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云冈石窟

邵勇敏

大同云冈石窟

文/邵勇敏

大同云冈石窟，原名灵岩寺、石佛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是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群。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宏、气势雄浑，东西绵延约1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三个区，现有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平方米，造像最高为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1100多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一个朝代雕凿而成的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是公元5世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5月，成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始皇三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今和林格尔县）迁至平城（今大同市），武州山成为盛乐与平城之间的交通要冲，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会沙门统昙曜主持复法大业，在文成帝的支持下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进行石窟开凿，早期开凿的是如今编号16—20的五个洞窟，由僧人昙曜主持开创，因此又被称为昙曜五窟，相传昙曜五窟的五个佛主，代表北魏太祖以下的五个皇帝。云冈的大部分洞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完工，但是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云冈石窟的开凿历时约150年，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初唐后云冈石窟出现萧条景象，辽代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10年之久的大规模修建，辽宝二年（1122）金兵攻占大同，云冈石窟寺庙遭焚毁。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主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3窟外的阁楼）。明朝初年，云冈石窟再度荒废，明嘉靖年间始称“云冈石窟”；清顺治八年（1651），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云冈寺，御书匾额“庄严法相”，后云冈石窟曾有修葺。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1952年，大同市设置专门保护机构，使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最具西来样式，即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像貌特征等等，其雕塑与壁画线条流畅、造型优美、色彩鲜艳、造型丰富，具有“秀骨清像”的特点，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反映出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其石窟造像汲取了东西方文化之精华，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融合，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其造像气势恢宏，内容丰富多彩，是中华佛教的巅峰之作，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云冈石窟以其丰富的造像、鲜明的时代特征、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夺得公元五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桂冠，云冈石窟的造像被称为“云冈模式”，其造像风格不但自成体系，而且对中原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云冈石窟，我们不但看到了古西方造像风格的影子，也看到了古代石窟造像汉化之后的艺术样式，使其成为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典型标本。云冈石窟不仅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要载体，它记录了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其独特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可以领略到古代雕刻艺术的魅力，感受中国古代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这里还是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交流中心，为推广中华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12、9

昙曜广场。

礼佛大道。

礼佛佛雕墙。

灵岩寺。

东部第1窟至第4窟，以中小型石窟为主，内容为佛菩萨、弟子等形象。

第1、2窟是云冈石窟最东端的洞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皇兴五年至北魏太和十八年（471—494），两窟外壁东西两侧各残有一座单层方形佛塔，洞窟上开明窗，下开窟门，平面为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直达窟顶，四壁开龛造像，为典型的塔庙窟。

中部第5窟至13窟，是云冈石窟的精华所在，包括著名的“昙曜五窟”，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具有深厚、纯朴的西域情调。

西部第14至第45窟，规模相对较小，但内容丰富，包括多种佛教造像风格，反映了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