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之——锡林郭勒草原的戍边岁月（四）

塞北飘雪

　　第十章 锡林郭勒草原的戍边岁月（四）

（续前）

春节刚过，分区政治部田玉美主任对我说，“北京军区为了照顾在边防工作时间长的优秀团职军官，可以调入北京和天津市武装部工作。这次给我们分区一个到北京市门头沟区武装部工作的指标，你个人想不想去那里工作？好好考虑一下再告诉我”。我思索了一段时间，也同妻子商量了好久，觉得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将来妻子的工作，孩子的上学和就业、一家人的住房等等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总不如回故乡或呼和浩特市要好一些。后征求闫培俊主任的意见，他很愿意去那里工作。于是，便对田主任做了说明，并推荐闫培俊主任去北京市门头沟区武装部工作。

2000年4月份，副团长伊博格达来退休，军分区司令部作训参谋白曙光升任副团长兼会谈会晤站站长；主任闫培俊调任北京市门头沟区武装部副部长，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部科科长康文彪调任团政治处主任。6月份，后勤处长张建华转业后，后勤处副处长冯久杰升任处长；装备技术处长斯义转业后，后勤处运输股长王增法升任装备处长。

5月上旬，驻地宝格达山林场发生森林火灾，团抽调68名干部战士组成扑火分队，由何京平参谋长带队参加了扑灭林火的战斗。

5月22日至6月4日，我参加了内蒙古军区举办的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集训班学习，在会上我作了题为《从干部教育入手，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的发言。

在内蒙古军区张珍政委带领的工作组刚离开不久，6月9日至10日，北京军区粟戎生副司令员带领秘书张长河，作战部副部长郧建华，副处长李平，参谋杨银明，在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赵振福与军分区司令员关晋恒、政委王占国陪同下来团检查指导工作。

7月中旬，我参加了内蒙古军区召开的政治工作改革创新成果交流会。回团后，带领一班人认真抓了科技兴训、科技强边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全团叫响了“执勤抓不好不是好领导”、“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武艺练不精，不是合格兵”的口号，有力地调动了基层官兵科技练兵的积极性。我们还把“边防执勤通讯定位系统”，修理所研究改制的多项革新器材，用于边防执勤，进一步提高了管边控边的效能。

　　8月22日至23日，北京军区陈希韬副司令员带领沈秘书，后勤部营房部、财务部的领导，由内蒙古军区后勤部程竖柱副部长与军分区关晋恒司令员陪同下来团检查指导工作，对团队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9月4日，内蒙古军区在军分区召开了贯彻落实《边防执勤条令》集训观摩会议。5日，军区司令员黄高成、政委张珍、司令部参谋长王印清、政治部主任常跃陪同总参谋部边防局白国昌副局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王良均副参谋长，作战部郧建华副部长，以及各边防军分区、团的领导60余人来团队参观了我们研制革新出的“便携式热饭器”、“观察镜升降器”、“信号发射器”、“野战宿营车”、“流动执勤哨所”、“文化流动车”、“清障车”、“多功能乘马装具”、“机动执勤车”等新产品、新器材。受到了与会首长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10月16日早上，兴安军分区边防团来电话，要我们中午去一名主官，到两个团交界处接军区黄高成司令员，由于鲍智深团长在西线赶不回来，我就带车前去了。到那里一看，黄司令员这次来团，既没有带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只有他一个人坐上了我们的车。在车上交谈中，我才得知，他这次是查看了军区所辖的东部几个边防团，因刚来军区时间不长，需要熟悉一下边防情况，这次来我们团本想多住几天，由于20日军区有个会议，他必须赶回去。他还询问了团队的情况，以及我个人家庭情况、工作中的困难等等。我深为黄司令员朴实的工作作风与敬业精神所感染。下午，我召集团队部门以上领导，在团作战室与黄司令员见面，并要详细汇报团队的工作情况。黄司令员却说，“我不听汇报了，路上你们政委已经谈过了，我只是和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随便聊聊天”。后来，我们陪他看望了机关和附近连队的干部战士。晚上，军分区司令员关晋恒与来接黄司令员回军区的边防处长张秀，干部处副处长张伟到团和黄司令员会面。第二天，黄司令员一行由鲍团长陪同检查了东线连队后返回了军区。

