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二、三事

阳光雨露

每逢深秋见到枫叶红了，便不由自主多次想到已去世的爸爸妈妈和大哥二哥，寒冷的冬天，在床上辗转难眠，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亲人的音容相貌，在梦里也常常相处，那甜蜜幸福的情景，醒来也断断续续回想。七十多的人本应看淡一切，可那亲情之恋始终魂牵梦萦。

我父亲一生坎坷，受了不少磨难，也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那代人百分九十几都生活得艰辛困苦。我父亲解放后至到退休一直是当“运动员”，挨批被整，身心肉体受尽屈辱和折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一个小小的副科长，被当作老虎关了起来交待贪污问题，家里也每天来工作人员询问，钱藏哪里了。一间二楼的捆绑板板房，木地板到处洩牙漏缝，篾条墙壁松松垮垮，就连一只蚂蚁都难躲藏，别说藏钱藏金银珠宝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母亲在家里有工作人员的监管下，我来到了世上，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我父亲工资停发，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没有一分钱的积蓄，那个年代也不可能有积蓄，对吗？有，反而不正常，要么祖传，名人，以及特殊的家庭。一般人，你想贪污都不可能，整个国家不是都一穷二白吗？哪有机会和条件。不像现在，国家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搞反腐，一拎，贪污犯一串串，一挖，一窝窝的吓死人。真可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我父亲被当作老虎一关就是十个月，要生存，没法，只有卖点家里稍值钱的东西，卖了两件毛衣，两件棉衣，还当了一些家什，买了点米，每天只能维持最低生命的需求。这还是母亲坐月子期间，吃一只鸡，一斤肉，一个蛋？那都成了奢望和天方夜谈。没有奶水，饿得我嗷嗷直叫，又不愿吃米羹羹，谁愿吃，哺乳动物天生都是吃奶的呀！母亲怕我饿着，便放点盐在米羹羹里，殊不知，六个月前的婴儿是不能吃盐的，命贱也就命大，我就被母亲一片好心给揹整大了。只不过，我三，四岁了还瘦得像个小耗儿，有照片作证。

三反运动结束，很快就进入灾荒年，全国人民都受着饥饿的折磨，同甘共苦，哦，没有同甘，只有同难共苦。记得父亲为了让我们能感受到吃一顿饱饭的幸福，便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每顿饭再省一点，过个十天半月，便把省下的集中起来嗨一顿，我印象中那一顿确实太幸福了，太爽了，要知道，为了一顿饱饭，许多人是命都可以不要。我父亲采用的对付饥饿战法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仗，饿是饿得难受，但也曾享受到了饱的舒服。从古到今，那些要离开人世或行刑前的人，都要满足他好好吃顿饱饭好菜，不做饿死鬼。

灾荒年结束，跟着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点也不比灾荒年好过，灾荒年是肉体折磨，当然，我们这些祖国的小花朵缺少肥料，缺少培植，更没有沐浴在阳光下，潤物细无声般地茁壮成长，所以花儿开得没有现在的花儿艳丽，多姿多彩，你看，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美女帅哥，那时只能从印刷的照片中看见电影剧照美女。阶级斗争则是心灵的折磨，毫无尊严的活着。我父亲五几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属人民内部矛盾），六几年就平无白故地升级为敌我矛盾，这下可不得了，地富反坏右，进入了前三，哪还有好果子吃，平时父亲就夹起尾巴做人，现更是抬不起头，光谨言慎行还不够，还得任随别人粗声大气，吆喝使唤。我们这些小兔崽子也逐渐尝到了岐视和不公的待遇。

