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四通打字机的过程回顾

机智思考

　　前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初期，由于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内畅销，使四通公司当年的营业额达到了“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所有新技术企业年营业额总数的一半以上，并多年名列中国计算机排行榜的首位，我作为四通打字机的发明人，写下这篇回忆录，回顾当年开发打字机难忘的经历。

一、我的简历

1941年1月26日，我出生在云南昆明郊区一个叫龙头村的地方。我的父亲王力，当年是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工程心理学。

1969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1年， 调回北京在冶金仪表厂当工人。

1973年底，我被调入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任电脑工程师。

1984年7月，我进入四通公司工作，成为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1984年11月3日，我给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领导写了“请调报告与退职报告” 后，就不再去原单位上班了。不久，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决定把我开除公职，使我成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民营科技企业中第一位被单位开除的知识分子。当年被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开除的还有几个人，例如其中一位是因为去西四开了饭馆而被开除。

在四通公司期间，我担任四通公司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总工程师，董事会董事，主持开发了四通MS系列中文打字机。

1992年，离开四通后，我先后在多家公司担任高管，目前已经退休，在上市公司科蓝软件(股票代码300663)担任监事。

二、我的电脑技术能力是如何炼成的

1、简单介绍我的父亲王力

我的父亲王力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他对我的教诲，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成功的因素之一。

1900年，我的父亲王力出生。

1926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在赵元任的建议下，他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言学，随后获得博士学位，在1932 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下，最后在昆明成为西南联大。于是我父亲就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先到广州的岭南大学任教。

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86年去世。

由于我父亲从法国留学后用先进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汉语的语法现象进行分析，因此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力全集》37册共1700多万字，其中的《古代汉语》至今仍是各大学中文系必读的教科书。

　　上图为1931年王力先生在法国巴黎

2、我曾经算是学霸

我父亲在西南联大期间，父母住在昆明郊区的农村里，所以我在那里出生。当时，我父亲还兼任昆明粤秀小学校长，母亲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我4岁时应该进幼儿园，但是我不肯去，坚持要跟妈妈在一起，于是每天我妈妈讲课时，我就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这导致我4岁就上了一年级。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现象，使得我10岁就读初中，13岁读高中，16岁就上大学了。由于我总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所以我的体育一直都是不及格的，但是其它功课都很好。

1956年，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北京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我代表北京十九中去参赛，获得了二等奖。我的同学们都说我应该去学数学，我便在1957年考入了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其实当时我父亲是主张我学计算机专业的，但是我没接受他的建议。

3、学了一些心理学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工程心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产品应该如何设计能符合人的心理特点，使得人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得心应手。

4、学习电脑编程

1972年，我国决定从西德和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设备，在武钢建设一条一米七轧钢生产线，所谓一米七，就是指钢板的最大宽度是1700毫米，该工程由四部分组成:其中连铸车间、冷轧薄板厂是从西德引进的，热轧薄板厂和硅钢片厂是从日本引进的。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该所后来更名为“冶金自动化设计研究院”。

我被调入自动化所后，被派到北京钢铁学院的计算机房去学习电脑技术。那里有一台天津传动所制造的计算机，型号是171机，内存是4K，有一台磁鼓是外存，容量是16K。（试想：现在一部内存是128G的手机，其容量是这台计算机的3356万倍！）

该机是没有任何软件的裸机，如果编制程序就要使用二进制的机器码来写程序。我要为这台计算机编制一个汇编程序，使用该程序后，人们就可以使用汇编语言来编制程序。当时，在该机房工作的有一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年轻人，他是来自武钢， 名叫黄维刚，他就是我的电脑启蒙老师， 他为该计算机编制了一个管理程序。我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该汇编程序编制的，这是我人生中开发的第一个软件。

5、到东北工学院讲课

武钢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设备，都是用计算机控制的，其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例如，它的热轧生产线，就是把新日铁公司在日本大分县工厂里的热轧生产线照搬到武汉，从钢坯运入热轧厂开始，经过加热炉加热、粗轧、精轧、直到用卷取机卷成钢卷送入仓库，全程完全是用计算机控制的，人只需坐在计算机机房里操作即可。既然整个热轧工厂是从日本新日铁大分厂复制过来的，当然控制思路是相同的，数学模型也基本一样，用的计算机也一样。只有这样，才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调试，软件只要照搬就可以了。一套系统从开始运行到后来成熟了不再出问题，这是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积累的，其完善的过程是逐步达到的。面对这样一个先进的工程，我国的技术人员显然远远不够用， 水平也相差甚远，当时我们学习计算机技术，正是为了准备迎接这个工程的上马。 这些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在武钢安装之前， 我们就只能在钢铁学院这台简陋的计算机上先练练兵了。所以在编制了汇编程序之后，我又在这台171机上，编制了轧钢机轧辊开口的自动定位控制APC程序。 负责武钢热轧厂的建设单位，是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该公司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做前期的准备，由于东北工学院属于冶金部系统，所以这些人被派到了该校计算机系接受培训。

按照计划，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要在1976年开始，但是有关的技术资料，日本方面已经陆续开始向中国方面提供。计算机资料被送往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显然，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学员要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些资料都是日文的，于是东北工学院的外语人员先将它们翻译成中文，并且印刷成册，成为这个培训班的教材。

1975年的某天，我接到了室主任彭天乾的通知说，东北工学院师资缺乏，其计算机系主任李华天教授向自动化所求援，希望派人去讲授操作系统课。所里经研究决定派我去讲课，并给我提供了刚刚印刷出来的教材:《TOSBAC-40C程序设计说明书》、《TOSBAC-40C过程操作系统(POPS)手册》。彭天乾告诉我，给一个月的备课时间。

