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部队作战

军营子弟

作者：房杨达 黄亚明

按照军委对越作战前线指挥部的部署，四十三军的作战任务：

地点是广西方向。战斗部署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突破中越边界上的越南防线。

第二阶段是纵深发展，抢渡奇穷河，攻占绿平县。

因为此次作战军委的作战意图和作战原则很明确。

作战意图是对越南进行惩罚性的打击。

作战原则要执行"三个有限"：有限的规模，有限的纵深，有限的时间。

察看地形

战前，由诸军长带队前往奇穷河察看地形。奇穷河位于友谊关附近中越两国边境线上。友谊关跨过两山峰紧挟中，只剩残垣断壁的关口。莽莽苍苍，逶迤起伏的山峰，由广西伸展向越南，隐入云雾深处。

奇穷河是越方的称呼，我国则称之为平而河。我们先到达平而关。那时的国境线两侧静悄悄。群山起伏，树木葱茏，没有人烟，也无关隘险阻。仅有一江绿水从河里蜿蜒曲折流淌而过。

这次实地察看地形后，我们针对敌占区山高林密，野草丛生，雨多雾大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对各级指挥所在战斗打响后，观察指挥和部队运动特点进行了研究。通过观察，发现越军出于反华目的，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全面的战争准备。他们在这一带构筑了很多坚固工事，阵地前插满了削尖的竹桩。还在国境线一侧修筑了简易公路，便于战时兵力机动运输。

据被越南驱赶回国的侨民说，出关时，越方边检人员曾训斥他们说："将来南宁也是我们的，回去有屁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反映出越南当权者的痴心妄想、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之大。其所作所为与中国一侧的边防线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边防山水依旧、秩序井然，是名副其实的"有边无防"。

实地勘察后，军指决定召开团以上军政主官战术研讨会。会上，大家结合作战地形沙盘上的地形地貌，本着打歼灭战，慎重初战，首战告捷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指导思想，结合部队首战地区的具体情况，谈敌情，论战法，提问题，讲战术等，广开思路从而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战目的。由于多年来，我们跟越南都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而情况巨变，我们没有防备，更缺少深入了解越南战情。因此，为了打好这场战争，就必须小心谨慎、严阵以待。

分析敌情

古人讲：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因此，这次对越反击战，对于我们这些前线指挥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绝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不可只在具体战斗方法上做文章，不能陷入过去打仗的经验主义之中。否则难有把握打赢战斗。作为一个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指挥员绝不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必须注重研究客观现实，研究战争的发展态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从而真正做到运筹帷幄、百战百胜。

另据上级通报；在敌方支马、绿平一带驻有敌一个步兵团。据我们的观察，该步兵团已成纵深梯次配制。虽然他们在地形上占据有利地位，但他们的工事，阵地尚不完善。至于他们营连的兵力配制，以及火力配制情况，也不是很明确。只能靠我们继续观察，再做判断。因为上级严令不准在开战前越境抓俘虏。

在战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一致认为，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首战必胜，主张采取袭击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利用夜间对敌实施穿插分割，堵截围歼。同时，负责攻击的各分队应力求避开大路，齐头并进。如数把锋利的尖刀同时向敌纵深插入。这样，无论敌人采取何种战法，都难以阻止我军的进攻。而我们则可以达到，首尾相接、左右逢源、各个击破、分隔围歼的战略目的。

这次战术研讨会对于战前统一团以上干部的战术指导思想不仅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军在长期对敌作战斗争中总结归纳的优良传统之一。

准备出击

2月12日突然接到前线指挥部命令，要求各参战部队在16日晚7时前完成一切进攻准备。这个时候，我军参战部队有的远在宁明，离指定进攻位置步行也需要几天的路程。为此，四十三军前指立即组织各种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在上级规定的时间内，将所有参战部队运至指定进攻的地点。各火炮部队也均按命令进入阵地，并做好了伪装隐藏。

2月14日晚上，军区前指命令："全线进攻的发起时间为17日6时30分，各部队可视情况稍作调整。"并要求将命令分级口头传达各师。

于是我带参谋人员下到部队传达前指命令。

正在我们到各部队传达军区前指进攻命令时，发生了一件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三七九团一营管理员带司务长和两个战士去团后勤处，手里拿着地图不会看，拿着罗盘不会用，结果误入敌境，踩响了地雷。司务长当场牺牲，管理员也身负重伤，两名战士负轻伤。得知这一情况后，团长一边向上报告，一边组织部队前往出事的国境线附近，并迅速占领了阵地，以防止越军将管理员抢走，暴露我军进攻的意图。此事汇报到军区前指后，几经分析，最后决定进攻时间不变，还按照原计划执行。

此事的发生，我觉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它说明了平时对干部战士的实战训练严重不足，血的教训，令人心痛。

