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甘薯之父”陈振龙故乡

金戈

　　初探“甘薯之父”陈振龙故乡

陈继生

福州旅游的偶然机会，使我来到了“甘薯之父”陈振龙的故乡：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陈振龙之大名似有耳闻，经友林祥介绍，其战友陈顺乐家就是在陈振龙的故乡。

步入青桥村，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使人心旷神怡。由陈振龙后裔原村长陈顺乐先生作向导，游览了此处的美丽乡村。迎面有一座为续修族谱而建的“溯源亭”，1997年8月建，如今仍华丽如新。附近一棵高大的榕树下，有座漂亮的凉亭，前竖一碑题“鹤上取青桥”，是长乐区文保单位。桥下一条溪水清澈透底、蜿蜒其中，溪旁“陈振龙纪念亭”跃入眼帘，亭中有“先薯碑”撰文，是陈振龙引种番薯的经历、功绩的赞美之语。碑的两侧楹联题“有种教民功侔炎帝，救荒为国德被中华”。沿溪而行，有一摩崖石刻，有“龙溪”二字，相传是宋尚书张镇所题。

陈顺乐先生介绍了村有三宝：甘薯、龙眼和茶叶。村里立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番薯种植系统”的石碑，有“番薯示范基地”作为推广。也是著名的“龙眼之乡”，满目的青翠，原来都是龙眼树。茶叶则是茉莉花茶而出名，远销京津及全国各地。

参观的重头戏是“陈振龙纪念馆”，纪念馆飞檐雕窗、古色古香，沿两级石阶而上、有石雕围栏，颇有气派。门前两侧石柱有一幅楹联“引种入闽纱帽池边成伟绩，舍身为国取青桥畔仰前贤”，体现了陈振龙的辉煌一生。

进入馆内，分别有几个章节介绍陈振龙的生平、经历，以及取种（甘薯）与推广。有弃儒从商、帆船出洋的模型，有引种归来、众人迎接的画面。还有一座高大的陈振龙塑像，目光坚定、手拿甘薯藤。上有“功在桑梓”的匾额，则是乾隆五十年赐予五世孙陈世元的，表彰其引种到山东、北方推广，功勋卓著。

馆内布置的很全面，记得有几个大标题：孰知传种一书生，及计民生之大利。含弘化光，忧国还乡。八尺薯藤一蕊紫花，漂洋归来兼济百姓。

在“为民生计，涉险带种”一章叙述了陈振龙三次带种的风险：陈振龙出生于福建长乐书香世儒之家，年轻时曾考取秀才，后来乡试落榜，就弃儒从商。万历十六年（1588）趁“隆庆开关”窗口期，随商帮往来于福建和吕宋（菲律宾）之间。在菲律宾，陈振龙发现当地土著种甘薯（红薯），高产，味甜可口，饱腹感强，而且在当地种植产量高。于是他设法要将甘薯带回中国，改变家乡百姓食不果腹的日子。

甘薯原产于南美洲，十六世纪新航道发现，带到了西班牙。吕宋岛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于是也种上了甘薯，解决饥荒问题。由此对甘薯视为珍宝，殖民地海关严检不得出口。

陈振龙第一次他把从当地买来的薯块藏在随身所带箱子中，不料被海关查获，被严厉批评教育一番。第二次，陈振龙暗地购买目标较小的薯藤编入藤筐中，但仍被海关发现，还差一点被抓进监狱。陈振龙依旧没有放弃，最后他暗中斥巨资从当地人手里买来八尺薯藤，偷偷藏在竹筒之中。随后陈振龙用绳子将竹筒系在船舱上使其浮于海面。也有说法是他将薯藤与潜水绳缠绕在一起，这才最终躲过关卡。经过七昼夜航行陈振龙回到福建，随即在住所附近的空地试种甘薯成功。

次年福建大旱，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建议试种甘薯以解粮荒。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命其觅地试种。陈振龙父子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7月份种下去，4个月后启土开掘，甘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陈经纶再上《献番薯禀帖》，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请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金学曾采纳建议，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获丰收，闽中饥荒得以缓解。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将甘薯改名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还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携往江浙传植，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

乾隆年间，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携同好友余瑞元、刘曦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在北方各地推广。他还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据四川地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也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推广的。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继承父志，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推广种植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

陈振龙及其子孙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功德无量。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

同时，又参观了“取青陈氏巷口房支祠”，是陈氏的祠堂，有祖先的排位，陈氏后代有功名的介绍等。

从陈振龙的“盗种”，使我联想起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普罗米修斯是位天神，冒险从太阳车取了一颗火星带到人间。使人们用它烧煮食物、驱寒取暖。传说是他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毕竟是神话传说。而陈振龙的盗种，却是真实历史。

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传入我国，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百姓常受饥荒之苦。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番薯的种植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推动了我国土地的开发和利用，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番薯种植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从四万万的人口基数骤增至八亿，作为代粮“重器”——番薯扮演了重要角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吃番薯的经历，“番薯泡饭”是记忆中的主粮。

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神农，这样的评价与尊崇，可见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造福华夏、影响深远。

1962年冬，郭沫若先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金薯传习录》。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古有陈振龙，今有袁隆平”这样的评价，也是很贴切的。

202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