武钢的计算机，我还没有见过。虽然知道操作系统就是计算机中很重要的系统软件，但是我也没有接触过，现在居然要去当老师，而且还是在东北工学院的计算机系讲课，我真有点不敢接这个任务。但是彭天乾说:“你要不讲就没人能讲了。”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既然接受了任务， 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一个月的备课，就是自学操作系统的过程。我每天都睡得很晚，可以说，废寝忘食。 武钢热轧厂的计算机系统，采用的是日本东芝公司的机器，该系统共有四台计算机，一台叫TOSBAC-7000，是管理机， 三台是TOSBAC-40C，是DDC，即Direct Digital Control直接数字控制计算机。我讲课的内容，就是介绍这台DDC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我讲课的唯一教材， 就是东北工学院给我的这两本书。 翻译此书的人对计算机完全是外行，很多内容连中文都不通顺，所以根本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本来我是不会才需要学习， 但是译文如此糟糕，让人还要像猜谜语那样去猜它的原意，真叫难上加难。 在东工的讲课，听众就是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大概有二三十人。他们都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所以讲课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事实上，我讲的内容就是从这两本书上临时学到的，所以只是按我自己的理解体会来讲，对错并不自知。作为讲课者，最希望课堂上有互动，希望学生提问题，很遗憾的是，他们基本上不提问题，所以变成了一种填鸭式的教学。 李华天教授每节课都听我的课，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着我，课后还表扬我讲得细，这对我无疑是一种鼓励，而那时我正在自学英语，所以我遇到英语上的疑难句子，就向美国留学回来的李华天教授请教。我发现，如果要想牢记某个知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别人讲课，自己也就会记得很牢。

6、到武钢参加安装调试工作

为了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项目的安装以及投产，冶金部组织了一个专家工作组进驻武钢，这些专家是从冶金部所属的各个单位选派去的。我参与的是热轧工程。就轧钢而言，专家组中的机械专家都是在轧钢行业干了很多年的富有经验的人才，而轧钢的计算机控制，对于中国而言还是空白领域，因此才会把我这样的刚接触电脑的人派到了专家组里面。

到了武钢之后，那些专家们每天都前往工地去协助外国专家对设备进行安装和调试，我们搞计算机的人，则每天待在招待所内读程序，计算机里的程序清单，都是用汇编语言写的，我们研究室把这些清单都复印并装订成册，每人一套，如果将每套清单从地面一册册叠起来，足有一人高。

我只编过一个汇编程序和一个APC程序， 还没接触过日本的计算机，在没有实际机器可以操作，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 要读懂这些程序是相当困难的。 开始这些程序我一条也读不懂。只好先从最简单的程序读起。其中有一个程序叫CDT，程序清单只有几页纸，为了读懂它，我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算搞明白。而这个程序恰恰就是整个控制软件里的最关键的，是它激发了整个控制过程的各个环节。所以，我就慢慢开始读懂其它的环节了。

武钢热轧厂的计算机终于开始安装了，首先是硬件的安装，日本专家去到现场指导中国的硬件技术人员进行工作，专家工作组中来自首钢的王成明，是被派往日本进行过培训的硬件人员，他的日语非常好， 所以也顺便充当翻译，这样一来，他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他人好，技术好，日语好，在热轧工程工作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回到首钢后，他担任了总工的职务，是我非常尊敬的朋友。 硬件装好后，就要进入软件调试阶段。如前所述，控制武钢热轧厂的计算机有四台，我被分到了负责控制卷取机的3号DDC计算机那个小组里。而该计算机就是东芝公司的TOSBAC-40C，在东北工学院我讲课的操作系统，就是这个型号计算机上采用的。

日本方面派了一批专家过来，负责调试我这台3号DDC的日本专家来自东芝公司， 叫小林敏夫，二十多岁。 别的计算机的调试工作，主要都是日本专家在工作，中国人在一边看。但是通过几天的接触，小林发现我对这个机器很熟悉，上手非常快，于是，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调试工作改为由我来做，他在旁边指导。这样，四台计算机里，只有我们这台是由中国人主持调试的，对此，我很自豪，小林先生也很得意。

　　在武钢工作的三年内，小林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东芝公司有一些内部资料，例如他们公司执行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编程序方法，小林先生就把这些资料都提供给我阅读。从1976年到1979年的三年里，我和小林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三年， 也是我电脑技术突飞猛进的三年。由于我在武钢这的工作优秀，被冶金部授予了“技术专家”称号。

　 7、参加宝钢的对外引进谈判

刚从武汉返回北京，我就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国家要建设上海宝钢热轧厂， 1979年，要进行宝钢设备的引进谈判， 我就被选派为谈判代表之一。 参加武钢热轧安装调试工作的除了武钢人员、我们以及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之外， 还有重庆钢铁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许海洪就是他们设计院的组长，所以这次宝钢引进谈判小组的组长，冶金部就指定由许海洪来担任。

既然要从国外引进设备，自然就有很多国家的厂商来参与竞争，所以我们的谈判安排得很满谈的对手每半天换一家。举例说，上午和日本新日铁公司谈完，下午就和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谈，次日上午和美国公司谈，下午就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谈……,谈判的对手还有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公司，而且有些国家还不止一家公司前来参与。

谈的方式是，某外国公司先介绍他们的设计方案，然后我们中方人员就该方案提问题，他们解答。当我们听明白之后，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也可以提出要求。他们会根据我们的问题和要求，回去对他们的方案进行修改，然后几天之后再就他们的新方案进行讨论。因此，即使是同一家外国公司，也会与他们谈判很多次。 我和许海洪等人，在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里，虽然对日本的系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是我们毕竟只了解了一家，而宝钢的这个谈判，有很多外国公司，他们的方案与日本是不同的。此外，由于技术在进步，很多新设备开始使用，例如作为外存储器的软盘驱动器那时刚刚推出，所以有些公司的方案里面就加入了这些新设备。

这样一来，和外国公司的技术谈判，就变成了我们学习系统设计的很好机会。这样，通过和外国技术专家的谈判，我们对于设计一个热轧计算机控制系统，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如何设计更加合理更加节约，如何提高性价比等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这一年无论在电脑系统的设计方面还是英语水平方面，我都有极大的收获，相当于参加了一个培训班。

8、去日本学习电脑技术

对外谈判之后，由冶金部的领导拍板，决定宝钢的热轧计算机系统向日本三菱公司购买。

通过武钢的安装调试，中国已经有了一批对热轧计算机控制有比较深入了解的技术人员，但是，仅仅参与安装调试所学到的本领是不够的，最好从设计系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这样才能全面地掌握先进技术。所以还在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多次向上级反映，建议在宝钢引进技术的时候，中国技术人员从系统设计阶段就介入，上级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宝钢热轧厂的安装调试时间将在1982年第二季度开始，于是冶金部决定组成一个小组派往日本三菱公司，先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然后在日本参加宝钢热轧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等到1982年再回国和日本人一起参加安装调试工作，直到宝钢热轧厂开工生产。既为中国培养了人才，也等于给日本方面将来的安装调试提了助手。赴日的小组由12人组成，许海洪担任组长。小组成员由冶金部各有关单位选派。按理说，各单位应该派懂计算机的人参加，但是有的单位派来的人却是对计算机完全不懂的人（毕竟出国是美差所以这个机会给了那些有门路者）。于是在小组里面，我是电脑技术佼佼者。 1979年11月，我们去日本位于镰仓的三菱公司，第一步是先学习电脑的软硬件技术，先学硬件再学软件。 由于听课的人中不少人不懂计算机，因此每天晚上我还要给他们补课，这样一来，我就学得更踏实了。

