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顽童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双重证据中，正在从传说时代走向历史真实，《史记·夏本纪》正在成为翔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以来60年的考古发掘、几代考古人的潜心探索，一个规划有序、功能悉备、宫室翼翼、百工齐聚、礼乐初成的东亚大都，揭开了尘封的记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汇多元以成一体，绥万邦而达天下，最早的广域王又国家由此奠定，华夏第一王都从这里走来 茫茫萬迹九州攸同距今4000年前，一场波及黄河流域的特大洪水，使天下苍生忧患重重。历代文献记载着大禹治水的史实，禹在长达数十年中，栉风沐雨，亲操来耜，三过家门而不入，疏河浚川，最终平定水患。而后凝聚民，擘划九州，使得一个广域的王权国家开始形成。 赐土市氏祚以天下禹都阳城、禹征三苗、禹会涂山等文献所载的重要历史事件，奠定了夏平定天下、建立统一王朝的基础，在相近时间段和相关地域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我们诠释这一阶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最初的夏都阳城在何处？夏禹和东夷南下征伐的苗蛮，可与长江中游的后石家河文化相关？禹会涂山，是否完成万邦来朝的盛举？考古遗址所带来的信息，有助于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真相。 锦长国祚夏代共历十四世十七王"统治时间超过四百年《史记·夏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了夏代共历十四世十七王。 "夏"字的衍变源流夏朝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王朝时代。从历代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综合学者的辩识考证，寻求"夏"字的演变规律，得出三种主要释义：夏，中国之人也；夏，舞也；夏，大也。 有夏之居有夏之居，城邦比肩而立夏代部族，彼此之间尚处于联盟状态，因此夏王朝还没有明确的疆域概念。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的都邑因为种种原因而屡经变迁。从这些都邑的分布情况看，夏王朝的主要控制区域是豫西、豫东、豫北、鲁西和晋南部分地区，核心控制区域则是豫西地区的洛阳盆地和颍、汝河上游，即史料上所谓的"有夏之居"。在此区域内，伴随着诸如王湾遗址、灰嘴遗址、古城寨遗址等文化面貌上同属于夏文化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史料相互印证，对于夏代历史的研究至关重要。 夏代部族林立，天下万邦。部落联盟仍然是夏王朝统治的基础。见于文献记载的夏代部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同姓部族，一类是异姓部族。同姓部族主要有有扈氏、有男氏、斟郡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增氏、辛氏、冥氏和斟（氏）戈氏等，异姓部族有涂山氏、有仍氏、有绢氏、有虞氏、有鬲氏、有穷氏、寒、观、吕、申、豕韦、鼹夷、顾、昆吾、葛、有施和岷山氏等。 钧台之事启然為历立，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大禹时代，王位承传遵循禅让制度。禹崩于会稽之后，禹之子启自取王位，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筑钧台大会诸侯，从而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启继禹而立，标志着夏王朝的正式确立，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统治模式。文献《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 鸣条之战夏朝末年（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夏桀的暴虐无道，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当时民众愤慨地诅咒暴君"时日曷丧，予偕女皆亡",("太阳啊你什么时候要灭亡，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灭亡。")四方的诸侯也纷纷背叛离心而去，夏的属国商渐渐演变为与之抗衡的对手。商王成汤在贤臣伊尹、仲元的辅佐下，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商汤率领商部落士兵与夏人在鸣条（今太行东南麓晋南豫西一带）进行最后的决战，这场战争成为夏王朝灭亡的转折点。 夏商更迭桀失其国，鸡条之战，夏桀败走，汤即立商夏王朝自十四代王孔甲始，国势日弱，江河日下。到十七代王夏桀时，东方新崛起的商部落首领汤任用贤能，广施仁政，国力日隆，引四方咸服。后汤起兵，夏、商两军激战于鸣条，桀战败而走。商汤尽灭夏属国而代夏为商，夏王朝完成其历史使命。至此，作为中国文明社会的发韧和王朝肇始的夏王朝，消逝于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商王朝，走上历史舞台。文献昔伊洛竭而夏亡。《国语．周语上》商自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夏师败绩，履癸出奔三艘。商师征三艘，战于郝，获履癸于焦门，放之于南巢。--《竹书纪年．帝癸三十一年》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殷本纪》 偃师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位于偃师市区西南部，经1983年以来的多次考古发掘证实，这是一座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至1550年间。该城址由大城、小城和宫城三部分构成。大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小城面积约86万平方米。位于城址南部的宫城内，由南向北形成宫殿区、祭祀区和池苑区的格局，并有完备的给排水系统。遗址内还分布有府库、手工业遗存、墓葬、址、窖穴等，出土文物数量众多。偃师商城西南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是商汤代夏后建立的商朝早期都邑，史称"西亳"。其崛起时间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年代大致相当。两座都城的兴废，标志着夏商文化的分界，见证了夏商王朝更替的历史史实。文献"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 二里头，古洛水之北，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村落，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1959年，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根据文献记载和历史地理信息，在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开启了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的新征程。从此，一代代考古人焚膏继晷、薪火相传。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凝聚了多少文物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其丰富的成果足已证实，这里曾经是规划有序、布局严谨的华夏王都。其金玉共振、礼乐相和、龙腾华夏、戈兵攘攘，呈现出统领天下的中央王朝气象。一整套完备而规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权礼制昭示着最早中国、第一个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国之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以通神人，是凸显君权自天而授、王朝膺受天命等政治伦理的主要手段；战争则是解决部族冲突的极端模式，是巩固和拓展世俗政权的有效方式。