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烈士

罗网天下

　　杨雷，原32师96团4连大学生见习排长，在我的老山战斗日志《1984高地》中，他的事迹只有几十个字的记载。40年过去了，要不是他的现身说法，绝大多数战友最多只能记住他的名字，而不知道他竟是一部传奇…

　　白驹过隙，40年已经过去。一路走来，我几乎是逆风而行，逆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方向感差劲，而是缘于一场伟大的战争！这场战争就是1984年威震中国南疆的老山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这场刻骨铭心的战争，对我来说仿佛就在昨天一样。由于我做了多次全麻醉手术，我大脑的某些功能受到抑制，脑细胞中存储的很多有关战争的细节，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淡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努力挖掘一些原汁原味的战争元素，给大家开启一个探视战场的窗口，把和平年代的人们，带到真实的战场上去溜达溜达。当人们认识了真实的战争，就会知足，知足自然也就常乐。我还希望，通过我讲述的这些战斗故事以及我的伤残经历，能为遇到天灾人祸的人们凿开一条宽慰的间隙。能为处在学业或工作压力中困惑、迷茫甚至绝望的孩子们增添不畏艰险的勇气，把不圆满的人生坚持到底。

我这个“热血青年”大学毕业后，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投笔从戎，献身国防，走进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通过在桂林陆军学校一年基层指挥的学习，很快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上战场直接就开了挂。战前，我花了些功夫把以下越南语说得很溜，例如：诺布松空叶”（缴枪不杀）、“宗堆宽洪毒兵”（我们宽待俘虏）、“博物克依霜”（放下武器）、“热呆连”（举起手来）等等。我期待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能“西藏人穿衣裳——露上一手”，面对面地跟越南人交流一下。没承想，我展示语言才华的机会还没等到，就被越南人的一发炮弹埋没了。常言道：窥一斑而知全豹，闻声知人，我在战场上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1984年8月3日，我穿着四个口袋不太旧的军装，浑身上下散发着质朴无华的气息，来到了炮火连天的老山前线实习。我的职务是副连级排长，当天便直接上了火线，到96团4连报到。4连指导员孙世元接待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也许指导员需要挑选一个胆气过人、作风过硬的骨干，就问了一句：“谁是党员？”我默默地举了下手，就被分配到142号高地。后来我才知道，我象中了彩票大奖一样登上了中央军委命名的“李海欣高地”。这个英雄的高地处在三面受敌的突出部，通往145号高地（连部）的交通壕是我们高地仅存的一条生命线。当年老山前线曾流行着一种说法：“老山是天堂，八里河东山是人间，拉那口是地狱”，而142号高地（李海欣高地）就是那拉口最危险的阵地之一，它是名副其实的十八层地狱。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有一天，96团机关的参谋到访142号高地，他们来去匆匆，临走时用一种不祥的眼光深情地看着我，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一句“兄弟，多保重”。话音刚落，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必须象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完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向死而生！

我刚上阵地不久，142高地的老排长沈相荣升任连队副指导员，我这个实习排长被正式任命为96团4连3排排长。我怀着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恐惧，在火线上正式接过了142号高地的指挥权。我从未带过兵，更没有打过实战，看着陌生的部下，看着个别年纪稍长的班长，我感到有点茫然失措，心中甚至泛起了一丝惊慌的涟漪。从那一刻起，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将独自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独立化解人生当中最大的挑战和危机。

我至今对接替指挥那一天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我记得，我坐在坑道里的弹药箱上，透过两侧的两根蜡烛的微弱光线朝前看过去，映入眼帘最显著的元素，就是一双双盯着我的眼睛，这些眼睛中传递着各种复杂的信息。为了打消这些眼睛中的不安和顾虑，我隐藏了我是云南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我深知，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没有人敢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一个“白面书生”。我谎话连篇、声嘶力竭地喊到：“兄弟们，我在昆明陆军学校学习了三年，所学内容就是专门对付小越南的……。”话音刚落，越军一排炮弹就打过来，我排在表面阵地上观察警戒的战士杨泽滨头部被炮弹弹片炸伤。看着身负重伤的战友，听着隆隆的炮声，我知道演出开始了，青涩的我该上场了。

　　在阵地上，生与死都是随机的，没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强者，只有运气好到爆棚的福星。由于没有装备防弹衣，我们实际上是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构筑祖国的南疆长城。阵地上，处处暗藏着触动死亡的开关。我粗略总结了一下，要活着胜利归来，最起码必须过三道生死关。

