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联”，~一段历史的回忆

陈达建（四达老陈）

“大串联”发生在文革初期，在很多文革作品中，“大串联”着笔不多，原因一是时间短，从1966年8月18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起，到1967年3月，中央下文件结束“大串联”，时间仅半年。二是受众面不大，“大串联”时，能幸运参加的是在校的大学、中学等学生。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52-1953年的人，最大的是66年毕业的大学生，尽管如此，参加的绝对人数也有几百万。

“大串联”运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试想一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哪个具体的人，哪届政府能放任自己的部分国民，在国内除飞机外，任何交通工具仅凭一张学校开具的介绍信，甚至本人学生证即可免费乘坐，更夸张的是住宿，饮食还免费，中央并下文规定，各地必须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安全接待这群人。因为这群学生都有一个统一称呼“毛主席的红卫兵”。

咱一介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大串联”？“大串联”为什么又停止，具体什么原因，不是我们能了解的，仅能回忆那段经过的历史，回忆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

“大串联”大致分三个阶段，1966年8月18号到当年国庆节。这段时间各个学校推荐学生去北京参观学习，选中的学生与学习成绩好孬无关，关键是家庭出身，革命家庭，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三代讨饭的贫农，那恭喜你能被选中，至于那些出生不好家庭的子女，不在此列。第二阶段，从当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下旬，“大串联”尺度有所放宽，只要是在校学生，可由学校开介绍信，甚至带上自己学生证，即可免费畅游全国，享受免费食宿。第三阶段，从当年11月中下旬到1967年3月，中央鼓励不乘交通工具，徒步串联，号称徒步长征，但成效不大，时间也不长，到1967年3月，中央下文，全国停止“大串联”，时间跨度近半年。闹得轰轰烈烈的“大串联”就此停止。

本人有幸在此期间两次参加“大串联”。第一次与班上同学，上郑州，过浦口，去上海，返程时到韶山，用时半个月。第二次约了几位同是在校学生的邻居先到广州，再北上去北京，用时一个多月，1967年元月返汉。

往返多地，其中所见所闻，令人回味，旅途甘苦自知，往事几十年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

穷游

“穷游”在如今旅游界有点名气，它其实是自由行的一种，它的宗旨是尽量花最少的钱，享受旅行中最大的乐趣。

而“大串联”则是实实在在的穷游，因为都是无收入来源的穷学生，有的家庭条件好的，会多给点零用钱，但也有限。有的则分文不给，实则家长有他们的难处。

在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政策。生肓又无限制，多子女就是普遍现象，家里普遍都不富裕。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旅游这个概念，我们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出武汉市到周边县市去看看，“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当时想都不敢想，当“大串联”乘车住宿吃饭都免费时，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事，这好事谁不动心啊。

我们一群人在武昌南站守了一天，到晚上十点多才签到第二天去上海的车票，立马赶回家拿行李，到家深夜了，父母得知我天亮就要走，问了具体情况，并知我的决心，无奈同意了。没给一分钱费用，我身上也是毫无分文。事后很多人不解的说，好狠的心！穷家富路，出远门多少给点钱，何况我手还摔伤了，就这么同意外出，真是心大，其实我深知他们的难处，家里八口人，靠父亲一人工资，平均每人生活费不到每月7元钱，当时己到月底，正是手头拮据时，手上根本没活钱，那来钱给我。我回家己是深夜，想向邻居借也无处可借。事实也是如此，不久我又第二次外出“大串联”，刚好我妹也要去北京，因为父亲刚发工资不久，父母给了她10元，给了我5元，面对额外的支出，我不知接下来的日子里，母亲该怎样安排家里生活。

第一次“大串联”我就这样身无分文，仍和部分同学一起闯上海，到韶山外出半个月才回武汉。

若干年后，我在外孙学校接外孙放学，学校外站满了乌泱泱的家长。不知怎么回事，如今人们普遍富裕了，家庭条件好了，社会也发展了，但有些现象还倒退，老人摔了不敢扶，孩子上下学要接送，怕人贩子，最主要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当年“大串联”我们最小的仅14岁。但不管男孩女孩，父母亲从来没担心过孩子的安全，这是家长对政府的绝对信任，对安全的绝对放心，这放在现在想都不敢想，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误食芭蕉

第一次“大串联”，那年代南京长江大桥还没修，我们是坐火车先到郑州，再转到南京对面的浦口，坐火车轮渡到南京，然后去上海，住在上海斜桥小学。几天后兵分两路，我们这一路到湖南韶山冲伟人故居，然后回武汉。

第二次“大串联”约了几名邻居，没到学校开介绍信，仅凭学生证先去广州，再去北京。

广州对于我们从未出远门的人是个稀奇的地方，饮食比武汉丰富多了，吃在广州不是空话。特别是水果，品种比武汉多，而且很多品种闻所未闻，见都没见过，可我们囊中羞涩，只能看不能买，当时香蕉每斤人民币一角陆分，可我们买不起，只好买一分钱一斤的洋桃，解渴充饥。