围绕祭祀与战争等"国之大事","夏礼"蓬勃发展。早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究"夏礼"，就已感慨"文献不足徵"。二里头遗址是王朝礼仪活动的主要发生场所，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残垣断壁之间，金玉陶骨之中，依然有"夏礼"的蛛丝马迹可寻。 铸鼎象物鼎是史前时期最常见的炊器。到了夏代，青铜鼎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一传统数千年延续不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鼎有青铜和陶两种质地，陶质圆鼎和方鼎的流行，反映出鼎在贵族礼仪实施中的重要功能和在夏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鼎在商周时期持续发展，郑州商城就发现埋有大方鼎的铜器窖藏，殷墟则出土有重逾832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两周时期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一脉相承。文献"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 奉玉成礼《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玉、帛是敬献给神灵和地位尊崇者的礼物，是先秦礼制中的主要礼器类别。圭、璋、璧、琮、琥、璜等所谓的"六瑞"是玉礼器的代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礼器和仪仗类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钺、刀、柄形器和铃舌等，工具及武器类的铲、铆、凿、镞和纺轮等，装饰品类的圆箍形器、环、坠饰、尖状饰、管和月牙形器等。其中显示王权神圣威严的仪仗用器，特别是有刃玉器受到高度重视。在二里头遗址中，铜、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说明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可见来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南方后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因素，通过四域的整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成为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长30.2厘米、宽6.6-6.9厘米。出自高等级贵族墓葬。内前部两端装饰扉牙，侧面刻划多组平行细线纹。造型与同时期的青铜戈相似，但不具有实用性兵器的属性，为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之一。该件器物通体抛光，做工精湛，器型庞大，气势恢宏。 长48.1厘米、宽11.4厘米、重900克：全器由器身、柄、阑组成，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通高20厘米、口径15.3、底径10厘米，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青铜：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二里头青铜鼎的出现，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兵戎森森有夏一代充斥着战争。从禹征三苗到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夷夏纷争，从夏伐岷山到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征伐与被征伐贯穿了夏王朝的始终。战争是巩固王权、抵御外敌的重要手段。战争起而军礼兴，军礼是彰显武功的主要形式。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等，既可用于实战，也可用作仪仗。青铜兵器的礼器化，是王权在二里头时代出现的重要标志。 鱼龙纹陶盆（复制品）夏代盛贮器2003年二里头遗址出土高19厘米、口径63厘米。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城外侧。内壁磨光，盆口内沿有一周浮雕蛇塑，蛇塑上方阴刻有一圈鱼纹，故又称"蛇纹陶盆"。该陶盆体型庞大，造型规整，鱼龙雕刻精细写实，生动逼真，为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中为数不多的珍品。 乳钉纹铜爵高26.5厘米、总长31.5厘米。束腰平底，三锥足细长，流折处钉形短柱，腹部凸线列乳钉纹。其长流尖尾，清逸舒展，造型夸张，形态修长，极富美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被誉为"华夏第一爵"。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镶嵌绿松石兽铜牌饰面1984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长16.5、宽8~12厘米这是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重器。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纽，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其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二里头遗址出土三面铜牌饰。出土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从两侧有对称的穿孔钮可见，穿缀系于主人胸前，应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等的重要载体。 七孔玉刀1975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长65、宽9.5、最厚处0.4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玉器，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骨猴 绿松石串珠 嵌绿松石玉钺夏代礼器1980年里头遗址出土长9.2厘米、宽8-9.4厘米。上部有两个穿孔，下孔用圆绿松石嵌平。钺本是一种作战使用的兵器，但是从该件器物刃部较钝的特征来看，并非实用性兵器，而是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礼仪性玉器，亦为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嵌绿松石玉钺夏代礼器1980年里头遗址出土 墓葬等级制度解析根据墓葬规模、葬具之有无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将已发现的墓葬分为以下几个层级。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青铜酒器爵、盂、学等，大型玉器璋、刀、圭、钺、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还伴出漆、陶礼器（含白陶器）等随葬品。这类墓有木棺、铺朱砂（一种红色矿物质，一般认为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也是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墓坑面积在2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只发现了10余座。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等珍贵随葬品的贵族墓应是其中规格较高者。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陶酒器爵、盂（誓）、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还伴出陶质的食器和盛贮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铜铃等。