我们面对的主要敌人是以小规模袭扰或偷袭为主的越南特工部队。这是一个长期伴随蚊虫、蚂蝗训练、极具神秘色彩的部队。在跟美国人作战期间，越南特工蛙人部队，仅用炸弹攻击，就炸毁过美国一艘准航空母舰。这个记录够得上他们吹嘘一百年。越南特工像泥鳅一样滑，完成战术偷袭后，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防不胜防。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个“瘦杂种”扛着一门60迫击炮，在我面前几十米远的地方一闪而过，我的枪还没抬起来，这只“越南猴子”就不见了踪影。另一方面，八、九月份的老山前沿阵地，蚊虫多得可以把人吸成贫血，战士们晚上执行战斗任务时，除了擦上防蚊油，还要戴上一顶养蜂人专用的防蜂、防蚊帽，一个个的扮相既像“外星人”，又像“大头鬼”。在漫漫黑夜中，传说中的越南“丛林变色龙”和现实阵地上晃悠的“外星人”和“大头鬼”，总是让142号高地弥漫在一种恐惧紧张的气氛之中，面对敌人的袭扰，全排战士紧绷的神经很快就达到了极限。对于我而言，真正的危机既来自敌人，又来自于我们内部。每天晚上，作为一排之长，我必须根据上级的敌情通报和指示以及自己的判断，给战士们布置战斗任务。为杜绝任何形式的懈怠和松懈，防止敌人有可乘之机，我的职责就是每天晚上必须数次绕着阵地的堑壕、交通壕，从一个哨位走到另一个哨位去查哨；从一个火力点走到另一个火力点去检查战备。在查哨行动中，我遇到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如果我动静太大，就容易被越军特工发现，会被敌人偷袭或被抓了“舌头”，如果我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又容易被自己人误认为是越南特工，造成误伤。在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好像我怎么做都是错的，我太难了！几乎每天晚上，我的胸口都要被自己的士兵瞄准数次。如果在我查哨途中，遇到越南人朝我们工事丢手榴弹或丢TNT块，那么我的部下可能会在惊慌中朝我开枪。庆幸的是：我不是美国黑人，我的兵也不是一惊一乍的美国警察，否则，我的身上早就被打成了马蜂窝。在变幻莫测的对敌斗争中，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适应战争。当我们练就一身夜猫子的本领后，我们的目光也如鹰隼般锐利。我和我的战士们逐渐走出了磨合期，我所遇到的困难和危机也就逐渐解除。这是一个排长在阵地上必须要过的第一道生死关。

在老山防御作战中，我军百分之八九十的战损都是越军的炮火造成。手榴弹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大号鞭炮，炮弹才是真正的恐怖玩具。我记得，堑壕边放着的一箱手榴弹被炮弹炸飞了，抢修工事时，铁锹不小心铲到被炸断木柄的手榴弹露出来的拉火绳，当看到手榴弹冒出白烟时，我们都没有当回事，仅仅是在边上稍微蹲一蹲，等爆炸后又接着抢修工事。相反，我们对炮弹的态度就认真多了。如果谁冷不丁地学一声炮弹飞过来的声音，保证一秒钟之后，周围会躺下各种难度系数卧倒的人。142号高地这片焦土上，落下了敌人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炮弹，炮弹产生的冲击波和弹片就像死神的镰刀，随时随地收割没有防弹背心保护的鲜活的生命。我们阵地上炮火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威胁来自于142号高地西南方向的小青山，越军在此部署了一个女兵直射炮连。这些娘们都是些狠角色，她们哪天来“姨妈”可以忘记，但对我们的炮击却从不会忘记，这些直射炮弹常常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连有几个战士，就倒在这些直射炮的炮口下。我阵地东北方向的石头山，长期被直射炮轰击，崩飞后滚下来的乱石，致使我们表面阵地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的工事不亚于遭以色列轰炸下的加沙城。真无法想象这些都是女人干的好事！另一方面的炮火威胁，来自于越南部署在汉阳的1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群。这是迫击炮家族中最大、最令人胆寒的大炮。每当越军发射炮弹后，天空中就会响起炮弹飞行的轰隆声，一般数30到34下，这个恐怖恶魔就会从天而降，紧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爆炸声。从坑道出来一看，前面那颗熟悉的芭蕉树不见了，转过身一看，吃饭的饭盒早已飞到几十米外，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眨眼睛”。可以说，阵地上除了坚固的坑道以外，任何防护工事都不是160炮弹的菜。有一次，通信员到猫耳洞（一种微型屯兵洞）通知我到坑道接连长的电话。接完电话返回时，我被周围的景象惊呆了：“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就回不去了"？也就是说，我刚才呆过的猫耳洞，已经被160炮弹夷为平地。在一片狼藉中，我找到我的裤子，裤子皮带已经被炮弹弹片铲断。我站在一股焦糊并夹杂着浓烈苦杏仁味的硝烟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拿着裤子的手一直在空中凌乱。没办法，这就是真实的战争，这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救命的电话铃声我的生命已经“Game Over”了。我失去了皮带，只好找一颗重机枪子弹别上裤子，又投入新的战斗。这就是在阵地上必须过的第二道生死关。

