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故事

一帆风顺

作者七旬留影

作者简介:周木元，男，汉族，1936年出生，浏阳市人，中共党员，中学学历，1957年参加工作，从事中小学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40年，国家二级教师。2009年起参加湖南省老干大学古典文学及诗词对联班学习，师从刘古卓、符笑汀、吕可夫等老师。现系湖南省老干诗协、长沙市芙蓉区诗协及长沙市楹联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序言★脱险★十元牛赔偿款惹来的官司★助人为乐★收留溃散兵丁★赴浏阳县城买菜★卖木炭★樟树岭永不准进葬★种田老把式★国恨家仇激发爱国之心★悲痛度元宵

序 言

父亲周冬吾，派诗维。1905年10月12日出生于唐家寮，为三房周公雪梅之长子。6岁丧母，念过几年私塾，后随父种田。18岁迎娶泉水下边山赵公光裕之女爱六为妻，育二男二女。34岁时胞弟美堂病故。两年后，其父梅公被日军掳夫未归。次年，抱病在娘家养老的胞姐撒手人寰。他化悲痛为力量守住祖传家业，勤劳俭朴，养活七口之家。这真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度春秋心力殚。

闲鸟多情枝上唱，岂知人世理家难。

他身历目睹，清王朝之灭亡，中国民国之衰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强盛。1986年9月29日离世，终年八十周岁。

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讲好他的故事，完成他未完之事业，不忘初心，永跟党走。

周木元 2022年12月

脱 险

听父亲说，祖父——梅公，曾经营木材生意，将从枫林洞风车口经捞刀河水运回来的木材搬运上岸，码堆于六十岭下，这成为父子三人的常事。

有一次，他们将木材码堆后，准备回家。当行至对夹冲转弯处时，忽听从广山坡方向传来枪声。为了安全，便躲藏于路边的丛林之中，还是被国民党的兵丁发现了，将他们拖出来，硬说是赤匪或赤匪的同情者，不由分说，将其五花大绑押解至彭家嘴的驻地，分别吊在门外的树上，由于我叔父——美堂，个性强，极力进行反抗，兵丁对他进行拷打，施以抽鞭子，拳打脚踢等残酷手段，逼着梅公交出五百大洋，不然就要将头砍下，一个兵丁手操大刀步步逼近。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乘轿子落地，从轿中走下一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北盛仓正街裕元福店主人周化墀，俗称三爷老子，三爷定晴一看，被绑的人是他生意场中的老主顾周雪梅，急步向前抱着他，大声说，周雪梅是好人。因为三爷是一位有钱有势的商界头面人物，兵丁们怕得罪他，急忙松绑，父子三人才得以安全回家。这样，兵丁们敲诈勒索的企图也落空了。此后，祖父与三爷之间交往更加密切，成为商界的合作伙伴。1941年秋，日寇犯浏，梅公被掳夫未归，三爷深感惋惜。三爷逝世后，我父亲临府第进行悼念。

父亲还说过他另一次遇险的经历。40年代中叶，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兵丁如狼似虎般到乡下抓夫拉丁，抢掠钱粮。一天，几个兵丁闯进了我家大门，为了避免梅公被掳未归事件的重演，父亲急忙从后门退出，翻过壕沟，借着掩体向黄荆冲方向跑去。只听后面传来喊声，再跑，就要开枪。说时迟，那时快，父亲一个箭步扑向西山坝水坑，这时，只听见呼啸的子弹从头顶上空穿过，击中坝的对面堤岸。好险啊，父亲舒了一口气，披着湿透的衣服，沿着熟悉的地形，进入黄荆冲邵姓佃户的猪圈，隐于草垛之中，直到中午邵姓佃户回来，见我父亲满身尘垢，了解情况后，让他换上干净的衣服陪其返回家中，全家人才放下心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此以后，父亲守住祖传下来的基业，精心耕作，勤俭持家。从不参加党团派系，虽经受过欺压和委屈，但为人正直，不计较得失，成为一位受尊敬的人。

十元牛赔偿款惹来的官司

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我们这一家人，始终沉郁于悲痛之中，因为祖父被日军掳夫音讯全无。

