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红军书法家的榜书传奇

开业大吉

舒同回首平生时说：“我的人生，可谓是革命加书法的一生。”

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多书法修养深厚，毛、刘、朱、周、任、陈、邓以及开国元帅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均娴熟此道。高级干部中书法水平不俗者也所在多有，但是像舒同这样自幼至老念兹在兹于书法者，却屈指可数。解放后长期担任省委书记的舒同，其地位之高是一般书家不可企及的。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舒同不仅是创始人，而且担任了首任主席，奠定了内行领导内行的良好开局。他晚年所出的作品集名为《舒同字帖》，其楷、行、草三册分别由叶剑英、李先念、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题签，这都是一般书家做不到的。

舒同练习书法始于童年，随私塾先生起步。出生于江西东乡县贫苦家庭的舒同买不起笔墨纸张，他就因陋就简，自制毛笔和墨水，在石板上练字。1926年，他在县城的长老寿诞上以巨幅匾额“杖国延年”引起轰动，青年时代，他的书法在红军中驰名。

1932年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舒同时就对他的书法表示欣赏，后来又以“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赞誉其书法与文章。以毛泽东的书法修养和特殊地位，这种赞誉是非同小可的。

舒同书法很早就形成了气魄宏大、圆润饱满的独特风格，而且在楷书、行书、草书中一以贯之，被时人尊为“舒体”。他的用笔中蕴涵了浓厚的篆书笔意，笔笔中锋，浑厚圆润中保持柔韧倔强。他的结字兼融颜真卿、何绍基二家，极力追求雍容端庄、宽博舒展、豪迈大方的效果。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大量书写巨幅书法，有时直接书于墙壁，这种经验不仅锻炼腕力，也调整了书法视觉、扩展了书法胸襟。舒同书法洋溢着激越向上、爽朗乐观的情怀，用流行说法是传输给观者以充分的“正能量”。无论行书还是草书，都是这样的风范。

关于舒同书法的阐释，存在一些相当外行的说法。比如，有论者认为“所谓舒体，就是从＇二王＇入手，以颜、柳之楷为本，取各家各体之长”。这是本文不能苟同的，因为舒同书法并不以广采博收为特色，他主要是以颜真卿大楷为基础，并参考何绍基而加以变化。在他的楷书和行书中，根本看不出“二王”和柳公权的成分；他的草书，或许对“二王”草书的行间衔接与单字结构有所吸收，但是这是历代今草的常规做法，舒同并不是这方面最用力和最有特色的一位。

书法取法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性与自由度，宗法“二王”并非定则，取法也并非一个书法家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对“舒体”的阐释还有所谓“七分半书”的说法：“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合称“七分半＇。”舒同在山东时，曾一度关注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因而戏称自己的书法是颜、柳、楷、行、草、篆、隶和何绍基合成的“七分半书”，这只是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的论者对戏言作出论证，其花哨的描述带来了让人莫名其妙的结果。

舒同书法虽然取法单纯，但是挥毫之际势贯力足、举重若轻，其书法功力和技术手段不容置疑，其对书法的情感投入也高出常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运动频仍反复，舒同与很多同时代人一样遭遇各种惊心动魄的风云变幻。这一阶段，他的行书、草书都出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杰作，尤其以书写毛泽东诗词题材出现的杰作频率最高。80年代后，他进入了人生暮年，生活日趋平静，应酬过度，赠送过多，数量失控，出现了不少质量平平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表现为线条圆熟、结体平匀，陷入了一种四平八稳的惯性书写。

笔者认为其书写水平的下降与作者的心灵状态或有关联。一度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学者王元化曾经是舒同的部下与战友，对舒同书法作过热情赞美。他的赞美是难得的，因为他并不轻易褒奖他人。

他曾在《自述》中对自身的心灵状态做过审慎的分析，他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通过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

把“苦闷”作为能动的本原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平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窘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元化的反思是值得书法家们参考的。很可能，正是晚年的过度安逸与过分放松，悄悄销蚀了舒同的书法冲动与创造激情。

“舒体”后来被制作成电脑用字广泛传播，这对扩展“舒体”的社会影响大有裨益。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很多是双刃剑。舒同笔下的“舒体”与电脑软件中的“舒体”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的混淆，极大败坏了书法行家们欣赏舒同书法时的心理体验。但凡能够方便地转换成电脑用字的书法，说明它的程式化已经深入骨髓，或者它已经成为通俗无奇之物，它将不再是世人眼中矜贵的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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