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首此贤 —访汝城濂溪书院

强哥（孟庆国）

　　一代儒宗首此贤

—访汝城濂溪书院

孟庆国

甲辰夏初，第10届小小说金麻雀奖颁奖典礼在河南获嘉县举行，我受邀担任颁奖嘉宾，有幸结识了前来参会并受奖的郴州市文联名誉主席王琼华。王君是汝城县人，学识渊博，著述颇丰，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领导，说起周敦颐知汝城的话题来如数家珍，并约我有时间到汝城看看濂溪书院。

是年孟冬，我从昆明返郑州途中，专程绕道汝城，探访汝城濂溪书院，缅怀大宋“五子”之一的道学宗主、一代儒宗、理学开山鼻祖一一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北宋真宗天禧之年（1017年）五月五日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乐里楼村（今湖南道县久佳乡楼田村）。其父周辅成曾任桂岭县令，周敦颐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跟着母亲来到京城开封，投靠时任龙图阁学士的舅舅郑向。郑向很喜爱这个温文尔雅、勤学敏思、志向远大的外甥，倾其所学助其成才。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颐20岁，按照惯例，朝廷准许在朝官员荐一子弟“恩荫入仕”。郑向便将这个机会给了外甥，周敦颐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同年，周敦颐娶兵部职方郎中陆参之女为妻。后因母去世，周敦颐辞职丁忧，服丧期满后，于庆历元年（1041年）到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任主簿，从此正式步入仕途。此后30年间，周敦颐辗转10多个州县，先后任南安司里参军，湖南郴县令、桂阳县令、洪州南昌知县、四川合州代理判官、江西虔州知州、湖南永州通判、尚书户部员外郎、广东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等职，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退隐，次年病逝于江西九江，终年57岁。

　　汝城（旧称桂阳）是周敦颐官宦生涯的重要一站。北宋皇祐二年至六年（1050—1054年）周敦颐在这里当了四年县令。他恪尽职守，兴学嘉农，风节慈爱，吏治彰彰，深受百姓爱戴，以至当他调离汝城时，竟有三五千百姓拥途相送。《宋史·周敦颐传》评其：“移郴之桂阳令，政绩尤著。”不仅如此，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周敦颐延续了自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一到任，就将创办县学当作头等大事，与当地乡绅携手修建孔庙。孔庙落成之后，他即于理政之余，在大成殿开设讲堂，亲自授课，汝城教化之风由此开启。在汝城，他写下了《爱莲说》《拙赋》《太极图说》等千古名篇，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理学思想。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又一位周姓后人出任桂阳县令，他叫周思诚。有感于先贤留在汝城的口碑，他利用修建县学之机，于大成殿右庑之西南建濂溪祠以祀周敦颐，此为濂溪书院的前身。宋理宗宝祐年间建希濂堂，祀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兄弟、张栻、朱熹，名曰：“六君子祠”。 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县徐兆先在濂溪祠基础上，增构讲堂、学舍，建立了濂溪书院。清顺治八年（1651年），濂溪书院毁于流寇。清嘉庆九年（1804年）在旧县立书院对面隔岸，重建濂溪书院，并改为乡学。此后至1968年，一直被用作学堂。

　　现今的汝城濂溪书院，就是在周思诚所建濂溪祠基础上，九易其址，几经毁圮与重建，逐渐发展衍变而来的。历经800年沧桑岁月洗礼，幸存至今。据专家考证，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建濂溪书院，也是后人追忆周敦颐，研究周子思想的文化圣地。

　　我刚到汝城预订宾馆住下，王琼华夫妇就和当地文友杨文彪君开车来接我，直接来到了濂溪书院。

濂溪书院坐落于县城西郊的金凤岭麓，院外前坪立有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和介绍濂溪书院的标识碑，一棵粗壮高大的朴树冠若华盖，绿荫蔽日。我伫立树荫下观察瞭望，见这里背倚青山，前绕秀溪，松涛白云，清爽幽静；书院岭下是整修一新的濂溪广场，广场中央镶嵌阴阳太极图，宽敞美观，两侧辟有莲花池，众多游人在广场上游乐欢歌；越广场前大道，是一条名曰九塘江的溪流，溪塘相连处，建有濂溪公园；书院遥对的笔架峰，起伏连绵，苍茫如黛。阳光照耀下，古朴的书院与金风岭的秀色、九塘江的灵气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实为藏文聚才的风水宝地。