有的有木棺或朱砂，墓坑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少半。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一般不见棺木，无朱砂。墓坑面积在0.8平方米以下。这类墓占正常墓葬的一半以上。非正常埋葬。被用作人牲而埋葬在祭祀场所，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绑，作挣扎状。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镞镞是射远之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铜、石、骨、蚌等多种质地的镞。镞的形制上承河南龙山文化的传统，分为无脊的扁平三角形镞和有脊的棒状镞两种，少数扁平三角形镞用于狩猎。而多数细长而分量稍重的则是实战用器。特别是1984VIM5墓主人的胸骨上发现一枚铜箭头，两翼圆铤，其深射入骨。证明了它用于实战的功能。二里头文化晚期实战性强并制作规范的青铜镞大量出现，意味着当时珍稀的铜料来源有了初步的保障，青铜器生产规模日益扩展。战争在国家文明进程中日益重要。一五手承如贵员 ﹣建中立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中国历代王朝所追求的地理正统观。二里头遗址所处的洛阳盆地，处"天下之中"的"国中"之地。"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都城整体布局，成就了前无古人的国家形态。恢宏而完备的都邑规划、排列有序且中轴对称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夯土围垣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从贵族到平民不同等级的墓葬、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等等，标志着具有广域王权的东方第一王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自此发轿。先民为何选择了这片土地，又是如何集万众之志而成其大，多少秘密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得以揭开…… 土中大邑二里头遗址位于豫西洛阳盆地，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古伊洛河，后据黄河。洛阳盆地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伊、洛二水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其中。据古环境研究可知，二里头遗址位于当时伊洛河北岸的半岛形高地上，既避免了水患，又可以充分利用河流资源。其地势平坦，宜于农作，生态环境优越，生存资源丰富。 ﹣王都气象二里头宫城平面布局和功能区划二里头遗址西北低而东南渐高，在遗址的中部和东南部形成一块略显隆起的高地。遗址的中心区即坐落在这片高地上，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道路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形成"九宫格"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宫殿区外围、道路内侧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的城墙。宫殿区的周边，分布有贵族的居址及墓葬。祭祀区、贵族聚居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再外围，则是一般性居住活动区域。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国家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充分体现出当时国家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早期王朝与自然资源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影响下的山西南部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铜矿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自古以来盛产食盐，满足了周边相当大区域内人们的用盐需求。中条山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为二里头文化的强盛提供重要的资源保障。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通过水陆交通可运抵二里头遗址，加强了中原王朝同地区方国之间的交流。二里头文化对不同地区物质资源的掌控和占有是其步入强盛和文化扩张的主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二里头文化达成了对多元文化的汇聚和重构。早期国家的功能走向完备，华夏文明的核心开始形成。 象鼻盉--四方来仪二里头文化代表了这一时期文明的高度，它汲取了周边众多文化因素，随着夏王朝对四域的羁糜和征战，部族与部族、人与人之间，打破了地缘的封闭，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交往，使各自的文化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夏代王权与帝王视野已遍及四海，大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帝启"德教施于四海","伯杼子征于东海"等，都在着力于对四域的统治与征服。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往往会有一些器物，器形和制作风格别具一格，与同出者截然不同，而与远隔千里的异族文化血脉相承。这也从实物上印证着二里头作为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核心所在。 从海纳百川到四散传播二里头文化"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以中原文化为依托，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外地的文明因素。这其中即包括可能来自热带地区的海贝，又包括有江南风格的鸭型壶与云雷纹。当来自四方的文明力量使这里成长与繁荣，其他的文明亦会模仿这支崛起的力量，二里头文化由此得以向外扩张。于是，北方地区、长江流域甚至更广大范围里，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足迹。 绿松石兽二里头遗址出土 绿松石珠长1厘米，最大径0.6厘米。通体绿色、抛光，用绿松石雕刻而成，制作精巧，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治玉技艺水平的高超。 拨开3800年的历史烟云，二里头遗址在经历六十年考古发掘后，显现出第一王朝的大都气象。这一宏大的王都中心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宫城外围有"井"字形的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分割不同的功能区。长垣围合的官营作坊位于宫殿区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拱卫周边。方正规矩、功能完备的布局无不显示出王都特有的气质。 一号宫殿模型 刻符与表述数字、器物、植物、动物、自然现象，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迄今已发现数十例之多，这些符号分别表述着数字、器物、植物、动物和自然现象等，与后代成熟的甲骨文有着多种联系，为诠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聚落层级多层级聚落社会面貌阐释了王朝国家形成期的国家气象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多层级聚落社会面貌，阐释了王朝国家形成期的国家气象。