在一个凄冷的下午，只见保丁周早吾给我父亲送来一张由浏阳县衙开出的传票，更给家人增添了几分愁绪。

第二天，父亲带上盘缠，顶着呼啸的北风，直奔县城，宿于指定的旅店。

次日，在中介的引领下，到达了县衙。经了解，指控我父亲冒领了十元牛赔偿款。这牛是我祖父被掳时牵走而丢失的黎百福家寄养的那头牛。由于调查人员的疏忽，认为牛从我家牵出而丢失的，就将牛的失主误写成我父亲的名字，而领款单上签名也是他。这属于一宗冒领赔偿款的案例。在提审过程中，我父亲否认冒领的事实，通过笔迹鉴定，与领款单上的笔迹不符，决定待审。在休庭期间，当年正在县衙当差的我的姨表姐夫邓楚兴见到了我父亲，他了解情况后，决定帮忙查明真象。经经费发放人证实，此款由自称我父亲的房兄周某训领走的。因周某训多次充当买兵出入县衙，与衙丁们混熟了，也就相信了他。这时，父亲搁着的心才放下来。

案情真象大白。在姨侄女婿的陪护下，下午两点从县城动身半晚才到家。这时，全家人才将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据父亲说，周某训见事已败露，怕惹官司，不得已将冒领的款如数送到了黎家，自称是他为其代领回来的。黎家人知其底细，也了解周某训的为人，留他饱食了一餐，还打偿他一元劳务费，以图省事。

在官官相护的社会里，事后也无人追问了。

周某训的为人，也背地里遭到人们的谴责。

乐于助人

小小村庄地理殊，山分水割立边隅。这是对易家冲地理位置的真实写照。而在易家冲西南边缘有一处更为狭窄的地方—黄荆冲，两山夹一冲，最窄处不足五米。

黄荆冲，为马姓庄屋所在地。有草房三间，田土山塘一应俱全，长年由佃户耕种。在我的记忆中，邵姓、陈姓、龙姓、罗姓的租田户在此种田，其中龙姓租种时间较长。由于我父亲是一位地道的种田户，包括耕牛在内的农具比较齐全，与这些租户互通有无且为常事。因为都是种田人，交往中有了共同的语言，关系较为密切，我父亲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一个酷热的夏天，那位姓龙的租户突然来到我家，诉说自己的儿子患上了急病，虽然请来了医生开了处方，但无钱抓药，到药店赊账，需要找人担保。我父亲二话没说，放下手中农活，拉着他直奔北盛仓正街朱永盛药店为其担保。龙取药回家让儿子服用后，病情有了好转，直至全愈。龙家非常感激。后来，龙姓退佃返回家乡，仍与我父交往甚密。

我清楚地记得，两位桂花桥人，将自产的一些土货运往北盛仓销售，在距我家不远的天和坡的地方被土匪劫走。两位车夫身无分文而饥肠辘辘，我父亲见状，免费为他们提供餐饮，并付给回程的盘缠。两人离开时，连连对我父亲说：“好人啊”！

有一次，我父亲见一位坐月子的女士，在水塘边洗屎尿片，主动上前帮其清洗后送回晾衣架，这位女士非常感激。

我父亲乐于助人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啊！

收留溃散兵丁

回顾40年代，内乱与外患交织，社会动乱，人民生活极为艰苦。

我隐约记得，当年一天下午，天气阴沉，两个乞讨的男子走进我家。举头四望后非常惊讶，在他们看来，一座两栋一亭的高大房屋展现在眼前，猪圈、牛栏、仓储、臼屋及碾房俱全，他们认为，这定是一户殷实之家。按惯例，我娘打发了他们一定数量的米食，他们千恩万谢。在堂屋走走停停，然后坐下来，要求在此投宿，我父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的交谈中，得知一个身材壮实的叫邢才，广西人，是地道的农民。另一个体形稍瘦的叫白三熙，贵州人，是一位缝纫工。两人都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在部队混了多年。一次与日军混战中，全军溃散。他们混入逃难的人群中，一路乞讨，流落至此。他们恳求我父亲收留，给予他们一条谋生之路。我父亲受祖父慈心善举的影响，又加之祖父被日军掳夫一直未归，对这两个溃散兵丁起了怜悯之心。与我妈商量后，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腾出一间侧室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

他们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栖身之地，可以找一些事做，赚取一些钱财为返回老家作准备。

