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希勒根的青春岁月一一 雪 地

大海

雪 地



面对洁白无瑕的世界，我们筑路官兵当初还有许多的遐想，后来经历过了，才知道它丰富的含义意味着什么。

上山第二天，丁继亭领着我，将带来的施工器材一一归置妥当。整理完毕，我带着好奇之心去营部外的连队看看。营部与11连毗邻而居，出营部即可见11连的连部帐篷。我刚至连部帐篷一侧，便见几位同乡战友正挥舞铁锹铲除积雪。前行几步，正欲与他们打声招呼，却见其中一位战友，把铁锹柱在雪地上，双手握着锹把，直直地望着我，泪水瞬间滑落脸颊。这一幕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定格的画面挥之不去。

上山后的日子，连绵的大雪纷飞不断。每当我们各自忙碌完手头的工作，便呆在帐篷里。一边学习，钻研各自的业务，我则翻阅全营施工所需的《物资清单》，熟记品名、规格与型号；一边不停地向小火炉添煤。每隔一阵，还需用锹把从内向外轻轻敲击，将帐篷顶部的积雪震落，每隔几小时便需清扫帐篷周围的积雪一次，有时积雪甚至封住了帐篷的窗户。尽管如此，连队的生活依旧有条不紊：出操、点名、学习、整理内务、铲除积雪，一切如常。然而，部队缺乏在高寒缺氧地区的生存经验，白天尚能保持炉火不灭，夜晚却常常熄火，帐篷内的地面本就潮湿，到了清晨，大头鞋往往被冻在地上，需要用铁锹甚至镐头才能将其拿动。

天山地处高纬度，最高海拔虽仅有3500米左右，但在4、5月间，哈希勒根北坡风雪交加，降雪频繁，气温极低，含氧量亦不到内地的70%。初上山时，我们这些18至20岁的年轻战士，满怀热血与激情，然而在这片白雪皑皑的高原之上，平地急行几步便已气喘吁吁，想要加快步伐更是力不从心；若要攀登山坡，则需借助棍子，一步一喘，节奏分明；劳作之时，动作稍缓尚可勉强支撑，否则只得停下喘息。上山数日后，高山反应让官兵们备受煎熬：头晕目眩，食欲不振，夜不能寐。原本活力四溢的小伙子们，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呆滞木讷。对于这种极端气候，体质较好的士兵约一个月后便逐渐适应，而体质较差者则需更长时间方能适应。营部的张增洋医生，因年纪较大、体质欠佳，稍一活动便气喘吁吁。彼时，他常感叹道：“这个鬼天气！”

保管室与卫生所同属一个就餐单位，我常前往卫生所聆听张增洋、王守直两位医生讲述部队的故事，同时也对医生的诊疗过程充满好奇。这里晴天则阳光灿烂，而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满目皆是金光闪烁。第一次大部队驻扎冰垯坂，未配备护目镜，不久便有近半数官兵患上雪盲症。此病不仅使眼睛红肿、疼痛难忍，影响劳作，还伴有头晕、胸闷等症状，令人备受折磨。此外，雪地紫外线强烈照射，大部分官兵一周后皮肤变黑，脸上出现细小裂纹，嘴唇肿胀开裂，严重时连进食都困难重重，只能将馒头撕成小块塞进嘴里慢慢咀嚼。此时的笑容显得格外尴尬，有人故意在此时讲笑话，引得大家掩面而笑，相互打趣更显滑稽。

由于上山前未能准备高压锅，上山初期的伙食条件极为艰苦。蒸出的馒头、包子均为死面，炒出的冻土豆半生不熟，难以入口。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热量抵御严寒，不得不勉强食用。加之气候影响，即使拉上来的新鲜蔬菜也多已冻坏。长期缺乏新鲜蔬菜，许多官兵的手脚指甲开始翻盖或凹陷。当时官兵们吃得最多的便是压缩菜。我曾见11连炊事员炒制压缩菜的过程：先将大锅烧热，用纱布缠绕镐把头，浸入油桶后迅速在锅边转一圈，随后将雪水泡散的压缩菜倒入锅中，用大铁铲快速翻炒，加盐后出锅，一个班一盆。据后来统计，部队上山不到一个月，平均每人体重减轻近五公斤，这一数据是否准确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生存环境之恶劣，饮食结构之不合理，确是真实存在的事实。

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尤其体现在连队施工班的洗漱问题上。初上山时，数日无法正常洗漱，后来随着烧小火炉的经验积累，班里安排专人负责化雪，基本能满足全班的用水需求，下班后每人可分得半盆热水擦身。

实际上，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更潜藏着健康隐患的，是长期穿着未干透的衣物。6月前，因积雪深厚，所有野外工作的官兵均需穿上高腰胶靴，内衬毡袜。行走或劳作时，积雪常会灌入靴内，加之胶靴不透气，脚底很快便汗湿，几小时内毡袜几乎完全湿透。中午休息时，每人只能将鞋子脱下透气，晚上归来也无法正常晾晒或烘干。施工班10多人共住一顶帐篷，每日需晾晒的鞋袜及汗湿的衣物堆积如山。如此循环往复，湿寒之气必然深植体内，最终会导致许多官兵患上与之相关的各类疾病。

雪，成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底色。初次接触觉得世界如此纯净和浪漫，是因为我们官兵的心灵纯粹使然。后来发生的一切困苦与悲壮，都与这雪有着直接的关系。

哈希勒根的雪墙路。

四营各单位驻地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