　　书院为宋式四合院式砖木回廊结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青砖黛瓦，石阶白壁，马头山墙，岿然临风。踏上九级青石台阶，是为第一阶层。院门楣上高悬启功先生手书“濂溪书院”匾额，檐柱和门柱上各有楹联一副，分别是：“濂溪水汇天下水，道学心达圣人心”“学衍道源，德化苍生”，高度概括和表达了后人对濂溪先生的尊崇之情。石门槛正前方，雕有一条跃起的鲤鱼，寄望莘莘学子能鲤鱼跃龙门，成就辉煌人生。

　　进入山门，拾五级青石阶而上，到中央承台，是为第二阶层。中央承台也称官印台，有3.14丈见方，暗合圆周率。承台中央观星台上，矗立着周敦颐青铜雕像，雕像高10.5米，基座4米，先生长袍方帽，手执书卷，目眺远方，神态端庄。我与同行诸友在铜像前默然伫立，躬身三鞠，表达对先生的敬仰。

　　书院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内开外闭。前排东西走向的两层四间讲室，是讲学授业之所，悬挂“忠孝廉耻，信义仁爱”濂溪学子处世8字；左右南北走向的两层书斋，是老师办公、典籍珍藏、学术研究之地；学子住院内东部，有月亮门相通；厨房、食堂、水井设于院内西部，通以回廊曲径，伴以松涛水声；东西楼之月亮门各有“光风”“霁月”题词，源自北宋文豪黄庭坚赞言。

　　再拾九级青石台阶，便是书院的最高处希濂堂，是后人瞻仰拜谒之所。堂前廊柱上镌刻两副对联。前联曰：“窗前草木原本自家意思，池中莲花确系君子情怀”；后联曰“濯清莲守拙朴，立人极光日月”。前联典出先生 “不除窗前草，独爱池中莲”；后联立意先生《爱莲说》《拙赋》中表达的处世要低调、质朴真诚，要有与日月同光境界的做人原则，字里行间闪烁着先生思想之光。堂前正墙石壁上，镶嵌着“爱莲守拙，正道直行”8个一米见方的石刻大字，系书院教学育人的灵魂所在。

　　进入希濂堂，正面屏风上挂着周敦颐的画像，画中先生微微蹙额，神态安详。画像之上“道学宗主”匾额，为清嘉庆桂阳县令徐兆先所题；两边是一副对联：“百王道统新吾宋，一代儒宗首此贤”，系宋朝钱塘大学者周刚所题；画像两旁有两个格外醒目的大字：“诚”“廉”；左右墙上挂着“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光风霁月千秋仰止”的书匾。

　　希濂堂内东屋，为周敦颐生平陈列室，西屋为周敦颐著述陈列室。在生平陈列室中，立有先生与两位弟子程颢、程颐的全身雕像。周敦颐在南安军（洺在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任上，与时任南安通判的程珦成了同事，程见周“气貌非常人”“为学知道”，便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其为师。正是“二程”，使周敦颐的哲学思想得以继承和发展，后来成为宋明理学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在濂溪书院，还有理学源流、世说周敦颐、周敦颐对汝城人文的影响等多个展室，内容简要而丰富。我在每个展室的图文展板前驻足细品，犹如打开一幅穿越千年的水墨画卷，从中感悟和吮吸着先生的思想精华和文化营养。

　　周敦颐是个正直坦荡、人品高尚的人。 他一生酷爱雅丽端庄、清幽香远的莲花，常以莲花高洁而自勉，无论身在何处任职，他常会择地种上莲花，政务繁忙之余，或独赏或携友共赏品评。汝城亦有爱莲池遗址和爱莲亭。《汝城县志》载：“爱莲池，周敦颐为县令时所凿。遗址在典史署北，县堂之东。”据传，先生命人挖莲池时，一时不见水。他即下到池中，抓起锄头，连挖九把，结果落锄之处，冒出九汪泉水。先生大喜，当即撒下莲种，民间因此称之为“九眼莲池”。之后，他又在池旁盖一爱莲亭。遇闲即移步于此观莲。在清雅莲香之中，先生静思悟道，成就了千古名篇《爱莲说》。在这篇仅119字的短文中，先生通过水中莲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特征，表达对行为端正、节操高尚的君子风度的推崇；通过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表达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应保持人格独立，洁身自好，坚守正道，不因一时得志而心浮气躁，失去坚贞风骨的操守与志向。《爱莲说》看似写莲花，实则以莲喻人、以莲化人、以莲动人，揭示了君子人格的本质，也是他一生的精神追求，因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世经典。