这一年年底，团队被内蒙古军区树为“基层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2001年年初，锡林郭勒盟遭受了罕见的暴风雪袭击。11次较大降雪过程，使草原普遍积雪17至24厘米，最深达37厘米。全盟10个旗的111个苏木，546个嘎查，45808户牧民，18.27万人，994.5万头牲畜受灾，受灾面积达15.37万平方公里。内蒙古军区汽车团奉命派出32台重型运输车来到锡林郭勒盟抗雪救灾。

驻地东乌珠穆沁旗的灾情也非常严重。那个年代，当地牧民最怕的是白灾、黑灾和火灾。白灾就是大雪覆盖了草原，使牲畜吃不到草；黑灾就是整个冬天不下雪，牲畜补充不上水分；火灾就更不用说了。

　　4日至8日，我们组织出动3台运输车，行程500多公里，解救运送130多名因雪受阻而无法回家的学生。后来，鲍智深团长和旗委东戈书记负责汽车团的调度和运输。我和旗政府赵生旗长负责团队派出的7台运输车的调度和运输。团队向受灾的苏木和嘎查共运送救灾物资600余吨。与此同时，我们还召开救灾募捐大会，向受灾群众捐款15000多元。

《解放军报》社记者王士彬也第一时间来到团队跟踪采访。《战友报》2月1日，《解放军报》2月6日都整版篇幅，以《灾区七日行——内蒙古雪灾采访见闻录》为题，报道了团队帮助地方抗雪救灾的事迹。后来，在10月25日的《解放军报》第二版，王士彬又以《老边防的家常事》为题，报道了团队领导成员们以边防为家的事迹。

4月7日，内蒙古军区黄高成司令员第三次来到团队，由军分区关晋恒司令员和鲍智深团长陪同检查了西线连队。回到团部后对我们说，“我来内蒙古军区工作后，到边防团的第一站是你们团，走完八千里边防线最后一站也是你们团。我觉得，在所有的边防团，你们是最优秀的。你们在比较艰苦的环境条件下，领导干部的忘我工作精神，官兵的精神面貌，都是其他团所比不了的。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祖国边境的安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月下旬，中央电视台《世纪初年走边关》摄制组来到团队进行采访。

　　6月，我被内蒙古军区政治部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6月11日是一个黑色星期一，十年前部属出现问题我受惩处的事情又在这里重演，所不同的，那时我是营党委书记，而此时我是团党委书记；那时我是替战友作挡箭牌，而此时我是有小人为刽子手递刀子；那时的领导是公正无私的，只是为了执行纪律没注意调查而错误行事，而此时的领导是由大老虎扶植，为了利益而拿我杀鸡给猴看。

前一天晚上，团队的边防二连发生了因个别干部骨干管理方法不当，导致尹兴、郑立洪、付茂兴三名新战士凌晨离队出走的问题。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入伍后又分配到自然条件比较差的边防二连。由于吃不了苦，多次商议离队回家的事宜。那天，他们沿着边防公路准备到最近的阿尔山火车站。14日5时30分，被我们团通知协助寻找的友邻团5连派出的人员找到，并于12时10分带回该连队。该团值班的副团长将此情况没有电告我们，而是上报给兴安军分区，分区值班的政委别永河也没有将此情况电告我们分区领导，而是直接以我们团3名战士被他们抓获而报到军区值班室，好邀功领赏。军区值班员又将情况报告给刚上任半年的张金柱政委。张政委让值班室通知我们，迅速查明原因上报军区。

后来，军区工作组两次、分区工作组五次深入到我们团、营和二连，团领导和机关七次到连队调查处理此事件。8月6日，军区张金柱政委又亲自带王秘书来团调查了解此事，并严厉地批评我们，“就这样还打得赢，不变质，都变味啦”。

那时，陪同张金柱政委来团的分区王占国政委私下跟我说，“你出上六万元，我给你摆平这件事”。我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心里却默念，参军以来，我从来没有给上级送过礼，也不收下属的礼，为了这么一件事去送那么多钱，吃人呢，六分也不喂到老虎的嘴里去。