两个多月后，就在我们的电脑课学完的时候，由于中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所以宝钢工程就搁浅了。我们的计划就被取消了。大家在1980年的春节前都回到了国内。

三、在澳大利亚产的计算机上开发汉字系统

从日本回到冶金部自动化所之后，作为搞电脑工作的我，没机器可用，当然也就成了纸上谈兵。所里的机房里有一台计算机，印象里其型号好像是美国数字公司（DEC）的小型机PDP-11,被比我资历高的工程师占用在搞研究，轮不到我用。 这时，国内开始从美国进口微型电脑（下文简称微机），第一批引进的是Apple II，我们所里也进了一台。但是我也没有机会碰它。不过，微机不需要机房，放在普通办公室里就可以用，这大大改变了人们对计算机的看法。

1982年初，国家科委从美国一次进口了500台Cromenco微机，这当时在计算机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批机器被分配到了全国很多单位。我们所也分到了一台，这台机器被分给了搞硬件的李今民小组， 我很羡慕，但是可惜只有一台，所以我还是没有机会用它。

这个时期，国内还引进了其它型号的微机，如TRS-80等等，电脑开始在国内普及并应用到各个领域。我的小组也获得了一笔科研经费，被批准用来购买一套微机，这使我非常兴奋。我们小组一共6 人，我是组长，组员中有刚分配来的学计算机专业的俞曙鸣、学轧钢工艺的硕士生葆鸿熙，还有中专生赵洪明等。

当我正在考虑该买什么型号的机器时，葆鸿熙对我说，他弟弟在北京天文台工作，天文台刚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一种微机，价格很便宜，推荐我去了解一下。

在他的引荐下， 我认识了澳大利亚籍的华人邝振琨先生。 邝振琨先生和我同龄，他在大学硕士期间读的是天文学，毕业后又爱上了计算机技术，于是自己钻研成了计算机专家。他在澳洲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叫DATAMAX公司，并研制生产了型号为DATAMAX-8000的微计算机。在他研发的微机上市的时候，IBM公司的PC机还没问世。 邝振琨先生是我认识人中间最杰出的计算机专家，聪明绝顶，他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技术问题解释清楚。

　　上图为：2019年，我和夫人与邝振琨先生（右一）在悉尼的合影。

当年，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主机、终端、打印机。在和邝振琨先生进行商务谈判的时候，他说：“我整个系统的报价比较贵，因为三大件里的终端和打印机都不是我公司的产品，如果你们自己直接去采购这两个设备，价格就可以便宜很多。”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四处参观各种展销会，了解终端和打印机的行情，打算由自己配置成一个系统，从邝振琨先生那里则只买主机。我在“五七干校”认识的朋友王安时，得知我正在考虑自己选购终端机，就立即向我推荐了美国Televideo公司的终端。当时，普通一台终端的价格为1400美元，而王安时给我报的是900美元！ 他也为我推荐了一款日本OKI公司的打印机，价格350美元，也比别处的报价便宜很多。

我妹妹缉惠得知我在选购打印机的时候，她对我说，她的同班同学于成金已经成为一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让我去找他。我到了他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里，他向我推荐了一款日本伊藤忠公司的打印机，报价是500美元。他的报价比王安时的报价要高，所以我流露出不太想要的神情。他说：“日本人说这台打印机的性能非常先进，我和你妹妹是同学，买不买都没关系，你可以不付款先拿去用，不满意再拿回来。”既然可以不给钱先白用，我便决定先试试他的打印机。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小组终于配齐了一套计算机系统：邝振琨先生给我们做培训，由于这台计算机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他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就把该计算机的问题都讲明白了。而且，我发现微机的操作系统与武钢热轧控制计算机的操作系统相比要简单多了，所以在这样的高师带领下，我对这台机器很快就掌握了。

而这台打印机，更是带给我原先没料到的惊喜，从此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买到了一个新东西，不论是收音机，电视机，玩具，或者别的商品，都会非常仔细地阅读说明书，然后按说明书的内容一点点去尝试它的所有功能，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当我拿到这台打印机之后，我就开始试用它的各种功能。

在这之前，我用过的打印机包括老王推荐的那种都是字符式的。这类打印机的打印头上事先装好了各种字符的模子，当计算机要打印字母“a”时，打印机就把这个“a”的字模敲击到色带上，于是在纸上就印出了一个“a”来。这种打印机最多只能打印100多个字符，也就是英文字母的大小写共52个字符，再加上0-9十个数字，以及“!@#$%……”这些标点符号。

但是，这台伊藤忠的打印机却不是这样的，它被称为点阵式打印机（Dot Matrix Printer），它的打印头上没有任何字符模子，而只是在垂直方向上装有8根针，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也就是说，它是一台图形打印机。如果要打印字母“a”时，它只是把事先存好的字母“a”的图形调出来打印而已。除了能打印上述那100多个字符外，任何形状的图形都能打印。因此，这种点阵式打印机的出现，是打印机技术的一大进步。

当了解到了这台打印机的新特性之后，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按图形方式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当然，这几个字歪七扭八并不好看，但是确实是汉字。如果只用8根针，显然打汉字的点数不够，有些汉字笔画很多。不过没关系，一行打印不了，我打印两行拼起来，不就相当于16根针了吗？

我要感谢于成金先生，作为商人的他自然要极力推销自己的商品，但是我这一试用就试出兴趣来了，更应该感谢的是打印技术的进步。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而是很有可能了。

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有点局限，没想更远的事情。但是我想到了眼前要做的几件事。这几件事是：

①、要做一套汉字字库，至少常用字都要有。

②、要有汉字输入法，像录入英文那样把汉字录入到计算机里。

③、要能在终端上显示汉字。

④、要有能处理汉字的应用软件，即真的能让电脑用中文做点实事。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自己动手做吧！

