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与反思——配乐〈我爱中国〉

雪白雪红62116020

　　2022年8月11日，越南公开媒体转发《政治理论》杂志（2018年第六期）刊登的第一建筑高等学校政治理论系黄氏翠硕士的一篇文章，题目为《1976至1986时期越南对外政策的教训》（Những bài học từ chính sách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giai đoạn 1976 – 1986），这实际上是对越南阶段性外交政策和上个世纪国内基本政策的一个公开总结；在此将原文核心部分译出，以飨读者。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到原文仔细研读。

　　越南这位理论工作者写道。……1976至1986期间，越南太过于主动和提高前苏联的地位，过于强调对于作为越南外交基石的前苏联的忠诚度，因此越南陷于与其它各个大国孤立和对抗的状态；另外，由于柬埔寨事件的影响，因此，与本地区及世界各个国家扩大外交关系的主张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导致国际关系建立当中产生诸多的困难和障碍。

该文继续写道。……越南对于本地区问题的认识也是相当缓慢，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其它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些变化。因此，没有积极推进和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

越南对于国家的势和力缺乏正确的评价。1975年春季战争胜利之后，越南的声望和地位已经提高，但是作为战胜的一方，越南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解放南方之后的自我评价过高。同时，对于国外一些学者关于“能够战胜美国，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论调太过于沾沾自喜。这一点导致了主观和急躁及冒进，用对于越南的势和力的不正确的认识，对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就没能正确评价，缺乏灵活性，越南一边倒地完全倒向前苏联，把前苏联当成是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一点导致越南对于前苏联的依赖太多，把自己逼进成为与中国对抗的死胡同……

……也是因为没有能够在各个大国之间维持好平衡，因此这段时期越南对外遇到相当多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越南与邻国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要与其它国家的禁运对抗，导致越南在本地区和国际上被孤立。

　　1979年2月17日。我军在云南河口金平等几个主要方向，突然向越南发动自卫还击的反击作战——其实在1978年底，我所在的战略工兵团就像马关方面前出行动：在马关大梨树乡驻屯期间，部队完成了战前教育、转业干部的紧急安排和调配、各种营、连、排战斗小组集群的组合协调——甚至我们修理所的每个班都配备了黄油敷满的2支铁把冲锋枪的配置，班长当仁不让的抢到一只，副班长弱一点就被老兵抢走一只。几个技师和排长们也想抢，可惜没有了，而且规定说就是要把冲锋枪配输到班的战斗骨干。

我当时是文书兼军械员，负责保管所长和指导员的两支54手枪，此外还有一整箱木柄手榴弹。几个班长磨磨蹭蹭，想把我这一箱手榴弹分到手中。所长和指导员指示坚决不行!——因为我们修理所相对来说很安全，几乎没有近距离接敌的任何可能性，所以全所人员几乎有一半没有武器——只要你技术好，能够抢修车辆或者抢回战利品，就功德无量了。

79年元旦刚过，我们全团都被拉到河口地区，我们修理所住在一个叫蚂蝗堡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个橡胶半成品制造厂，到处充满着橡胶浓浓的刺鼻味。但是我们住的是钢筋混凝土制造的厂房和职工宿舍，既不潮湿也不闷热，令旁边住帐篷的炮4师152炮团和救护所的其他战友们羡慕不已——炮5团的战友，根据规定修筑完炮阵地以后，又在后面橡胶林深处挖了防炮洞，可是由于地形太复杂，防炮洞发生了垮塌，压死了两位士兵，还没有开战就发生伤亡，这是令人痛心的。

我团电影车在顺红河边走的时候，遭到对面越南民兵的冷枪射击，担任警戒的4名特务连战士当即用冲锋枪还击，2月17号战斗打响，我团舟桥连渡过红河后在敌人的地堡里发现阵中日记和位于不远处的简易坟墓，原来特务连战士的冲锋枪当即就击毙了三名越军民兵!

