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在连队任职时的军旅往事

顾太健

难忘在连队任职时的军旅往事

文/原铁道兵四团二营 陈林科

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离开部四十二年了，八十岁的我，还难忘在连队任职时的军旅往事，对特殊的事，特殊的战友还记忆犹新。

1975年8月，在河南抗洪抢险任务圆满结束后，回到了湖北二堰沟三连。不久，团政治处主任李潘林找我谈话。他提到，鉴于我在抗洪抢险中的出色表现，团领导决定将你调至二营七连，继续担任连长一职。他解释说，七连是从师给水营调来的，需要像我这样经验丰富的连长来管理。

当时，二营的五个连队都驻扎在长沙市跃进路41号，即原来的铁道兵军政干部学校大院。这个大院曾是总政治部管辖的政治学院，建于1955年，据传是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成同志亲自指挥修建的。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该学校停办，长期缺乏管理，变得破败不堪。为了恢复和办好这所学校，上级决定调我们二营去整体进行房建维修。

接到命令后，我第二天便前往七连报到。由于大院管理严格，门卫起初不让我进入。最终，我通过联系七连指导员沈贵林，他才前来接我进门。

在七连工作了一年多后，我发现这个连队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糟糕。然而，1976年铁道兵整编，每个营减少一个连，我们二营的七连也被解散了。解散时，我被调到六连继续担任连长。

来七连做解散工作的是团政委魏逢春同志。我问他为何频繁调动我的连队，他回答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希望我在新的连队也能表现出色。事实上，我到六连后，确实觉得六连比七连更好。这个连队的原连长李祖乐管理严格，为六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图：2018年5月份，陈林科连长参加铁道兵一师二营战友聚会时和他连队参会战友合影。图片中左五是陈科林老连长。

在六连工作期间，我深刻感受到了部队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然而，与长期住在山沟沟里的施工连队相比，我们在长沙学院的环境已经算是非常优越了。这里有正规的住房、食堂，每周还能看两场电影，享受舒适的座椅。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确实是一种享受。

因此，我在七连和六连工作时都非常努力，并多次得到团里的表扬。特别是在处理退伍老兵时，我所在的连队是全团处理得最好的一个。

在六连工作期间，我遇到了两位印象深刻的战士。

第一位是二班的班长李全华，他不仅班级管理得当，还兼任了几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深受学校好评。不久后，我调他到连部担任统计员，后来又被营长发现并调至营部。尽管我曾试图挽留他，但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部队表现优秀，最终转为志愿兵，转业后在地方工作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第二位是我们连里的文书樊孝赞，他能写能画，还能教唱歌。有一次他向我请假，表示想为今后的转业找出路。我劝他好好在部队发展，因为他的才华在部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最终，他在部队成长为大校师级干部。

2018年5月，二营在长沙举行战友聚会。我参加了聚会，并在一个五星级饭店与樊孝赞共进晚餐。他请了一位书画家为我写了一首诗，以表达他对我的感激和敬意。这首诗写道：“光阴似箭一挥间，教诲谆谆耳际旋。谊厚常存魂梦里，情深永驻我心田。今有小成思因果，弱冠之年遇师贤。已过花甲才想会，朱豪挥就述恩源。”这首诗不仅记录了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见证了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

第三位是汤景生，他与我同从七连调至六连，并在六连三排担任副排长。关于他的提干问题，曾有一些非议，主要是认为他年龄偏大。为此，我多次找营长为他争取，因为他的管理方式与我不谋而合，我非常看重他。最终，他也顺利提干，成为一名营级干部。

在六连，与我并肩作战的江仕友、马传海、唐歌舞、赵大端、张建义、田树新等人，都是我的得力助手。其中，江仕友后来更是成长为上校正团级干部。

在六连，我记得有许多表现突出的战友，如游毕先（最终成为司务长）、孙国荣（连里报道员兼文书）、蔡新干（在七连时我就对他印象深刻）、王成刚（卫生员）、胡才生（12班长）、王玉安（副排长）、刘长久（6班长）、杨立江（副排长）、谭运发（副排长）、耿长得（班长），以及王双其、饶明连、杨明亮、姚法山、贺丁力、封忠宇、刘庆光、郭玉池、刘玉贤等。最近，六连网上火起来的赖浩宁、陈启福等人，虽然他们是后来的，但我也为他们在六连的经历感到高兴。当然，还有更多的战友我可能已经记不清了，请大家原谅。

但其中有一位战士，我感到特别愧疚，那就是刘玉贤。他入伍后一直表现很好，但我每次表扬他，都有人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说他是在故意表现。如果当时我能排除一切杂音，他入党应该是没问题的。

