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产小队的哥们儿

南黑森林

第一生产小队的哥们儿

我父亲与王支书交情不错，可与蒋大的关系也挺好。我与支书儿子俊英是同学加朋友，但与蒋大的几个儿子关系更好，尤其是同样在家排行老四的俊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加哥们。

蒋大是蒋五的大哥，而蒋五是王支书的“政敌”。所以，蒋五进了监狱，蒋大一家的日子不好过是自然的。再说，贫农出身的蒋大解放前有过当伪军的不光彩历史，支书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对待他们也不能算“株连九族”。

应该承认，王支书很有政治涵养。父亲与他的“冤家对头”来往，他没有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我与“坏蛋子女”走动频繁，人人皆知，他见到我依然和蔼又可亲。

父亲是医生，尊奉“人道主义”，不关心政治，看病更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呢，读了不少欧美小说，不知不觉，“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潜移默化了自己。

我做人低调，追求并努力营造一种真诚朴实的人际关系。西街的同龄人也不少，情投意合，我们就来往，话不投机，我们就再见。

小蒋三大我两三岁，没有文化，性格活泼但不张扬，为人热情又不做作。他成为我的第一个朋友，缘于我回村后参加的第一场麦收热战。

笨手笨脚的我，割麦速度根本赶不上长年下地的街坊小伙。狼狈的场景是，他们坐在地头休息谈笑，我和一些姑娘媳妇却还在半道上折腾。等我们好不容易也割到了地头，他们又已经重新上阵，割出去了好远。我们永远被动，被动的我们总是更累。

很快，我发现有人在帮助我。是蒋三，前些日子经常去我家玩的蒋二的弟弟，放弃休息从地头方向割过来，为我解围。

从那以后，我们下地干活尽量在一起。收工回家后，他也经常来家坐坐，偶尔我们也下盘象棋。很快，我又与他四弟熟悉起来。他初中毕业，也是排行老四，性格也是低调不张扬。我们相见恨晚，很快就“沆瀣一气”了。

好几次，蒋三对我说：“有了新朋友，不要旧朋友，你不够哥们。”

我就笑。我知道他并不忌妒。他清楚，自己没上过几年学，与我这个高中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同龄的西街小伙大都排斥俊昌兄弟。究其原因，当然是村干部的态度。蒋五是他们的叔叔，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有一天晚上，我与俊昌相约散步。行走在城东陡骇河岸上，他对我说：

“老弟，王立明开大会斗争我，你知道吗？”

我特别惊讶，说道“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斗你？”

“前几年，你不大去上政治夜校。”俊昌笑着说，“你家住的那个地方，以前是小树林，有好多的榆树。榆钱可以吃，榆树皮也可以磨成面卖钱。”

我喝过地瓜面与榆面混合而成的面条，集市上一斤榆面能卖一毛钱。我笑着问，“那又怎样？”

俊昌解释道：“我初中没毕业下乡卖榆面，你不知道吧？村干部怀疑我家从生产队的榆树上撕树皮磨面，就处处想抓我家的小辨子。街上有人告发，说我从树上采摘榆钱了。”

“就为这事，王立明开会斗你？”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认为他们太小题大做了。

“是呀！王立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是破坏绿化，损害集体财产’我说，‘我一个小孩子，就知道我得吃饭，玉米面不够吃，我薅些榆钱，让我娘和着地摊面蒸些菜窝头，犯哪门子法啦？！’我不低头，他们也没办法，又不敢打我。他们又要我承认撕榆树皮磨面，我死活不承认。”

俊昌平静地讲着。我没有想到，与我一样文静的哥们，竟有一颗不畏权势的倔强之心！

我们俩是西街青年中的另类，特立独行，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俩也比大多数街头哥们幸运——

1978年秋，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一年后，他考上了地区的中专卫校。不喜欢“政治”的我，读了“政教专业”，而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他，则上了“中医班”。三十年后，我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呢，担任了一个县医院的党委副书记……

除了俊昌，我还有几个西街的哥们朋友。西街大街路北杨家二小建华、宋家小五，雁塔巷家后周家二小保珍，新家南邻李家二小庆福。前三位都初中毕业，庆福与我同年高中毕业。

西街杨家的建华，我们一般叫他“小杨二”，以区别于农会主席杨家的二小“大杨二”。

建华的大哥建中，与我高中同级，毕业后去乡镇工厂干临时工了，下地干活少，我们接触不多。由于年龄接近，说话投机，我与建华还有小他一岁多的三弟就成了比较熟悉的哥们朋友。

小杨二的父亲虽是一队社员，可经常在城关税务所做杂工。长年累月下地的，只有老婆和他的俩个儿子，小杨四小，还正在上小学。

前些年，小杨二与小杨三兄弟俩是一对活宝，在田间很是活跃。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惹得兄弟俩斗嘴加动手。他们鸡撕狗咬的表演是地头休息时的一景，大家当喜剧看。一旁当娘的，无可奈何，安静地等待风波的自然平息，实在不像话了，她就骂几句。