大概是1月10号前后的一个晚上，在我们昆明士兵中有很高威信的政治处主任张道宇，一位操着字正腔圆普通话的辽宁大连人，亲自到我们修理所铿锵有力地宣读了国防部对越开战的命令：命令中历数越南的罪行，祸害边民，摧残华侨、挑动边界争端等等，最刺激的是查无实际的所谓越南号称第三军事强国，要把中国打趴下之类的胡说乱语，我们一般小年轻听得热血沸腾，巴不得超起家伙，立即就打到越南去。

云南方向由开国上将杨德志将军指挥三个军从河口和金平出击地打击越南。（战端一开杨德志将军因病回北京治疗，以后直接荣任总参谋长。前指是由第一副司令、也是开国少将的张鋕秀将军实际指挥和部署——顺便提一下张将军执掌昆明军区帅印将近8年）

我们作为昆明军区的战略工兵团，为十四军，十三军和十一军构筑前线指挥部，架桥、排雷、军用急造公路等重大工兵业务，我们这些当年的小知青而今的小战士也裹身其中随大军前出边界纵深越南老街浦娄、柑糖一侧……

　　在不到约一个月的战争中，我亲眼目睹了万炮齐鸣和越南方面的焦土累累，在前出越南最大的磷矿基地甘棠磷矿收缴战利品的路途中，我亲眼看到了在水田中被炸得四脚朝天的水牛、村旁农舍死去的猪和鸡、还有远处山梁边四处丢弃的毛毯、花花绿绿的棉被以及僵卧的尸首；大弹坑旁边的小弹坑，分别是152炮130炮122炮——甚至火箭炮轰击过的伤痕。〈赵家林战友说：比血肉模糊更难忘的，是战场上的恶臭，腐烂的尸体和死牛死马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比任何恐怖片更加恐怖。我在看战争片时常常会想，恶臭扑鼻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

我临时配发的是一只54手枪，上了膛，装满了子弹，我的任务是登记收缴的各种战利品，有成捆的钢筋、有拆卸下来的各种电机、电器还有一辆苏制嘎斯51的吉普车，上面印着吓唬少数民族和老百姓的越军的金星军徽，我们英俊潇洒的杨技师开着溜来溜去，还招呼我上去过一把瘾玩一玩儿，不小心还得罪了后勤处长姚裕民，战后挨了一个十分冤枉的处分。

我做完了文字工作，提着手枪，虽然开了保险，手指也在扳机那有意无意地溜达到工棚那边去查看，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愣子作风，经过一片竹林，一群黄牛的头牛带着牛铃，叮叮当当地向我走来。它们显然受了铺天盖地炮火的恐怖惊吓，头牛眼睛又大又黑又亮温柔的看着我，好像把我认为是他主人的朋友，希望我牵着它的牛鼻绳，把它们牵进牛棚里去。我心里暗自盘算：这只头牛膘肥体壮，如果带回我们修理所够战友们吃好几天了，可是这次我们收缴战利品来了一台吊车，两台卡车，一台卡车装满钢精和其他杂物，另外一台装电机电器没有多少空间了，说不定我把牛牵过去会挨一顿叫骂，因为战勒伙食天天都有肉吃，大家吃的不耐烦，反而钟情于酸辣菜、酸黄豆酸黄瓜罐头。——于是我把手枪抬起，挥了挥尼龙枪绳，头牛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一步三回头的恋恋不舍的离去了，牛群也随即散开，我转身进了越南工人的工棚。

越南工人苦得很，吃的是木薯饭，这时已经长满了红霉!家具摆了一屋子凌乱不堪，其中还有我们天津制药厂生产的感冒药去痛片之类。我看到一个精巧的工具箱，上面居然印着made in Romenia的英文字母，我正在辨认英文，突然不远处传来两声闷响，定睛一看，原来是14军的两个散兵游勇，正在那边百无聊赖的扔手榴弹实弹玩儿!看见我还嬉皮笑脸的做了个鬼脸——此时真是遇到被打散的越南残兵，一定是穷凶极恶，何况越南兵手里都端着冲锋枪，我可就倒大霉了!那把小火腿手枪能抵多大用呢？本来出发前我就跟某班长商量借用他的冲锋枪，我不是还管着一箱他们想要的手榴弹吗？

