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犹在的净居寺

木片(孙丹木)

古时成都，寺庙众多，香火旺盛，仅东、南、西、北四门外，就有四座大名鼎鼎的寺庙。人们习惯称之为“四门四大寺”，且编成顺口溜：东门净居寺，西门草堂寺（有文献将“草堂寺”换成“青羊宫”，大概是因“草堂寺”不属宗教寺院），说明这时常挂在人们口中的“四大寺”，的确堪为人们难忘之拜游胜地。

净居寺之名，有的地方写着“静居寺”，由于“静”和“净”都是佛教命名寺名、法号常用字词，后世局外人也没去深究谁对谁错（建寺之初肯定只有一个唯一写法）。有点遗憾的是现今在成都地图上的地名、路牌以及一些文史资料上，“净居寺”“静居寺”不分的写法依然存在，人们似乎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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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净居寺（网络仿图）

除了净居寺的大名有不同的写法，它曾雄踞、兴盛数百年的位置，是否有准确的认定和共识呢？

根据《成都府志》《华阳县志》《成都县志》等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成都“四大寺”之一的净居寺，建于明代（具体年份无考），在“城东城外五里”。这个地点在今日与城东“龙舟路”连的“净居寺路”（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起于三官堂、止于沙河桥的通车公路，在90年代前统称“龙舟路”，现在龙舟路只有三官堂到二环路口那一段），当今的龙舟路小学和近年拆毁的龙舟路粮店，均属于净居寺地盘。

这样一个方圆数里的大寺庙，在明清时期的兴旺辉煌可想而知。清代诗人王士桢在《秦蜀驿程记》中这样记载：“过桥至净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即使数百年后走向衰落，以至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也还有遗迹可寻。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净居寺大门对面的生产队当村民时，净居寺门前靠近龙舟路的古道还在，那条古道从望江楼公园斜对岸的“铁门槛”（据民间传说是净居寺鼎盛时期的大门，大门旁我当年所见的成都十九中学校区及古道边的农田均为净居寺遗址）起，经过净居寺、糍粑店、和尚碾，再从观音桥到狮子山，是一条成都通往龙泉驿的通外大道（50年代与新修的龙舟路相连）。还看到古道连接净居寺大门前残缺的“无河三洞桥”。当时那个“三洞桥”及桥下水塘已被望江化工厂的围墙围去一半，剩下那一半三拱桥和桥下水塘，便成为生产队的资产，时有村民将遗留的拱桥青砖挖出，或作墙基或建猪圈（我也曾挖了十来匹砌灶台），曾是荷花盛开、鱼儿畅游的半牙池塘，就成了附近村民担水浇菜的天然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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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居寺遗址上修建的龙舟路小学

净居寺路公交路牌旁的净居寺遗房

时光飞越到21世纪的当今，与净居寺有关的遗址、遗迹大都被粼粼大厦、密密街巷所替代，在一片崭新的现代化新城区中，要找到净居寺昔日确切位置的标记建筑，唯有现在面对糍粑店的龙舟路小学，以及面对龙舟路的净居寺粮店待拆破房。

龙舟路小学的教学楼前身即净居寺佛殿和后来的潜溪书院

净居寺二环路口公交站牌旁的净居寺遗房

位于上图房屋右侧，是净居寺仅存的第二排房，上世纪50—90年代用作过粮库（办公）房，现已面临拆迁，后面一墙之隔的是龙舟路小学教学楼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除了以上认定，龙舟路小学片区就是古净居寺遗址，竟还有一说：就是把古净居寺定位在净居寺路与净居寺西街交叉口处（原传染病医院对面），并在成都市区地图上明确标记。这种在城市化进程出现的新标记和街道新名称，不知来源于何历史依据，但从我以上提到的亲闻亲见和相关史籍记载看，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直接导致将名胜古迹遗址移位，并派生命名新地名，进而造成历史地名的失真和地名文化的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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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居寺路旁的净居寺遗房（上世纪50一90年代用于粮库办公房）后墙外是龙舟路小学教学楼

关于净居寺的衰落毁灭，所见史料说是毁于战祸。而民间却曾流传着一个悲凄故事：据说是清朝末年，净居寺的主持得罪了当地一地痞恶霸，恶霸存心报复，使出奸计，纠结一寺内和尚，将一双女人的绣花鞋偷偷放在主持床塌边，然后勾结官方治安人员以捉奸为名，冲进寺庙主持寝室，收出绣花鞋抓走寺庙主持，严刑毒打至死。最后为掩盖冤案罪证，一把火将净居寺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虽经寺内僧众和民间信众共同努力，修复了少量佛家殿堂，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庙堂香火，但毕竟元气已伤，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最终无力回天，名声显赫、金光闪耀数百年的净居寺终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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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居寺遗址对面的高楼片区是在望江化工厂原址建成，原址下当然还有古净居寺大门前的“无河三洞桥”

在净居寺的曲折传奇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不能忘记有三位历史名人，因为这三位名人档案，无疑为百年芳华的净居寺增添了生动感人的历史故事和底蕴深厚的文化光彩。

第一位大名人乃明朝开国功臣、元末明初大文豪、《元史》的作者宋濂。宋濂（字潜溪），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这样评价宋濂：“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有一言之伪，诮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君子矣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者矣。”这位明代开国文臣的重要历史地位可见一斑。