有一天走到珠江边，看到江边好多香蕉树（其实是芭蕉）无人管，我们像发现新大陆立马摘了一挂，到宿舍后几人迫不及待开吃。

当吃第二支时，几人同时发现嘴发麻，而且似乎嘴巴合不拢不能动了，以为中毒了，几人吓得不敢作声，当天晚饭都没吃，第二天才缓解。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芭蕉，不管芭蕉还是香蕉，都要摘下熟透了才能食用，否则都含有一种毒素，可我们不懂啊！

人算不如天算

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星期后，准备北上去北京。当时从衡阳到广州是单行线，所有的火车到广州为止。我们在广州站等了两天，终于登上去北京的火车。

我们乘坐的是红卫兵专列，仗着自己年轻，抢了一个行李架的位子，可以躺下来。这对长途旅行是个不错的选择。

若干年后，有人说春运火车挤得爆棚，这对经历过“大串联”的人来说，春运只是小儿科。红卫兵专列拥挤的程度让人可怕，“大串联”期间坐过几次火车，没有一次从车门进去，全是翻窗进入，就连年仅十几岁女生，也是几个男生后推前拉从窗口进入。过道两头都挤得满满的，厕所都是人，毫无空隙。整列车厢没一个乘务员，因为走道全堵死，过不来。由于红卫兵专列在列车运行图中等级最低，列车站站停，会车让车。我们从广州到北京走了六天五晚，当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几十年过去了都没多大印象了。只觉难！喝水难！吃饭难！排泄难！唉！

火车到北京站己是深夜，几千名红卫兵湧出车站。站外公路两旁，一边是停放公汽，一边停放趟蓬卡车等待接我们，装满走人。当时是冬天了，北京己是冰天雪地，咱仗着是男生，行动迅速抢上了一辆公汽，自认为占了大便宜，其实是人算不如天算。坐公汽的，看似避风挡寒，实则一律拖到远郊。相当于现在北京五环外，而卡车一律市内就近安排。我们被送到北京农业大学，从德胜门外出开一个多小时才到，所以我们在京的日子里，到北京市来是极其困难。出去就是一天，伙食是从食堂领两个馒头，当年北京风沙大，馒头皮上一层黄沙，必须去皮才能下咽。

到北京还有一个大目标，等待伟人接见。从8月18日开始，伟人一共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是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市区住的红卫兵就近安排，位置近，方便！而我们安排在北京西郊机场，凌晨两点集合乘车前往，车开到西郊机场天才麻麻亮，我们排队等候，当时有个奇怪规定，当兵的兵哥哥（每一列红卫兵带队人）坐在第一排，队伍从高到矮依次排下去，而不是从矮到高排，我个子矮，排在最后几排。在机场苦苦等了几个小时，带的食物吃完了，水喝光了，突然有人大喊，来了！来了！人群都站起来，前面都是高个子，我们跳起来都看不到前边。可能人群突然骚动，不太安全，车辆加速，只见一阵黄烟飘过。又有人喊，走了！走了！

唉！我们等了几个小时，只看了个黄烟，看了个寂寞！

真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人算不如天算。

礼物

出门在外，谁都想给家人带点礼物，咱也不能免俗。那个年代，商品供应不丰富，物流不发达，外出采购是首选。可我们穷学生，一没钱，二没票证（粮票，布票，工业券等），看着好东西只能过眼瘾！

在北京待了几天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们住在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分成几个小队，每队由一名现役军人负责照顾我们起居饮食。我们吃饭凭餐券，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白菜粉条，能吃饱。管我们的军人是武汉兵，老乡见老乡，特亲切，他负责每周给我们发餐券，因这层关系，每次都多给一点，到我们返汉时，手中仍有不少进餐券，我就用多的餐券领了四十多个馒头，作为北京礼物带回来。如今看来是个傻笑话，可当时的确如此。多领的馒头和平时进餐，钱是免了，可粮票得付啊！七零年我已到武钢上班，催缴粮票的帐单仍传到单位，咱也乖乖去交粮票。此是后话。

“大串联”也过去五十多年了，连当年最小的学生今年也七十多了，往事如烟，而只要经历过，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每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故事。

无事走世界，几百万人，还包吃喝，全免费，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为过，每当对孩子们讲述这段往事，他们除了瞠目结舌，还以为我们在编故事。可这真的发生在六十年代，我们可是真经历过。

注：所有插图均从网上下载，特此感谢！

发表此文后老伴说她也参加了去上海的“大串联”，由老师带队，奇葩的是，所跟的学生没掉队，带队的老师不见了，她们一群学生只好在老师的不在情况下自行从上海返汉。关键她们是一群年仅十四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所以各人都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