的父亲（我的外公）是万县有名的中医世家后代，外公年轻时到湖北宜昌行医，因不幸感染霍乱而病死他乡，1930年我外公已经去世了，么姨年出生的年份应该是1930年，而不是户口本上的1933年12月。

　　2024年5月我去昌平县泰申祥和山庄看望么姨时的合影。

　　这是2024年12月8日我与二嫂去北京探望病中的么姨后，在北京王府中西医院与么姨两个女儿的合影，她们俩分别从加拿大和日本回国陪伴母亲度过最后的时光。

　　这是么姨撰写的专著。

　　这是么姨在野外考察时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