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初探（副本）

木土兴国

敦煌莫高窟早有所闻。它和洛阳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的开凿比龙门石窟早128年、比云冈石窟早94年。莫高窟以它创建年代之久。建筑规模之大、壁画数量之多、塑像造型之多、保存之完整，其艺术价值之博大精深而闻名天下，享誉国内外。

进入景区参观之前，先在数字展示中心看了两部短片，一部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回顾了敦煌地区的战争和贸易、辉煌和落寞，波澜壮阔、恢宏壮观；一部环幕电影《梦幻佛宫》，展示了主要洞窟精美震撼的雕塑和壁画，绚丽多彩、美轮美奂。这是乘坐景区摆渡大巴车经过约15分钟到达莫高窟核心景区。因是国庆节后错峰出行，来莫高窟的游客并不是很多。

数年以前曾经去过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剩下的就只有敦煌莫高窟了。也许是因为多年以前读过著名学者余秋雨的散文《莫高窟》和《道士塔》的原因，对神秘莫测的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好奇与无限遐想。能亲眼目睹莫高窟的真容是我梦寐已久的夙愿！去年国庆假日后，我们从上海出发自驾途经洛阳龙门石窟(第二次)，天水麦积山石窟和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石窟，行程达3600多公里。2023.10.23.上午我们在游览了大漠孤烟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后，下午来到了梦幻已久的敦煌莫高窟！也是这次大西北自驾游的最终目的地！这是乘坐景区观光摆渡车途中看到的大漠荒原。

关于莫高窟的传说：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万千！

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藏而又自然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私语着，苦涩着还有睡卧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凝固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莫高窟景区分布有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体洞窟、藏经洞陈列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文物保护陈列中心和美术馆等。莫高窟洞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5层，最高处达50米；建筑主要形制包括中心塔柱式、禅定式、覆斗式、背屏式、大佛窟、涅槃窟等。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来到莫高窟第一印象就是看到的是一座很不起眼普普通通的荒山野丘，与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佛像大多暴露在外而不同的是，莫高窟的佛像多数都隐藏在洞窟里，给人一种深藏不露、神秘莫测的感觉！

莫高窟小牌坊，在最早的时候牌匾上写着“古汉桥”，后来改为由郭沫若题写的“莫高窟”三个字。莫高窟一名，最早在隋代洞窟中已经出现。在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中也有确切记载。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 山东麓断崖上。前秦符坚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者行至此处，见鸣 沙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后历建不断， 遂成佛门圣地，号为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是我国最大、最 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莫高窟名称的由来有4种说法:一是唐代鸣沙山叫“莫高山”，因此位于这里的石窟得名“莫高窟”；二是因为莫高窟开凿地海拔比敦煌市高300余米，人们就把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叫做“莫高窟”；三是开凿第一个洞窟的乐僔和尚，道行高于其他僧侣，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取名“莫高窟”；四是“莫高”是梵文的音译，有“解脱”的意思，寄托着人们想解脱尘世烦杂的美好愿望。

在莫高窟岩壁前，有一座玲珑精巧的单层亭阁式木塔。此塔原存于距莫高窟约15公里三危山山巅的废寺老君堂，1981年，此塔完整无损的迁到了莫高窟。

这座单层亭阁式小塔，塔顶为木构，塔身土坯砌成，外绕柱郎，廊有八柱，柱断面为小八角，有侧脚，柱下有相交后出头的镯脚，柱项间连阑额。塔壁八面，西面开方门，门口两边浮塑双龙，门额上画一小方匾，墨书“慈氏之塔”，所以人们也称“慈氏塔”(慈氏即弥勒)。据考，此塔建于北宋，约在公元980—1035年之间。《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北魏时佛塔已普及民间，慈氏塔应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层亭阁式小木塔，一座经典的不容忽视的建筑艺术传承实例。