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员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16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把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问题来了，中国的汉字这么多，要给哪些字做点阵图形呢？幸亏中国在两年前刚刚公布了汉字代码的国家标准GB2312-80，我才有了明确的目标。这套国标里一共收入了6763个汉字，把汉字分为两级，第一级有3755个常用汉字，按照拼音顺序排列；剩下的是第二级，是不太常用的字，由于很多字普通人都不会念，所以按笔画顺序排列。于是，我决定先把一级汉字的点阵给做出来。

才做了几个字，我们就发现，字形很难看。于是，我们又请了所里书法最好的资料室的任冠甲先生来摆字形。他的热情也非常高，往往一个字的形状要左看右看，琢磨好一会儿才定稿。就这样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还需要有汉字输入法。由于一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列的，显然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

从道理上讲，此事非常之简单，你给出一个字的拼音，一查国标一级汉字编码表，这个读音的字全都摆在一块儿了。但是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同音字太多，如你输入一个“li”，就对应了“里离力丽李立理利……”等等一大串汉字。因此，如果要搞拼音输入法，就需要对同音字进行选字，怎么选？你得让操作者看得见这些字才好去选啊！所以，稍微深入地想一下就发现，要实现拼音输入，先要能显示汉字才行。

我们的Televideo终端是英文字符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x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库，我就把一个英文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x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输入时如果同音字太多，就翻屏吧，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懂技术的朋友知道，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台微机的操作系统是Digital Research公司的CP/M，由于邝先生购买了其使用权，所以他可以给我提供BIOS的程序清单，这使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工作。这样，我考虑要做的四件事，完成了三件。

这台DATAMAX电脑买来时，还附带了很多应用软件。其中，有文字处理软件 WordStar（相当于微软的Word），表格处理软件 CalcStar（相当于微软的Excel），数据库软件 dBase II。对所有这些软件，邝振琨先生都给我们做了讲解和演示。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操作WordStar时，我惊呆了！他用键盘熟练地输入一篇英语文章，每行输入到了最右边，不需按回车，单词就自动换行了，而且马上左右都对齐了。当他选择替换某个单词时，整篇文章的同一个单词可以立刻全部替换掉……。软件有个“Block Move”功能，你只要把一组文字全选中，就可以整块移动到文章的另一个位置去。这些功能，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但是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好用的文字处理软件，感到大开眼界。

而且，该软件还有Mail Merge（邮件合并）功能，邝先生表演了一下，当写好一封信之后，收信人姓名那里不需要写真实姓名，而只需写一个变量符号，然后让它和dBase II关联，在打印信件的时候，只需告诉该软件，此变量对应于数据库中的什么，软件就会自动从数据库中找出收信人的姓名替换进去。例如，你要发一个通知给某个小组的12个人，你只需录入一封信，它就自动打印出内容相同、收信人姓名不同的12封信。

用CalcStar也很精彩，假定第一格的坐标是A1，第二格是B1，那么在第三格里输入“=A1+B1”，那么如果第一格里你录入了4，第二格录入了7，那么第三格自动就变成了11。我一看，效率太高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软件。

他还给我们演示了dBase II的很多精彩功能，例如如何根据有关条件查询数据库中的数据。录入了一批人员的数据，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工资，特长等等，只要查询“30岁以上的女士”，就可以立即检索出来。

对于一直在轧钢现场搞过程控制的我来说，过去一直是在使用汇编语言设计软件，软件的内容就是控制轧机的开口度，钢坯的温度……。而邝先生这台微机的到来，把我们引入到了办公自动化的领域，让我们懂得，原来使用电脑，还可以极大地提供办公效率。

当时，国内很多人都在进行汉字处理的研究，电脑界纷纷在议论一个问题，是要搞一种专用的汉字电脑呢？还是让普通电脑来处理汉字呢？之所以有这样的辩论，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普通电脑是不能完成处理汉字任务的。前者是我自己个人力不能及的事，所以我不去想它，于是我试图走后一条路，不管是否能成，先做起来再说。

既然我已经解决了汉字处理的前三步，我就在想，是否可以用上述这些办公软件来处理汉字呢？通过试验，我发现WordStar 和CalcStar都不行，当我对它们录入汉字时，软件就崩溃了，既显示不了汉字，也无法操作。

但是我发现 dBase II可以，例如，当我建立数据库的时候，录入的汉字虽然在屏幕上不能正确显示，但是，存在软盘里的数据是正确的。该软件的所有功能都可以执行，如果最后要把执行结果打印出来，打印内容里面如果含有汉字，也是正确的。这说明，该软件在我对这台机器增加了汉字处理能力之后，其中西文兼容性很好。

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大姐，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的建议得到了她的积极支持，我们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ASE 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住在西直门内东冠英胡同25号的四合院内，我的大女儿在北大附小上学，小女儿在中关村三小，所以我考虑是否可以把自己的住房换到中关村去。

为此，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 II，我就自告奋勇向换房站建议，由我们为他们搞一套电脑换房查询系统，我的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他们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小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由于dBASE II本来就是一个功能很强的数据库软件，所以有了数据之后，只需提出查询条件，立刻就可以获得查询结果了。例如，想把某个街道面积大于80平米的房子找出来，就是一瞬间的事。

1983年10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该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和周围别的城区的换房站相比，我们这里风头十足，换房者排队等着查询。当时《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导。记者还特地采访了我们所长顾炎，问他是怎么想到要为换房工作服务的，这使得顾炎也很有面子。无论是为所里的财务科搞财务管理，还是为换房站搞查询系统，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实现了我前面所说的要做的第四件事。

正在为这台DATAMAX微机开发汉字系统的时候，我从《计算机世界》报上看到，要召开由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的消息，我自认为自己所搞的这个汉字系统还是很有特色的，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微计算机采用汉字时实现中西文兼容的一种方案》的论文，向这届国际会议报名。

　　不久，我收到了会务组的通知，我的论文被这届国际研讨会采用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员董韫美在论文审查表上做了推荐的评语。

