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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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母亲：刘腊香出生于1938年1月17日。1956年参加工作在湖北省柴油机厂，检验员

1969年11月调入武汉第四机床厂保管员。

1976年调入琴断口监狱。话务员，管教干事，

（付科级）

58年和我父亲结婚，

母亲刘腊香

1961年4月我二弟余自力出生，1963年11月小弟余一民出生。1960年下半年，我从孝感农村的大伯家迁到武汉3920公部队于父亲母亲在一起生活，

刚到部队，我们家住在小平房三栋，母亲在省柴油机厂上班，省柴在古田二路，离我们驻地工农兵路部队大院有点远，加上她们厂是每周星期三休息，所以，她平日住厂内。我父亲在部队教学区上班，平日也不回我们家属大院。这样我就一个人在大院生活，我父亲每月给我十元钱的生活费，让我在部队家属食堂用餐，我在食堂领一张订饭菜的食谱和订单，把一个月每天的饭菜都订在上面。我们订单都编得有号码。开饭时到食堂窗口报订单号，服务人员就会按订单把饭菜递给你。

六五年我母亲患上神经观能征的病。需要看中医。中医院在黎黄陂路。因此，我会经常起很早座公汽到哪儿去排队，给母亲挂号看病。文化大革命中。720事件后，母亲单位有人要批斗我母亲，说她是8201部队的臭老婆，于是她老人家的病青有所加重。当时，我们公安部队成立了二炮，咱们大院编制成总字一二七部队，可没有多久，一二七撤消，和四川的某支队成立了五十五基地，部队搬到湖南怀化去了，我父亲也随部队到了怀化，家中就剩母亲带着二个弟弟，二个弟弟上幼儿园，我就帮着接送。再后来，父亲调回武汉。在二七街道办事处搞三支二军。这样才给母亲减轻了负耽，

六九年一月，我上山播队到恩施利川去了，母亲带送二个弟弟搬到柴油机厂去了。这时父亲又回湖南怀化部队去了。七五年三月，我复员回汉，父亲帮我安排了工作，到江岸区委宣传部上班。

没有过多久，父亲也转业回汉，安排到湖北省耐火材料厂上班，于是母亲也从四机床厂调到这个厂任总机室话务员。

退休后，父亲母亲不愿意在消防器材厂住。

原耐火材料厂改名消防器材厂。于是回老家祝站镇金余湾盖了新房。老二口搬回老家住了，在老家还种了一块地。日过得也还算清静。2013年的一天母亲上地中打理蔬菜，忽然发现一条蛇，于是急忙后退，慌乱中摔倒了，结果上医院去检查，发现腿骨有毛病。作进一步检查，说是有病患了癌征！

于是住院治疗，后来小弟妹打电话通知我，我立马赶回武汉，到同济医院去看望了老人家，然后，马上就赶回祝站老家去照顾老父亲。医院中的母亲就由二弟和三弟轮流照顾，

母亲作化疗是一周一个疗程，回来后，我是尽量做些她喜欢吃的东西，每次做饭都会征求她的意见，但她总会挑毛病，说我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对，特别是嫌弃春珍，一天和春珍大吵大闹起来。我在一旁说句公道话也是让她更加上火，冲我大吵大闹，父亲看不过也说了几句公道话，这下更不得了，她和父亲大吵起来，我父亲向来是让着母亲的，一般从来不和她争吵，这次是实有产气不过， 和母亲吵起来，甚至吵着要去办离婚。

最后，实在吵得不行，我和春珍二人当晚上离开老家跑到孝感菊香家，后去到蔡甸二姐家住起来，想等老人家气消了再回去。可一直不行。为了父亲，最后，我还是一个人回了老家，给二老做饭。

经过几个疗程下来，母亲的身体已明显吃不消了。最后，医院也不给她做了，只好在家静养，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身体也越来越不行。病痛折磨得天天叫痛，打针也不管用了，2014年6月基本上是不能进食了，每天就靠喝水维持生命，就这样一直拖到7月一号老人家于世长辞了。享年76岁