慈氏塔的艺术秀丽丰姿与千年莫高窟相映成景，颇具观赏和研究价值。其建筑艺术的研究价值更高：塔外雕塑天王像的摆放放到八角塔的四个斜面上去的实例国内很少；慈氏塔是国内木塔建造时间最早的实例，与最早的应县塔相比，在建筑年代上却早了半个世纪；慈氏塔又可视为亭子，以亭子而论，慈氏塔是唯一的宋代遗物，也称得起是最早的实物体；慈氏塔的华拱头砍作昂形，比建于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太原晋祠圣母殿，还早一百年左右。

莫高窟九层楼高45米，依山崖而建，位置在莫高窟上寺石窟群的正中，里边供奉的是世界最大的室内盘腿而坐的泥胎弥勒菩萨的造像。九层楼前后经历了几次重建。从最初只有两层，一直到了民国时期才改建成了九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红色飞檐的雄伟建筑，又是后来1986年由敦煌研究院重新加固维修的。依山而建，高耸飞檐，是这座艺术殿堂的标志。一进入莫高窟，首先印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洞窟里的最高建筑。也是莫高窟的第96窟，人们习惯上称“大佛殿”。

九层楼(96窟)里边供奉的是一尊依山而塑的巨型弥勒佛像，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是莫高窟的第一大佛，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在唐代就被称为“北大像”。这个洞窟的营造和建成，是莫高窟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象征。

莫高窟96窟中所塑的北大像，是敦煌的第一大佛。而在中国，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中国第一大佛；四川荣县石刻大佛高52米，是中国第二大佛；莫高窟北大像高35米，位居第三。但以室内泥塑大佛计，北大像则居全国第一。

南北大像规模宏伟，开凿这样的大像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之所以耗资巨大开凿这样巨大的弥勒佛像，与唐皇室推崇弥勒信仰密切相关。

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其营建经历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等朝代，至元代（1271年～1368年）基本结束，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是东西方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窟群全长1600余米，上下共5层，最高处达50米，现存洞窟共735个。其建筑主要是石窟，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如栈道、窟檐、楼阁等。莫高窟主要景点有九层楼、三层楼、藏经洞等。(这是人像抠图背景合成后的照片)

莫高窟的“三层楼”。洞窟编号为第16至17号，16窟是建于唐大中五年到咸通851年至867年间。窟前倚着悬崖总共建了三层木构窟檐，所以俗称“三层楼”，是清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王道士主持修建的，王道士在16窟甬道北侧发现了藏经洞，后编号为第17窟。因此三层楼也是莫高窟中为数不多的窟中窟。其中，第十七窟是晚唐时期，848年至906年间修建的，又名藏经洞，位于第16窟甬道的北壁。原来是晚唐河西释门都僧的影窟。十一世纪初的时候，由于战乱等原因，将大量的佛经、佛画、法器以及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五万多件秘藏于此，砌墙封门，表层就用壁画来进行装饰，随着时间的流失，封门之事也渐渐被人遗忘于脑海中。公元1900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秘室被道士王圆簶在清理积沙时，偶然间发现。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自1905年到1915年期间，先后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及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等纷至沓来，他们用低廉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骗购古文献资料近四万件。敦煌遗书，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到了四世纪到十一世纪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此外，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50000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纪的22个洞窟，818平方米壁画，56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因莫高窟洞窟里禁止拍照，(我国大多数石窟都允许拍照，只有莫高窟洞窟内禁止拍照)站在最后一排趁人不注意用手机偷拍了几张，但由于动作太快，清晰度不太好。

莫高窟 第 158 窟 卧佛 洞 建于吐蕃时代， 是 莫高窟仅有的两个涅槃窟之一 。 莫高窟卧佛长达15,8米，石窟中 卧佛 造型优美，神态安详 ， 表示的是佛祖释迦摩尼涅槃（即为解脱轮回、跳出生死的一种境界，多数人将其理解为圆寂）时候的样子。 卧佛身后的画像，画的是释迦摩尼的弟子们看到佛祖涅槃时的不同状态 。