8月20日至30日，我参加了内蒙古军区举办的师、团领导干部理论集训班。在一次进入学习会场时，军区张金柱政委突然叫住了我说，“你们年初抗雪救灾造成损失请求补助的事，我已让后勤部给你们拨了15万元”。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我却只用一句“代表全团官兵感谢政委的关怀”而回答了他。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适应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搏击了。还是在那次学习中，一次在餐桌上，正好我与我们分区的司令员关晋恒、政委王占国，兴安军分区司令员白景富、政委别永河坐在了一起。耿直的关司令员又提起了“6·11事件”，对着别永河政委说，“你还叫个人呢”。白景富司令员连忙打圆场，对关司令员说，“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31日至9月4日，会议转为师、旅、团政治干部培训班。3日上午，军区张金柱政委亲自主持并专门安排了我在大会上就我们团发生的问题做检查发言。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念完检查的。直到会场后面传来一些稀里哗啦的掌声，我才知道该走下主席台了。但是，却被张政委拦住了，让我象接受批斗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在那里一通说道，什么“这样的事，你们其他团没有吗，是有的，只是没有让我抓住”，“你们一定要接受教训”等等。会议休息时，大家都躲着我，生怕靠近我时，被领导看见对自己不利；也有的为又击垮一个竞争对手而暗自窃喜。只有军区董吉顺副政委过来安慰我，“不要有什么包袱，这算什么事，我当师政委时，一年有24个新兵私自离队呢”。

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自己在团队工作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好多人已经开始活动准备接替我的职位。我便购买了军区在呼和浩特市筹建的安居房，让妻子与孩子先期回到了呼和浩特市居住。并且，按照老边防军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做法，让妻子送儿子参了军，又到了边防，镇守边关18个春秋。

　　这一年的10月份，北京军区组织边防优秀军官代表到祖国内地进行参观游览。我们军分区推荐我与二营教导员郭云峰、六连指导员麒麟参加。13日晚上，内蒙古军区领导设晚宴欢送全区的36名军官代表。我代表团队官兵上前给军区首长们敬酒时，黄高成司令员端着酒杯站起来说，“霍政委，好好工作，别听一些人唧唧喳”。那天晚上，黄司令员还满怀深情地为我们唱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母亲》。14日至21日，由北京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郧建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石宝华和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祁振华为领队，带领我们参观游览了北京、黄山、杭州、苏州和无锡等地的名胜古迹。

11月28日，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主任常跃在分区政委王占国陪同下来到团队检查指导工作。期间和我有一次谈话，他说，“你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官，好官必须是好人”，“考虑到你在边防工作多年，组织需要调整你到内地武装部工作”，“现在有包头东河区、达茂旗和呼市托克托县三个武装部政委的职位，你可以挑选一个地方”。我考虑托克托县离家近一点，就选了那里。

2002年，我在团队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篝火晚会上，不怎么会唱歌的我，给我的战友们唱了一首《为伟大祖国站岗》的歌，“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一颗红心时时刻刻向着北京，站在边防线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光辉的太阳照边疆，毛主席就在我身旁。啊，做一个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4月7日晚上，鲍智深团长组织为我举行欢送会，邀请了驻地旗委六大班子的领导参加。

8日早饭后，我就要离开工作了八年零八个月的边防团队。团机关和附近连队干部战士列队欢送我。大喇叭里播放《驼铃》的歌曲，“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我满含热泪与战友们一一握手道别，心里默念，战友们放心，我不怕夜半的北风，也不怕伤人的恶风，更不怕腐败的狂风。

车行到旗政府附近，我被旗委东戈书记拦下，拉我到旗政府大楼前。楼前已聚集了很多人，有六大班子的领导，也有政府机关和委办局的领导，还有闻讯赶来的牧民群众。东戈书记要我与领导和机关人员合影留念。随后，黄胜利局长带着警车开道，一行30多辆车浩浩荡荡欢送我上路。行至往常送上级领导与贵宾10公里处，警车也没有停下。直到16公里处，黄局长才下车告诉我，“按照旗领导的指示，今天我们破格送您到这里，是祝愿您一路顺风”。乌兰牧骑的演员唱着歌，六大班子的领导轮换敬酒，一些局领导和牧民群众也涌上来要敬酒，被怕我喝多的东书记挡住了。那个热情的场面使我终生难忘，我也深切地感受到，这是驻地领导和各族人民群众给予我的最高荣誉。

再见了，美丽的东乌珠穆沁草原！再见了，勤劳勇敢的蒙古族牧民！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和战友，祝你们一生平安！

　　本章完。《第十一章土默特左旗度春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