阵地上生存的难度系数属于地狱级别。我和战士们在阵地上几十天，几乎没有享受过洗脸和漱口的滋味。尽管生活标准降到低得不能再低的生存标准，我们还是得冒着生命危险，到越南人的眼皮底下去抢水。在阵地上没有水的存活率就是零。敌我双方都知道山脚水源地的位置，通往水源地的路上可能有敌人刚埋的地雷，道路也有可能会被越南人火力封锁。我们一旦脱离了阵地野战工事“乌龟壳”的保护，就是妥妥的死亡裸奔，生死可能就在毫厘之间。 因此抢水极具挑战性，它是一项智慧、意志、力量和勇气的游戏。做好详细的抢水作战计划后，作为排长的我有时候扛着一个20加伦的塑料桶，走在抢水行动组的前面。当我们抢到水后，马上沿着猴子等野生动物才走的小径往山上冲，几乎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当跑回阵地时，人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直接瘫倒在地上。几十年后，我这个云南大学足球队曾经的主力球员和深资球迷常常在想，许家印的男子足球俱乐部是一只金钱堆积起来的球队，据说几年就烧掉了170亿。我瞄了一下许家军球员的体力，有几个可能还不如当年我们这些“擅长山岳丛林地作战的滇军”。当然许家军球员没有钱是不会跑的，再给大把的钱，他们也绝不敢在危及生命的死亡线上奔跑。只有人民子弟兵，才是伟大祖国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只有人民子弟兵，才是践行“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忠诚卫士。这些抢来的混浊的水，加入几片总后勤部研发的净水片后马上就变成了能饮用的甘泉，全排战士又有了完成任务的底气。这就是在阵地上需要过的第三道生死关。

我在阵地上呆了一个多月，不但能清晰、准确地理解：“坚持”、“勇气”、“绝望”、“牺牲”等单词的含义，而且早把这些词揉碎、嚼烂，内化于心。当然，最终我还是在阵地上听到了一个最悦耳的单词，这个让人产生强烈喜感的单词就是“换防”。一个多月下来，我连伤亡40余人，活着的人把一年的烟都抽完（我一天抽六盒以上香烟），也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1984年9月8号，我们终于等来了96团7连接替4连防御任务的命令。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用两个字表述就是“高兴”，用三个字表述就是“高逼兴”，用六个字来表述就是“真呀们真高兴”。我甚至高兴地以为，战争对于我来说已经提前结束，我将要可以洗去脸颊上覆盖着的战火尘埃、认真打理被军用压缩干粮污染、损坏的牙齿，晚上可以安心地做上几个美梦，似乎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昨日晴空万里照，今朝聚雨倾盆落”，战场的风云变幻总是让人难以预料。 有一天我正惬意地抽着香烟，突然，2营书记给我传达新的命令：因7连2排长作战负伤，上级首长考虑我熟悉142号高地情况，遂命令我即日重返142号高地接替7连2排长的指挥。命令的每一个字象重锤锤打在我和通信员的心上。虽然我下巴没有被惊掉，但还是被一口老烟呛得眼泪水直流。年纪尚轻的通信员毕竟世面见得少，他的腿脚已经有点不听使唤。 一根烟未抽完，我内心又重燃了在军校的很多热血记忆。桂林陆军军校把我从老百姓培养成了一个正直、勇敢、刚毅的合格军人，让我懂得“军人之耻”、明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一个硬汉，此时此刻，我暗下决心：“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要死就死得”鸡儿”朝天。当天晚上，我和通信员就此生离死别。我一个人扛着一条枪，重新回到142号高地，在96团7连连长龚平的麾下继续战斗。