刘所长说，收战利品的地方安全的很，要什么冲锋枪？

听到响声看到烟雾，负责此次行动的张指导员，从正在作业的吊车箱探出头来朝着我一声大吼：……“那边有地雷有特工，你怎么敢跑那么远，立刻、马上给我回来”!——的确，我在修理所负责文书工作，再怎么样也轮不着我上前线去登记战利品，我在蚂蝗堡的修理基地憋的难受，我觉得我是一个军人，就算是闻过旁边炮4师5团一营152炮阵地的硝烟，就是没有置身于战场、看过战场的血与火，这无论如何是无法忍受的!我振振有词的几次向所长请求，这位1米80的东北大汉，谨慎到过于小心的地步，他十分勉强让指导员带我去前线“开眼”一圈，规定说“最多待24个小时”；行前再三保证：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服从命令，保证听从指挥，张指导员和我是四川老乡，他也怕我出个三长两短，无法回去交代。再说我们团也是出了人命的——营长李培孟，因为排雷英勇牺牲；昆明兵张葆华当时被地雷炸断了腿，后来因为地雷破片引起的败血症也牺牲了。

但是我对战场的危险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身着防战火的布军装，外面还套了一个夹克工作服，因为洗的发白有点抢眼——后来大作家徐迟写的〈他为祖国献青春〉主人公岩龙小英雄，在战场上击毙60多个越南兵，他因为高兴昏了头，把一个越南尉官的望远镜也挂在脖子上，本来已经要凯旋归国了，结果他被越军的狙击手一枪毙命——就因为望远镜惹的祸，那个匪徒认定他是一个有望远镜的指挥官。而我只顾方便穿一件发白的、在绿军装丛中显眼的工作服，一旦遇到隐蔽树丛中的敌军狙击手，后果当然很严重!战友们这么说报纸上这么讲，我也越想越后怕。

云南方向战果没有广西大，牺牲也相对较小：根据前线指挥部的通报——云南方向歼灭性消灭越军第三四五生产师，师长只带几个小喽啰，渡过外波河狼狈不堪逃跑，其他人员非死即伤，要么就是被俘虏。击溃越军316A师，这个金星师是越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号称是所谓的6大拳头中的一个拳头。黎笋亲自下令他们去柑糖磷矿挽救败局，阻止摧毁他的经济重地，但是他们在主要公路线上遭到我13军二个加强营的阻击，居然攻不过去，拖走了七车尸体，机枪连排长阿尔子日指挥的火力点就毙伤了敌军上百人——这个主力师的阵地战攻击波确实不怎么样，牠在抗法抗美战役中的功绩，在这里居然一败涂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军战役战术也有问题：316A师北上时我军就有所察觉，以十三军的强悍兵力，至少不应该是击溃仗，当看到316A师连一个加强营山头都攻不破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前线指挥部立刻就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动主力2翼包抄至少消灭它2/3的兵力，那时说重创也不过分，能够全歼当然就更好了!

张志锈将军打得过于谨慎，还没有吃掉他一个主力师的胃口，我们知道同登消灭了他的一个英雄团，鬼屯炮台炸死了他800多精壮人员，奇穷河两岸横七竖八堆满了首都第3师的残部尸体、308师精锐特务团也被打残废了，越军痛了好多年呢!