1983年10月，我带着用自己汉字系统打印的论文去武汉参加了这届国际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 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没听说过dBASE II这个软件呢。这次会议，使我认识了很多搞中文处理的人。会议是分专题讨论的，例如计算所的王建新；几位搞输入法有点成绩的人，笔型输入法的发明者李金凯、王永民等。对我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冶金部自动化所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支持的，例如所科研处在单位大院布告栏上贴出红色的大字祝贺信，祝贺我成为所里第一位获得资格参加国际会议的科研人员。但是所里也有人认为，我们单位是搞冶金自动化项目的，搞电脑中文处理，属于不务正业。确实如此，从我们小组买了这台电脑开始，先学习如何使用电脑，这倒也无可厚非。接下来我们就在电脑上研发汉字处理系统，进一步就做电脑财务报表系统，换房查询系统等等，而我所在的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轧钢自动化。也就是说，从买电脑开始到我参加国际会议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小组做的事情都与轧钢自动化无关。因此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是有其道理的。这种情况领导不可能长时间不管。室主任通知我，让我出差到东北去搞一个轧钢自动化的项目，这个项目和武钢、宝钢这样的项目类似，参与进去就要好几年时间。虽然我在DATAMAX电脑上的汉字系统做出了成绩，但是我并不满意，因为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系统，有很多问题。例如，终端无法显示汉字，文字处理软件和表格处理软件都无法处理汉字等等。所以，我还想在汉字处理上做更多的尝试和研究。因此我对室主任说，东北的项目我不愿意去。他说：“如果你不服从，可能会降你的工资。”我和室领导开始有矛盾了。

这个时期，在北京中关村就已经陆续有民办企业诞生了。例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王洪德在1982年12月成立了京海公司，1983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春先成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陈庆振领导的科海公司也在当年5月成立。这些消息在当时的报纸上都陆续有报道，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记得1978年还在武钢的时候，我的同事许教津也早有自己办公司的想法，当年他就给我画过一个示意图，就是要找一家著名的外国电脑公司，搞一个合资企业，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引进新的管理模式和新技术。那时我俩就经常议论中国体制的弊病以及改革道路这些问题。我们俩人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的体制下，建立一个新型的高科技公司。许教津和我与所长顾炎的关系都不错，我们就找他表示了这个想法，顾炎很支持，让我们起草一份书面的计划。许教津执笔写了一个计划书上报给了顾炎。计划大意是，由所里提供开办的资金和必要的场地和设备，成立一家所办公司进行科研体制改革的试点。当时，我们这个自动化研究室一共二十多人，我和许教津从中挑选了比较优秀的9名技术人员，打算把这些人拉出一支队伍，当然，我俩已经私下里和这些人员做了沟通。计划书递交之后，我俩心急如焚地等候领导的决策，过了几天，结果出来了。所党委领导小组开会讨论了我们的方案，全盘否定了我们的计划。至于否定的理由，顾炎没有解释。不过，有的同事说，肯定要否决你们的啦，你们把自动化室里最优秀的几个人拉走，这个室还怎么干啊？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那再想别的办法吧。办公司，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资金。如果能找到钱，我们不一定非要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下面办公司啊，离开单位出去办也可以。我母亲夏蔚霞，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是同班同学。当得知我想自己找资金创业的时候，她很支持我的想法，就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过了几天，荣毅仁的女儿打来电话，让我带着创办公司的计划书到中信公司去一趟。当年，中信公司在天坛宾馆里临时办公，我和许教津两人带着材料，去找他们公司的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这位经理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海归，他很热情接待了我们，说话中总是不断夹杂着英语单词。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创办公司的想法，不料他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的想法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你们这样做肯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劝你们别这样想了。如果你们在单位里工作不顺心，我们中信公司的计算中心正缺乏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这里上班。” 我和许教津彼此看了一眼，就起身告辞了。出了中信公司后，许教津对我说，没想到荣老板的公司居然会是这样，太令人失望了！我俩都非常沮丧。

再说说我的工作。室主任让我去东北出差被我拒绝了，我一心扑在电脑汉字处理系统的研发工作上。用dBase II处理中文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我认为并不完美，因为我最喜欢的文字处理软件WordStar却不能处理中文。该软件不能处理中文，我认为问题首先在于我们的终端TeleVideo 950无法显示汉字，于是，我认为要先解决汉字的显示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我走进了一个误区。过去的打印机是字符式打印机，后来我用了伊藤忠的图形打印机，就能打印汉字了。而我当时用的终端也是字符式终端，如果当时能聪明地联想到应该改为图形终端，那么不就可以显示汉字了吗？事实上，这个推理是成立的，我们现在的台式电脑用的显示器就是图形显示器，它通过VGA接口或者HDMI接口与电脑相连，可以从电脑向显示器发送任何图形，当然显示汉字更不会有问题，而且我们在屏幕上还可以看照片、看电影。因此这个推理的结论应该是：像无需开发汉字打印机一样，也无需开发汉字终端。但是当时我没这么明白。我只是想，要让终端能显示汉字。因此我确定的目标是研制汉字终端，而这个任务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通过一番寻找，我发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六室正在研发汉字终端，这个研发小组有两个人，组长叫贾沛长，还有一位研究人员叫刘岁杪。于是我对他俩说，我愿意协助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很高兴接受了。 1983年—1984年初，我每天都跑到计算所六室去上班，和他俩一起研究汉字终端的问题。我加入了之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事实上，后来的电脑发展就是走了采用图形显示器的路而不是采用汉字终端，因此我们这段成果后来并没有应用到微机系统上。不过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应该好好感谢他们。

当时，我的家也由于成功地换了房子，刚从三里河搬到了双榆树，去计算所上班也很近。这段时间我不去位于丰台的冶金部自动化所上班，还不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策划在自动化所的领导下创建公司的想法也被否决了，这个形势已经使得我产生了离开这个单位的念头了。

四、辞职加入四通

1984年6月的某个星期天，我和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他就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才39岁，很能干但又不是胡来的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王安时还向我介绍了身边的沈国均，说他原来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工作，现在和他一起也刚刚加盟四通。我听到这个消息，就毫不犹豫去找该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四通公司刚成立，地点就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原址那里（其位置相当于现在北四环中关村桥的西边），那天是王安时陪我一起去的。一进去我看到整个屋子很大，但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个保险柜。王安时向公司总经理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就能把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此时总经理请我先谈谈想法，我就又把在所里的方案如何遭到否决以及去中信公司的遭遇都讲了一遍，然后把我们当时写的方案拿出来给他看。总经理听了王安时的介绍和我的想法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又是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儿，你就来吧。” 就这样，我就决定加入初创的四通公司，并且立刻向冶金部自动化所提出调动工作的申请。此时是6月份，公司刚成立不久。 1984年5月11日，四通公司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领取执照，全称是“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的，在5月16日，公司召开了成立大会，所以定为5月16日成为公司成立的纪念日。四通之所以选择了四季青的自选市场作为门市部，是因为公司总经理在当时海淀区区委书记贾春旺的撮合下，认识了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并决定和四季青公社合作，由四季青公社出资金并提供房子，四通的“四”字，就源于四季青。 “四通”的谐音在英文里是“STONE”。STONE可以是普通的石头，也可以是宝石。当年有句名言 “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是可以摸到的石头。科技人员办公司，要投石问路，我们就是那块石头。不成功，我们是铺路石、奠基石。成功了，我们就是里程碑。里程碑英文是Milestone，也是STONE。四通门市部是在1984年9月份开业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在交通路口，店铺的门脸朝东，隔了马路东边就是科学院各院所集中的楼群，北边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9月份门市部开业后，我每天到这里上班，任务就是站柜台，推销PC电脑。这个时候，我的劳动人事关系实际上是含糊的。从我到四通公司后，四通公司给我发工资，但是从组织关系上说，这是不合手续的，应该要求所里把我的档案关系调入四通，办理一个调动手续。于是我就向冶金部自动化所申请调动工作。申请是6月份提出的，但是到了9月份，所里还是不给予答复，实际上的态度就是不同意。