　　周敦颐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宋史.周敦颐列传》记载了这样几件事：庆历四年（1044年）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在办案中严格依律办事。有一次，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是个酷吏，要判此人死刑。所有人都不敢与之争辩，只有周敦颐依法力争。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将委任状丢给王逵，义正严词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指责他杀人以媚上，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我不干了！王逵被他不惮威权的正气所触动，按律从宽处理的囚犯，后来还推荐周敦颐做了郴县县令。周敦颐担任南昌知县时，当地很多含冤受屈的人对他满怀期待，而一些豪门恶吏却惶恐不安，故意到上司赵扑面前毁谤他。赵朴是北宋有名的“铁面御史”，惑于谗口，临之甚威，严厉斥责周敦颐。周处之泰然，不予申辩，照样秉公执法。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颐调任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知州正是赵抃，共处之后，赵抃才知道自己太糊涂，从此将周敦颐引为知己。

　　周敦颐严于律己，为官清正廉洁，不慕荣利。“拙”为汝城方言，意为处世不花巧，当地民众看到他不贪私利，不弄权术，忠诚厚道，即称他是“拙”者。一字褒扬，似是轻描淡写，先生却感慨万千，写了一篇《拙赋》：“……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行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短短65个字，却蕴含着他“守拙”才能“立诚”的处事为官理念。

清代邓显鹤在《周敦颐年谱》中记载：“时于桂阳县厅置木匦一，高四尺，阔视其高加尺焉，以贮官文书，上锓‘皇祐四年置，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一方县令连个放官方文书的柜子都没有，只好自制一口木箱，足见周敦颐多么廉政！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周敦颐改知洪州（今南昌），有一次他因过度操劳，急病不起，“假死”一昼夜。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看到他整个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清贫得让人掉泪。

治平三年(1066年)，周敦颐移永州通判，回家乡任职。侄儿周仲章找到他，想谋份差事。周仲章的父亲周砺是周敦颐的兄长，周敦颐少年丧父后，一直是周砺照顾，周敦颐对兄长十分感激。可面对周仲章的请求，周敦颐却断然拒绝了，他嘱咐妻子，将家里仅有的钱给了侄儿，还写了一首诗《任所寄乡关故旧》，托侄儿带给家乡父老。诗曰：“老子生来骨性寒 ，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表明自己为官并非追求荣华富贵，布衣蔬食、简朴生活已是足够，之所以兢兢业业，不知疲惫，无非是想做个问心无愧的清官，睡得安稳罢了。

　　周敦颐一生在地方为官，但他“不卑小官，职思其忧”。正因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北宋诸多重臣名流都乐与之交往。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等，都是北宋第一流人物，尽管年龄跨度甚大，立场不尽相同，但都与周敦颐有来往。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周敦颐40岁，调任合州(今重庆合川县)代理判官。次年，他的长子出生了，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尽管受家事拖累，但政务从不懈怠。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太常丞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人畅谈三天三夜，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于是，将自己的妹妹嫁周敦颐为继室。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颐从合州解职回京，遇上了回京述职的王安石，应邀造访。王安石对年长自己4岁的周敦颐充满崇敬，相见恨晚。以至于周敦颐离开了，他还久久地回味着，感慨道：“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熙宁元年（1068年），御史中丞吕公著上奏推荐周敦颐。在奏折中评价他“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皆有治声”，更表示日后若周犯法，自己“甘当同罪”。受荐之下，年过半百的周敦颐以虞部郎中，出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主管广东司法、刑狱、监察、治安等政事，这是他一生担任的最大官职。

大文豪苏轼感慨周敦颐如此大才而未得朝廷重用，写诗《茂叔先生呈次元仁弟》诉衷情，称赞他“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周敦颐生活的北宋中期，经过长期的百家争鸣， 儒家思想日渐衰微。宋之前的唐代号称盛世，但整个唐代，儒家思想没有成为主流，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的禅宗大行其道，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屡次主张灭佛的思想根源。特别是经过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人心离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宋王朝为维护统治，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力排众论、 官民诚服，切合社会实际的统治哲学来统一思想，稳定人心和社会。周敦颐加入了寻找这种思想理论的行列，并最终脱颖而出。

　　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少年时便汲汲于学，熟读四书五经。据传，10多岁时，他曾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岩洞——月岩内读书悟道，通过观察洞口之外月亮的形状变化，领悟出“太极阴阳”的雏形。青年时期的周敦颐，即以“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博学”闻名。到汝城任职后，大自然给他提供了一处辨机悟道的场所。