316a师一看前面山头攻不过去，甘棠磷矿也被我军炸的差不多了，他立刻沿原路返回，逃得比兔子还快!当然在他们上级的严辞责令下，316a师又迂回到黄连山桠口和安沛通道布防。在这一地段遭遇担任侧翼掩护任务的我军149师，又吃了大亏，死了几百人。而我军打到铺娄、沙巴一线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就不再推进了。（ 最开始中央军委责成总参作战部研究作战构想时，还筹划了除东西两线之外的“第三路线”。这一条攻击线原计划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昇少将指挥，配属50军、54军，由普洱、西双版纳一线进入老挝，过境直接穿插至越北腹地，将整个越南“拦腰斩断”。如此一来，越北的敌军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典型的瓮中捉鳖打法。

这是一招致命的奇兵，“腰捅一刀”一旦成功，整个越北战役将提前结束。两路夹击之下，战果也会更大。〈越军做战略预备队的十五、六个个师都要赔进去〉但是在对越反击战临近打响之前，这条“第三路线”却被北京方面坚定地否决了——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

在中央军委最初定下对越反击战的总战略时，曾强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速战速决，歼敌速回”。通俗地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创越军，打击其军事力量，这也是最后整个对越反击战只进行了28天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越南，而是其背后站着的苏联，他们不是有准军事性质的〈越苏友好互助条约〉吗？一旦越战拖延时间过长，将南线主力陷在战争的泥淖里，北边的苏联很有可能趁火打劫。所以对越反击战最核心的战略，就是对越南“有限惩戒”，然后尽快全身而退。

但如果“第三路线”实行，越战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化，这是“一剑封喉”的杀招。将整个越北尽数拿下，让他们亡党亡国，战果虽然空前，却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苏联，逼迫其采取措施。所以遵循“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的总原则，这一路线并不合时宜。所以虽然两地都有大军〈就是50和54两个军，前者150师参加了广西方面的作战，149师在云南方向，担任13军侧翼掩护任务，打得316a是屁滚尿流。两个加强师的对决，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实际上54军就是战略总预备队——在西双版纳待命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加强到广西方向〉进驻，却只是临阵磨枪，做了个预防万一的准备）。

　　我在谷柳大桥边遇到了我的知青伙伴，亲密战友维克多。他们的英雄连队在谷柳大桥完成桥墩装填炸药最后摧毁大桥的战略行动，老兄一脸凝重：简单明了的告诉我，他和他的连队的工作任务——由于担心回不到昆明和父母重聚，他要我有可能回昆明去，向他父母说明他在这边儿的情况，说到动情处，还充满了哭腔。我再三宽慰他，没有事儿应该可以一起回去的、班师凯旋!——其实他在战争中受到的刺激比我强烈比我大，李培孟营长被地雷炸死身亡后，因为是直接首长有相当的感情，他亲自背营长下战场还期望紧急抢救，鲜血浸透了他的征衣，这样的生离死别，他怎么不可能想到战争的一切可怕后果?

维克多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旗手，初中高中的优等生，下农村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在部队也是作为干部苗子培养，代理过营部书记，他也只是在我面前才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和软弱，说实话，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到，深深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以及我们知识青年对战争的无奈。

我也亲眼在蚂蝗堡车站看到前线运下来的59式坦克残骸——整个炮塔被激烈的爆炸掀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主车体内斑斑的血迹，还有烧焦的断肢在里面，山地丛林作战根本不适合坦克车队的开进，进攻孟康县城，我军就有7辆坦克遭敌摧毁，而且手持反坦克榴弹的竟是一群越南民兵妇女，步兵兄弟抓到他们以后，坦克兵战友们对她们恨的是咬牙切齿，巴不得用坦克车把她们拴牢拖死，但是步兵兄弟坚决把她们押往战俘营。——除了这一伙越南妇女外，我还看到另外两起俘虏：一个是骨节粗大的越南红头瑶的部族首领的老婆，她可能原来有京族的血统，所以拼死抵抗我军，后来被村民绑送交给我军，因为村民们受大京族的压迫生不如死，早就怀恨在心，我军打进来开仓放粮，他们欢喜的不得了，又带路，又报信，又指认越南奸细，这也是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强烈反抗！——只是他们搬不走，归顺不了，越军回来一定反攻倒算，我为他们深深揪着心……。