"杀鸡用牛刀"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薄雾飘渺。经过一系列战前准备，我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几十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狂妄至极的越南军队奋起反击。这是中国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予越南以必要的惩罚。对于这种大军压境的战术方法，时任四十三军副军长，后任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的张万年将军，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杀鸡用牛刀。"

为了确保首战必胜，我四十三军在发起进攻的第一阶段时，就动用了三个步兵团的兵力，在炮兵、坦克、工兵等兵种的配合下，围歼支马附近越军一个加强营和两个营的部分越军。按照事先的作战方案，另有三个步兵团作为预备队，以应付意外。

18日中午，军部开会，总结一天多来的战斗形势，部署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我在会议上提出：依据现在的战场形势，各部队占领阵地后不宜过于前突。应控制好要点，以防止敌人的反扑。对于我的建议，大家基本形成共识，并统一了思想。

此后的战斗中多是开会、部署、总结战况，我曾多次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作战。自从抗美援朝战争以来，多年来我军就很少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多部队协同作战。平时部队进行的针对性演习，也多是上一级指挥机关事先制定好战术方案，下级部队照着演练即可，指挥员根本就没有发挥自己特点的机会。指挥班子中也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各种决策多是一边倒的局面，从而导致指挥机关在研讨过程中，只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时常会出现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令人尴尬的局面。

通过越战，我认为，在一个指挥班子中，最好由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性格特点，对同一问题有不同思维方式的人员组成，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广开思路。以便决策时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使军事决策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那种"清一色"的指挥班子，单一人的意见决策，极易造成主观臆断、脱离实际以及片面性的误判。这种行为乃兵家大忌。过去如此，当今更是如此。

班师回营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突然传来消息，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边防部队1979年3月5日起，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军司令部根据军区前指的命令，于10日中午时分别向全军各部队发出："撤离战场"的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向越境深入，准备回撤。军部专门设立了部队回撤指挥所。我随即赶到宁明和南宁指挥所，指挥部队装载和卸载各种物资，准备班师回营。

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一次进攻时，一二七师的两个团，在不到两小时的战斗中，就有五、六百伤员从山上撤下来。

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于是，便从军指挥部直接深入到前线的营指挥所，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士做无谓的牺牲负伤。

结果发现，由于我们是大兵团推进作战，整个队形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敌人却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作掩护，躲在暗处，待我军贴近时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对我官兵一阵狂射。此种战法让我军防不胜防，十分被动。在陌生的环境条件下，两军对垒，一明一暗、一生一熟，其结果不得而知。加上越军士兵多为土生土长。茂密的丛林，繁杂的沟壑，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来去自如。虽然我们火力也非常强大，每次进攻前的一阵炮击后，步兵接着就成群地跟进往上冲，按惯例无可非议。但对于没有一点实战经验的战士，特别是那些刚刚补充进来的年青士兵来说，在枪林弹雨的炮火中，能放开胆子拿起武器向前冲就已经不错了。要求他们利用地形地物，灵活机动地运用战术消灭敌人，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战斗刚刚开始，就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应该不难理解。

当然，其中不乏与指挥作战的领导者在战略上的部署、兵力配制、以及采取相应的战术、战法考虑欠缺有很大的关系。

战前，由于部队兵员严重不足，临近出发时才从生产基地补充了一些新兵，直至上车后才缝的领章，扎上帽徽，有的班长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到了战场，有些战士遇到敌人的障碍物，由于缺乏经验上前就是一捅，结果导致地雷爆炸，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员伤亡。还有的新战士听到枪响，吓得直往排长的身后跑。个别排长也沉不住气，接着往连长的方向跑。人多就成堆，正好给敌人一个集中扫射的目标。一梭子子弹过来，倒下了一片。看到部队如此大的伤亡，我的心里非常难受。根据战斗发展的态势，我们及时调整了进攻的方式，决定采取梯队跟进式战术，以夺取制胜的主动权，效果还不错。但损失依然不小。

在战场上，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应该是懂得用兵示形的辩证法的。示形实际上就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有示形就有识形。按常规，双方的指挥员都会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去伪存真，识破蒙着他眼睛的假象，所以示形的成功与否，就在于对方是否能够识破。如果想不让敌人看破，那就一定要知道敌手判断问题的逻辑习惯。

从越战中不难看出，对于这种战术方法的运用，越军要比我们熟练的多。这让人感慨万分，我们曾经派出很多军事专家支援越南，现在学生在某种情况下确实超过了先生。

撤出战场后，检查装备情况。全军三万多人，丢失装备达一万六千多件，包括机枪架。出国作战时，战士们随身都带一把小军锹，用绳子捆在身后。行军不便不说。走不多远，绳子就断了。无论是战场纪律，还是为保护自身安全，铁锹是不能随便丢失。否则，挖战壕、掩体时没有工具，那就会以生命为代价的。于是，战士们只好一边行军一边用手摁着铁锹。见此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摁着，战士们说是为了不让铁锹碰击自己的身体，不然会影响行军速度的。听战士们这么一说，真是心疼我们的战士，但我确实无能为力。因此，有的战士实在没办法，干脆就将铁锹扔了。

