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的农民到省城的大学生

南黑森林

从县城的农民到省城的大学生

1976年，是我最迷惘的一年——

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悼念活动的那几天晚上，我常常去附近的县商业局仓库大院看电视。有一次，电视里播放党政领导人及首都群众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新闻，我泪流满面。

3月以后，作为城关公社“五七农校”的所谓“学员”，在城东十里外的三义村呆了二百多天。这期间，没有多少值得记忆书写的东西。劳动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而且政治学习多于农业知识的学习。

记得五七农校成立的当天晚上，在村南头的场院里，放映了电影《决裂》，其中“臭老九”——葛优他爸扮演的“教授”，还有他讲的“马尾巴的功能”那堂课，印象特别深刻。

很快清明节到了。一天夜里，村街上的广播喇叭意外地没有播放革命歌曲，而是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男播音员的特别严肃的声音，“天安门事件”这几个字，还有“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句子，让我目瞪口呆，心头升起重重疑云。中国的政治现实，怎么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也说不明白？生活中的真、善、美，政治领袖和他的理论家，怎么往往又把它们打造成假、恶、丑？

4月中旬，请假去省城济南一周，当时在莘县古城镇中学当校医的大哥正在山东医学院进修。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黄河，第一次走进大城市。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短短几天，大见世面。

大哥陪着我逛了东方红（大观园）、大明湖，爬了千佛山、英雄山，喝了趵突泉啤酒，吃了狗不理包子……

还有，省城的大街小巷贴着不少政治标语，有打倒邓小平的，更多的是拥护华代总理。

那几天，多次进出山东医学院的幽静校园。青砖绿瓦的教学楼房，掩映在茂密的树林和绚烂的花丛中，食堂里的工农兵大学生，围在饭桌旁一边吃饭，一边谈论着天下大事。感受着美丽的风景，面对着风华正茂的工农兵学员，悲观压抑的我，心如止水，没有羡慕，更没有忌妒。我只是想，你们呀，真是毛泽东时代的“幸运儿”，亿万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

7月初，朱德委员长逝世。没有多少悲哀，我只是感觉，他老人家也到年龄了，自然规律嘛，谁也抗拒不了的。月底，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我的心情确实有些沉重，但是并没有强烈的悲痛产生。

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去世了。

我在农校参加告别、悼念活动。追悼会那天，我们列队进城去县一中操场，参加县级追悼大会。我没有“地要陷、天要塌”的感觉。沉浸在满脸严肃和哭哭啼啼的人海中，我也努力想挤出几滴眼泪，没有成功。

冷漠又麻木的心有些许期待，希望国家，尤其是我自己的未来，能有所改变。

10月，“四人帮”倒台。“五七农校”改名为“五七农场”，少数几个农村学员转为农场职工留在了那里。我“毕业”回村。

不知道大队干部正忙何事，薛书记竟然好长时间没有找我，看来她没有兴趣知道我在农校的“学习”情况。我呢，只去了她家一次打个招呼。

与上农校前一样，我还是随意地出工，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其他时间就是读书，尝试所谓的“创作”，写了几篇赶政治时髦的所谓“小说”。现在别说再读它了，就是想起它的幼稚可笑，我都要脸红。那时，我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作家梦”，希望将来的某一天，我也能成为像契诃夫和巴尔扎克那样的小说家。

1977年，是我最期待的一年——

3月底至5月初，经人介绍，我以莘县发电厂临时工的身份，来到淄博市博山区的白杨河发电厂。我的工作就是给来自莘县电厂的两个工人师傅当助手，他们用工具切割、拆卸白杨河电厂的废弃旧锅炉，然后再通过汽车把一块块切割成钢板运回莘县广播站，听说广播站是要用这些废旧钢板换单位需要的铜质电钱。

这是第一次坐火车。晚上由济南上车，快半夜了才到达博山，入住了电厂的招待所。

干活不累，还有周末。休息时，我就逛街，有时陪着带队的广播站李叔到处搜罗瓷器制品。当地是有名的瓷都，茶壶、瓷碗、花瓶之类的东西多的是，李叔还谈不上收藏，就是选买些比较好的送人。我受感染，也买了两纸箱的瓷器，主要是各种形状的茶壶。

一个多月，一直住在电厂招待所，吃饭也是在招待所的食堂。白馒头而不是黄窝头，让我吃了个够。

上一年在五七农校，我开始记日记。现在，我继续着每天记日记。（如今，没有了大学前的几册日记。是我自己主动烧掉了，还是家里人随意地当废纸废物给卖了，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啦。）

这些日子里，我上街主要是逛书店，当然也买了几本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其中有评论《儒林外史》的。

对了，在招待所里，我通读了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谈不上有什么思想收获，看它，就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

大概是8月前后，县广播站李叔的爱人，城关公社教育组的负责人之一的翟姨，介绍我去城关完小“代课”数周，是四年级的算术课。

当时，城关完小与城关中学是一个单位，校长就是翟姨，南边是小学部，北边是中学部，共用一个操场。我的高中同学窦继忠，正好在城关中学教体育。他高中毕业后一直“代课”，不是这个学校，就是那个学校。

