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傅雷的最后岁月

它山夜話

1966年9月2日夜，著名翻译家傅雷与他的妻子朱梅馥在经过四天三夜的批斗会后，决定不再苟活人世。

傅雷一生，以其优秀的文学素养，忘我的奋斗精神，翻译出33部外国文艺名著，将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丹纳等文学巨匠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他出色的翻译，使《约翰·克里斯朵夫》、《巨人三传》等作品深入人心，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可是，在当时的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尊严却受到无情的践踏与侮辱。傅雷无法摆脱这样的遭遇，他又是那样一位视人格为至高、性情如烈火般的人，又是那样存有“死谏”之精神、能敏感而冷静地看清这个世界的人，他只有带着悲剧性的情绪，带着自己的一身傲骨，却又怀着慈悲之心离开人世。

傅雷的最后选择，似乎是他的亲人们早已预料到的。

他的儿子傅聪说：“有人说我爸爸那时要是忍一忍，就活下来了。其实，他那时弃世，还算是幸运的，他要是活下来，会受更大的苦难。我好像早已知道他会走上这条路的。他不可能不如此，这一点，我完全明白。”

他的另一个儿子傅敏接到电报，没看电文，便知父母已去：“按父亲的性格，别碰他，一碰就着，他太刚烈了。他是典型的宁折不弯。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早走早解脱。”

傅敏回忆起父亲所怀有的“死谏”精神。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在讲授文天祥、岳飞、魏征等“抬着棺材见皇帝”的死谏志士时，一咏三叹、壮怀激烈的神态。讲完后，父亲还让他写感想“为什么这些为国捐躯的大丈夫能流芳百世？”“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傅雷是最重气节的。

正因为如此，早在1958年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时，他便打算自杀，只是因为傅敏太小，还有牵挂而放弃。

傅雷的最后选择，似乎也是他的朋友们早已预料到的。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傅雷已预感到自己将在劫难逃。他对朋友们向来都是那么坦诚，这次也不例外，说：“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这使朋友们非常不安。

他对周煦良坦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这使周煦良脊背发凉，思绪不由得回到那次令知识分子难忘的“反右”运动中。

二

本来，傅雷并不热衷政治。他喜欢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畅游，将翻译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但在解放前，国家蒙难，他的赤子之心不能不因此激愤，于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又在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又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推进民主运动，并发表反蒋宣言。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傅雷根据民主促进会原订会章“民主实现之日，即行解散”一条，宣布退出该会。他虽然于1949年7月应邀为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代表，但因故没有出席。又于1953年9月被推选为第二次文代大会代表，仍然因故没有参加。1954年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他虽打算参加，但因放不下手头工作而未出席。所写《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的长篇书面意见，被列为会议参考文件。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以至于译作不断。从傅敏、罗新璋所编的《傅雷年谱》中可以看到，从1949年一直到1955年4月，傅雷几乎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但从1955年5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有政府对他的高度重视，还有朋友们不断的邀请与鼓励，使傅雷感到自己有必要走出书斋，从宝贵的光阴中抽出一些时间参加社会主义事业。他是那般的真诚，一旦加入进来，便付出高度的热情与坦诚。他出席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被派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作为政协代表，他要负起建言献策的责任，很快写出有关国画界、音乐界、儿童读物、高级知识分子等问题的七份意见书。几个月后，他又写出三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他积极参加上海政协第一届第六次常委扩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和补充发言；出席上海政协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书面发言；参加政协考察团的活动，先后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及《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1956年到1957年7月，他撰写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正是傅雷的真品质——他容不得一点假。傅雷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非常严格的人，他的意见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

傅雷的老友柯灵回忆：“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而这些意见，当然难免瑕瑜互见。”

杨绛则回忆了一件事：“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回忆至此，杨绛亮出自己的观点：“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当然，这只是杨绛的想法，傅雷没想得那么周全，他并没有恶意，却把气量小的人给得罪了。

