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厚土（21）

文韵書香

作者／马明高（作家、评论家） 第二十一章胡正 　　无论在做人方面，还是文学创作方面，胡正都是一个十分清醒而乐观的人。 即使现在走进太原南华门东四条里，跟作协院里的人们，说起胡正先生，人们至今难忘的还是他那哈哈哈的爽朗笑声和挺拨优雅的舞姿。 胡正曾说过：“‘山药蛋派’也就是个历史现象，过去了，一个人也好，一种文学现象也好，他有辉煌的时刻，也就有衰落的时候，就是丁果仙，也不能总唱主角。我挺欣赏她的一点，她年龄大了跑龙套，有人说她，你是名家，你怎么能去跑龙套呢？丁里仙说，人还能总当主角，该跑龙套的时候就跑，比站在原地不动强。”（见陈为人《一道永恒的风景线——胡正对“山药蛋派”的超越》） 胡正曾说过：“人的对你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你当年的局限，人们还可以理解、原谅，如果时代都前进了，人们思想都提高了，你还固守陈旧的观念，那人们就不会原谅你了。对自己的作品也一样，在过去那种形势下写出来的作品，你还要说它多么多么了不起，这怎么可能呢？它当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为什么现在提出‘与时俱进’呢？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同上） 胡正在《昨天的足迹》中说：“今天看昨天的作品，自然感到它们的历史局限，而明天看今天的作品时，也可能有今天不可能预见的局限。但只要站在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深刻地艺术地表现了一定时代的真实生活，反映出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有益的影响和艺术的美感、精神的愉悦，也就尽了作家对时代和历史的责任。” 胡正在《九十年代的希望》中说：“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因为历史是存在过的；然而历史已成过去，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回忆，留给后人的是翻来覆去的评议。历史在延续、在发展，有时竟有惊人的重复和相似。它不可避免地要受过去的影响，更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新的历史现象。” 正因为如此，当胡正先生1992在《人民文学》第六期发表了中篇小说《重阳风雨》后，给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惊艳之感。 　　丁东和陈坪在《谁说“山药蛋派”不再发展？——漫谈胡正新作〈重阳风雨〉》中说：“最近胡正发表的《重阳风雨》，给了我们一个新鲜的范本，使我们对‘山药蛋派’自身的艺术活力有可能予以重新认识。从这种角度看，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可能性。即使是老作家，也是能够通过选择，使自己从他人概念把握的确定性中超越出来。胡正就是一个例子。”“我读了《重阳风雨》之后，感到这篇小说不但给胡正的创作生活注入了新的生机，而且给整个‘山药蛋派’都注入了新的美学因素。有了这篇作品，对胡正乃至整个‘山药蛋派’都值得进行价值重估。” 谢泳在《胡正小说创作的当代意义》中说：“这篇小说的出现很有意义，它不仅意味着胡正本人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突破了以往过于狭窄的题材和单一的主题，而且对于‘山药蛋派’在当代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启发意义：那就是当一个流派的主要创作人员都还健在，而且从写作年龄上看并不衰老的时候，这个流派的活力从何而来，他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重新为‘山药蛋派’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呢？胡正这篇小说出现的当代意义就在于为我们重新评价‘山药蛋派’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本，更在于为我们重估一个流派的未来找到了新的思路。” 其实，从1982年《当代》第一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几度元宵》，到1992年的中篇小说《重阳风雨》，再到200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明日清明》，这三部被他称之为“反思三部曲”中，都可以看出胡正先生在小说创作上不同于“山药蛋派”文学的“异质”。 所以，陈为人先生才说：胡正是他们“五战友”中的异类异数，有着与其他“山药蛋派”作家迥然有异的“个性化特征”。 