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草原上来了拖拉机</p><p class="ql-block"> 改革开放30年来，草原牧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械化水平逐步提高，每当我看到现在很少见的大拖拉机，当年在苏尼特左旗巴音宝力道公杆红光大队当知青、开拖拉机的情景就在晚前浮现。</p><p class="ql-block"> 雪夜独奔夜幕已经降下。春节前的西北风夹着雪花铺天盖地飞舞着，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以下,滴水成冰,在锡林浩特至赛汉塔拉的公路上,一辆东方红-28敞篷拖拉机，顶着风雪在能见度只有四五十米的情况下向苏尼特左旗急驰着,在快到二道井的一片荒漠中，突然迎着灯光跑来一群黄羊,由于司空见惯,拖拉机没有减速而是继续前进，不幸一只黄羊撞在机车保险杠上，这意外的收获令司机十分高兴，急忙刹车，司机由于穿得太多,十分笨重,下车时重重地摔了一跤，但还是抓住那只跑不动的黄羊，非常熟练地放血、掏腔,然后扔在了拖车上。</p><p class="ql-block"> 司机里面穿着皮袄、皮裤，外面套着大皮袍,扎着长腰带,裤腿和大皮袍结合部又都用皮带扎着,脚下穿着大号毡靴,头戴草原帽,手戴着长简大皮手套，全套装束有些像现在的宇航员一般笨拙。朋友们都戏称他“大狗熊”。</p><p class="ql-block"> 他费了很大劲，又爬回了驾驶台维续前进。由于草原自然公路的平行路特别多，有时平行的路就有几十条，岔路弯路更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过了二道井,他走错了路,不是向西南,而是朝西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越来越少,他这才估计是走错了。但无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路的终点总有人家.跑到半夜前,他看到火车站的灯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到近前一看却是古日奔敖包火车站,离赛汉塔拉还有几十里。继续前进,夜里3点多钟赶到赛汉塔拉,全镇都已经熄灯，国危家店的大门敲了好长时间,看门老大爷才懒洋洋地出来开了大门。进了大门,停车放水(当时没有防冻液),收拾停当,进房扒下“战袍”,他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装了一车食盐，装完车已经中午1点多钟,他到国营饭馆吃了半斤肉饼、一碗氽羊肉、一盘过油肉、喝了半斤草原白,就上了返回的路。路上刮满了雪,300多里路走了七八个小时:前半夜回到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星期日前往巴音宝力道公社供销社卸车。下午到达公社后却找不到装卸工,售货员都是女同志，保管员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残疾人，没有办法,4吨多重、每袋280多斤的盐包只得自己上车一袋一袋摆在拖车边上,再一袋一袋背到库房里,天黑后,他才回到红光大队知青蒙古包中。这就是1974年冬天,我开拖拉机完成公社革委会紧急通知给供销社运盐的过程。初为人师1974年，是我们5名男知青下乡的第二个年头，当年的拖拉机都是计划经济统购烧销,至在1972年,红光大队就给公社上报了购买拖控机的报告，这年总算有了结果。当年6月,红光大队接到公社农机站的通知，可把红光大队革委会领导们愁坏了,他们专门开会研究司机问题,领导们都知道我会开车，可是我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后决定派家应成分好的小范去接车，并派了一辆马车专程把他送到旗里。没有想到的是，这家庭成分和驾驶技术不成正比，农机站工作人员发动了推拉机，并告诉小范如何开车,小范把拖拉机挂上一档开到国黄旅馆后就再也发动不着了。第三天,队长派人到打井工地通知我速去旗里帮助小范把车发动着开回来,东方红-2B拖拉机正是我下乡之前学过的车型之一。</p><p class="ql-block"> 傍晚,我骑马赶到国营旅店,把马交给小范,我开着拖拉机车头,1个多小时就赶回了60多里外的大队部喝酒吃饭去了。“文革"后期,当地由于是边境地区。是"反修前线",公社革委会对大队的驾驶员人选慎之又慎,开了几次会,才决定由我教小范开车,可没开多长时间,这年秋天,小花就被推荐到内蒙古一高校上学去了，当然是有去无回。为了严加管理,1976年春天公社董委会又经多次全体会议决定派大队民兵连长跟车学习,一是后继有人,二是对边境的安全负责:其次也是对我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起监督作用。公社当时只有2台拖拉机。我的徒弟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但是记忆力超人,对机器拆装看了就不忘，交通规则、机械常识给他讲几次,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我首先从机械常识入手，在大队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拆车,从小部件到后来全车大拆,拆后再装,说是教徒弟,其实是互教互学。