此时，我产生了丢掉铁饭碗下海的想法，不过下海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我认真考虑后认为，我是有能力谋生的。一是我是无线电爱好者，曾经自制过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我可以开一个收音机修理门市部；再说，我手风琴拉得很好，当过北京大学手风琴队队长，曾经在学校的独唱独奏音乐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我未来也可以以教手风琴为生。所以，我决定跨出关键的一步。

1984年11月3日，我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反正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有出去开餐馆的人。

下图是当年四通公司的门市部：

　　我父亲对我的行为很理解，他在1984年的年底写了一首七律诗来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胜似斑衣娱老亲。

该诗直译过来就是：你没有辜负我当年对你的期待，你努力学习成了数学工作者，虽然双脚已经很累了但是你并不怕路途遥远，很高兴看到电脑技术不断更新，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吃好穿好，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民服务。愿儿子你张开翅膀高飞，这比穿上花衣服在我面前跳舞更能让我开心。

当时，像我这样辞去铁饭碗下海的人极为罕见，而我父母却对我的行为很支持，这也使得我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五、四通公司早期销售的产品

1984年，中关村有不少民营企业开始涌现，四通公司和科海公司是邻居，科海公司销售PC机很不错，于是四通把销售的重点放到了和PC配套的打印机上。

198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一种24针打印机，这就是四机部进口的日本东芝3070打印机，进口价一千多美元，市场售价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北京计算技术研究所拿到了一台日本Brother公司的24针点阵式打印机，型号是2024，它打印日本汉字没问题，但是打印中文汉字则是乱码。四通公司总经理得到了这个感到这里有商机，他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驻京办事处要了一台同型号的样机，组织中国科学院的崔铁男等人编制驱动程序，仅用了8天，就解决了打印中文汉字的问题。此时刚好谈判高手王安时加入四通，由他主持对三井公司的谈判，他非常善于侃价，最终以500美元的进口价谈妥。四通公司2024，的最终售价是4000多元人民币，连东芝3070打印机的一半价格都不到。因此，这个Brother-2024打印机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记得当时王安时说过，要比别人便宜，就要便宜很多，这样才能让人下决心买你的，只便宜10%是不够的。

四通公司靠2024打印机的销售，1984年，公司的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万元。那时因为我刚进入四通，这个事情我没有参与。

第二年，四通公司从日本伊藤忠公司进口了1570彩色打印机。这种打印机自带一块汉卡，所以打印汉字更加方便，而且它还能进行彩色的图形打印。不过，原装的汉卡只能打印日文里的汉字。四通公司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日本的汉卡改造为中文的汉卡。我带领侯璟琳等几位技术人员经过努力完成了任务，我们这块汉卡的研制成功，当年还得到了海淀区的奖励。

1985年5月16日，在民族文化宫的地下室，四通公司召开了成立一周年的大会，海淀区区长史定潮出席了大会。四通公司总经理在大会致辞中提到了我，他说：“如何为广大科技人员创造一个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舞台和环境？这是我们创办四通的初衷。冶金部自动化所的王缉志，在原单位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却不能实现。他辞职来到四通，找到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在 1570 打印机的技术开发中，他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这年，四通的营业额达到1462万元，盈利198.9万元。（注：资料来源见1—1。）

把2024打印机的驱动程序改一下就能打印中文汉字，把1570打印机的汉卡改造一下，也能解决打印汉字的问题。将国外的产品做一点改动以适应国情，这种做法被称为“二次开发”。

　　在武钢工作的三年内，小林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东芝公司有一些内部资料，例如他们公司执行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编程序方法，小林先生就把这些资料都提供给我阅读。从1976年到1979年的三年里，我和小林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三年， 也是我电脑技术突飞猛进的三年。由于我在武钢这的工作优秀，被冶金部授予“技术专家”称号。

　　六、四通和三井公司合作

1984年—1985年初，四通公司好几项技术工作都是对国外产品进行二次开发而获益的。但是，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来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于是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此事。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很赞成，公司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搞这个项目。 1985年3月某日，公司总经理、王安时和我与从东京来的三井公司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用。当时公司总经理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公司进口文字处理机硬件。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公司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5000万日元（相当于25万美元）。”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营公司，当时的规定，民营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这次与三井公司的谈判，对四通公司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田邦夫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因为我没有订货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公司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而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公司通过三井公司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四通公司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 1985年6月，包括我在内的四通的主要领导人都去了东京，和三井公司讨论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细节。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

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发者有三类：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多年以后，OEM公司在中国有了一个新提法叫“贴牌公司”。我们在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托做的。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处理机。参观时我被一个细节惊呆了，原来我以为电脑键盘键帽上的字是印上去的，看到他们制作键盘的过程才知道，他们是先有一个立体的字母形状然后才在这个字母的周围灌上塑料，即使键帽表面被磨薄1毫米，这个字母也不会缺少笔画的，我相信看了这样的制作，谁都会觉得这个键盘耐用。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于是我们决定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依赖日本。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公司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七、四通与ALPS公司合作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公司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杭州自动化所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机，编辑能力较差。其他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澳大利亚邝先生给我演示过的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 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说法，等等。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此外，我曾经在心理所搞过工程心理学，这对我在打字机的人机互动操作方案设计上也起了指导作用；而当年我在王安公司驻京办事处里经常学用他们的办公处理软件，“王安办公软件”的分级操作菜单方式，也成为在我设计打字机菜单时的参考。四通打字机日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A，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A表示第一代。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在设计外壳时，我坚持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是公司总经理和我都主张用四通商标。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我是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公司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BIOS。只要在PC机上按BIOS的约定向打印机发送打印指令，即使打印机不是ALPS的，也能正确打印。同样，只要按BIOS的约定向屏幕发送显示指令，电脑CRT屏幕上的显示就和未来的液晶屏显示一样。于是，ALPS公司在日本研发硬件的同时，我们就在北京开发软件，双方并行工作。因为分工明确，我、王玉钤、孙强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才在一起开会。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中日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于是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公司去进行最后的综合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郗建民。按计划我们应工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现在中国的网络公司采用996工作制，即每天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样说的话，当时我们的工作时间比996更长。