　　随着在火线上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经历的战斗次数越来越多，我亲自体验了与很多媒体人和小说家用键盘敲出来完全不一样的战争，我的“躲炮神技”也修炼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可惜老天不遂人愿，最终敌人的炮弹还是不打算放过我。1984年12月4号这一天，一直伴随我的好运突然消失。一发诡异的炮弹离我近距离爆炸。当强大的气浪把我推到一旁时，也把我的人生推向了另外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这次事故不是火星跟地球的撞击，而是鸡蛋与石头的较量。当我被击倒后，人的脾气一点也没有了，在濒临死亡的边缘，我根本没有办法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也没有办法象男子汉一样安静地抽完最后一根烟。感觉我整个人就象一颗飘浮在地球椭圆轨道上的卫星。当旋转到地球近地点时，我的心慌得特别厉害，仿佛心脏要从口中跳出来一样。当这颗卫星慢慢转到地球远地点时，我可以稍微舒服地喘口气。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旋转，一次又一次的折磨，越转越快，我整个人被一个巨大的旋涡吞噬后，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时，我已经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睁开眼睛，炮弹的轰鸣和爆炸声已经从我耳膜中完全消失，宁静的野战医院周围一片祥和，我的感觉实在好极了，整个人恍若步入了天堂一隅。只见几个护士悠哉地从门口走过，只听见远处有一个伤员叫了一声：“护士，我要吃罐头”。这平淡如水的一句话，直击我心灵，让我冰冷的身体瞬间涌入一股暖流。最让我吃惊的，是一股弥漫着的、不可描述的恶臭也消失了，具体怎么个不可描述法呢？那么，我就说道说道这超出大多数人想象的臭味：我们坚守的阵地，就是一个恶臭熏天的地狱。天空中，始终有一股挥散不去的恶臭，它由以下几股生物“毒气”组成：一是7月12号，越军师级规模大反扑后留下的几千具越军尸体的尸臭。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这股让人濒临崩溃的臭味，使人感到难以呼吸。我们阵地的机枪工事木板下面，浅埋了两具越军尸体，其浓烈味道熏得让人窒息。二是，人的生理排泄物产生的臭味。我们在阵地堑壕一米以外布设了大量的”72式防步兵地雷”，地雷是对付越南特工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同时，这些地雷也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几十个人长期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吃喝拉撒，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充满浓烈尿骚味的大型化粪池里。三是，阵地上还有大量偷吃尸体和压缩干粮的老鼠，这些老鼠个子肥大得可以打篮球。当炮弹把它们炸死后，其就变成了一个个新的毒气释放源。至于什么汗臭、脚臭等只能算是毛毛雨。我和战士们在阵地上真的不想死，但天天闻着这些臭味，死的心都有了。 来到野战医院，相当于抵达了死亡的彼岸。尽管我还是全身上下都感到不舒服，但内心深处，却徜徉着一种特别的幸福。我用眼睛四处搜寻着活命的希望。一个医生走过来，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我急切地喊道：“医生，我伤很重，请快给我做手术。”医生并没有理会我的请求，过一会他拿来一碗酒精棉球，给我擦拭伤口。看到自己腹部满肚子的管子，我才知道我的手术早已经做完。我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死不了啦。当转运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时，我更加坚信我活过来了。 一发炮弹的爆炸，将我的身体撕扯得支离破碎。二十多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肉体，瞬间让我变成了一个血人。其中，有些弹片贯穿了我的腹部、打坏了右肝、打爆了横结肠，打掉了连接胰腺和胆囊的十二指肠乳头等身体的重要器官。我的老领导龚平连长，像一个有经验的老船长。他雷厉风行地组织了对我的抢救，为我的存活争取了时间；军工连的兄弟们，是敌人炮火下的最美逆行者，他们用双手托举了我生命的希望；32师野战医院徐宋金院长、主刀周医生及整个医疗抢救小组是一群医术高超、技艺精湛的团队。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最接近神的人，在创造生命奇迹的过程中有如神助！他们完成了这件难以置信的壮举，其抢救案例被写进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战地救护范例》。总之，我在战争中能遇见以上贵人，是上天对我最慷慨的馈赠。

(摘自杨雷回忆文章《向逝去的青春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