当然，董大中先生在怀念文章《哀乐为胡正而奏》中，也曾经这样说过：“‘晋绥五作家’都属于山药蛋派，旨趣一致，都有浓郁的泥土味。但他们各自的风格不能抺杀。马烽会编故事，作品幽默、风趣，常令人发笑。西戎走的是正路，庄重、严肃，一丝不苟。孙谦带有知识分子腔。束为有独到的观察力，能发他人所未发，写他人所未写，散文尤精。胡正的小说有灵气）行如流水。读他的小说，觉得轻灵，像在花丛中散步，或看仕女游春。轻灵中透出聪颖，透出敏捷。” 胡正先生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创作的题材与主题大都反映他所熟悉的吕梁山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他的创作范围较广，有小说、诗歌、散文、特写、通讯等，其中尤以小说成就显著。《碑》和《民兵夏收》是他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作。《碑》中所写的吕梁山区妇救会干事凌前英在敌人追捕中英勇投河牺牲的故事来自于真人真事，但作家却是把它艺术处理为生命最后一刻的一个生动的文学横断面，极有艺术意味。小说以凌前英到游击区刘村召开妇救会秘密动员会遭遇敌人围捕，在帮助群众安全转移后身陷绝境而英勇投河牺牲的过程为线索，对英雄从外貌到精神都做了生动刻画，特别是最后以人们在河边为女英雄立碑来收束，画龙点睛地点出了主题，富有独特隽永的象征诗意，显示出了作家的出手不凡，初试身手就显现出喜人的文学造诣。《民兵夏收》是作家在亲身经历吕梁山区抗战生活和斗争之后的艺术结晶，在内容上和艺术生比《碑》更显复杂。小说巧妙地选取了民兵们帮助夏收、坚壁清野、狙击敌人、奇袭剧点等几个战斗的片断连缀而成，真实地再现了吕梁根据地民兵劳战结合、保卫夏收的斗争生活，歌颂了吕梁山人民反“扫荡”的战斗热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全篇无意塑造一二个人物，而是以抒情的笔触描写民兵集体的活动场面，格调自然质朴，具有浓郁的战时农村风俗画韵味。在艺术手法上，善于用抒情笔墨刻画英雄群像，注重特色性生活细节的描摹，穿插民间小曲小调，強化地域性文化，着力于特定环境景色的精到浚染和必要大场面的细绘。这些都表明作家在小说艺术探索上越来越趋于成熟。 1950年胡正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2年到抗美援朝前线深入生活，回来后创作了中篇小说《鸡鸣山》。1953年夏天回到山西，1958年挂职担任灵石县委副书记两年。这一时期是胡正小说创作的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说《摘南瓜》《两个巧媳妇》《七月古庙会》《到女家去的路上》《嫩苗》等和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生动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矛盾斗争、农时风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两个巧媳妇》是胡正整个小说创作中颇具特色一篇，作家使用对比的手法，始终抓住“巧”和“比”两个环节，展示她们的对话、举止、肖像、服饰等外在的姿态，层层深入地剖析了杨万花和尹芝贞这两个巧媳妇争强好胜的性格。囿于小农经济与贫困地位形成的心理气质，“巧”使她们清贫的生活依然过得热闹红火，“比”却使她们的好胜之心得以膨胀，结果被人挑拨离间，反目成仇，逐渐演变为一场人生悲剧。然而，随着情节的进展，到了抢救集体财产时，她们的悲剧又迅速演化为喜剧，两人释去前嫌，互相谅解，达到了心灵上的默契。从中可以看出，胡正先生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可喜突破，同时也反映出先生在由喜剧意识走向悲剧意识时的蹒跚、困惑与迷茫。《七月古庙会》叙写县工作组组长魏志杰下乡时，主观武断，強行阻止农民在农闲的日子里赶传统庙会，激起农民的反感，造成了矛盾冲突。作家采用喜剧笔法，善意地批评了魏志杰这一种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且指出这种作风已经危害到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先生不满足于充当生活的歌者，不满足于只对新人新事的赞扬，也想担当现实生活的医生，诊断与医治社会上的创伤痼疾，更可贵的是先生虽然沿用的是“山药蛋派”传统的“喜剧手法”，但对悲剧的思索已然显露端倪。 1953年冬，胡正以工作队员的名义到榆次县张庆村参加合作化运动，他同农民们一起办起了曙光农业社，一起迎来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之后经过两年多的构思和酝酿，在195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1960年《火花》文学月刊开始连载。