后因宋濂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本依律要判死罪，朱元璋念其前功，在经皇后、太子力劝下，改为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路过四川夔州，染病不起，不久病故于夔门，享年七十二岁。

宋濂在病重时，自知时日不多，曾作五绝一首：“平生别无念，念念在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有人分析此诗中的“麟溪”就在净居寺附近。宋濂在朝时曾经教过太子和诸王读书，当时镇守成都的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也是他的学生，为遂恩师之愿，便将宋濂的尸体迎来成都，厚葬于成都东城净居寺侧，并改净居寺为报恩寺（又称潜溪祠）祭祀宋濂。

早年的报恩寺街（现净居寺路），还有一段宋公桥街，又名茗粥街。有小桥，称宋公桥。桥头上历来有许多慈善人家在这里施茶水，施粥饭，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茗粥街。清代为了彰显满汉和睦，崇尚国学，净居寺一度成为华阳县的书院，别号“潜溪书院”。而今的龙舟路小学，还将整修一新的外墙打造为文化墙，特将宋濂生平事迹雕刻于墙上，以增添校园历史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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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路小学外墙上介绍潜溪书院的石刻

第二位名人，乃前文所引清代诗人王士桢在《秦蜀驿程记》中记载的“……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中的“方孝孺”是也。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在明朝“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义正词严，斥骂伪君，直到孤忠就义，被诛十族，其亲人均英勇赴难。南明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儒在世虽未与净居寺有直接关联，但在身后能与宋濂同被供奉于文殊殿“二公祠”，说明他在人们心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不愧为德高望重、刚正不阿的忠臣和才华横溢的名儒。

当然，这也说明这与蜀王朱椿的器重有很大关系。前面提到蜀献王朱椿曾替他改书斋名为“正学”，不仅如此，这位蜀王还在方孝儒被杀后，感念师生之谊（方孝孺还是其嫡长子朱悦燫的老师），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纪念钦定的“奸臣”，还下令将当年方孝孺居住过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位于今红星路一段西侧，东起福德街、石马巷交会处的方正东街，西止帘官公所街、狮子巷交会处，连接兴禅寺街，长约200米）。

正因为以上原因，这样一位蜀王、蜀民皆敬重的忠臣良师，其塑像能立于净居寺殿堂，不仅是方孝儒身后的荣耀，而无疑也为净居寺增添了光彩和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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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代的方正街

第三位名人是辛亥革命的功臣尹昌衡。尹昌衡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别号止园。为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讳而改名为昌衡，四川彭县升平场人。甲午战争时期，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第一期,次年被川督岑春煊保送日本留学。

1908年尹昌衡学成回国后，曾先后在广西、四川军界任职。尹昌衡性格豪放，胆略过人，兼之才华出众，能诗善文，因而在四川军官中，颇受推崇。

19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宣布四川自治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尹昌衡担任军政部长。12月8日，赵尔丰指使部分官兵闹事，制导致所有兵变，尹昌衡急率部队连夜入城，平定了叛乱，遂被成所有军政各界会议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所有督。1949年四川解放，尹昌衡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病故于重庆，享年69岁。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尹昌衡的突出奉献,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对其给了高度的评价：“尹昌衡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是有奉献的”。而尹昌衡自归隐乡间以来，始终潜心于写诗作文，其著述也颇为丰富。当今学术界、文艺界对他的研究十分重视，已有以田闻一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写出一批优秀作品。

尹昌衡死后葬于净居寺旁的史实，现还未见史籍记载，而是本人在70年代，亲耳听净居寺当地生产队一位我称为“毛伯伯”的老人说的，说是队里一位大家称为朱婆婆的老人，解放初还在为一个大人物守过墓，这个大人物就叫尹昌衡，坟墓就在净居寺旁被称为皇坟的墓园中（也许村民把早葬在那里的宋溓当成皇家人了）。

当时我对此事没加注意，直到过了漫长岁月的今天，看到宋濂葬净居寺旁的史料，才突然勾起我的回忆，前不久又专去东光小区，在守墓人的女儿家核实了此事。她说她妈妈守墓是因为父亲病世后，家里剩下孤儿寡母5人，生活困难，才被招去日夜守墓，下雨天都得披着簔衣守护，虽然辛苦，但给予的报酬能维持一家人生计……她还说，当时有人说她妈妈守的是衣冠墓（只有衣冠而无尸体的墓），她妈妈半信半疑，还是競競业业守了两年到结束。

通过这次采访，再分析人物的履历和品性，我对尹昌衡葬于净居寺深信不疑，希望这件史事能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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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像

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让我们欣喜的看到，大名犹在的净居寺，正赶上弘扬历史文化、重视文化古迹的好时光。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既激发今人记住了净居寺的历史风华，又唤醒净居寺分享了今天的社会巨变和现代化建设的美丽风光。

附记：笔者因解放前夕出生在净居寺旁的“和尚碾”大院，并在1968年从祖籍回成都，又在净居寺的马路对面的永兴村二组生活了21年，故对净居寺的传说、遗迹有所接触和了解。1993年左右，我随武侯区地志办领导去重庆北培图书馆查阅图书档案，无意间看到有关于成都净居寺的资料，顺便抄录下来后，便结合我的亲闻史料，写了一篇《静居古寺何处寻》的文章，发表在《成都日报》，还引起不少读者关注和兴趣。由于近年又查阅、拜读到一些关于净居寺的史料，并结合自身新的认识和思考，便写出以上寥寥数语，以飨读者，以补前篇文章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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