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皇帝传》（mp536-24104）

半日闲

202412，读了樊树志著的《万历皇帝传》（R499-2449）。

樊树志， 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号禹斋，即明神宗，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年幼时聪明好学，6岁被立为太子，并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

因明王朝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危机四伏，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政权建立，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

朱翊钧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病死，享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于定陵。

历史上和民间对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间的传奇经历，颇有争议，贬之甚多。

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被大臣称为“酒色财气”俱全。

三百年后，他的皇陵定陵被发掘，珍奇异宝震惊世界。

其实，万历皇帝虽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事迹，特别是在他的后半生，由于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因而颇多非议，但如果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

事实上，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辉煌阶段。

期间，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令世人瞩目。

仅从这点上看，万历皇帝就是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在朱翊钧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中间十年，其由勤变懒，加之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

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长的，却被史学家评为明朝灭亡之根源。

后人评论朱翊钧：“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但朱翊钧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在骨干朝臣的辅助下，明朝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颓态；且在万历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役，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所谓“万历三大征”，成为他最受后人赞许的政绩。

即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展开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宁夏哱拜叛乱，东征御倭援朝，以及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

神宗决策两次东征御倭援朝，是及时的果断的，否则，不仅朝鲜不保，而且辽东、山东及东南沿海，将永无宁日。

这场战争虽然耗费了明朝巨额财力，却换来了边境的长期安宁，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在登极之初，在生母和老师的严厉管教和监督下，他勤政向学，循规蹈矩。

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新政，发动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张居正虽曰辅政，实乃摄政。他遵循申、韩法治思想，综核名实，信赏必罚，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扫除廓清，大破常格”，无所顾忌。

张居正一往无前的政治家魄力，不尚空谈、躬行实践的施政绩效，在明代历史上罕见其匹。

张居正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改变颓风；推清丈田粮（清丈后增加土地1828542顷，+35.2%）；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国库收入大为充盈 ，达嘉靖、隆庆期间的2倍以上；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

然而，在朱翊钧的内心深处，也蕴藏着一股强烈的逆反力量。

神宗亲政后，为了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信，打击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冯保，扫清其余党。

这是他亲操政柄独自作出的最为重大的决策，正如他屡次在逾旨中申明的那样：“冯保、张居正事，出朕独断”。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对张居正发起了一场急风骤雨般的抄家清算运动。

神宗亲政后，对功劳盖世的张居正居然恨之人骨，竟以为罪该斫棺戮尸，给予籍没家产的极端惩处，使张居正及其家属蒙冤。

这显然是意气用事，是他的尚气心理作祟的大暴露，是他作为一个专制君主对辅政大臣威权震主的一种无情报复。

而且，张居正辅政十年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神宗的鼎力支持与参与下进行的，是得到皇太后与神宗本人一再认可的，何况取得了公认的成效，他从来不曾表示过异议。

但对这一切，神宗全然不顾，把十年来他对张居正的推崇、褒奖言词，忘得一干二净，丝毫不感到愧疚。

为了宣泄他的莫名怨恨不择手段，不计政治后果，一意孤行，简直是为报复而报复。独裁者有时会任性到常人无法估计的程度。

但在打压张居正之初，他并不愿意把朝廷上下搞得乱七八糟，使他无法治理，所以再三强调不要违旨搜索往事，重翻旧账，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打倒张、冯，就意味着否定新政，这种政争所引起的副作用，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发展到后来，士大夫意气用事，争名逐利，互相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乃至结党营私，是非不分。

如果说万历一朝的朋党之争，其源盖出于此，也不算过分。

张居正死后竟然遭到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是他本人生前始料不及的，也是与神宗当初尊崇备至的态度大相径庭的。

帝王视臣子若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打人地狱，即使有盖世之功的张居正，也概莫能外。

当然，从历史学家冷静客观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忠心耿耿辅佐小皇帝，为革除积弊、创建新政，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实录》纂修官给张居正的“盖棺论定”，写得还算平直公允，较少意气用事的成分。一方面确认，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数……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去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海内肃清，四夷尤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悻，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真是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张居正也有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但也足以使他陷人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悻。方其估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荫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神宗执政中后期，因国本之争、身体原因等问题而倦于朝政，从“事事由朕独断”到怠于临朝，自此不上朝。

大臣雒于仁称其为：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

从此，他深居宫禁，数十年不临朝，消极怠政。他的不作为，葬送了大明复兴的历史机遇。

作者在书中相对客观，试图还原万历皇帝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既肯定其作为和成绩，也指出了他的局限和问题。

应该说，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

一位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透过万历皇帝，我们可进一步了解，那些早已逝去的历史场景和时代背景。

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现实，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