课余时间，我们俩经常呆在一起。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各自的前途。他比我乐观，消息也灵通一些。

有一次在操场散步，继忠说：“听说以后上大学又要考试了，不知道今年的招生方式是不是会改变。”

去年，我的高中同学，也是北街的孙巧玲，“推荐”上了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的政治系。我说：“不可能吧？‘推荐’上大学已经多年，改变它不容易。”

继忠说：“还是提前做好准备才是。”

10月21日，先是听到广播，然后看到报纸——真的恢复高考啦！

说不上欣喜若狂，我只是觉得，我那暗淡无光的人生地平线，突然出现了鱼肚白，朝霞即将升起。

我要一搏，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逃离呆了三年多的“广阔天地”——尽管有着金色的麦浪，无边的青纱帐，以及潺潺流动的河水，袅袅升起的炊烟，我依然觉得它既陌生，又凄凉。

我的心，与“广阔天地”格格不入；我的情，与“广阔天地”相隔千里！

我和继忠，开始准备自己的功课。我们到处找复习资料，频繁地进出母校，挤在水泄不通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着过去熟悉的老师讲解着不曾学过的数理化……

当然，我们也兴奋地讨论各自要报考的学校与专业。一起商定，我们只能报考文科院校。他有体育专长，就报体育学院之类，我爱好文学，就报考大学的中文或历史系。

结果，报名前夕，继中突然改了主意。他说，“我考虑再三，大学我不报了，我就报中专了，把握更大些。”

我没说什么。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大学，最低也得是专科。

几年前，在去县郊的田间干活的路上，每次经过县师范学校，心里就会不由得想：“能在这里上学，出来当个小学老师，多好！”

现在，我已经不把“中专”放在眼里了。即使父亲退休后提供给我的“接班”机会，我更不想利用了，我天生就不是从医的料！

12月10日至12日，我熟悉的母校—— 莘县一中是考点。我稀里糊涂的考了三天。

很快，有了最初的惊喜——“初选”名单上，竟然有我！

有关方面没有公布高考成绩。肯定分数不高，我最终“名落孙山”，空欢喜一场。

还好，窦继中如愿以偿，考上了聊城体校。

1978年，是我最拼搏的一年——

初春，莘县一中办起了高考补习班。

很快，我与高中同学吴平商议，又一起进了一个高中毕业班插班。很巧，这个变相的高考补习班，就是当年的高中十二级五班教室，与我的七班教室只有一墙之隔！

离校回村，劳动近四年，我又成了一中的“学生”，又几乎坐在了自己的教室里。

插班生中，除了吴平，还有一个“初选”时认识的张福运，家住城西的张屯村。

短短四个月，谈不上“悬梁刺股”，但用“废寝忘食”形容我的补习生活，十分恰当。

6月中旬，吴平的母亲突然脑中风，他只好放弃补习回家伺候病人。有一天，我去他家，他说，“海峰，考虑再三，我不参加高考了。你祝你马到成功！”

我又一次为“铁哥们”惋惜。本来是大学生的料子，继中上了中专，而吴平却放弃了高考，他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太大了。

7月7日至9日，第二次参加高考，考场还是在莘县一中。

高考过程中，状态不是很好。可能心理负担过重，感觉没有考好。最后一天，考试不记入成绩的英语后，准考证也弄丢了。

一天晚上，我补习班的几个应届生来到我家，其中有我高中哥们翟建民的四弟，他对我说：“海峰哥，你政治考了80分！”

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教咱们政治的赵老师参加阅卷了，今天下午给学校的老师打电话了。”

几天后，高考成绩下来，我总分325分。填报志愿的分数线定在300分，少了77年高考的“初选”一关。补习的张福运，没有考好，落榜了。我所在的那个毕业班，40多个应届生无一人上榜。

当年，“县招办”就设在西街小学东院的县教研室。很快，路南县药材公司的外墙上贴出了全县高考上线榜，先是文科名单，后是理科名单。大概一百人左右，其中文科29人。尽管分数不高，但我户籍属于城关公社，所以文科名单第一名就是我。

那些天，有事没事，我都要去西街大街看一看榜文，身心的愉悦无法用语言形容。

填报志愿，考虑政治成绩最好，就报了本省院校的政治系。喜欢文学，为什么没有报中文系？我有自己的“小算计”——反正毕业后当中学老师的可能性最大，语文老师的作文批改是个特别辛苦的活儿。

8月下旬，从县招生办领到录取通知书——山东师范学院政治系。

9月初，由莘县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省城，再坐接站的校车由济南长途汽车站来到山东师范学院报到。

不再是西街村的社员，也告别了“县城里的农民”身份。我的青年时代，在1978年的金秋时节，终于发生了可喜的转折——黑白电影又演化为彩色电影——苦闷与乏味的年月匆匆过去，充满希望的绚丽时光正在到来！

浪漫的大学生活，等待着已经21周岁的我……

选自《县城里的农民——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记忆》

2012年07月27日（初稿）

2024年12月14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