通过我父亲的牵线搭桥，为他们找到一些活儿，邢才不分内外农活都非常卖力，深受雇主的欢迎。白三熙将在军队磨研过的手艺施展出来，做出的服饰款式新颖大方得体，特别受青少年及女性的欢迎。

因为他们随部队走南闯北，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烤火炉边讲述一些奇闻趣事，还能唱几句少数民族的曲儿，吸引少年儿童的兴趣。

不知不觉他们在我家度过了近半年的光景，积累了一些资金，足以满足他们回家的路费。

但在那个年代，局面混乱，加上交通闭塞，要回到千里之遥的大西南，谈何容易啊！

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经过缜密商议，让他俩扮成香客，随本地香客，进入南岳，然后再找广西、贵州来南岳拜佛的香客，结伴返家。

临别之际，白三熙将一条军毯和一把缝纫剪留下来作为纪念。

由于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离开后再没有联系了。但我们相信在佛的保佑下，通过无缝对接，他们一定能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的。

我父亲从收留及帮助他们返回家乡这一善举，是值得钦敬的。

赴浏阳县城买菜

1948年，我大姐出嫁。按当时习俗，次年春节期间，新女婿过门，俗称新贵人，所有女家亲友都要设宴陪新客。一般中餐外出，早晚餐由主家招待，时间十天半月不等。亲友多的还要过月，俗语说，有心陪郎陪到二月花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接待新女婿，我家宰杀了一头大肥猪，薰制成腊味，用自产的黄豆和茶油制成油豆腐，自产的红薯粉制成粉皮粉丝，还蒸了两坛糯米甜酒。过年物资比较充足。但由于当年秋旱连着冬旱，园蔬菜品极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于是年腊月26日亲自去浏阳县城运菜。他挑着箩筐，携带雨具，当天赶往距县城8里外的东门白沙洲。因该地为冲积土壤，适宜生长萝卜之类的冬令菜蔬。他找到了一位熟识的菜农家，选购了以大白菜、白萝卜、红萝卜，大蒜苗为主的多种菜蔬重约60多斤，准备次日运回。不料当晚下了一场大雪，回程70余里，还要翻越上七下八的蕉溪岭古道。因道路湿滑行走较慢，等下得岭来已达下午四时，精疲力尽的父亲只得去早禾田江边屋的李良再朋友家投宿，次日中午才返回家，为新女婿提供了新鲜可口的菜蔬。这位新女婿也深受感动。多年后，还常提起岳父专程赴县城购菜之事。

冒着风雪从浏阳东门白沙洲运菜回家，也成就了我父亲一段感人的佳话。



卖木炭

在旧社会，一个靠农业收入的家庭，无论规模大小，一到年关，人情往来，工匠工资，加上苛捐杂费，经济入不敷出，手头总觉得紧巴巴的。为了赚几个活钱，父亲决定贩运木炭进省城销售。

那年腊月中旬的一天，天气稍带寒意，父亲将早几天从枫林洞贩回的木炭装上土车，运往长沙市司门口妻侄女家去销售。在他看来，省城人定会用木发烤火的。谁知预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经表姐推介，买木炭的婆婆老倌来了，你三斤他两斤，还将一根根木炭敲成小块进行挑拣，三天才卖出了大部分，剩下带烟脑壳的却无人问津了。在街巷中，时不时传来黄泥巴发火柴的叫卖声，用木炭发煤火的人家少得可怜。时近年关，时间不能久呆，就将剩下的部份丢在长沙，推着车子返家了。

通过结算，这趟生意收入甚微，真是哭笑不得。不过，比起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的经历，我父亲还算是幸运的。

通过这次贩卖木炭，使父亲认识到，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同样是比较艰苦的，这是万恶的社会现实写照。