可能这个女匪比较重要，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小语种翻译和警卫过来山腰车站就地审问她，这一切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他那个看起来像干部子弟的轻浮警卫员，拿着一把铁把冲锋枪四处比划，枪口甚至对着自己人，那个女匪眼睛炯炯有神，不时盯着那把铁把冲锋枪，如果她冲过来夺枪，抠动扳机的还不一定是那个草包警卫员！

那位首长好像也意识到什么，大声呼喊看不下去的那个警卫员：“……枪口朝下！”——我在战场看到的干部子弟起码有一半都很差劲，只有王炳祥这样拼命获取军功的人是少数例外……

还有一个体壮如牛的沙族越军士兵，他腹部中弹，全身汗臭血臭烘烘送到我们的急救卫生所抢救——大概有血债吧，医务人员懒得管他，熬了一天一夜后呻吟声音十分刺耳，我们的伤员抢救完毕，才轮他上手术台，手术后能下地了，即刻就转送到俘虏营，他的眼神中毫无感恩之心，与我们对视十分凶蛮。我想这样的家伙应该戴脚镣手铐吧——当然喽，俘虏营的感召政策厉害得很，还没有听说谁戴脚镣手铐的！

但是的确有人喜欢战争，我们修理所和团训练队挨得很近，训练队教官游在富，平时不苟言笑，不苟言笑只是他的外在表现，有的人觉得他高深难测，我跟他聊开了，原来他内心是壮怀激烈，特别渴望用战争来证明他的才艺，甚至在和我聊的高兴处，手指关节在咔咔作响，我都感觉他要飞出去了……

　　很多人都还记得开战前摇摇欲坠的中越友谊铁路大桥上有一节车厢，中方广播也想当然的宣传说这是一节装满烈性炸药的列车车厢，越方随时准备引爆挑衅中国，至少炸塌河口县城的一半房屋，我们的团队来到界河边，看到那架在半空的可怕的车厢也是有些将信将疑。在这种危机可怕的关键时刻，作为老工兵出身的游在副教官挺身而出，坚决请战，要去排掉这个大车厢里边的所有爆炸物，据我所知，请战担当这次任务的还真没有第2个人!

我们的小知青程桦听到枪响就瑟瑟发抖，我们的老所长刘同仁，在152炮火炮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时，看似一米八几的东北大汉，颤抖之余竟然下意识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此后卫生员杨国兵编了段子，到处出他的洋相……

那天晚上游教官内心是怎么挣扎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2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脸笑意，平日里苍白的脸上淡起了红润，嘴角微微翘起——不无得意的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物，只是在车轮底下埋有几颗反坦克地雷，他和战友们“憋着一屁一泡尿就把它排除了”，他十分轻松的对我这样说，他真的轻松吗？那可是身家性命啊!

战后他荣立二等功，后来被谢振华政委钦点，担任楚雄军火库的正团职上校主任，完成了贵州放牛娃一生的梦想!比起现在有些腐败分子，他的付出可真是实实在在啊。（下面这一段是老战友刘辉提供的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战史：中越铁路大桥位于河口县城南侧，横跨南溪河，与越南老街相连，修建于1903年，1910年通车。为混泥土、钢架结构铁路公路两用桥。长140米，大桥中间为中越国界，大桥中间为窄轨铁道，汽车可跨铁轨行驶。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后于1940年9月10日、1947年7月12日、1979年2月17日三次被毁，三次修复通车。1978年8月30日越方将一棚车推上大桥中部，并在棚车前后架设了铁丝网和栏杆，单方面封锁大桥，中断铁路。战前推测，棚车内可能装载着炸药或其他爆炸物。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奉命向越南被迫自卫还击，当日越军将桥梁越南部分炸毁， 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奉命派出作训参谋游再富率 7 连 7 班战士，在连长吴金奎、 保卫干事赵庆举的共同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棚车，发现是一辆空车，在进一步排查中发现车轮下有7 枚越军设置的防坦克地雷，当即将其排除，为铁道兵抢修大桥扫清了障碍。（衷心感谢老兵博物馆，特别是刘辉老战友——老兵影视博物馆）

