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苏东坡

吊脚楼

　　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莫砺锋的《漫话东坡》, 对苏东坡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以下文中简称“林传”、“李传”、“莫话”。

读东坡就回避不了乌台诗案, 谈乌台诗案的文字特别多, 而我手头的这三本书, “林传”是非虚构的戏说; “李传”资料很翔实, “莫话”分析透彻深刻。进入“林传”, 如进入剧场; 走进“李传”如进图书馆; 跨进“莫话”, 如入学术报告厅。

先走进图书馆看看吧:

乌台, 本名御史台, 是中国古代(自秦始)中央监察机构，负责监督官员行为，以确保朝廷纲纪。那是一个阴森森的地方，关押过许多人, 一个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人，被 关押在里面后，乌台就名声大噪了。

汉代长安的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栖宿着许多乌鸦。羽毛漆黑鸣声粗哑的乌鸦， 在中国文化中, 被视为不吉祥之物。许多乌鸦栖宿的地方，自然有恐怖之气和戾气。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称作“乌台”，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宋代。东坡因诗文获罪后，“乌台诗案”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指东坡的冤案。

唐代的谏官归宰相管，并为宰相执言(如魏征)，谏诤的对象是皇帝和朝臣。宋朝，台谏的谏诤对象主要是朝臣，台谏常常纠结一些大臣，弹劾另一些大臣。皇帝允许台谏“风闻言事”，看上去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实际上助长了台谏的权势，也助长了朝臣之间的廷争(类似于后宫的“宫斗”)。

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 是一篇《谢表》。

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攻击，他不愿在朝中怄气, 就申请外放了。自杭州、密州，再到湖州， 在地方任职已八年，这时王安石也不在朝了， 然朝中的原变法派仍不放过东坡(也许是怕东坡回朝对自己不利)，于是借一篇《谢表》发难。东坡到任湖州，按礼节要向皇上呈一篇谢表，感谢皇上的任命。一般先自谦一番， 说自己不才，还被重用， 再表示深深的谢意。不料表中的这几句被用来大做文章了: “知其愚不适时, 难以追培新进(朝中的新人);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知台谏是用哪只眼看出: 东坡妄自尊大讥讽朝廷; 又用哪只眼看到: “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 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 在这样的告发之词推动下，无论是不是台谏，凡是有觊觎、嫉妒之心的人，个个来劲地查检东坡的讥讽文字，这一查不得了。

我作为一个读者， 不用有意查检，也能读到东坡的许多讥讽文字。那文字， 从他步入职场就有了。他讥讽自己， 也讥讽他人和世事，讥讽历史和现实。

到凤翔任职之初，时逢新年放假，东坡遍游凤翔附近的名胜古迹。他在孔庙, 见到保存在那里的石鼓。石鼓上面有铭文，最新的考古研究认为那石鼓和石刻是秦人所作的，而东坡时代认为那是周文王时代的。东坡面对古代的战鼓形象， 禁不住缅怀周代的王化政治， 愤怒谴责暴戾的秦政， 无情讽刺帮凶李斯。他作的《石鼓歌》中言:“自从周衰更七国， 竟使秦国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始皇), 上蔡公子(李斯)牵黄狗。”——这是讥讽历史事件和人物。

凤翔任期满回到朝廷，变法新政势如暴风，而新政的弊端也逐渐暴露，任何正直的人都不可能装聋作哑。东坡也曾上书皇帝， 力陈己见。渐渐的一个又一个反对者被贬， 其中一个姓刘的好友，被贬到泰州做通判。东坡做诗送行。诗言: “君不见， 阮嗣宗(阮籍)，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 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 梦魂不到蓬莱宫。”——这是奉劝友人， 要学穷途之哭的阮籍， 三缄其口，做个逍遥者。这诗以劝说之语， 讥讽了压制言论的现象， 当时就广为传诵。第二年，东坡与这刘姓朋友在扬州相遇，还得意于这诗的传播力: “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 殊不知， 这诗日后成为乌台诗案中讥讽朝廷的罪证之一。