樟树岭永不准进葬

1948年清明节期间，在唐家寮右侧的樟树岭上，立了一块石碑，其核心内容是：樟树岭永不准进葬。立碑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1947年冬，大房周某庆的妻子张三婆逝世。她的家人将墓地选择在樟树岭，与新三房始祖周公化泰墓的主顶只隔十来米左右，用较为贴切的话说，侄孙媳跨葬于叔祖父的上方，同为艮山坤向址，这就当时的伦理道德是不允许的。在我方与对方多次交涉无果后，我方只得求助于族人的支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将有头面的族人邀集在一起进行商议。由于某些族人碍于面子，不愿到老屋来，折衷的办法将协议地点设于窑里周老祠堂，就在这一天中午时分，趁我父亲于老祠堂之机，周某庆及其亲属将灵柩抬至墓地强行安葬。我记得事发后母亲拽着我的手从新壁滩涉水过河抵达老祠堂，向正在用餐的族长周祖德磕了一个重重的响头，而后将情况叙述了一遍。周族长放下手中的筷子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跨祖欺祖吧!这时，我看到立于一旁的母亲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血印。饭后，经大家商议，决定以牙还牙，由我方出重金邀请族人以周炳仲牵头的掘坟队伍开赴樟树岭进行强掘。在商议时，有人提出，亡者为大，掘坟是犯禁的，必然会引起一场官司。

还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掘坟的过程中，要有意识让对方伤及我方人员，只有这样，我方才能以刑事罪控告对方。我父亲领其意，随手将一只瓷碗啪地一声摔碎于地，然后拾起几片碎瓷放于口袋，以便备用。当然对方也懂得在阻掘时尽量不能伤人。正在双方激烈争斗之际 我父抓住这个机会，掏出一块瓷片在自己额头上划了一道口子，以示对方伤人。有人见我父亲额头上鲜血直流，就大声喊叫，伤人啦！伤人啦！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怔住了对方，气氛得以缓和下来。而后，对方放弃了阻挖，才使得将灵枢从墓坑中抬出来，移至井边的一块空隙之地。

为了应付官司，我父与侄儿书俊趁夜赶往拔茅滩找舅表弟陈希煌写了一张状子，以赴县衙告状。次日，当我父亲抵达浏阳县城壕兴街时，经打听周某庆的胞弟周某桂带着自己写的状纸早已抵达。

次日，在中介的引领下，双方将状子呈送县衙。经审阅，已了解了案情的原委，决定待后会审，双方回来，听候处理。

过了一段时间，由族人出面，邀集双方进行庭外调解，经多次协商，由我方赔偿对方墓葬损失费用，计谷八担，并由我方出资刻碑立于樟树岭，这就是前面所述碑的由来。此碑现由明德山庄收存。

周某庆不甘心，在当年年底，将其灵柩移至隔我方只有几丈远的屋后主顶之上，跨墓不成改为跨屋，同时还搭建了一间比灵柩大好几倍的存柩屋，其目的是利用室内空间挖掘墓坑进行偷葬。次年清明节前夕，拆除存柩屋后，露出一个坟堆。

在亲友的劝说下，顺其自然罢了。又过了一年，解放了，当地政府勒令周某庆将其灵柩移走了。

当年有人这样评论，我方赢了官司输了钱。但我父亲认为，从事情的本质来看，我方得到了正义的支持，而对方遭到了无情的谴责。凡做天怒人怨事情的人，都会遭到因果报应。历史已经证明，这一论点是非常正确的。

种田老把式

依据《土地证》记载，我家继承祖业水田13亩，山地面积14亩，全由我父亲起早摸黑带领家人耕租，扶犁掌耙，插秧下种，样样农活操纵自如，日积月累，成为当地一位种田老把式，从实践中积累了一套种田的经验。

那个年代种田，没有化肥，全靠自己想办法开辟肥源，除自家所产人畜粪肥及草木灰外，每到冬闲期间，父亲挑着粪桶，带着大米，到附近一些无田耕种的人家，将他们的人粪收回来，按常规，一斗米换人粪一担，每年都要换回二十余担，保证每亩田有两担粪肥。由于肥料充足，加上管理得当，禾苗生长较好，产量也随之增加，基本稳定每亩单产稻谷在400斤以上，加上二道荞麦、豆类、红薯等杂粮作物折算成谷物年产量可达7000斤以上。手中有粮，心里不慌，除自给外，还可周济家境困难的亲友及当地生活困难的人，还用多年积余下来的资金自购水田3亩，山地5亩，全由自己耕种。土地改革时，我家划为上中农成分。