　

　　79年自卫还击战，我们义无反顾的上了前线，战后我部由河口蚂蝗堡调往麻栗坡天保、船头地区，执行修建国防永备工事的艰巨任务 ——当时的麻栗坡地区农产、矿产都很贫乏，国家战略是处于守势，而对面的越南河江地区相对比较富裕，越军在老街、柑塘地区打了大败仗就企图在这个地区挽回面子，不仅占领了船头对面的所有制高点 甚至超越边界山峰的骑线咄咄逼人，其工事和机枪阵地已经严重威胁到我船头的国营农场和居民生活。我住学离队前最后一次曾经前往船头地区，发现桥头国营农场的很长一段盘山公路完全在越軍的机枪射程之内!

当时的昆明军区在文山州的马关、麻栗坡和红河州的金平县地区组织工程建设区，以我团牵头，调集4个工兵团，我团肖玉发团长担任指挥长、孙政委任工区政委，享受师级待遇（因为我团在自卫还击战的战绩突出，排雷作业仅牺牲一名干部，一名战士而取得了摧毁越北地区几个重大战略目标的重大战果）调动上万人的工程建设部队，修公路、筑堡垒、抢修、整备国防工事，防止越南的蚕食和渗透——说起来有些滑稽，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初级工事是防止法国人入侵：六十年代加强这些工事是为了防止美国人入侵，而现在修这些工事是防止白眼狼入侵!

在山路崎岖、山形错愕、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施工地段：我不禁吟诵起杜甫的〈潼关吏〉诗；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我们上万的士卒又何尝不像当年的潼关军士，只不过修城筑路的过程中还要受越军的冷枪冷炮袭击。

我部一位战士在修建军用急造公路时被越军弹片击中股动脉鲜血喷涌、命悬一线，幸好营部军医我的战友沙大夫，立刻撕开急救包用绷带紧急止压伤部，然后送医急救，抢回一命。沙大夫也为此荣立三等功。

　　1984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集结军师规模对盘踞老山和者阴山的越军发动攻击，收回了高地：当时部队还针对越军的反扑情况，计划了对庙皇帝山的第2波攻击。我团配属第十四军，进行了军用急造公路的延伸修建，以及前进指挥所、炮兵阵地等等设施的修筑。由于指挥得当防范有力，我团没有出现重大的伤亡人员情况——此时我已考入云南师大，但经常和在前线的战友保持联系……

　　1986年7月，亲苏的黎笋病亡，实际上反华称霸的倒行逆施也走到了尽头!

务实派阮文灵接班。其时，苏联已经摇摇欲坠，越南已经陷入困境，而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阮文灵基于越南的利益考虑，迅速改变战略，力图摆脱困境。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深知，如果没有中国的首肯，柬埔寨战争和中越边界战争就永远无法停止。长此下去，越南有被拖垮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看，老奸巨猾的长征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早年和阮志清一样，坚决要求学中国，就受到党政军的排挤。他本人善于韬光养晦：黎笋疯狂反华排华时，他自知实力不够，所以选择了个不做声。黎笋病重和病亡后，他凭借着和胡志明当年的老战友关系，被各方势力推到了前台。

此时的长征已经将近80高龄，头脑依然清醒，我们不排除他和来到中国的黄文欢私下还有秘密联系，他俩原来的私交就很好。

长征认真梳理了越南高层的各种派系和背景，尽管越南党军内一片争吵，主战派稍占上风，双眼已瞎的亲苏派头目范文同，还有相当的势力——特别是在政府口和外交口反华势力疯狂的很，但是军队高层对华战争和边界挑衅已经十分厌烦——打又打不赢，拖又拖不起，甚至他们的兴趣已经转向要去经商牟利，过一过“好日子”（更何况军中有一批亲华派，什么武元甲、朱文晋、黄文泰、陈草黎可漂等等）。广大人民更是对所谓“万日战争”的口号，明显没有什么兴趣，黎笋集团言之凿凿，可是听者渺渺——在河内的几次大型集会上，民意的响应和表达已经十分明显了。