父亲单位有一家人是很厉害的“恶霸”，小“恶霸”的妈妈也十分厉害，无人敢惹，什么脏话丑话都骂得出，嘴下从不留情，老爸仗着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革命军人（骄横跋扈）他们有两个儿子，岁数比我小几岁，别看他们岁数小，他们啥人都敢欺侮，无论男女老少，一天不惹事生非是过不得的，非常讨人恨。我妹妹弟弟没有被他俩兄弟少欺侮。有一天，我妹妹去食堂排队打菜被他俩兄弟插队，挑衅打人，我被其他人告知，我妹妹被那俩个小恶霸打了，我怒不可竭，积怨已久的怒气一下爆发，跑到食堂见我妹妹正在哭，那小的一个恶霸还在欺侮我妹妹，我上前便对那小恶霸几个耳光，打得他哇哇大叫，痛哭不停，他哥哥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不敢上前，就是他俩兄弟与我对打，也未必能占上风，说不定，他俩人会被我打得更惨，他哥哥颇有自知之明。我是解恨了，当我往回走时，心里忐忑不安，闯祸了，回家肯定要遭父亲一顿臭骂。回到家，父亲并未大发雷霆，而是平静地听完我的叙述，出乎意料缓缓地说，他父母亲肯定要来找麻烦，听那语气，我父亲已作好暴风骤雨来袭的准备。事后，看似平静，其实父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受到没有好脸色，好语气，指桑骂槐，被领导叫去谈话，专政对象必须老老实实。事隔二十多年后，那小恶霸早已成人，曾对我真诚地说：以前当娃儿时不懂事，经常欺侮你们弟弟妹妹，对不起。我说，哎，那都是过去的事，翻篇了。

大约是1962年，一天凌晨4-5点钟左右，邻居邹伯伯（邹开一）的妈妈（邹婆婆）来敲我家的门，她压低声音说：有小偷正在偷东西。叫我父亲和邹伯伯一道去抓小偷。原来，邹婆婆一早起来煮饭，厨房是几家人共用，从厨房刚好能看见后面那栋家属楼，那栋家属楼那单元住的是电影机械修配厂的职工和家属。小偷站在那楼侧面一土坡桃树边，小心翼翼拿着长竹竿（装有铁钩）在钩二楼窗户里的衣服，是真正的钩钩贼。我父亲和邹伯伯手握砖头，分头从家属楼两侧包抄过去，快接近小偷时，小偷发现有人来了，惊慌逃跑，眼看小偷灵巧如兔，飞奔似鹿，一眨眼，便要逃脱了，正在这时突然飞去一砖头砸中小偷的腿上，小偷跌倒，就这样被我父亲和邹伯伯生擒到办公室。当天一早，我上学专门绕到办公大楼去看小偷，在一间办公室，看见小偷大约四十岁，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惶恐不安，低头不语，脚上流有血迹。在一旁还有一些年轻的电影机械修配厂职工，他们七嘴八舌对着小偷道：算你运气好，落在了发行所人的手里，换着是我们，恐怕早把你打残了。后来小偷被送到了派出所。

也真是的，灾荒年间，各家又有啥好偷的呢？更何况，在那年代正义感，社会风气都非常好的背景下，也许那小偷实在是饿得只能铤而走险，仿佛哪怕枪口抵着脑袋，也要把那口馒头吞进嘴里，那一刻世间什么都不重要了。没有受过长期饥饿煎熬，是不能真正体会到饿疯了的状态。

文革一开始，父亲单位就张贴满了打倒XX，打倒某XX，一派萧瑟秋风，寒意四起。我们这些未成年人，哪见过这大阵仗，心里说不出的滋味，难受极了。我父亲免不了戴高帽，游街，批斗，抄家，每次折磨完了回来，从未见我父亲抱怨，自己一人承受并扛着。我们几子妹也比以往更安静，不想再给家里增添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兔崽子，已被单位同龄的孩子们疏远，孤立，自然是家长告诫他们，我们是瘟疫，比现在的寨卡病毒更可怕。文革中的人性摧残，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或者让人更加坚强。不幸的是，我二哥因家庭成分不好，在学校原本担任的职务（班委之类）不再担任，学校里有什么活动也被排除在外，一次一次的刺激，一次又一次的屈辱，我二哥患上了忧郁症，从此落下病根，至今遇到什么刺激就会复发，苦不堪言，都五十年了还是那样。我读小学时成绩也还可以，在班上成绩也许能进前十名，但小学毕业就是进不了好的中学，这对我一生的打击也特别大，自尊心使我觉得很丢人，怨过老师，凭啥？那些成绩很差的都能进好中学，这太不公平了，从此，我就背上了这包袱再也没放下，只是人老了，这包袱也就越背越轻……