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但有关部门出于保护石窟和管理方便，现对普通游客只开放8个洞窟。)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是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所辖的专题陈列馆，位于敦煌莫高窟南区北端三清宫内，与闻名中外的“藏经洞（第17窟）”毗邻。三清宫俗称下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道士于该寺侧发现藏经洞，后以私售藏经洞文物和募化所得，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前三清宫，寓居于此。该寺为藏经洞文物发现、被盗之重要见证，岁月既久，失于修葺。敦煌研究院于藏经洞发现百年之际，修复重建此寺，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展示藏经洞精美文物及发现、流散之史实，以昭示后人。

藏经洞陈列馆内辟王圆箓道士旧居，藏经洞开凿、封闭、发现、流散、被盗史实陈列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藏经洞出土文献、佛经等文物真品陈列，以及临摹的现收藏于英国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绢画和纸画精品陈列等。是敦煌莫高窟一处重要的旅游接待场所。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敦煌研究院编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洞窟。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至14世纪，涵盖了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多个宗教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第17号窟，也被誉为“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经卷和经书。这些壁画不仅单纯是艺术作品，更是囊括了古代社会、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敦煌藏经洞壁画，这一满贮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的石室于清朝光绪年间偶然发现，文物共5万余件，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注意。敦煌壁画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财富。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高度，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敦煌，这座位于中国西北的古城，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而其中最令人称道的要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了。这些千年古老的艺术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绘画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通过欣赏莫高窟壁画，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古代文化与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敦煌石窟创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建造，至今保存着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千余年的石窟500多座，彩塑3000余身，壁画5万多平方米，加上后期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敦煌文献和纸布绢画等珍贵文物，敦煌石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敦煌壁画以佛教题材为主，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这些壁画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为后人研究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绘画技法、造型表现、色彩运用等方面。这些壁画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史的重要遗存，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敦煌壁画反映了多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这些壁画通过对人物、场景、器物等的描绘，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和文化特点，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敦煌壁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艺术遗产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敦煌壁画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和研究材料，对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加深人类文化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不仅在艺术上有着极高的价值，更在学术研究和历史考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壁画的绘画风格、题材内容和色彩运用等，可以窥探出当时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敦煌4.5万平方米的壁画，被学者誉为是“墙壁上的图书馆”，因为壁画中有不少人物、故事、器物都能在真实的历史中找到印证。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以其丰富的内容、卓越的技法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敦煌壁画的创作始于4世纪，历经千年沧桑，一直延续到14世纪，共有莫高窟、敦煌、玉门关等几十处。敦煌壁画以其高超的绘画技巧、精湛的雕刻艺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

在欣赏莫高窟壁画的同时，我们不仅能领略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更能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艺术。通过这些壁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佛教的故事和理念，感受到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丰富多彩，主要包括线条、造型、色彩等方面。线条柔和流畅，给人以温柔优美之感；造型逼真生动，表现出人物和事物的特点和个性；色彩鲜艳瑰丽，形成了独特的色彩体系和美学风格。总体上，敦煌壁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入口

在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前留影(这是原图)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人像抠图背景合成后的照片)。

敦煌研究院史陈列馆大门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馆内设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张大千展室以及敦煌研究院创始人常书鸿先生故居，以实物、历史照片、专家手稿、出版物、绘画复制品等展现了敦煌研究院60多年几代人无私奉献、艰辛创业的历程，以及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莫高窟大牌坊为三间三楼式砖木牌坊，两侧间结构较为精巧，整体古朴大气；东面匾额题“石室宝藏”，西面题“三危揽胜”，正中风字牌题“莫高窟”，皆为郭沫若题写。

该牌坊本是敦煌城内东街上的汪氏节孝坊，建于清代的道光26年（1846）。1958年面临拆除时，由常书鸿建议迁建于莫高窟，1959年完成复建。复建后的牌坊，两侧台基提高了约半米，彩画重新上彩。后又因环境的变迁经历了一次小迁移，但未改变牌坊原貌。大牌坊现位于大泉河西岸，与莫高窟小牌坊相对，是莫高窟的点睛之笔。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第十一届会议审议批准，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对敦煌莫高窟的评价：“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石窟和洞窟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又在批准莫高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档中指出：“莫高窟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二、三、四、五、六全部六类标准。”（87教科常字280号“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简报”）以上评价足以说明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价值。