东坡来到地方政府任职，本以为能规避政见不同的矛盾， 哪知内心的风暴却更猛烈了。地方官必须执行上级指令，也就说， 东坡必须执行自己质疑的新法。新法要提高国家的税收， 敛财的重点在地方, 尤其是杭州这样的江南富庶之地。东坡在杭州时，地方官员要强行推销“贷款”， 春天受贷种田的农民, 如果因各种原因到年底还不上贷， 官府就要将他们逮捕入狱。做通判的东坡， 常常要在堂上审讯他们。手握判笔, “隐隐作痛的良心， 总在汩汩泣血。”(“李传”语) 有一年除夕, 轮到东坡值班，他要钦点狱中人犯。一直点到天黑还没点完(犯人多呀)。东坡心想: 他们为了吃饭才犯法， 我也是贪恋那份俸禄， 做这违心的事情。很想开释这些人犯， 让他们回家过年， 但却没有这个胆量, 自惭形秽作了《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 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徇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这是记录事件， 也是袒露心迹， 深感自己无能为力，自己的工作形同帮凶。好事者，很容易看到其中的不满与愤懑。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 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东坡也与同僚一起观赏过。江边曾有弄潮儿， 做冲浪搏潮的种种表演， 官府曾设奖品奖励他们。年年都有人为获奖品溺水而亡， 后来官府不再设奖品奖励了。东坡为此写过几句小诗: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这诗竟被指控为讥讽朝廷的水利工程。

这样的讥讽例子《李传》收录了很多。讥讽是一定的， 而且讥讽成性， 从做官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讥讽可否?

讥讽指讥笑和讽刺， 常常用作批评或嘲笑一些不合理的人事或行为。反应民生疾苦，约定俗成被认为是讥讽， 因为民生问题背后是时弊。讥讽既是表达方式，也是修辞手法。孔子在编选《诗三百》时， 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可以怨是指可以抒发心中不平，讽刺不良现象。《诗经》中的《国风》, 就有很多诗反映民间疾苦, 讽刺不良现象。这部分诗被看作是《诗经》中的精华。汉代设乐府机构，采集民间歌谣, 以观民风。这些民歌很多都反映了百姓所受的痛苦和欺凌。唐朝的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 也意在继承和发扬乐府诗的传统。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写讽喻诗。从先秦开始， 历代都认同诗文的“美刺”功能。美即歌颂， 刺也即批判和讥讽。历史上那些歌功颂德的“美”诗文，绝大多数没有太大价值；真正有价值的倒是那些带“刺”的诗文，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文的优良传统。

原本， 讥讽不仅可， 还是优良传统。东坡写的讥讽诗， 其实大多是工作随感, 意并不在垂名诗史。他在受审时交代: 他被宋神宗召见时, 宋神宗要他直言政事，那时他官位低, 其实并不太敢直言, 以为写诗抒发感慨总是可以的。从秦到清, 王朝帝国的体质逐渐虚弱，原本像疫苗一样存在的讥讽文字，娇喘吁吁的身体受用不了。过敏的体质和头颅, 总能从反映民间疾苦的文字中, 发现讥讽朝政的苗头。 文字狱越来越盛, 盛到万马齐喑。讥讽理论上一直可， 实际上不可。封建王朝的历史车轮就这样倒退了。

东坡能否不讥讽?

宋代是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 东坡身处其中。盛时的文化传统他充分学习和感知了， 衰时的乱象(复杂而持久的党争)，他也遇上了。读圣贤书做帝王师的理想， 有望实现又无法实现; 以民为本的“官念”，让他把民生忧乐，当作衡量治世优劣的基准; 《诗经》中的《国风》, 缘事而发、敢于哀乐的汉乐府民歌，关注民生反映现实的杜诗， 前贤白居易的新乐府诗, 它们和李白的浪漫、陶渊明的理想, 一道滋养他的灵魂。他人在仕途， 职在朝廷，能不参与议论朝政? 在地方为父母官，能不关注民生? 看到民生疾苦能不发声? 既然发声了，能规避被指认为讥讽朝政的风险? 恐怕不能吧，要他不发声，无异于要他吃到变质的食物不作呕。

乌台诗案，跌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总得长长记性了吧? 可记性不敌个性。东坡曾自己形容他“难安缄默”的脾气说: “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 吐之乃已!”他刚出狱到黄州，为其弟的被连坐抱不平，写了一首有讥讽意味的诗, 写完后，掷笔叹道: “怎还不改?”这样的一边写，一边掷笔，成了家常便饭。后来，他无论任朝官还是任地方官，该发声还是发声，该讥讽还是讥讽。

我想冒犯一下东坡，也讥讽他几句:

你自己拎不清，走了最不适合自己的一条路，你咋不多写写“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水人家绕”这样既有情致又婉约的诗词? 虽不如“大江东去”那豪放词那样顶流，起码也是一流的手笔。你走上仕途特别是走进朝廷，咋就不像人家一样，一心一意去做官僚和政客呢? 你太高看自己了，想凭一己之力和体制抗争，还为苍生百姓鸣冤叫屈，不是作死吗? 撞了南墙还不回头，非傻即痴。

讥讽看似是表达和修辞方式，其实需要精神和才智。如我这样怕事又不才的人，不敢讥讽、也不擅讥讽。唯有对东坡、鲁迅这样敢讥讽、善讥讽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

2024/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