　　下图左起：王缉志、王玉钤、张月明、孙强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当年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好的有李金凯，我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先支付一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先生，他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当时王永民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费。于是我就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先生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带来了显著效益。王永民先生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虽然在宝钢项目上我去过日本，对日本人的做事认真有所了解，但是这次与ALPS公司的人一道工作，还是有很多体会。他们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在这个打字机里使用的汉字字库是我们中方提供的，因此显然字库的质量应该由中方负责，但是我发现日本的技术人员居然对我们的汉字字库里的点阵图形逐字校对。另一个是日本公司的文档管理制度，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把文件写得清清楚楚的，并不限于口头的叙述。我们过去习惯很多事情只是口头上交待一下就算完事，他们都会落实在书面上。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未调好。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在延长留日的这几天里，国内来了长途电话，四通公司总经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垂危。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最后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不想竟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这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我这时立刻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因为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开发条件，如果这次没调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万一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我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当我把我在日本的情况向母亲介绍之后，我母亲说，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来由你自己决定。我听了之后告诉她，我还是决定留在日本把开发工作做完。尽管我父亲病危，我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到4月11日（星期五）中午，机器的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向听到了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当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领导都来向我们祝贺，而我因为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感到眼冒金星、脑袋昏昏沉沉，我强打起精神，向他们介绍开发的经过。日本人说：“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下图为1986年我在日本开发打字机的情况

　　4月14日星期一，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赶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还清楚，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6年5月3日，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临终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给我的诗中所说的“还应服务为人民”的教导，将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MS-2400A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人民币一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当年四通公司的销售额，居然达到了一个亿。
MS-2400A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A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惯的。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不会有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设计他们就怎么做，错了自然是我设计者的责任。
8、开发MS-2401打字机
在MS-2400A打字机推出之后，销售势头很好，但是该机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新的小组增加了两个人，除了我和孙强以外，增加了裘钢和王东方两位。
四通公司在销售1570彩色打印机的时候，航天五院下属的502所在读博士生裘钢为该打印机开发了一个软件，使得打印机可以当绘图仪使用。为此他找到了我，把开发的软件卖给了四通公司，我也因此与他相识。我就启用裘钢来做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工作。裘钢是博士生，非常聪明而且工作效率很高。
裘钢在502所的工作是关于航天技术的，在此期间他解决了卫星姿态实时确定的问题，他的论文在IFAC（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上获优秀论文证书。他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攻克一个航天技术的难题，曾经几个月不出门，每顿饭都是方便面，吃掉了几百包。王东方也很聪明，交给他的任务总是完成得不错。
四通2400A打字机,，名义上虽然可以用磁带录音机来当外存使用，但是操作极为不方便，所以等于没有外存。因此在2400A上，每篇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容量。而2401打字机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因为此时要把正在编辑的文章中超过内容容量的那部分暂时存放到软盘中，而当操作者需要编辑暂存在软盘中的内容时，又要把这部分内容调入内存，把另一部分调出内存。这样的处理，我把它称为“磁盘滚入滚出”。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磁盘I/O调用的软件。
岛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不过该功能做成之后，我们就比当时日本市面上的各种文字处理机产品都更先进了，因此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产品当时已经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MS-2401打字机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MS-2400A打字机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MS-2401打字机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所以编辑文章更加方便了。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定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由于MS-2400A打字机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王安时也敢于下决心投入。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开发小组的人就要到日本横滨的ALPS公司去进行联合调试工作，正当公司为大家办理护照和出国手续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裘钢是在读博士生，如果办理出国手续，就要502所开出有关证明，而502所此时拒绝开证明。如果裘钢不能出国，一方面我们的开发调试会受影响，另一方面裘钢自己本人的出国期待也落空了。一边要出国，一边不批准，事情就僵持在这里。此时裘钢做了一个大胆的表态：如果502所不批准就退学，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也可以不要。引起502所领导的注意，最后502所所长还是比较开明的，批准了裘钢出国。 MS-2401打字机的开发采用了与MS-2400A打字机同样的方式，即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 MS-2400打字机成功推出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字机中。2400A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对自己做的拼音输入法也不很满意打算要修改，可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打字机中采用他的拼音输入法。实践证明，他的拼音输入法做得很好。我也思考了这个放权的问题，假如只让我做拼音输入法软件一件事，我可能比他更好，但如果不会用人，那么事业就做不大，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先生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因此在四通公司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就买了五笔字型了。

1987年5月16日，四通公司在友谊宾馆召开“庆祝公司成立3周年大会暨MS-2401打字机新品发布会”，四通公司总经理让我在会上宣布MS-2401正式推出并讲话，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先生、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先生等。 ALPS公司的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MS-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

MS-2401的推出后，关于如何推销这款新机器，在四通公司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为当时MS-2400A打字机的销售正旺，MS-2401打字机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公司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辩论过，他说：”MS-2401打字机好比高级音响，MS-2400A打字机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MS-2401打字机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的确并不好。作为设计者的我，很清楚MS-2401的优点，我坚信它会被市场接受。果然，半年多以后，新一代机器的优点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1987年5月16日，MS-2401打字机问世以来连同后来以它为原型开发的MS-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由于四通打字机的推出，我国十多万原有的专职机械打字员，全部转入计算机时代的电子打字机行业，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计算机操作人员，推动我国进入计算机时代发挥巨大作用。 1987 年，四通公司年销售总额 31713 万元，利润总额 2500 万元，人均销售额 76 万元，人均利润 6 万元，上缴利税 638 万元，为国家创取外汇123万美元。（注：资料来源见1—2。） 1988年，四通公司计划年销售总额5亿元，利润总额 3500 万元，工业总产值3亿元，为国家创取外汇500万美元。（注：资料来源见1—3。）