二里头文化的400余处聚落中，以3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和核心，周边有数十万至百余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20万平方米左右的次级中心聚落，以及众多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更小型聚落。在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由河流水系有效连接的、包括整个中原范围的庞大聚落群，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些聚落共分四个等级，一级核心聚落为二里头遗址；二级聚落以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等遗址为代表；三级聚落以偃师灰嘴、登封南洼、伊川南寨等遗址为代表；四级聚落以洛阳皂角树等遗址为代表。各个等级聚落分工明确，或拱卫首都、或镇守边疆、或供给资源，这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二里头早期国家政治实体所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域范围，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二里头文化的交通网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中原，地处东西、南北交通的中枢。向东由黄河、古济水、淮河可达黄河下游，向西由黄河、涧河河谷过三门峡、函谷关可达关中甚至更西的地区，向北沿太行山脉东侧的通道可达燕山南北，沿其西侧的通道经晋中盆地可达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中南部，向南可经颍河和汝河进入淮河水系，进而到达长江下游，南下至南阳盆地，则可沿汉水的支流白河进入长江水系。位于汉水支流丹江上游的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周围山区富含各种自然资源。遗址向北可达黄河水系的洛河上游，并沿洛河到达二里头遗址。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时还使用具有浓厚当地特色的陶器群，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时，已与二里头王都的陶器群极为相近，还出现有象征王权的牙璋，表明其具有殖民据点性质。由晋南河东盐池，有数条通道可以把盐运往周围地区。黄河、渭河以及许多其他河流在古代都应曾被用作连接京畿与东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其中的不少线路，在二里头时代也可能已经开通。 吸纳辐射二里头文化兼收并蓄，汇集精粹，引领四方，达致辉煌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及更远的区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二里头文化的强势吸纳和辐射，不仅使得更为广大区域内均可见二里头文化的踪迹，以宫室、墓葬、礼器制度为核心的文化扩张，表现出最初王朝与国家层面理念和行为的认同。而且位居中原的二里头遗址，也凝聚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在汇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精粹的同时，以其先进的文化引领四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 ﹣世界视野下的二里头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持续性使华夏民族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实体，主要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其兴起的时间均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间。这期间，人类的农耕、城市、文字、青铜开始在各大文明中呈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持续性使华夏民族具有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在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经过上万年的独立发展，在约公元前2500的龙山文化时期形成多元的邦国，开始走向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多元一体的中原王朝文明，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与其他古国文明一样，属于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渊源。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离不开中国考古学。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逐渐扛起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任。几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以文献求线索，以手铲释天书，逐渐梳理出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找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重要依据，先后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文明起源的答案，也伴随着考古人的智慧和考古学科的发展逐渐明晰起来。 1983年3月，夏鼐在日本所作公开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明确指出："……夏朝是属于传说中的一个比商朝为早的朝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夏文化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是目前考古学上证认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属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遗址组织了新的发掘和研究，并形成了对夏文化系统的分期结果，为提出基本的夏代年代框架提供考古学背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的一类遗存。根据现有出土资料，二里头文化至少包括两个类型：分布在豫西地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二里头类型；分布于晋南地区，以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称为东下冯类型。二里头文化总体分为四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学术界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年代延续时间与文献的夏代积年时间有所差距，二里头文化一期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当作进一步探索。河南龙山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通过对选定的重要遗址的精细发掘和分期研究，采集了用于测年的" C 标本，就可以把田野考古的层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序列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年代序列。再同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天文历法等学科作综合交叉研究，大大增强了结果的科学性，将夏商周年代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