莫高窟藏经洞珍藏的三头六臂鎏金铜佛像

藏传三头八臂鎏金铜佛

“六字真言碑”。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由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命人刻石。此碑高75公分，宽55公分，上刻“莫高窟”三字。碑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周遭三方都有两列刻文：上方第一列为梵文，第二列为藏文；左方为汉文，内为西夏文；右方为回鹘文，内为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都与汉字”唵 嘛 呢 叭 咪 哞“为音，世称六字真言碑。碑上还刻有功德主、立碑人题名。六字真言的两侧和下方，分别是功德主、官员、僧人的题名，立碣的时间和石匠、尼姑名字等。此碑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十五日，是当时镇守沙州的速来蛮西宁王（成吉思汗儿子拖六雷的八世孙）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布施刊刻的，距今600多年。虽然内容简单，但意义重大，既说明蒙元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的程度，又说明元代时期多种文字并行，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

莫高窟第45窟·菩萨像

 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大势至菩萨，此尊头戴宝冠，发梳高髻，上身半裸，肌肤圆润光洁，佩饰披巾、璎珞、臂钏、手镯等物，俊美中蕴含着女性的妩媚。他目光低垂，神情专注，仿佛正在侧耳聆听朝拜者的倾诉。他是慈悲和善良的化身，是理想和艺术创作的完美结晶。

慈悲之美 北魏时期

莫高窟第259窟

这尊塑像面容清秀，双目垂敛，脸带微笑，双手交握于腹前，坐姿微微前倾，视觉角度正好能够与佛龛外的观像者达成平衡，如同佛陀正在仔细倾听众生的心声。工匠利用面部表情的细微塑造，赋予佛像慈悲祥和的美感，使其成为莫高窟北朝时期塑像艺术的精华之作。

王圆箓道士(图片来自网络)

王圆箓是湖北人，光绪初年在肃州，也就是今天酒泉地区的一个巡防营当兵，后来当了道士。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从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五万余件。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先是把它翻检一遍，目的是寻找一些值钱的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所期待的金银财宝，于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可否把这些经卷变成钱财，用来修复洞窟。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请敦煌当地的士绅来参观，可是这些士绅并不真正懂得这些文献的价值，于是他只能报官，希望得到官府的赏赐。他报官的方式是，直接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搬去两箱经卷，还有许多绢画拓片。汪宗翰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官员，他也像王道士一样，漫不经心地翻阅一遍后，随身带走一两卷自己喜欢的。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甘肃布政使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封存藏经洞文物。汪氏责令王道士严加保管，不许外流。

汪宗翰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能够早日离开敦煌这个蛮荒之地，希望能够用这些经卷取悦上司。他把王道士送给他的两箱经卷分赠给了甘肃的一些官员，其中就包括叶昌炽。叶昌炽是清朝著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碑帖很有研究，他当时担任甘肃学政。敦煌县令把藏经洞的佛经送给叶昌炽之后，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官员们闻讯纷纷前来索取藏经洞文献，藏经洞文献开始迅速在甘肃省内流失，这些在叶昌炽的日记中有记载。