1986年5月15日，四通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庆祝四通公司成立两周年暨2400A中文电子打字机”新闻发布会，宣布推出四通MS-2400A中文电子打字机。会上展出了我们的新机器，能打印普通纸和蜡纸，除了能打印8种大小的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

发布会邀请了国家语委的周有光先生参加，他是我国语言文字学方面著名的专家，也是经济学家，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在开发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看到四通打字机后说，“在国外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这里顺便说一句，周有光先生对“Word Processing”翻译成“文字处理”表示不同意，他一直认为应该称为“语词处理”。著名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下图为四通MS-2400A中文电子打字机：

　　MS-2400A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人民币一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当年四通公司的销售额，居然达到了一个亿。
　　MS-2400A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A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惯的。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不会有不习惯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设计他们就怎么做，错了自然是我设计者的责任。
　　8、开发MS-2401打字机
在MS-2400A打字机推出之后，销售势头很好，但是该机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因此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新的小组增加了两个人，除了我和孙强以外，增加了裘钢和王东方两位。
四通公司在销售1570彩色打印机的时候，航天五院下属的502所在读博士生裘钢为该打印机开发了一个软件，使得打印机可以当绘图仪使用。为此他找到了我，把开发的软件卖给了四通公司，我也因此与他相识。我就启用裘钢来做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工作。裘钢是博士生，非常聪明而且工作效率很高。
裘钢在502所的工作是关于航天技术的，在此期间他解决了卫星姿态实时确定的问题，他的论文在IFAC（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上获优秀论文证书。他工作起来非常投入，有一段时间他为了攻克一个航天技术的难题，曾经几个月不出门，每顿饭都是方便面，吃掉了几百包。王东方也很聪明，交给他的任务总是完成得不错。
四通2400A打字机,，名义上虽然可以用磁带录音机来当外存使用，但是操作极为不方便，所以等于没有外存。因此在2400A上，每篇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容量。而2401打字机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因为此时要把正在编辑的文章中超过内容容量的那部分暂时存放到软盘中，而当操作者需要编辑暂存在软盘中的内容时，又要把这部分内容调入内存，把另一部分调出内存。这样的处理，我把它称为“磁盘滚入滚出”。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磁盘I/O调用的软件。
岛津先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不过该功能做成之后，我们就比当时日本市面上的各种文字处理机产品都更先进了，因此不夸张地说，我们的产品当时已经属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MS-2401打字机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MS-2400A打字机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MS-2401打字机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所以编辑文章更加方便了。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定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大。但由于MS-2400A打字机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王安时也敢于下决心投入。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开发小组的人就要到日本横滨的ALPS公司去进行联合调试工作，正当公司为大家办理护照和出国手续时，遇到了一个问题，裘钢是在读博士生，如果办理出国手续，就要502所开出有关证明，而502所此时拒绝开证明。如果裘钢不能出国，一方面我们的开发调试会受影响，另一方面裘钢自己本人的出国期待也落空了。一边要出国，一边不批准，事情就僵持在这里。此时裘钢做了一个大胆的表态：如果502所不批准就退学，即将拿到的博士学位也可以不要。引起502所领导的注意，最后502所所长还是比较开明的，批准了裘钢出国。

MS-2401打字机的开发采用了与MS-2400A打字机同样的方式，即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机里。 MS-2400打字机成功推出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字机中。 2400A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对自己做的拼音输入法也不很满意打算要修改，可是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打字机中采用他的拼音输入法。实践证明，他的拼音输入法做得很好。我也思考了这个放权的问题，假如只让我做拼音输入法软件一件事，我可能比他更好，但如果不会用人，那么事业就做不大，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先生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因此在四通公司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就买了五笔字型了。
1987年5月16日，四通公司在友谊宾馆召开“庆祝公司成立3周年大会暨MS-2401打字机新品发布会”，四通公司总经理让我在会上宣布MS-2401正式推出并讲话，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先生、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先生等。 ALPS公司的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MS-2401的技术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

MS-2401的推出后，关于如何推销这款新机器，在四通公司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为当时MS-2400A打字机的销售正旺，MS-2401打字机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公司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激烈地辩论过，他说：”MS-2401打字机好比高级音响，MS-2400A打字机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人不多。”MS-2401打字机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的确并不好。作为设计者的我，很清楚MS-2401的优点，我坚信它会被市场接受。果然，半年多以后，新一代机器的优点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1987年5月16日，MS-2401打字机问世以来连同后来以它为原型开发的MS-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由于四通打字机的推出，我国十多万原有的专职机械打字员，全部转入计算机时代的电子打字机行业，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计算机操作人员，推动我国进入计算机时代发挥巨大作用。 1987 年，四通公司年销售总额 31713 万元，利润总额 2500 万元，人均销售额 76 万元，人均利润 6 万元，上缴利税 638 万元，为国家创取外汇123万美元。（注：资料来源见1—2。） 1988年，四通公司计划年销售总额5亿元，利润总额 3500 万元，工业总产值3亿元，为国家创取外汇500万美元。（注：资料来源见1—3。）

1987年底至1988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科技局负责人于维栋，带领七部委成立调研小组，于维栋任组长。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调研，为在海淀中关村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做准备。 1988初，调研小组写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1988年5月，在于维栋的主持下将调查报告全文名为《希望的火光》一书，正式出版的调查报告的全文。调查报告中对43家企业在1987年总经营额的调查结果为，91492.8万元。（注：资料来源见1—4。）四通公司1987年的经营额排名第一。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民营科技企业在全国成名，以及1988年我国首家科技园试验区的成立，四通公司的贡献功不可没。

从我开始研制发明四通打字机的1985年5月，到2024年的今天，已经过去39年，我也从44岁的中年人，成为83岁的耄耋之人。但是我仍然怀念在四通公司创业那个火红的年代，我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办公自动化进程的一块“奠基石”，我和四通公司全体员工创造的“四通打字机”的奇迹，永远会记载在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技产品进程的历史上！

有关参考资料索引：

注：1—1，来自1985年6月14日。北京市对中关村四通公司、京海、科海等四公司调查报告。

注：1—2，1—3，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七部委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希望的火光》一书 159页—160页，“四通一个追求高效率、高效益、高境界的企业”。

注：1—4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与七部委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希望的火光》一书102页。

　　上图：MS2401打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