他毫无顾忌地提了大量的意见，在“反右”运动中便免不了被卷入旋涡。1957年5月，傅雷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7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没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他便受到了批判，成了“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妻子朱梅馥在12月23日给傅聪写了一封信，称：“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教训虽深，傅雷不会改变自己的真性情。上海文艺界一位领导想保傅雷，但前提是，傅雷需要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点，哪怕说自己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都行，以求“认识深刻”，免戴帽子。但傅雷回绝：“我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结果，傅雷由“中间分子”升格为“右派分子”，被指为“反苏”“反社会主义”。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留学的傅聪也受到牵累，被从波兰召回北京参加整风“反右”，写完检查后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当傅聪在波兰不断听到国内对父亲的批判扩大化的消息后，他考虑到自己一旦回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可悲处境中，他选择了出走，从波兰出走英国。这对傅聪是不得已的举措，对傅雷却是沉重的打击。

傅聪是傅雷的爱子。在傅聪身上，傅雷倾注了无可比拟的父爱，这从《傅雷家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傅聪培育成一位国际知名的钢琴家，为国家争了光。可是，儿子却出走了，傅雷固然可以想到傅聪的处境，但他依然难以接受。心情非常郁闷。

幸运的是，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下，傅雷得知：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敞开着。而且，傅雷很快可以和傅聪恢复通信了。

此后，戴着“右派”帽子的傅雷深居简出，全身心致力于自己的翻译事业。由于长期的劳累、失眠、忧虑，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脆弱，他的个性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傅雷一度因“右派”身份不能出书。这对他是要命的。他不拿工资，长期靠稿费生活。有关部门指示：傅雷可以继续译书，但新出的书不能署“傅雷”本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此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要出，仍署‘傅雷译’。”1961年9月30日，报上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这并没有给傅雷带来什么快慰，他只是表情严肃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给我戴帽是他们的事，摘帽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没什么相干。”1963年6月2日，傅雷致信傅聪：“历史上受莫名其妙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对：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三

1965年，政治形势严峻起来，傅雷的身体也更加恶化。9月29日，他的眼睛突然大花，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目力使用过度，如不长期修养，有失明之虞。此时，他的生活状况已非常困难了。由于长期无法出书，他没有了经济来源。这位已享有国际声誉的一向孤傲的翻译家，如今为了自己的家庭，却不得不致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希望帮助解决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一系列困难。

1966年1月，傅雷双目白内障依然如故，又并发慢性结膜炎。

傅雷对自己的悲剧性结局似乎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傅敏说：“反右的时候，我遭害于姚文元之手，现在姚文元更红了，我与其落在这伙人的手里，还不如早点离开。”他在给傅聪的信中也说：“人生一世不过如白驹过隙的话，在我们的确是极真切的感觉，所以把生命看得格外渺小，把有知觉的几十年看做电光一闪似的快而不足道，一切非现实的幻想都是从此来的，你说不是？明知浮生如寄的念头是违反时代的，无奈越老越是不期然地有此想法。”

不同于“反右”时期，他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有太多的牵挂了。在特殊情况下，他可以主动选择自己的死。

抄家批斗的现象不时出现在傅雷家的附近。高音喇叭叫嚣着，一家又一家的人被赶出家门，在红卫兵的抽打和吆喝下游街示众。按理说，傅雷没有工作单位，自可减少被批斗的机会。但他没有抱侥幸心理，每到晚上的时候，傅雷与他的妻子尽量不开灯，以免被人注意。

果然好景不长，1966年8月30日夜11点，一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入傅雷家门。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这些“热血”青年对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实施抄家时，发现了傅雷写给李翠贞的信，如获至宝，转而直奔傅雷家而来。那封信是傅雷1959年写给李翠贞的。当时李翠贞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的丈夫在香港。李翠贞经常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间，很不方便。她的丈夫希望她留在香港，她写信给自己所信任的傅雷，请傅雷给她出主意。傅雷复函，力劝李翠贞在上海为国效力。李翠贞听从了傅的建议，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没想到，这样的信件，在红卫兵眼中却成了“反革命罪证”。李翠贞被怀疑为“特务”，傅雷则被怀疑为“与特务勾结”。

