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袁靖是我的同学，虽然他高我一届，也大我三岁，但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下过乡、当过工人，80年初上同一所大学和同一个专业。此外，在西北大学我们所分享的空间（我们在同一宿舍住过一年）、教师、课本以及食堂操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我心目中，他跟我是一样的。直到上个世纪末的一天，收到他主编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一书，发现他与我不一样，他开始变了。通过贝丘遗址，他研究的是环境演变、海岸线迁移与海平面变化、植被演替，以及气候的演化。这是考古吗？考古不是摆弄那些瓶瓶罐罐一类的人工制品吗？尽管当时还不怎么看得懂《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一书，但我知道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只是我不知道的是，分道扬镳的除了我，还有整个中国传统考古学。从此以后，袁靖在科技考古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近收到他寄来的由科学出版社于2024年11月刚出版的《中国科技考古论集》（下称《论集》）一书，该书收集了作者2009年以来有关科技考古的主要文章。读完《论集》之后，我意识到了我们分道扬镳之后的距离，是文理之间的距离，是科技与考古之间的距离。</p><p class="ql-block">尽管早在1924年便有了科技考古的意识：“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一切人类之意识的制作物与无意识的遗迹、遗物以及人类间接所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遗骸、排泄物……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并主张“除考古学家外，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学者，”（转引自《论集》，281页）但科技考古这一术语和以及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方向直到80年代才形成，这与夏鼐先生的多年经营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夏鼐先生尤其是在对遗迹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以及对遗址位置、面积、布局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这两个方面的分类与建设，厥功至伟。</p><p class="ql-block">今天科技考古似乎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有了自己庞大的研究门类和对象，这些门类和方向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检验技术自不待言，科技考古作为一个学术门类的研究范式，也逐渐成熟，具有了自己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在《论集》282页作者提到：“论及在考古学中应用科技考古的可行性，首先要提到的是科技考古秉承‘将今论古’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认为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这是将今论古的科学性之所在。”</p><p class="ql-block">“将今论古”是一个18世纪末产生的一种地质学古典理论，21世纪引入到科技考古学领域后，老树发新枝，可谓相得益彰，让科技考古顿时有了鲤鱼跳龙门般的升级：科技考古从文科一下跃入理科。“将今论古”又称历史比较法，是指在地质学研究过程中，通过各种地质事件遗留下来的地质现象与结果，利用现在地质作用的规律，反推古代地质事件发生的条件、过程及特点，以及最终获取科学的认识。“将今论古”这个理论是以英国人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在1788年提出的渐变论基础上所发展而来，其中最精髓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是通往过去的一把钥匙”（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将今论古”，意在强调一切过去所发生的地质作用都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方式相同，所以研究现在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就可以了解过去的地球历史（J.Hutton 1788. Theory of the Earth,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Transactions 1:209–304）。譬如现代海岸沙滩受海浪作用表面形成波痕，如果在岩层中发现波浪化石，则由将今论古的方法推演出这里曾经是海岸的结论。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就是将今论古理论指导下最著名的例子。</p> <p class="ql-block">不过“将今论古”这一理论凭什么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将今与古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对等起来？二者之间可以划一吗？实际上这一理论背后的进化思想才是我们关心的所在之处，这就是后来由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其《地质学原理》中归纳出来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均变论（又称齐一论）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果，其核心是（a）地球历史可以用今天仍然能够观察到的自然作用来解释，（b）地球历史并不是一系列普遍或部分地区发生的灾难过程，而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发展过程（D.S.G. Thomas and A. Goudie (eds) 2000. The Dictionary of Physical Geography, 502–504. Oxford: Blackwell）。用莱尔的话来说：“地球的变化是古今一致的，地球过去的变化只能通过现今的侵蚀、沉积、火山作用等物理和化学作用来认识。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C. 莱伊尔著、徐韦曼译：《地质学原理》（第一册），143-152页）虽然这是针对早期特创论或灾变论思想而提出的一种批判观点，但其间所蕴含的科学思想和逻辑表达却奠定了其学术价值，即可以普遍运用于自然学科的研究之中。</p><p class="ql-block">但也有学者对科技考古运用以“均变论”为基础的“将今论古”学说持以异议：“对于研究文化属性的人，包括研究其文化演变的历史来说，‘均变论’假说就未必适用了。”包括《论集》作者也对此表示同意：“对于‘均变论’不适合指导研究文化属性的人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以‘均变论’为指导研究文化属性的人。我们强调‘将今论古’，突出的是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可以使用同样的仪器设备、依据同样的分析原理、运用同样的技术手段以及对由同样的物质形态、结构和成分组成的考古遗迹和遗物进行分析。”看得出，在“均变论”和“将今论古”的理论思想中，学者们都倾向将好不容易走在一起的“科技”和“考古”切割开来；其二，“均变论”只适用于自然学科而不适用人文研究。