我父亲一个初小文化，10岁左右我的爷爷婆婆就去世了，我父亲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为了撑起这个家，十多岁就四处打工，是十足的苦孩子，为了生计与当时很多工人一样被连哄带骗加入了国民党。我父亲一不坑蒙拐骗，二不结党营私，三无反党言行，又无活动纲领，更无杀人放火，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好公民，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其实在重庆快解放时，中共地下党的几人经常邀约我父亲去打麻将，也许是邀约一些局外人作掩护，秘密工作照样进行，连我母亲都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我父亲的一些历史档案需要证人，但那些中共地下党员又被派往台湾去作地下工作了，有些事就说不清了。

1972年初春，我进了工厂成了真正的产业工人，我父亲已进牛棚四年，还在山上的五七干校改造。父亲写信叫我带点盐肉去牛棚看他。当时吃肉是要凭票定量供应，一个星期天，我用饭盒装上一份盐肉，乘火车坐两站，再爬山走四，五十里路去那五七干校，一路上，山很陡峭，纯自然的田园风光很美，当时的我，二十岁的小伙，绝对精力旺盛，更别说还有三年的知青经历，什么苦没吃过。真的没感觉累就到了，我一看，父亲他们二，三十人住在一个大棚里，根本没床，一排排木板鋪上棉絮人挨人睡一溜，要知道这些睡在上面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这里面还有大名鼎鼎的《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市里的画家，戏剧演员等，山上的湿气很大，很容易生病。就是在这些文人艺人堆里，我父亲被选为副召集人，相当于副班长或者副队长，每天工作是组织大家生产，种莊稼和茶树，政治学习，思想汇报等等，要想这些人听从安排并服你，没有点实力和水平是玩不转的。我带去的一份盐肉，我们父子俩，你一片我一片，吃得香喷喷的，牛棚里的其它老师说：老潘，你儿子真好，大老远跑来看你，还给你带好吃的。我父亲回答道：来来来，尝尝。那老师笑道：哈哈，算了吧，那会把你儿子的孝心吃掉……早晓得，我该跟班组的人借几张肉票多带点盐肉来。吃完饭，我出牛棚遛了一小圈，山上风景确实美，海拔一千多米，云雾缭绕，山峰时隐时现，满眼的郁郁葱葱，一排排翠绿的茶树依山蜿蜒而上，山沟里小块小块的水田映衬着阳光和山树的倒影，就像风景画镜框层层叠叠自然堆放在山间……我极目远眺，醉晕在群山中。要知道，那是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原始自然风貌，不像现在一有绝佳风景，便人为开发成5A旅游景区，对大自然的损害，极不敬畏。