长征认为是该收手了，是该结束战争了，他坚决推出长期受黎笋打压，又被范文同排挤的阮文灵，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在胡志明市主政的时候，经济有很大起色，搞经济有一套，在南方广大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调到中央来担当一把手，就会扭转越南经济的颓势——困难和阻力当然是有的，长征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四处游说，非常诚恳，政治局和资深中委们也觉得老政策不能持续下去了。这一来终于在党中央争取到多数，把阮文灵推到第一书记的位置，自己呢又宣称是因为高龄80，不宜继续理政，坦然宣布下台（从中央召集人到主持人实际上只干了一年多时间）——客观的说，阮文灵和我们中国的交集并不是很深，相比较阮友寿和阮氏萍他们，他的资历是比较浅的。可是两阮年事已高，而且南方派在中央的势力并不够大，范文同一伙硬说阮文灵是亲华派没有几个人相信。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阮文灵发誓真心要为越南人民做实事，下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1989年10月，老挝书记凯山.丰威汗访华，在会见邓小平同志时，转达了阮文灵希望访华的愿望。邓公让凯山转告阮文灵：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这使阮文灵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由于越共长期为黎笋的势力把持，阮文灵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秘密行动，巧妙绕开外交口疯狂的反华分子阮基石一伙阻碍（此人时任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想让他接任总理的班，阬文灵则千方百计将他边缘化），向北京表达其急欲访华的真实意图。最终，中方同意越方进行“内部访问”。1990年9月3-4日，中越在时隔10多年后，在成都秘密会晤。（在越方内部强烈的要求下，我驻越大使张德维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与曾任侵柬越军总司令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大将联系——黎德英是阮文灵的亲信。黎德英当时正在参加越共六届九中全会，通过秘密渠道取得联系后，确定了与张德维大使第二天在国防部办公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张德维乘坐一辆没有悬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见到黎德英，张德维大使开门见山，把日前那位越南社科院干部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说了一遍。张德维说，国内命我面见总书记，希望你帮助联系。黎德英当即表示马上就办。

双方都争分夺秒！当天下午，越南有关方面便通知大使馆：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在越南国防部会见张德维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同时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尽量低调，避开外国记者的死缠烂打。

阮文灵会见张大使时，首先确认他曾托人向张大使传话之事，内容也准确。阮文灵说，他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为不同意恶化越中关系而被指责为“右倾”；1982年越共五大时，他又由于某些经济政策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黎笋排挤出政治局。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如果胡志明健在，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阮文灵说，在外交方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召开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表示，此事牵涉面太广，涉及越共党内、军队、外交、柬埔寨各方、苏联及东南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必须由他本人亲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拿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经中越双方高层最后商定关系正常化：在成都秘密会晤中，双方集中讨论了解决柬埔寨和恢复中越关系两大问题。实际上，两大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即柬埔寨问题。只要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中越关系也就迎刃而解。解决柬埔寨问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二是越南撤军后，柬埔寨最高权力归属的解决方案。虽有讨价还价，但越南最终同意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同意中国提出的柬埔寨权力安排方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们还记得：中国积极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流亡政府，西哈努克在中国游历大好河山，排遣对他故乡的思念，大家开玩笑说，西哈努克就是个大玩友，花花公子，其实中国用心良苦就是要利用西哈努克在国际上的威望阻止越南对柬埔寨的并吞。红色高棉的极端行为反证了中国的战略深谋远虑——没有走极端的红高棉，柬埔寨王室还有民主政权还是要立足、独立于越南的魔爪之外。