在六连，我还做过一件荒唐事。有一天，一班副（江西兵）来找我，说他们在宿舍抓到了一个小偷，可能是学校的干部子弟。我让他先回去教训教训小偷，我随后就到。结果，一班副回去后打电话给学校保卫处，不知怎么的，这事被小偷的父亲知道了。他父亲冒充学校领导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进门就趾高气扬地指责我们的战士冤枉他。正好我回来了，我当着他父亲的面打了小偷几个耳光，并叫战士拿绳子来把小偷绑了送到学校保卫处去。这时，他父亲慌了，说他就是小偷的父亲。我当时非常尴尬，问他为什么来时不表明身份。如果早说，我们也不会打他耳光了。不过，看在他的面子上，我们就没送他到学校保卫处了，只是叮嘱他回去后要好好教育子女，不要再偷我们东西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确实是学校的一位正团级处长。

此外，我还记得二排长毛伟强的离世。我在三连当连长时，老连长王守利就告诫我，施工部队危险性很大，处处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要注意反常现象和反常事的出现，这不是迷信。确实，在长沙学校时就有过三次怪现象。一是有一天晚上夜猫子叫（据老百姓说这是鬼叫），第二天就有个教员去世了；二是78年初，我家属来部队探亲，司务长家属也来了，我们两家住在一栋楼上。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外面有小孩叫声，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我知道那是夜猫子在叫，就问江仕友听到没有，他说听到了。我说我们一起起来打鬼，他却不敢，我说你把手电筒找好，我到你门口来喊你，我俩拿好手电筒一起到外面去听，看叫声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发现是夜猫子在树上叫，我们一起用电筒照射，树上同时飞走了两只夜猫子。我当时就说，最近一定要出事，要注意安全。果然，第二天隔壁池塘里就有一个老太婆淹死了。三是77年（可能是8月份），毛伟强出事前的一个星期，我和四排长张建义坐在连部门口乘凉时，突然听到菜地里有小孩的叫声。我马上叫张建义拿手电筒去看是不是哪个人生孩子不要了。他打着电筒一看，却是一只猫在叫。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不对，说可能这几天要出事。第二天，我就专门开了安全会议，特别强调每一个排长要亲自把关。

就在第二天，毛伟强找我说最近生活太差，想改善一下伙食。我说你们在工地上把安全掌握好，今天我在家里组织杀一头猪改善生活。当天改善了一下生活后，晚上我都睡觉了，约12点钟时，他跑到我床前说想喝两杯。我马上叫通讯员到炊事班弄了一个菜，我们两人喝到了晚上约两点多钟。同时，我也安排了他们排第二天的任务，并再三强调要注意安全。我说今天晚上这么晚了，明天我就不出操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跑到我的床前问他们排的任务，我说昨天晚上我不是说好了吗？这么早你又来找我了。他走时两次给我打招呼说“连长我走了”，我都没有在意。当天上午10点钟左右，他违规坐在一个拉钢筋的货车上。由于车开得太快，又来了一个急转弯，车上的钢筋重心偏移导致车子翻倒，他和钢筋一起摔了下来。钢筋从他的上身压过，把他的脑浆都压了出来。

我知道后马上从工地赶回来和二排副杨立江一起把他抬到洗衣台由营部医生给他整理遗容。紧接着我们设了灵堂并派人到他老家云南永善县把他的家属和小孩接来一起处理后事。在他家属没来之前我们每天要派三班倒守灵我和三排的赵大端守晚班。赵大端胆子小每天晚上在灵堂外边（搭一张床）睡觉时他都要睡里边并且一晚上他都用手拉着我的后衣就是起床解手他都要拉着我一起去。后事处理完后由赵大端送毛伟强母女三人和骨灰盒回他老家。赵大端在他们老家与当地民政局处理完后事后回来时毛伟强家属特意给我带了20个鸡蛋说他们家里穷只有这20个鸡蛋是特意感谢我的。

五十年前陈连长（前排左三）和他的连排干部在一起合影

我仅仅任职了两年多的时间，然而，在这段并不算长的岁月里，我却深刻地感受到六连战士们在完成各项任务时所展现出的卓越能力与出色表现。在六连的日子，我过得最为高兴、最为痛快，同时也赢得了所有战友的尊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六连期间经历了两次战士退伍的情景，每次离别之际，都有许多老同志紧紧拉着我的手，泪水涟涟。记得有一次，由于我实在太累了，没能亲自送桃法山老同志到火车站，他为此还特地拉着其他送行的人询问：“连长怎么没来送我？”他内心十分渴望我能来送他，作为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他深知我对战士们的关怀与爱护。

1978年10月，我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六连，前往新的单位任职。直到1982年，我转业离开了部队。以上便是我在六连两年多工作的点滴回忆。由于时间久远，记忆可能有所偏差，如有不准确之处，恳请见到此稿的同志批评指正！

2024年10月16日

上图：从左至右本文编辑和陈连长、杨副指导员、刘干事在2018年5月份在铁道兵一师四团二营长沙战友聚会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