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很快被往来于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们获悉。第一个来到藏经洞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自幼精通德语，还懂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梵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他主要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斯坦因本来在印度到中国新疆沿线进行考古和发掘，在得知藏经洞的消息之后，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迅速转道敦煌。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琬很快发现王道士根本不懂佛学，对佛教也知之甚少，但是对唐僧非常崇拜，于是这个蒋孝琬就利用王圆箓的信仰，谎称斯坦因是从印度踏着玄奘的足迹来到中国的，为的是完成玄奘交给他的一项神圣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玄奘委托他把当年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再重新带回印度，如果王道士成全，必然功德无量。这个荒谬的故事居然赢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他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反复提到他看到藏经洞被打开时的兴奋和激动。他看到藏经洞内的景象时，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文。斯坦因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斯坦因决定立刻结束他的探险，取道印度折返伦敦。王道士同斯坦因和蒋师爷约定，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当然斯坦因并没有忘记施舍给这位“恩主”一些“功德钱”，据说只是区区四锭马蹄银，合二百两白银。王道士意识到此举可能是在犯下滔天大罪，但是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斯坦因是唐僧的使者”，以此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不久之后，也就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的后尘到达了莫高窟。伯希和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研究员，他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从一个名叫载澜的人那里偶然间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同时也看到了载澜随身带着的藏经洞经卷。于是他立刻改变了原计划，马不停蹄地扑向藏经洞。到达敦煌之后，他以区区五百两白银得到了王道士的允许，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藏经洞。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的经卷，伯希和心有不甘，为了把精品全部挑出来，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了六千多卷精品经卷，两百余幅绢画，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据说当时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递出去的并非中国人，而是伯希和本人。伯希和在把敦煌文物悉数运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北京。这一年恰是光绪皇帝去世，接着慈禧太后去世，举国大伤，谁也无法顾及西北沙漠中这个十余立方米的小洞窟了。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正是这两个人对中国敦煌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藏经洞文献的命运带来了一丝转机。宣统元年（1909），当罗振玉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藏经洞敦煌写卷，其中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等写本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学部电令甘肃将劫余写卷解送京师。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他的努力下，清内阁大库文档和被誉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考古珍宝”“世界四大著名石刻之一”的唐景教碑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抢救和保护敦煌藏经洞文书方面，他也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学部命甘肃布政使查封了敦煌藏经洞，将敦煌遗书悉数解送京师。王道士得悉后，又私藏若干敦煌文书。学部派员在押解沿途，亦偷盗其中的一些精华写卷。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天，剩余的敦煌文书才运到北京京师学部，后来又移藏到了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

今天回顾敦煌的这段历史，我强烈地感到，艺术和文化与国力有着紧密的关系，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映。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和没落的莫高窟，在艺术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中，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象。

冥想僧。

莫高窟第17号洞窟，约为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早期晚唐作品，原高46cm，宽30cm。纸本墨彩，线条勾勒非常清雅秀丽，面容有生气。为斯坦因偷携出境，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常书鸿，自幼便爱好绘画，1918年，常书鸿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1928年，常书鸿的彩色铅笔画《木工》获康德铅笔公司速写绘画奖第一名。1932年秋，他又获得里昂市公费奖学金，转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毕业作品油画《G夫人像》获全校毕业生作品第一名，1934年，油画《病妇》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金质奖。油画《裸妇》参加里昂春季沙龙获金质奖，并由国立里昂美术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还在巴黎举行了一场个人画展，展出作品50余幅，并当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会员。1936年，常书鸿回国，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44年秋天，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 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主席，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四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1966年是敦煌莫高窟1600周年纪念，常书鸿计划通过举办大型展览，召开纪念会，以及编辑整理一套介绍敦煌的书籍，呈现这二十多年来的工作成果。1994年6月23日，90岁高龄的常书鸿与世长辞。

常书鸿将一生贡献给了敦煌艺术。五十余年中，他和同事们修复、临摹了大量壁画，搜集、整理了大批流散文物，撰写了众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唤醒了大众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常书鸿不愧为传承敦煌艺术的“第一人”。

段文杰（1917年8月23日—2011年1月21日），男，汉族，四川省绵阳市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95年，被文化部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年被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文物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2011年1月21日，段文杰在兰州逝世，享年95岁。

莫高窟飞天雕塑

藏经洞陈列馆里的部分文物

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丰富多彩，主要包括线条、造型、色彩等方面。线条柔和流畅，给人以温柔优美之感；造型逼真生动，表现出人物和事物的特点和个性；色彩鲜艳瑰丽，形成了独特的色彩体系和美学风格。总体上，敦煌壁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敦煌壁画的内容涵盖了佛教、道教、儒教、历史、文学、音乐、舞蹈、建筑、服饰等多个领域，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瑰宝之一。