至此，中国十年对越战争（包括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的战略目标全部达到，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彻底破灭。当晚，阮文灵赋诗一首：“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1991年11月，中越宣布关系正常化。正常化的中越，已经不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因利而和、因利而争”将是常态。基于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加之还有海上争端，一纸公报解决不了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今后的中越关系中，“和”是表面的、短期的，“斗”是内在的、长期的，恩恩怨怨，仍将延续下去。

胜负之间：历史早已有了结论，我们目的达到：这场中越战争，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超过10年。这场战争谁胜谁负，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前文说过，评价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是看各方的战争目的是否达到，是全部达到还是部分达到。在自卫反击战阶段，中国的主要战争目的、即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所以才开启第二阶段的两山轮战。

这场战争的核心目的，不是争夺土地，更不是消灭成千上万的越南士兵，而是为了打破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惩罚越南只是其次。这一点，无论是邓公访美期间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还是成都会晤所解决的首要问题，都清楚地表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始终是关键点。明白这一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就清楚了。

中国在自卫反击战未达战争目的的情况下，迅速开启两山轮战，通过持久消耗，差点拖垮了越南，（越军貌似铁板一块，其实也不尽然；例如上校参谋长阮春山，他效力于步兵341师，建立于越战后期。这支军队在越南的战史上是立过军功的，曾经先后在越战和侵柬行动中，获得过越南的“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是越南当之无愧的英雄部队。

到了1982年，该师被调往了越南河北省——后被拆分为北江、北宁两省地区驻防。此地离我国边境不远，本是作为战略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法卡山等阵地的。但是因为阮春山看不惯黎笋当局的做派，以及对华友善，所以决定向我方投诚。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逼得越军紧急对341师进行了整顿；之前还有越南空军，两架次直升飞机还有一伙越军现役军人直飞我国投诚。就是在老山战场也有一个越军作战科长兼付参谋长〈中校军衔〉携带全套作战计划，冒险渡过清水河，绕过雷区向我军投诚让我军更加了解越南的作战意图，我军重炮群提前猛轰敌军集结地区，打乱了敌军的反攻企图，使胜利的天平大大倾向于我）。

最终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终结了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也就是说，中国经过10年的坚持，最终全部达成了当初设定的战争目标，取得了战略上的完胜。

　　越南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你说她倔强也好，他不屈也好跟法国打，跟日本打，跟美国打，最后发展着跟中国打——五个常任理事国，牠就打了三个你说他又占到多少的便宜呢？无非就是一个战争的恶性循环嘛！

　　越南理论工作者最后补充总结到 ……可以看到，正确和及时评价与各个大国及各个邻国以及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在越南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事业当中具有战略性，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前，越南需要正确评价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特别是，避免与各个大国或邻国对抗或与其它国家联盟对抗第三国，主动建立和平和稳定的环境，履行“忘掉过去，展望未来”是一个对越南扩大对外关系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

通过这些表述，我们看到越南执政当局深刻反思了过去的错误、总结历史教训、确确实实正视了现实!

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理论工作者是一位高官夫人，我们还记得当年苏联觉总书记戈巴的夫人赖莎，也是一位理论工作者……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越两党中央在成都会议上确定了“牢记历史，展望未来，加深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的大政方针，重新规定、调整了双方的宣传口径和历史提法，——所以中方自卫还击战的宣传明显降温；我十分注意到在越南出版的各个重要领导人的大型画册中，都把中越冲突一笔带过（越方出版了越文版的长征、孙德胜、阮友寿、阮文灵、黎德寿、黄晋发、范文同还有传奇双军衔将军洪水的大型画册），说明他们确实履行了中越领导人定下的规则——也不愿意提那一段历史……

　　这最后一次边界战争中国一是安定了自己的西南边陲，为改革发展提供了和平大环境、二是顺应了国际潮流，与欧美实现了心照不宣具有历史意义的和解；三是客观的启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改进，完善了国际新格局以及和平大环境！四是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越战后，促进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和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 虽不能说是完胜，起码也是大胜，特别是政治、经济、外交、軍事、战略上——而且这最后一次出击作战影响深远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