俗语说：大水过后田开坼。而我父亲管辖的田亩能较他人的田保持水份时间要长，有人向他求教，他说：冲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高岸田，一类是垅田。高岸田的缺口要塞得高一些，能容纳较多的水量。而垅田地势较低，下雨时，水量陡增，缺口容易冲毁，所以缺口要塞得扎实以防冲垮。旁人有所领悟。后来，以生产队为主的集体耕种期间，队里将大部分田亩的缺口交由我父亲管理，这样，塞缺口成为我父亲的专利，由于他为集体作出了贡献，还多次被评为生产能手和模范社员。

直到年老体力不支才放下手中的农活，过着安适的晚年生活，而他积累的种田经验被后人继承。

国恨家仇激发爱国之心

父亲生于清光绪十一年，经历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历不同制度的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其父梅公被日军掳夫未归，给他带来后半生的悲痛。他常告诫我们，国恨家仇永不能忘啊！

解放后，发自内心感激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进驻浏阳前夕，他乐捐一担大米，肩挑手推送至解放军驻地蕉溪岭下。回家后，还亲自讲述解放军和蔼可亲，为送粮者倒茶递水的情景。1950年全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自动捐钱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傍晚时分，周庆秋同志问我父亲：吾老子，你准备捐多少？父亲爽快地说：三担谷，答应就是数。第二天，他将谷子如数送往指定收储仓库。

土地改革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国家法令，耕者需按比例向国家交纳公粮，由于我家占地较多，每年交纳数量达800多斤，父亲二话不说如期如数如质送往指定仓储。1952年，他将黄荆冲一丘面积为2.5亩的迟熟凤维粘的优质稻种进行单独收割，晒干车净后计重1050斤，雇来四位车夫，全部送往永安收储点，由于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政府的表扬。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私人经营的山水田土收为集中管理，父亲成为大家庭的一员，他积极参加劳动，为集体作贡献。

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后，虽年岁已高，仍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事活动，传授种田经验充当农事参谋。

他，虽为一介农民，在唐家寮三大房同辈分的15位弟兄中，父亲的名望和人品，一直被后人铭记。

悲痛度元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恢复，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喜笑颜开。春节期间，各地开展了玩龙舞狮的传统文化娱乐话动，好一派热闹气象。到元宵这天形成了高潮。

这一天，我家却沉郁在极度悲痛之中。

中午时分，我母亲由于哮喘病突发，49岁的她离开了人世。全家人嚎啕大哭。连患病在床的继祖母也带着嘶哑的声音哭喊着：阎王爷为什么不先收我这条老命啊！

天色黑暗之时，当年经营寿服生意的老舅杨发生老人专程为我母亲送来了绢被绢衣。刚入座，我父亲向他下了一礼。这让老舅迷惑不解。坐在一旁的房叔对他说：舅舅，一小时前，婶母她老人家也登仙了，还来不及向母家报丧。老舅连忙起身奔向隔壁姐姐的卧室，扑在床边大哭起来。

婆媳在同一天先后仙逝，这种情况实为罕见。

当听到我父亲一声妻子一声娘的呼唤时，在场的人谁不热泪盈眶呢？这对我父亲是一次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但服事总得要办理。当晚堂屋上栋和中亭安放着两副寿器。

晚上，村里的龙灯玩至我家，服孝之人全跪于大门内迎接。此时，九位玩龙手高举龙把东进西出，在堂屋绕了一周至大门外时，他们回转身来，双手抚抱着龙把，俯身作揖，以表对亡者的哀悼。

经与两级母家商议，丧事按先媳后婆分期办理。

在我娘超度期间，另请两位乐师于祖母灵堂分早中晚进行吹奏。

我妈出殡的前一天，将祖母的灵枢移至事先搭建好的室外存柩屋，另择期超度。第二天，再护母灵归山。

母逝后，父亲化悲痛为力量，节衣缩食，让我重返学校，恢复已中断三年的学业，直至参加工作。他与我未成年的弟弟艰难度日，48岁的父亲再未续弦，过着孤单的生活，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时值父亲百岁冥寿之日，我含泪写下了《忆父》一诗。诗曰：

母逝父辛劳，经年重担挑。

一心忙稼穑，全力护垂髫。

但得粗糙食，无求细软袍。

家规崇厚朴，祖训戒奢骄。

咏驼背樟

一株驼背百年樟，独守濂溪古井旁。

历数沧桑荣辱史，麟皮绿叶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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