敦煌壁画的雕刻艺术主要体现在浮雕和石刻方面。浮雕是将图案凸起于基底之上，使其浮于基底表面的一种雕刻艺术，敦煌壁画中常见的浮雕有佛像、菩萨像、天王像等。石刻则是在石材表面上进行的雕刻，敦煌壁画中常见的石刻包括题记、拓片、雕刻板等。敦煌壁画的创作背景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在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佛教在这里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信仰之一。为了宣传佛教教义和思想，艺术家们在敦煌的石窟中创作了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不仅是佛教艺术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见证。

敦煌壁画以佛教题材为主，具有重要的宗教价值。这些壁画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遗存，为后人研究佛教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敦煌壁画的形成与古代佛教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其艺术风格上构图巧妙，色彩丰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的重要资料。这些精美绝伦的壁画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虽然历经沧桑，但它依然散发着绚丽的光芒。

敦煌壁画虽属于佛教艺术范畴，但它的内容包含极富。诸如中国古代建筑、牛马、仪仗、农事、作坊、衣冠服饰以及汉胡各民族习尚、礼仪等，都在壁画中保存有丰富的图像。学者们借以从事研究，除了写出许多研究壁画艺术的论著外，还撰写出关于古代建筑、伎乐表演、器物形制、衣冠服饰、民风民俗、美学欣赏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论文或专著，既充实了各有关学科的内容，也开拓出敦煌学研究的许多新的领域。

莫高窟壁画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瑰宝，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让我们一同领略莫高窟壁画的绝美魅力，感受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

敦煌壁画反映了多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这些壁画通过对人物、场景、器物等的描绘，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风貌和文化特点，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敦煌壁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壁画艺术遗产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敦煌壁画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和研究材料，对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和加深人类文化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敦煌壁画主要分为佛像画、经变画、神话题材画、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山水画等几大类。除装饰图案而外，一般有情节的壁画，特别是经变画和故事画，都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如：统治阶级的出行、宴会、审讯、游猎、剃度、礼佛等；劳动人民的农耕、狩猎、捕鱼、制陶、冶铁、屠宰、炊事、营建、行乞等；还有嫁娶、上学、练武、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少数民族、外国使者等等各种社会活动。因此，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

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通过巧妙的处理，塑造了各种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敦煌壁画的绘画风格敦煌壁画各个窟的时代都是不同的，所以风格也不是很一致。不同时代，审美观点也会有所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因此有所差异。在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元素，形象的特征更加鲜明；而在隋唐以后，变形程度较小，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

莫高窟王圆禄道士塔。余秋雨《道士塔》原文：“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

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他本是贫苦出身，迫于生计，四处流浪，光绪初年，来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后来由于机缘巧合，他开始信奉道教，便离开了军队，去过游历的生活。

1897年，王道士来到了莫高窟，昔日的繁荣景象却变成了一片破败，很多洞口应坍塌，底层的洞穴早已被黄沙掩埋。面对如此颓废之象，王道士却选择留了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他想让莫高窟恢复其昔日的光辉，但他只是一个穷道士，于是，他每天出去化缘，将得来的钱财，用于莫高窟的维护，他还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将洞穴里沙石清理出去。

1900年，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个洞窟的一侧墙壁是空的，他好奇地将墙壁敲开，原来里面存放着几万卷资料，有经文、绘画等等。

对于敦煌文物，从上到下无人接手。王道士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也知道，洞窟墙壁里珍藏的必然是好东西。他一个老百姓，自然是无法处置这些文物，就赶紧从中拿了2卷经文，徒步50里，来到了敦煌县衙。

看着王道士拿来发了黄的纸，县令严泽把脸一黑，随手把经文撕了，然后扔在地上、甩袖离去。王道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到了莫高窟，思来想去，决定先将这些东西保管起来，看好就行了。

2年后，得知换了县令，王道士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抱着几卷经文，二次来到敦煌县衙。新任县令汪宗瀚是进士出身，还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看了经文，深知这批文物的价值，随即向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报告，想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是藩台大人认为运费太高，如果运输途中遇到不测，担心自己掉了乌纱帽。