1962年作家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1963年与沙蒙合作改编为同名电影文学剧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央实验话剧院和山西省话剧团同时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电影艺术》等报刊就《汾水长流》成为全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展开讨论。从此那首《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电影插曲就唱遍了天南地北。小说选取汾河岸边的杏园堡村为背景，以曝光农业社的成立和发展为轴心，选取防霜、抗旱、春荒、麦收和扩社等事件，构成情节发展的主线，以郭春海、王连生、孙茂良、周有富、刘元禄、赵玉昌几家为主展开叙事，一条情节主线与好多条由小事件和矛盾冲突形成的支线，相互支撑，相互作用，使得整部小说情节既层次分明，又波澜起伏，随着变革的逐步开始和展开，各个家庭发生了裂变，以郭春海为代表的贫雇农和以赵玉昌、刘元禄为中小的富农们，经过一春一夏的对比、抗争、较量，出现了明显的两种情形：郭春海得到锻炼成长，为群众衷心拥护，贫雇农的势力不断上升；其对立集团则不断分解，赵玉昌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被绳之以法。刘元禄一意孤行，结果众叛亲离。郭守成遭受暗算，以教训中醒悟。周有富迫于形势，勉強入社，却打坏了牛腿。杜红莲也终于从封建思想的藩篱中脱颖而出。小说深刻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前期中国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在这场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革命中，各个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知心理态势，塑造出了郭春海、王连生、郭守成、周有富、杜红莲等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充满了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特色，绘画出了一幅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生活真实而生动的万象之图。特别可贵的一点是，小说的最后结局没有处理成那个时期长篇小说惯用的大团圆套路，而是留下了好多的悬念和问题，给读者留下了想象与思考的广阔空间。 　　十年“文革”结束后，胡正先生重返文坛，“对于生活的思考和文学创作，有一些省悟和新的探索，着眼于在时代风雨中人们的命运了”。（胡正《昨天的足迹》语）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奇婚记》，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为追求正义和爱情的曲折经历，通过设置郭秀妮、周全娃跟黄玉喜的三角关系，写出了本身之间没有矛盾和斗争，却结为共同对付坏人的无形同盟，使原来无法解决的矛盾得到了解决的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痕迹的奇特故事。1982年发表于《当代》第一期的中篇小说《几度元宵》，以十年“文革”为广阔的社会背景，选取了1975年为着笔点，描写农村青年薛安明和沈翠叶冲破极“左”路线的桎梏和恶势力的压迫，力排封建世俗的种种阻挠，为争取婚姻自由进行不屈斗争的过程，塑造了沈翠叶这样一个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妇女形象。小说突破了以往从头说起、平铺直叙的套路，把故事放在正月初九至十五一共七天的时间里，表现了沈翠叶与薛安明为婚姻自由进行的斗争，回忆了过去十年间他们的种种遭遇，以及由此组成的多种矛盾冲突。同时，还穿插了沈翠叶母亲曹清娥与田仲玉爱情悲剧的追叙、梁玉仙与孟谷维没有感情婚姻的回顾、孟雅琴听从母亲和媒妁之言酿成怨恨的叙述等等，与沈薛的斗争主线形成对比，起到烘云托月、深化主题的效果。故事始终围绕过元宵节来展开，选取历年元宵节前后为人物活动的场景，叙写引人入胜的情节。大段回忆的运用，由于分寸恰当，并不显得突兀和零乱。这种将人物的心理同故事发展的线索密切结合起来的心理式叙事，亦或叙事式的心理描写，既使得整个小说故事情节错落有致，脉络清晰，具有回肠荡气之美，又有了深沉的情愫和思辨的色彩，在生动、朴实、流畅、自然的“山药蛋派传统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又具有了一种包容而睿智、大气而凝炼的雅庄之美。 1992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重阳风雨》，也是叙写一对知识分子男女青年在20世纪40年代末解放区土地改革时期的爱情故事。