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悼念王力师

机智思考

　　王力先生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上学时的老师。1940年我从物理系转入中文系，才认识王先生。我上王先生的“中国文法研究”课的时候，正好他写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出版，他送班上的同学每人一本，那是用抗战时期的暗黄色的土纸印的。前边有朱自清先生的长序。这部书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是后来王师母告诉我说，她从龙头村（王先生的家在那儿）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取这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王先生在自序中说:

二十六年(1937)夏，中日战事起，轻装南下，几乎无书可读。在长沙买得《红楼梦》一部，寝馈其中，才看见了许多从未看见的语法事实。于是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语法》，凡三易稿。二十七年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担任“中国文法研究”，始将此书印为讲义。

从开始研究《红楼梦》的语法到写成这部书的初稿，一共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速度真是惊人。由此可见先生当时用力之勤。我常想，在学术上做出了成绩的人，大都有点童心，有点傻劲。重功利的人在别的事业上可以有成就，在学术领域里恐怕不行。

王先生做学问，不但方面广，钻研得也深。这固然是由于他天赋高，用力勤，另一方面，也跟他的修养有关系。王先生既有我国传统小学的根底，又受过西方语言学的训练。不过重要的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始终以汉语的实际为根本，从来不拿事实去迁就西方语言学理论。他在《中国现代语法》的自序里说:

中国语法学者须有两种修养：第一是中国语史学(Chinese philology)；第二是普通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缺一不可。若只精于中国语史学（如所谓“小学”），而不精于普通语言学，就只知道从古书中大事搜罗，把若干单词按照英语的词类区分，成为一部“新经传释词”。若只精于普通语言学，而不精于中国史学，就只知道运用若干术语，把中国的语法事实硬凑上去，成为别开生面的“削足适履”。

若干年来，每当一种新鲜的语法理论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追随于后，用汉语去套，这正是王先生说的削足适履的做法，是不可能有什么价值的。可见王先生的话不仅切中当时的“时弊”，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有意义的。

王先生治学态度严谨。知人论世，平和通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即使对于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讥讪和攻击，也从来不说意气用事的话。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先生是多产作者。他写的书和文章，加在一起大约有一千万字。有人说王先生能写那么多，是因为他下笔快。王先生也的确写得快。他作文往往不易稿。随想随写，就能成文。写完了稍稍改一下，就是定稿，而且意思明白，文笔流畅。我是非常羡慕老师这种本领的，可惜一直没有学会。不过王先生著述繁富，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勤。王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每天按钟点进书房跟上班一样，不到吃饭的时候不出来。这种习惯一直到他逝世前几个月还维持不变。就是在最黑暗的那几年里，劳动、挨斗之后回到家里，还偷偷地看书写东西，听见有人敲门，就赶快把稿子藏起来，以往搞运动的时候，常常批判王先生的名利思想。我想，以名利思想为动力做学问的人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

勤奋与好学不可分，王先生的好学可以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1973年前后，我曾经不止一次跟王先生一起去参观出土文物展览。他每次都看得十分认真。他一边看，还一边掏出笔记本记。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向旁边的人请教，我就被他问过几次。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不耻下问，拿着笔记本向自己的学生辈请教。好学的精神令人感动。

王先生在遗嘱里说他对他这一生是满意的。我想要是先生还有什么憾事的话，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白白浪费了他十年时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时间抓得特别紧，就是想把这失去的十年找补回来。“文化大革命”不仅夺走了他十年宝贵的光阴，还使他的身心遭受长时间的折磨与摧残。1968年我跟他一起关进牛棚，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跟我们一样，天天挑煤、搬石头，受红卫兵的叱责，有时还要挨打。纪念“六·一八”一周年的那一天，全校开批斗会。会后让我们这帮“牛鬼蛇神”在红卫兵排成的人巷中通过。他们挥舞木棍在我们身上乱打。我正好走在王先生后头，一棍子打在他身上，他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眼镜也摔掉了，两只手在地上乱摸。我连忙把他扶起来，给他戴上眼镜，这个时候我自己头上也狠狠地挨了一棍。

有一次系里开批判会，王先生和其他几位老教授低头弯腰站在讲台上。散会的时候，一个红卫兵从他身边走过，用手轻佻地在王先生的秃顶上拍了一掌。王先生挨乱棍打的时候没有哭，这一回却掉下了眼泪。这不奇怪，因为精神上的侮辱要比肉体的折磨伤人更深。

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一直到1972年底，对王先生的政治审查才算告一段落。不过那以后的几年，王先生的日子仍然不好过。1973年先生跟中文系一部分师生先后到北京齿轮厂和商务印书馆参加编写《古汉语常用字典》的工作。那时他政治上仍然受歧视，生活上也毫无照顾，每星期往返还要挤公共汽车。有一次上车时被人推倒在地上，险些出事。可是尽管如此，他仍旧挤时间读书写作，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我在四十年代是王先生的学生，1955年以后的三十年间同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起在牛棚里过患难生活。先生的逝世，我自然十分悲痛，可是想到先生一生写了那么多著作，又培养了那么多学生。他的子女也各有专长，能够自立，又不禁为他高兴。先生说他对他这一生是满意的。我能够理解先生的话。

不到一年时间，在我熟识的前辈学者里，就有夏鼐、朱光潜、王力三位先生相继下世。人活着的时候，大家时常见到听到，不觉得有什么。等到人不在了，才深切地感到他们的好处与价值。他们三位都是著名学者,文章道德为并世学人所推重。他们留下来的不仅是学术上的业绩，更可贵的是他们的人格和风范。他们爱国、爱民、爱真理，勤勤恳恳、不声不响地工作了一辈子。不管是在困苦的生活环境里，还是在受折磨、受履辱的日子里，都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我觉得我们对死者负有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尽力把这种风格继承下来，传播开去。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对自己有所要求，那就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了。 (原载1986年5月1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