红卫兵们显然对傅雷“闻名”已久，对傅雷有个儿子在国外也是知道的。他们声称要搜查李翠贞藏在傅雷家的“证据”，却不仅搜查屋内，还对小院掘地三尺。傅雷精心培植的各种花草被掘了出来，散乱地奄奄一息地无奈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美丽的花瓣很快枯萎。红卫兵们并没在院中搜到什么东西，非常失望，有人忍不住嚷道：“你把外国钱藏到哪里了？”傅雷一下子知道了他们的意图，冷冷地看了一眼，什么也不说。那人马上过来，对着傅雷的腹部就是一拳，傅雷疼得弯下了身体。他依然不说一句话。红卫兵还要动手。朱梅馥赶紧挡在丈夫的前面，说：“我们有什么外国钱？要是有，我们也不用藏呀。”

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搜出了傅雷的家信，他们如获至宝，大声宣读起来。他们令傅雷夫妇站在墙角，每读几句话，就从里面挑刺。傅雷对国外音乐家的赞美被称作“崇洋媚外”。傅雷批评国内某些人“理论与实践距离太大”，红卫兵们则称其“恶意报复”……他们动不动走过来，喊一句“打倒傅雷”的话，然后一个耳光毫不客气地甩了过来。

傅雷尽力将夫人护在身后。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一位女红卫兵继续大声朗读傅雷的家书。可是，念着念着，连她自己都觉得傅雷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动思想，里面多是傅雷的拳拳爱国之情。

此后，精力旺盛的年轻的红卫兵们开始搜寻新的证据。墙墙角角都搜遍了，甚至将地板都撬了起来，但他们依然没搜到什么“证据”，也没有搜到“外国钱”。他们很失望，但并不甘心。突然，有人在阁楼里查到了“重要证据”——从一个尘封多年的旧箱子里发现一个背面镶嵌蒋介石照片的镜子，还有一本内有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

红卫兵们顿时亢奋起来。他们高呼“打倒傅雷”“大右派傅雷必须老实交代”的口号，开始了新一轮的批斗。傅雷告诉他们，那个箱子是有人寄存在他们家的，很多年了。他们从来没打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红卫兵们哪里肯信。他们找到了效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佳机会”，一定要将批斗进行到底。

他们整整折腾了四天三夜！对傅雷夫妇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

傅雷夫妇都带着病，此时无异于雪上加霜。

尤其令傅雷忍受不了的是，他们的尊严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9月2日上午10点，傅雷夫妇被戴上高帽，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示众”。傅雷冷冷地面对周围疯狂的世界，他没有了留恋，他可以选择死了。

四

中午1点，红卫兵扬长而去。傅雷夫妇回到家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姆周菊娣，抱歉地说：“真对不起，害你担惊受怕了。”晚饭后，周菊娣回自己家休息。

屋子里便只剩傅雷、梅馥这一对患难夫妻了。两人静默地对视着，心意相通，已用不着多说话，他们只想静静地离开这个喧闹变形的世界。他们虽还有许多事想要做，许多话想要对自己的儿女说，但是非颠倒的环境却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好久好久，静寂的夜里，整个世界仿佛就剩他们二人了。他们一旦决定告别人世，心里虽凄苦，思路却变得异常条理。他们一生清白，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死后也不愿意负人，即便是微小的琐事。于是，他们非常理智地做最后的留言，大事小事，都尽量有所交代。傅雷提起笔来，写下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手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纸，作为赔偿。

九、三姐夫朱纯寄存在我们家之饰品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他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5.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用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收回。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等一切交代完毕，时间已到了第二天凌晨。看看外面的天空，暗夜里仍有闪亮的星星。星星朝他们眨眨眼睛，似乎在召唤着他们。

死前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只能从事后的验尸报告中得知：傅雷是服毒自尽的，比妻子早死两个小时。

朱梅馥是投缳自尽的。

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把撕好的被单打结，拴在钢窗上，为了不惊动楼下的邻居，她将被子里的棉絮铺在地上。她只想静静地离开，清清白白地离开，去找自己的丈夫……

傅雷——这位“孤独的狮子”终于离开了人世，他给人世间留下那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给人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作者：张建安

转自：近代史飙车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