这是在琴断口监狱上班时的像片

写在母亲逝世九周年之际2023.7.26

    我的父亲

父亲年青时照片

来到耐火材料厂后。他不改过去的性格，喜欢说直话，爱给领导提意见。所以，单位领导不喜欢也不重用他，但因为父亲是革大学生，文 化功底不错，有工作能力，不久就把他的职务调整了。从原办公室秘书调整成大队教导员。后任管教办公室主任。这些职务是正科职务，（其实父亲在部队就是独立营付政委，也是正营职务，）当时，父亲从部队下来是行政十九级。相比厂内其他干部的级别算高的。因此工资 调级少有他的分。担任教导员后行政级别还是按付科级待遇。

父亲虽然对厂里这种不公对待有意见，可工作还是任真负责。保持了军人作风。但因为他不会处理的领导的关系，只到退休都没有调整他的行政级别。退休时还是付科。别人都是正科，有的还弄个技术职称（付高）结果工资都超过他，比他高出一节。可这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不接受在部队时的教训，爱与领导较劲呀！所以，退休后，父亲母亲不愿在厂内住着，于是回老家祝站镇盖了一栋房子，图个清静。做到眼不见心不烦，过个安稳日子。可老人家还是改不了几十年行成的习惯三不知也想给当地村支书提点意见。

2014年母亲去逝后，对老人打击很大。一下子生活也非常不习惯，因为，我父亲依靠母亲生活惯了，所以，自己什么也不会做，除了能电饭锅做什米饭。家务劳动什么都不行，于是，我把父亲接到我襄阳来住了一个多月，由于老人卫习惯不好，我家春珍说了他老人家二回，老人家记在心中。所以找个理由要回老家。因为当时，我们余氏族人在集资修祠堂。眼看快要俊公了，老人家很关心这个事，借机提出要回去看看祠堂进度。回祝站了。

父亲上我家时说过。三个儿子一家住一个月，轮流照顾老人家。回汉后因为前车之鉴，加之二个弟弟家中房子又小，所以，他不愿意再到我们的家中生活了，于是，他就和请来照顾他的表弟一起在祝站生活。

我这个表弟有个爱好钩鱼，每天饭一吃就去钩鱼，于是父亲就一个人座在沙发上睡觉。就这样渡日。2015年7月12号。我家晖晖生下一个老二，是个男孩子，我父亲这辈子最喜欢男孩子，结果，我们弟兄三人都是生的女孩子，让他老人家非常失望。为了让老人家高兴，我们和父亲讲，晖晖这次生的男孩子跟我们余家姓取名《余贝晨》。10月1日，我们全家回祝站。为晨晨过生日，并将余氏家人都请到场。让父亲着失高兴了一阵子。后来还几次问我，晨晨姓余是不是真的。我说肯定是真的，让老人家放心，余家有后了，

老人家才算放心的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晚期，老人家跟我讲，非常想回钟祥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去看一下。我说没有问题，等朱华伟有时间我们开车去一趟就是，结果，此事一直没有成行。最后，父亲带着这唯一.的遗憾事，于2015年11月30号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在生病住院后，在医院很乐观，总是和护士们开玩笑，但父亲的病住了一段时间后，有所恶化，于是住进SU重征临护病房，在这个病房，不让家属陪护，每天只有半个小时探望时间，还要用电话通话，父亲住着本身就不习惯，加上后来病情加重，浑身播满了管子，带上的氧气面罩，所以，他老是用手去拨管子和面罩。弄得小护士们无法，总是半夜把我们睡在走廊过道的

陪护叫起来进病房看护。随着时间推移，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病房费用越来越高，但不能治病，只可维持生命。我看这不是办法，就和二弟商量，是否停止住院治疗，干脆回家让父亲想吃啥就吃点啥，让老人家最后的日子活得有点质量。但他们都不敢这样做，于是我就征求父亲本人的意见，向父亲讲明他的病情及治疗的较果。老人家听后说：“那就不治了，白花钱受罪，干脆回家吧”。我说你老人家可考虑好。回家就是等于等死哟。父亲说知道。于是，我就赶紧先回祝站，让嫂子和我一起为父亲安排后事。二弟就叫了辆救护车将父亲送回了老家。在医院医生这让吃那不让吃。回去后，我问父亲你老人家想吃什么就说，我给您做，老人回家后。乡亲们知道老人病情，都纷纷来看望。着失让老人高兴了一阵子，所以，老人最后是高高兴兴没有多少痛苦的情况下走的。

余新国202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