</p> <p class="ql-block">其实以“均变论”为基础的“将今论古”学说一经提出，便遭质疑，而且20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其中之一关于“均变论”的认识，有些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至少在研究人文历史和社会学时不适用；有的学者认为均变论并非地质演化过程中的真实（Actualism），而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说，所以学者们把均变论混淆的定义分为两个部分：(a) 实质性均变论（substantive uniformitarianism），假设过程的种类和速率是统一的；和 (b) 方法论均变论（methodological uniformitarianism），包括两个程序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是任何实证科学中进行历史探寻的基础：自然法则的一致性原则和简单性原则(S. J.Gould 1967. Is uniformitarianism useful? Journal of Geological Education 15:149-150)。即便是自然学科，有些学者认为使用均变论时也应有所保留，因为均变论并不是地质演化历史过程中的真实现象，而是一种为了重建过去的理论，即假设过去的地质作用在性质和能量上与现在正在作用的地质力量没有区别（R. Hooykaas 1970. Catastrophism in Geology: Its Scientific Character in Relation to Actualism and Uniformitariani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学者们更有甚者，有人从12各方面全面否定均变论，并建议放弃这个术语(J. H. Shea 1982. Twelve fallacies of Uniformitarianism, Geology 10:455-460)。</p><p class="ql-block">虽然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但如同进化论一样，学术界，特别是地质学界一直将其奉为圭臬。最主要的原因是均变论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现代学术的精神与范例，即面对某一现象出现诸说纷纭的学术争论时，如何选择才是最科学的？均变论采取的是实用原则，即选择那种既与证据相一致，又与已知的或推断的科学定律的运作相一致的最简单的解释。所以均变论不但适用于历史推断，也适用于预测自然过程的未来结果（N. Goodman 1967. Uniformity and simplicity,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Special Paper 89:91-99）。</p><p class="ql-block">既然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和原理，那当然也适用于作为科学范畴的人类历史与社会的文科研究，建立在进化论和均变论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考古研究的类型学就是最好的例证。无论是皮特里的序列法（seriation）、蒙特留斯的器物进化类型学、苏秉琦的瓦鬲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家们所推崇的类型谱系研究，都充分和典型地体现了均变论的原则。“物品的形态发展，存在着一个渐次面变的顺序”，“器物形态的变化，一般是渐进式的”（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82、73页）。“式与式别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发展序列……例如鬲，有高裆、中裆、矮裆三种，不论其早晚关系如何，中裆只能放在中间，这就叫型制发展的逻辑序列。任何器物物的发展，只要有规律可循的，就存在着逻辑的序列”（严文明：《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6-67页）。类型学中所谓的逻辑关系即指“渐进的”和“渐次面变的顺序”，滨田耕作解释的更通俗和更清晰：“人类的制作品与生物界的现象相同，一个新的型式（Type）必然是从一个古的型式变化而来……型式的最简最古的叫原型式（Prototype）”（滨田耕作著、俞剑华译：《考古学通论》，第71、72页）。</p> <p class="ql-block">不惟如是，蕴含着均变思想的“将今论古”原则在考古学，特别是过程主义考古学研究中还开枝散叶，衍生出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埋藏学等中程理论来。在考古学中，中程理论是指将人类行为和自然过程与考古记录中的物理遗迹联系起来的理论，它允许考古学家从另一个方向做出推论：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到过去的行为。中程理论的提出，就是强调希望透过观察现生民族的行为与生活，使用民族志资料类比的方式，或是藉由实验考古学来了解过去人类制造器物的过程、进行各种活动後会留下什麽样的痕迹，以此建立对物质遗留与过去人类行为间关系的认识，以便考古学家可以合理地诠释考古遗物、现象等。</p><p class="ql-block">考古记录是一种当代现象，我们无法直接而只能借助适当工具间接地感知过去。因此，我们必须将过去事件的动态或系统情景与当前可观察到的或静态的考古材料区分开来。一旦有了这种区分，将静力学准确地翻译为动力学的概念也随之产生。为了实现这种翻译，考古材料中的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必须被科学地加以识别确认，从而建立起一个推理结构。更重要的是，为了提供更为科学的结论，任何此类翻译的原则都必须像自然学科中原理一样严谨，必须以均变论假说（uniformitarian assumptions）为基础，因为正是这种类比所依据的均变论才赋予了中程理论解释的逻辑性和可靠性（Lewis R.Binford 1968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edited by S. R. Binford and L. R. Binford, pp. 5-33. Aldine Press, Chicag）。</p><p class="ql-block">中程理论来源于民族考古学和实验研究，并结合了埋藏学过程的研究。宾福德在现代狩猎采集民族如努纳米特爱斯基摩人、纳瓦霍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中进行了民族志实地调查，以了解他们活动所产生的浪费模式。然后，他利用这些数据，从考古记录中留下的遗物中推断出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的行为（L.R. Binford & J.A. Sabloff. 1982. Paradigms, systematics, and archaeolog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8: 137-53）。情况一如渐变论，中程理论后来也被批评有逻辑上的缺陷。批评者认为，它是建立在一个不科学的假设之上，即主观认为行为和身体遗骸之间存在着统一的联系，并且由此来将今论古，结果很多结论却是不可验证的（L. Mark Raab，Albert C.Goodyear 1984. Middle-Range Theory in Archaeology: A Critical Review of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Antiquity. 49 (2): 255–268）。</p><p class="ql-block">虽然科技考古因其理论、方法论及其技术手段的多样性突破了传统考古学中地层学和类型学一统天下而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论集》中却不忘初心地一再将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也作为科技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加以强调，用具体行动诠释了渐变论，诠释了“一个新的型式必然是从一个古的型式变化而来”的论断。科学首先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而不是结论，是一个不断向真实性靠拢的过程。渐变论与考古的结合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展现出科技考古诱人的科学前景。有人说科技考古只是一个脚手架，任其再怎么辉煌，一旦现代多学科考古的大厦建立起来后，脚手架最终都是要拆除的。也行，在我们期待现代多学科考古的大厦建成之前，先把脚手架搭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