在牛棚里，我扭着父亲厚着老脸去求画家送幅铅笔画，父亲很为难，没完全答应。我急切想要画家的一幅画，不是想收藏以后升值，而是，我正在学画画，手里没有任何绘画书籍可买。没想到，事隔几个月，父亲真的求画家画了一幅小山景炭笔速写，我非常高兴，并且感到自豪，也很感动，因为我父亲好面子，又不愿麻烦人，求画？那时的环境，政治气氛，都不适宜画画，为了我刚萌生的兴趣，父亲不知暗暗下了好多次决心才开了口，多不容易呀！虽说画是一幅小品，不是一幅正式画作，尺幅也就A4纸般大小，但对我们来说那画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至今，那幅炭笔速写我还保存着，用笔简练，下笔准确，画面干净，一看就知道基本功扎实。我父亲虽没上几年学，但有自学习惯，抽空看书，练书法。写文章言简意赅，颇得鲁迅那时代老文学家的笔意，书法行草，端庄秀丽，遒劲有力，落笔准确，行笔爽利，走的婉约路子，秀美，反正我再练好多年也达不到这水平。平时，父亲给我们子女书信有时也用毛笔书写，小字行草，可见功底，一般书写小字比大字难。父亲退休后，一有空仍每天临池不缀，为节俭用纸，先用黄广告色写字，再在黄色字上写墨字，一张报纸上的字层层叠叠，每天看碑帖，练书法，也还清静快乐。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我父亲退休后又回单位去做临工，没干两年，就被包装绳绊摔在地，榖骨骨折，当时没去医院治，就在家里请了个医生，上了夹板，卧床几个月才慢慢起来走动，从此走路便要拐杖，一瘸一拐。事后，想起都后悔，该去医院治腿，为了省钱，人受那么多罪，不值。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父亲已平反，也就是脱帽了，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了。80年，文革后，全国普调工资一级，但只限于40%的人能加，那时加工资，采取自我陈述，群众评议，为了把工资加到手，什么卑劣手段都使出来了。相互揭短，漫骂攻击，甚至大打出手。在利益面前，人性的种种因子会非常活跃，表现淋漓尽致，还原本色，原形毕露。组织上考虑到我父亲的工作表现，以及运动中，我父亲的工资受到不公的待遇，还被下调一级工资，所以准备给我父亲加工资，我父亲主动让出没加。（我在厂里，95年加工资也让了一次，我不是主动让，是领导做工作叫我让的，这与父亲比，自然高下自分）后来又有一次加工资机会，有人见我父亲好说话，钱那东西人见人爱，谁不想呢，便找到我父亲说了种种困难，要求父亲再让一次，还粉饰我父亲一番，什么善良，正直，大度等等肉麻话，父亲索性真的又让人了。也就是说，我父亲从解放后工作到退休，非但没加一分钱工资，还倒少一级工资，競競业业工作几十年，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吃亏，吃苦，受罪，受辱这一切都过去了，90%的人一生虽很平常，平淡，平凡，没有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值得可书可传的事迹，但正是这90%人的力量改写历史，推动世界向前。人，不乏有许多闪光点，精彩之处。是记住，坚守，还是忘记，放弃？

1979年时，父亲单位给家里改善性住房增加了一间房，那双开立柜、写字台、圆桌等都是我结婚买的家俱，还未运到三江。

1980年时，家里也能腾出一小空间，摆上藤椅和茶几了。当年快过国庆时，正好我和二哥都回家看父母。父亲叫二哥和我去解放碑买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回来，我俩去了但没有买回先前说好的那牌子电视机，卖完了，但有日本的夏普牌子要稍贵点，我俩就没买。父亲问明情况后，非常失望，一脸的不高兴，对我说：你跟我再跑趟解放碑去买。这次我和父亲去了解放碑，绝不空手而归，高高兴兴抱回了一台夏普黑白电视机。当晚，电视播的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一层楼的邻居都拿着小板凳来看。当时，不是生活计划得好的家庭是没法买的。1984年，我们钢厂用钢材换回一批14寸的夏普彩电，职工拈阄分配，我们拈到一台，就将彩电抱回家里让父母亲先享受，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像小孩一样乐开了花。

七十年代，爸爸妈妈在重庆发行所家里合影。

七十年代，父亲退休后在家。

五十年代初期全家福。

八十年代，父母与儿孙们，

思诗小时候在发行所，

七十年代后期，在发行所三、四号老库房合影。

小莉与爷爷在一起。

登登与爷爷在一起。

思诗与爷爷奶奶在一起。

六十年代全家福。

在发行所住家小房，父亲背后墙上那幅画，是我临摹著名画家陈大羽的一幅大写意公鸡图。

1985年，父母在发行所储水池旁梯坎处合影。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与二哥和登登合影。

七十年代后期，父母亲在发行所库房处合影。

父亲退休后，每天在家练习书法，非常节省纸张，在一张报纸上，先用红色或黄色广告色写写，最后再用墨写覆盖广告色的字。

父亲也用次品毛边纸练书法。

父亲的字，学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的帖，行草秀丽遒劲，儒雅端庄。

父亲平时看书法碑帖，也看.《书法》杂志，心摹手追，好毛笔舍不得买一枝，一般低价的三尺生宣纸，也舍不得买一刀，节约贯了。

父亲1987年去世，未享受到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什么平板大彩电，家家座机电话，人人手机微信拍照，户户私家汽车等。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后的生活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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