叶昌炽只得上书朝廷，谁知清政府下旨，由敦煌县令处理。汪宗瀚同样怕中间出现什么变故，影响自己的仕途，就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既然县令这样说了，王道士当然知道了这东西的重要性，但是就凭他一个道士，如何能保护好。考虑再三，他用毛驴装了2箱经文，一路化缘、一路奔波，到了肃州，怎料道台大人廷栋看了看经文，说了一句：这卷上的字还不如我的字好。无奈之下，王道士只能再回莫高窟，他将希望寄托在最后一个人身上，他写信给慈禧老佛爷，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信件却是石沉大海。

外国人买走部分敦煌文物，他便是千古罪人

。王道士一直都希望将敦煌文物交给政府来保存，但是，他等了7年都没有任何一级官员来接手，但他却等到了外国人。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当他看到这些文物时，非常清楚其中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他想出高价买走，自然是遭到了王道士的拒绝。

后来，斯坦因就以玄奘的忠实信徒自称，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与王道士的交流中，斯坦因还经常表示出对敦煌文物的担心和惋惜，从而让王道士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然后，斯坦因多次规劝王道士，说由自己来保管这些文物。最后，王道士卖给了斯坦因5箱文物和24卷经文。紧接着，精通汉语的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了莫高窟，他点了一盏灯，在洞穴里看了3周的经卷，更明白其中的价值，他也拿钱买走了一部分。因此，王道士也背上了“千古罪人”的骂名。

斯坦因、希伯将敦煌文物带出中国之前，地方政府为他们开具了凭证，还派官兵沿路护送，依然没有重视起这批文物的价值。直到他们再次来到中国，将部分敦煌文物的影印本交给中国学者，这时，清政府才知道在莫高窟中有一个藏经洞。于是，清政府命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将剩余的经卷全部运送到北京。王道士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急切盼望着将这些文物由国家来保存，但是他再一次想错了。

在运送敦煌文物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地，当地的官员便从中会拿走一部分，因为他们已然知道其中的价值，这样到了北京，几万册经卷，只剩下了8757卷，然后存放在京师图书馆。

如果王道士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估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一次次地去寻找那些官员了，在他看管的期间，从未发生过丢失的事情，或许，他还不如将洞封起来，永远不让外人知道。是护宝功臣还是千古罪人值得商榷。

在余秋雨先生眼里，“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事实却是：王道士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保护莫高窟的人类文明。

当年，他确实将文物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但因此得来的钱财，他都用在了保护洞窟上。余先生认为，王道士将文物卖给外国人，其对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但真正让莫高窟文物经受浩劫的不是王道士，而是清政府的各级官员。被斯坦因和希伯带到国外的敦煌文物，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而送往北京在沿途散失的敦煌文物却早已没了踪影。

《道士塔》中这样说到，“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这句话，不仅是余先生想问，估计王道士自己也想问问，为什么他等待多年，没有文官来问津这些文物。扪心自问，如果没有王道士的看管，估计这批敦煌文物早就荡然无存。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这样描述王道士：他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往日的辉煌。

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这座王圆箓道士塔还是应该好好保存。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是世界上罕见的古老巨大的壁画之一。它以详细描绘了五台山及周围地区的山川景色、建筑、桥梁、佛菩萨画像、僧俗人物等元素，形成了一幅巨大的形象地图。这幅壁画不仅展示了五台山的壮丽景观，还展示了佛教文化的瑰丽。它作为敦煌莫高窟的重要壁画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五台山的景观和文化，它被视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壁画《狩猎图》生动地描绘了古代西北地区的游牧生活中的狩猎场景。

樊锦诗，1963年25岁的她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工作，60岁的她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78岁的她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在敦煌工作了52年。从青葱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用半个世纪做了一件事——守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她获得了无数荣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她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的重要指示。

结束了短暂的莫高窟之旅，在回敦煌宾馆途中看到古色古香的敦煌大牌楼在夕阳的映射下熠熠生辉！这次亲临莫高窟让我深深感叹：莫高窟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它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集佛教、建筑、彩塑、壁画、历史、文学、音乐、舞蹈及百科之大成的艺术宝库！正如余秋雨先生所描绘的：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杜国兴编辑于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