至于丢下的军需物资，有食品、雨具、刀具等等，有的甚至连枪炸药等武器装备也丢了，还有不少炮兵部队把炮弹埋在了地下，因限时撤退也来不及挖出，各种物资扔得满山遍野。一件雨衣就有三斤重，战士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扔了，不然跑不动。在打仗战斗情况下，动作稍微慢一点，就会付出血的代价的。

对越作战期间，国防大学曾组织学员到前线实地观战实习。当了解到到部队的伤亡情况后，都忧心忡忡，表示不解。我对他们说："这次对越作战出现的问题你们已经看到了。制定的作战方案，采用的基本战术完全是按照主观想象臆定的，根本就没有结合越南山地丛林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战术原则及战术方法，灵活机动有效地歼灭敌人。尤其是在对敌情及地形地貌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地采用大兵团深入纵深作战，更是错上加错。这几天的情况你们也有些了解，战斗才刚刚开始，就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这些无谓的伤亡与作战的指挥者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我的观点，得到了学员们的认同。我还说对他们说："作为一个老兵，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青藏平叛到中印反击战，我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火洗礼，时间漫长，感受体验颇深且多。

我们总是强调发扬传统，要求我们的战士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战争就是战争，战场就是战场，是你死我活的较量，绝非儿戏。发扬传统只能是精神层面的。胜败有时并非精神和主观意志所能决定，而是主观和客观完美地结合。我们有自己的军事科学院，你们作为专门学术的研讨者，看看那些脱离实际、盲目指挥的当权者们，他们讲的是什么"科学"？带兵打仗责任大于天，因为自己的失策误判，牺牲了那么多年轻的战士，就没有一点责任和愧疚吗？

还有一点，四十多年的风霜雨雪，国家的建设日新月异，一切都在变化发展。可我军现在的武器装备与我多年前当八路军时用的武器装备基本没变，几无完善，依然如故，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

越战期间，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伦也到了前线，还到了四十三军。战场上的情况他也一清二楚，当军参谋长跟他提起这些问题时，由于是在战场上，说的话可能不好听，也不是很投机，说着说着，俩人便吵了起来，还说了很多粗话。部队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而且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上上下下，谁的心里不窝火。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大家心里有火气也是情有可原。

3月16日，战斗结束后，我们撤回到祖国边防线以内，到广西宁明地区集结休整。四十三军从1979年2月17日发起进攻，到1979年3月16日全部撤离战场，回到国内，时间整整一个月。

4月1日，我军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返回河南驻地归建。

4月8日开始，我军从南宁附近几个火车站分乘八十多趟军列，前后历时十一天安全地返回原驻地。这次四十三军部队从南宁回撤，我也任登车总指挥。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当年志愿军从朝鲜撤回国内时的情形，同样的场面，不同的时空，心境迥然。

这次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达到了中央的预期目的：教训了越南，也沉重打击了苏联的反华部署，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我国的"四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军经历了一次实战锻炼，也使部队经受了一次战争的考验，造就了一批战斗骨干和各级军事指挥员，对于我国的国防建设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整个反击战正如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16日关于反击战的一次讲话所说的：是一次有限度的惩罚性作战。

这个仗必须打，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对越南采取必要的姿态，有助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搞四个现代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光靠报纸宣传、提抗议不行，需要扎扎实实教训一下才行。

三、我们的军队有近三十年没打过仗，平时训练效果有限。这次自卫反击战是个练兵机会。经过这次作战，我们军队的名誉恢复了，解放军还是解放军，锻炼了人民解放军，这是最大的、了不起的成绩。

事实也证明，中央对越作战的方针、规模、包括发起战斗的时机，都是完全正确的。

四十三军在整个反击战的战场上历经五个月，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的既定任务，返回到驻地。这是我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出征。

中越反击战，1979年2月17日10时，在前沿阵地和军工兵处长、坦克营长勘察、部署排雷右一为作者当时任43军副军长

房杨达生平：

房扬达1924年5月4日出生，河北定兴县房家庄村人，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军区独立三支队干训所宣传队分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第一军分区二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热辽纵队第二十七旅七十团政治处股长，热辽军区独立第十七旅七十团营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七十团营长。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司令部作训科长。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廣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甘、青藏肃反平叛，重庆壁山成都军区国防22工程建设，中越边界自衛还击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四O三团副团长，第一三四师四O二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第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四O二团团长，一三四师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三四师副师长，五十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军长。国防科委第一研究院军管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副军长。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荣获：一次一大功，两次两大功，小功数次，并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1年6月晋升为上校军衔。1988年7月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房扬达将军于2022年4月2日晚21时46分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九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