有一次,我们正全面大拆,拆了两天,把所有的零件都洗得差不多了，并根据拖控机全车分解图做了相应的编号。恰巧下午公社革委会领导和大队书记、会计、保管品都来开会，看封把拖拉机拆成这样,领导们大发雷霆,并用战备的眼光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我们是否有蓄意破坏的可能,上纲上线对我一顿批评,并勒令我赶快修好。</p><p class="ql-block"> 本来是一个星期的活儿,我俩连夜苦战,第二天晚饭前就开着拖拉机到40里外的公社报到，并去赛汉塔拉往回运粮食了。当时,全公社的百货、粮食都由我们2台拖拉机运输，且有供不应求的时候。当年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很多紧俏物品都得批条供应,而司机们则是按需批条，白面大米,好烟好酒,要什么有什么,当时我是光棍汉,除了好烟好酒自用外,其他都为朋友服务了。</p><p class="ql-block"> 生产队虽然买了拖拉机但用的时候很少,大部分跑了运输，费用都由司机自己结算交回大队，到年底一算账,还有结余,当年的人比较傻，而且"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不敢贪污，每天只要有酒喝,有饭吃,就很满足了。</p><p class="ql-block"> 每天都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找随时出车,没有后顾之忧,去哪儿都是货主请吃饭,当时的工资也比较高:一天15个工分，还另有补助,1个月平均收入七八十元,住宿报销,抽烟喝酒有货主请客。那时普通干部每月才领三四十元工资。多拉快跑1974年秋天，大队来了4名如花似玉的美女知青，这使我们几个男知青原本死气沉沉的生活激起了希望的火花，我们的穿着开始讲究，说话也少了很多脏话、喝醉酒的时候也少了,有事没事总往女知青的蒙古包里跑,去问寒问暖。毕竟,我们是老知青了,对她们的生活从各方面都能给予一定的帮助,我也很快坠入了情网,往外跑的时候相对少了,一有机会就回大队。当时的交通条件特别差，出门一般都骑马或坐马车,能坐拖拉机去旗里采购那是很奢侈的了，我经常专程拉着美女们去旗里玩儿，受到女同胞们的好评。我们知青过去都是住蒙古包，不时地四处搬迁。1975年以前,我们多次向公社申请,要求盖集体知青点。</p><p class="ql-block"> 1975年,公社终于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大队派了两名技工，其他活都由知青自己干,拖拉机也派上了大用场:拉石头、拉砖、拉水泥、木材,我们自己脱坯,和泥.2个多月后,5间大正房拔地而起,1975年年底我们男女知青就搬进了新房，这是这个牧区大队除了过去喇嘛盖的大庙外，最正规的平房了。我们走后大队部就搬到那里了--这是后话。1975年的春天,敞篷拖拉机装上了驾驶室,工作环境大为改观,妆区大队的拖拉机运输工作并不多每年夏天收羊毛,春秋榭家,大队领导出去开会偶尔用车“学大寨”拉石头垒大草库伦、秋天运老弱病残牛羊,再就是每年的那达慕大会期间,拉运物资和送牧民参加大会。除了公社调车,其余时间就是在外跑运输。我和徒弟相处两年多,他比我岁数大,汉族,从小去了牧区蒙古语说得比汉语好,当时已成家,有一双儿女。我们几乎跑遍了锡林郭勒大草原。每天住在旅店，两人一瓶草原白酒喝完后便睡觉。</p><p class="ql-block"> 跑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开车,我抽烟、喝酒、睡觉。我几次动员徒弟考驾照,这样我就可以早日脱身,他总是说记不住交通规则,不敢考,我只好向女同胞们求援，让她们教他交通规则:后来,每当我们不出车的时候,女同胞们只要有时间就聚在徒弟家里边喝茶,边给他讲交通规则。1976年底,徒弟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驾照。而这时,男知青已有2个被推荐上学,2个被招工:女知青有2名当了公社干部(后到旗政府工作)，1名回城,1名被旗里招了工:只剩下我这个拖拉机司机,公社不放,就在我母亲给我发来的回城上大学的电报也被公社领导扣了,说是我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孤独和无奈,迫使我选择了胜利大通亡。不辞而别1977年夏天，当时有驾照的司机较缺。我不辞而别,到旗服务公司开上了日本富桑车终于是脱离了“接受再教育”的大队,后调到医院改行当了医生。我的徒弟一直在牧区大草原生活,改革开放后牧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都有了拖拉机、摩托车,很多人家还买了小汽车,用上了风光互补发电设备。我的徒弟成为当地有名的修理工,谁家的机械出了故障，他去后都是手到病除,说明当年的互帮互学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他的儿子也学会了修理和驾驶机动车。</p><p class="ql-block">（文王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