作家从近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风尘中，打捞出那段岁月的爱情悲剧故事叙写，自然不会简单地去浮现其生活表象，而是把书写的重心放在了人与人的情感上，以土改工作队员何舒莹与沈纪明之间有真挚的爱却不能成眷属的故事，展示了一出打动人心的悲剧，而且导演这出悲剧的不再是阶级敌人或恶势力，也不再是第三者插足或封建落后制度的影响，而是当时共产党内部“左”倾思想影响的结果。先生以一个作家真诚的态度，公正的心态来叙写这种爱情的悲剧，正是要让广大读者去更深刻地认识历史，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正如谢泳先生在《胡正小说创作的当代意义》中所说：“我们的读者很少看到过‘山药蛋派’作家笔下出现悲剧。过去贴近生活，对时代充满了浪漫的幻想，使我们的作家在真诚的歌颂一个时代的某一侧面。而现在胡正变了，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在一个非常值得歌颂的时代里，同样能够悲叹一个女子命运的不幸。而她的不幸又不是缘于自己性格的弱点，而完全是由于外在环境造成的。” 1997年发表在《山西文学》第八期的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叙写的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常生活片断，刚刚参加工作的政府办干事白寄舟，随同副主任刘修远作为卫生检查团到某市去检查。该市对检查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吃住玩乐，还有纪念品相送，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汇报工作也十分认真。这些实际上都是表面文章，甚至把市民的正常生活都干扰了，其目的就在于夺得卫生模范城市。白寄舟从这个城市的亲戚那里都了解到了，还如实汇报给了刘主任。刘主任却让他到此为止，不要乱说。结果到了检查结束的欢送宴请会上，检查团成员和市主要领导皆大欢喜，沉浸在一片相互祝酒的热闹兴奋之中，突然，一只硕大老鼠从餐厅门缝里跑出来，白寄舟大叫一声：“老鼠，好大一只老鼠!”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那只正在逃跑的大老鼠，也都惊呆了。此时，身为检查团副团长的刘修远却道出了一句惊人妙语：“哪里有这么大的老鼠，那里一只灰猫！”市主要领导摆脱了尴尬，对刘修远感激不尽，白寄舟则莫名其妙，深感困惑。再以后，该市被命名为卫生摸范城市，各有关领导及刘修远都相应升迁。白寄舟则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只是在想自己再过几年是不是也会变成今天的刘修远呢？小说直指时代病症，一些党政机关干部经不起名誉、地位和利益的诱惑，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指鼠为猫，当众说谎，极大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先生运用这种本身带有喜剧性的故事，却用那句众人尴尬之中的“惊人妙语”，使得喜剧背后布满了悲剧的阴影，并使小说在幽默轻松的叙述中带上了沉重感，让人忍不住想要发出笑声却又难以畅怀。这种用喜剧形式表达悲剧内涵的艺术手段，收到的效果却是如此的令人震撼。 200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明日清明》，故事题材与主题思考依然是对《重阳风雨》的延续。小说以上个世纪40年代解放区进行的“整风运动”为背景，通过几个战士所遭遇的残酷无情的打击事件，来深刻思考革命队伍中发生的错误运动，省思人生的坎坷命运，具有一定的历史高度与艺术水准。其写作题材与思考的深度，也是那一代作家中少有的。或许，胡正先生所做的这一切努力，正是在完成对“山药蛋派”文学的化蛹为蝶。 作者简介 马明高，1963年8月生，山西孝义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山西省电影家协会理事。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山西文学》《黄河》等报刊，编创的五部电视剧在央视和各省卫视播放，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全国优秀网络评论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散文奖、中华读书报散文奖和浙江作协非虚构散文奖等十余项奖项。 承蒙关爱，谢谢分享。😜 编辑／GMF图片／网络 特别声明：本文通过美篇功能插入了背景音乐、照片和图案。如您有异议，请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