建华的母亲性格开朗，平时谈笑风生，也爱和年龄差不多的街坊姐们胡闹，对生活的艰辛，持有一种可敬的豁达与乐观。其实，不乐观又能怎样？整天叫苦连天，费尽心机，几个儿子就有出息啦？他们还不是要在农村干一辈子？还有，儿媳妇会主动进家门吗？

街坊们一点儿也不看好小杨二一家人。他们老少两代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大家看不惯。上年纪的人心里会想，能什么能？穷得叮当响，还脸不红心不跳的吹牛；我们这些同龄人，大都也特别反感杨二杨三兄弟的轻浮，尤其是小杨三的胡吹海捧。

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一家六口五个男人，不像杨二的大伯，是“女人的世界”，一家五口四个女子。在农村，女儿多，不愁嫁不出去，儿子多，娶媳妇却难上加难！

可是，杨家兄弟的表现，在1977年前后成了轰动大街小巷的“新闻”。心情复杂的街坊邻居有的摇头，有的感叹。大家开始对喜忧参半的杨家，以及他们那个破落的小院刮目相看。

在中学担任学生会干部的经历，让稳重能干的大哥建中赢得了一个漂亮姑娘的芳心。听人说，她与建中一个厂子，还是正式工人。现在，他们的恋爱修成正果，双方父母见了面。

这是令大人欣慰的喜事。建华父母亲的脸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舒心笑意。他们兴高采烈，忙于操持大儿子的结婚事宜。

可是，高兴了没几天，小杨三制造的一场地下恋情意外曝光，不仅让父母急火攻心，也让街坊邻居大跌眼睛。

真是人小鬼大。小杨三与西关王芳竟然“好”上啦！而且，姑娘的肚子已经明显“胖”了起来。

只能“归罪”于或者说“感谢”这几年开展的所谓“农田大会战”——如果两个小队的社员各干个的，他们就不会经常在一起；如果没有夜晚的野外作业，像浇水呀、看庄稼呀，他们就没有“亲亲热热”的机会与场所。

我没兴趣打听杨三地下恋情的细节。我只是有些为王芳惋惜，认为小杨三配不上她。王芳家境不错，父亲是二小队的会计，母亲下地，兄弟上学。这个只有18岁左右的少女，长得眉清目秀，一点儿也不土气，只是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幼稚。

好在王芳父亲见多识广，比较明智，一些街坊邻居期待的一场兴师问罪的“闹剧”没有发生。好在小杨三并不是不可救药，外人眼里的“伤风败俗”，其实就是少男少女之间的“浪漫爱情”。他们是认真的，希望走到一起。

王芳父母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女儿的嫁妆。小杨三父母开始了又一轮的忙碌，什么东西都尽量要双份的。

毕竟是高中毕业，我与庆福的共同语言更多些，有时谈起文学历史，他也能说上几句，与我产生不多的共鸣。他与村干部走的近，深得信任，记工员的美差一直干到招工离开西街。至于保珍与宋五，更是我玩耍时的伙伴儿，谈不上有什么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对了，小杨二、保珍他们受我的影响，也去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借书证，但只借阅了两三次，读了小说后也兴奋地与我讨论过几回。可惜，这几个哥们没有长性，不到半年，借书证就找不着了，文化馆更不进了。

1976年冬天，县有关方面分配给西街近十个招工名额，去向是省城的高校伙房和胜利油田。

招工几乎是农村青年的唯一出路。参军，有可能转干逃离农村，但大多数军人的结局是复员回乡再干农业；上大学，当然最好，一步到位由农民提升为干部，可那得由城乡权势之人“推荐”，一般人想都别想。

我是外来户。我清醒得很，别说上大学，就是招工，也绝对没有我的份。参军，不是没想过，也参加了两次体验，一次在高中招飞行员，刚在操场走了几步，就被医生赶了下来，他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黄？有肝炎吗？”我坚决否认；又一次是毕业后，父亲给我报了名，我又因为眼睛近视出了局。

现在，我并不忌妒即将走向省城和油田的街坊小伙，我只是不敢想自己的未来。

结果，王洪祥的大儿子去了省中医学院，我的哥们宋五去了省医学院，庆福还有小寓首的大杨三去了东营的胜利油田，另外几个西关的男孩子具体去了哪里，我现在不记得了。

保珍也想去，只是父亲老实巴交，与村干部没有交情。当然，周家不是大家庭，只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人丁不旺也是“落选”的原因。

农村的好事需要努力争取，但更讲究势力与影响的比拼。王立明的儿子，薛兰英的儿子，王洪祥的儿子，祝双合的五弟，谁敢有意见？谁又敢争？宋家兄弟六个，老三是民兵排长，“大杨三”他爹是前农会主席，老党员，老干部，你周保珍，还有小秦三、小杨二，能比吗？能告下来吗？

197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不经意间听到父亲与母亲的两句对话，让我麻木冷漠的心激动不已，快乐无限，而且我还第一次体验到了失眠的滋味——

“今天下午快下班时，城关医院的李院长与我说起了退休之事，他说职工可以接班了。”

“什么时候？这样，小四儿就算熬出头了。”

选自《县城里的农民——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记忆》

2012年07月17日初稿

2024年12月10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