在周敦颐生平陈列室中，有介绍他作《太极图说》的展板：汝城县西五里，有一个叫予乐湾的村子。予乐湾原叫朱家湾，有山环合，林木茂翳，溪流清泻萦纡其间。周敦颐在此路过，见外环两山抱水，两龙护堂；内环耒水蜿蜒，呈Ｓ形曲贯村子，村落田园犹如阴阳魚镶嵌。两山不连而断，气口有水注入，长流而动。湾内五行顺布，五气旺兴，阴阳互动，化生万物，变化无穷。见此形胜，先生怦然心动：这不就是一幅天然太极图吗？灵感随发，成思了他那份“太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王君介绍说，朱家湾因周子和“二程”来过，并在此成思《太极图说》，被视为理学圣地。后人依他《爱莲说》中“予独爱莲……”和程颢在《春日偶成》中“时人不识余心乐”之句，称这里为太极予乐湾，简称予乐湾，延续至今。汝城人说这里风水好，有灵气，爱带学子到此游乐和戏水，他小时候就常到予乐湾游泳。

　　周敦颐一生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然而，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他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是理学最有影响、最富哲理的代表作。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学术之纲领。他把本是道家的太极概念拿来，从儒家角度把宇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界万物如何构成等，言简意赅地加以诠释，形成了揭示自然界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相生相克及消亡原因和规律的哲学鸿篇。《宋史》称其为“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结”。

《通书》则是论述人性善恶、道德准则、治国为政的力作。在《通书》开篇，他便指出“诚”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每个人应有的本质。“至诚”是先生学说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也是一个人立身行事、明正己身的思想基础。在追求“至诚”的道路上，还需要“养心”，通过不断地修炼克制私欲，保持内心“静虚”，才能做到公正不阿，明通无碍。施行德业善政，还有“名”“实”之别，“实胜，善也；名胜，耻也。”君子无论是德行还是事业，都要孜孜不倦，不浮夸，见实效。周敦颐认为，为官者，除了怀有“仁爱”之心，还需要做到“至公”和“务实”。只有公平、公正，摈弃私心，维护公道，才能“公于己者公于人”。在治国方面，周敦颐主张执法精严。《通书》提到，治国不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还要“肃之以刑”，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大众的行为。但又必须“慎刑”，只有“中正、明达、果断”的人，才能胜任掌管刑罚的职位。“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在《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菊花、牡丹和莲花，来隐喻人生的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在他的笔下，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颜回则是生活极穷、内心极乐的“内圣”典范，是士人学习的榜样。周敦颐第一次提出圣人平民化的理念，他认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可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具体的修炼方法，就是一个字——诚。在他的理论学说中，“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周敦颐融儒、释、道之长，释天、地、人之理，为儒学开辟出一条新路，形成了融自然观、认识观及道德修养于一体的新学说--“濂溪学”。其弟子程颢、程颐继续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洛学”理论体系。至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程朱理学，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自南宋后期至元明清历朝，程朱理学一直被统治阶级视为国学，成为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当理学成为官学之后，周敦颐身价日增。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周敦颐死后约15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元代加封道国公；明代尊称为先儒周子。

《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历代学者对他推崇备至，朱熹评说：“惟先生道学渊懿，得传于天。上继孔颜，下启程氏，使当世学者得见圣贤。千载之上，如闻其声，如睹其容”。张栻尊其为“道学宗主”。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撰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副大气磅礴的楹联，高度概括了濂溪学与湖湘文化的历史渊源，道出了周敦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德配天地，功昭日月。汝城因周敦颐和濂溪书院的存在，学风厚重，人文蔚起，濂溪遗韵，历久弥光。王君不无自豪地向我介绍，自濂溪书院建成之后，汝城走出了39位进士，不少是经天纬地的栋梁之材。如明代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朱英，江西、福建布政使范辂，清代著名诗人郭远，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朱良才、李涛，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朱子奇等，均在此求学立志，迈向辉煌人生。不仅如此，汝城古文化遗迹也很丰富，这里的城乡保留着建筑精美的古祠堂710多座，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0座，省级3座，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历史的见证标本。

　　我和王君在濂溪广场说话间，来了两辆大巴，车上走下来百余名学生，列队后打出“湘南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横幅拍照。王君说，这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集体来游学的干部、职工、学生。我对此深感欣慰，中华文明能够数千年生生不息，就在于一代代后人持之以恒地坚守和传承，这是文化先贤的功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