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高中（5）

南黑森林

五、一中，再见 不知怎么回事，本来高中毕业的正式时间是1974年6月，可刚近五月，学校就让我们离校啦！两个月后，校方又通知我们去拿所谓的“毕业证”。文革嘛，高考早没有了，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大都知道自己的归宿——“广阔天地”的农村。然后，“先进知青”会招工、参军，“最优秀者”会被“推荐”上大学，而大多数“普通一兵”则是“光荣”地“扎根”在农村，直到“永远”了…… 即将到来的生活严峻、可怕而不可爱，再遥远些的未来更是“乱云飞渡”般的不确定，我实在做不到“从容不迫”，更是无法“淡定自若”。离校前的这几个月，我对马上就要消失的高中生活越来越留恋，我不想毕业，我想继续读书，我不想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对它一点儿也不陌生，我可以说从出生之日起就与之“相濡以沫”，我对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不明白，难道我们从农村中走来，读了十几年的书，掌握了那么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就是为了再回到农村，重返自然、简陋与闭塞，“接受”那些愚昧、落后、简单的农民“再教育”？！难道，远离科学知识，放弃先进技术，重返“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我们“可爱的中国”就永远不会再改变“颜色”，防修反修的“宏图大业”就能“坚如磐石”啦？！ “铁哥们”之一的王朝刚带着大红花下乡了。县里的这批知青比大城市的知青幸福多了——不用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穷山恶水”，而是轻轻松松地在县郊不多远的农村“服刑”，还是“有期”的！有二十多位带大红花的青年，当然有男有女，都是前两年中学毕业积攒下来的。他们的同学中，父母属于“有权有势”之类的“人物”，子女当然已经提前参军或招工了。不知道，县里为什么匆忙地把这些往年中学毕业生送往农村，为什么不等我们这级学生毕业呢？不就是还有一两个月嘛！ 语文毕业考试是一篇议论文，我写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论题。大概意思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一天晚自习，我去李老师的宿舍。他让我坐在一旁，看着他批阅我的作文，时不时地夸我用语生动、准确——“纸包不住火，阶级斗争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这句好，比喻到位……”我现在就记得李老师这句评语。与老师告别时，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作文得了个“优”。整个高中阶段，只记得有过两次“吸收”比较“先进学生”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议程。我特有自知之明，申请书从没有写过。最后一次，我记得是离校前两个月。一向循规蹈矩的袁朝印也入了团。可是，我的同桌翟建民没有，急了，骂人……入了团的同学得意洋洋，被拒绝的同学气急败坏。看着他们的表现，我感到好笑又可怜，认为他们太虚荣了。 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一天晚上，翟建民来我家找我，要我赶快去大街上的照相馆，说全班同学要拍集体毕业照，就等我了。初中全班毕业照是一元五角一张，我要了。可是，不知当时怎么想的，我竟然没要高中的全班同学毕业照。为什么不要？不是金钱方面的考虑。那时父亲的月工资是38元，我比大多数农村同学“富有”多了，平时也有少许的零花钱。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我对自己的命运怀有一种绝望情绪，感到前景渺茫暗淡，也就心灰意懒，对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开始冷漠处之。 还没有真正离校，大家已经知道了各自的去处。农村同学属于“回乡知识青年”，当然是各自回到自己熟悉、也许是已经讨厌的贫苦家乡，而城里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则是“下乡知识青年”，由县里有关方面分配到一些生产比较好的农村，而且他们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权。记得我们班的“知识青年”大都去了城东南十里的徐庄村，其中包括我的铁哥们袁朝印、翟建民，还有另外两三个女生。听说另一个铁哥们吴平不用“下乡”，由于三姐下乡，他可以留城照顾年迈的父母。很快，他就进了刚成立不久的莘县外贸公司，当上了大家忌妒得要死的国家职工，偶尔还能与外国人打上交道。我的农民身份不大固定，小学时户口在姥娘的家——城东南三里远的林庄。初中后，父亲下放西街当“赤脚医生”，我的户口，也就转到了西街第一生产队。对第一生产队，我已经不再陌生——这几年的麦假和秋假，我都是要下地干活的，与队里的老少爷们、大娘小嫂也都混熟了，我不讨厌他们。可是，我就是不想在所谓“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辈子…… 1974年6月，我告别一中，回到城关西街务农。这一年，我刚好17周岁。离开一中，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也就极不情愿地跨进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更不期待的青年时代。炎热的夏天来临了，麦收在即。然而，我那颗青春的心，却是从未有过的冷漠、迷茫、无奈…… 2012年04月26日（初稿）2024年12月13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