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初中印记

于无声处

转学 总有些记忆在老去的日子里越来越念想，越来越清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活在过去的回忆里。而是过去的日子带给我们的无论是幸福快乐还是辛酸苦痛，它都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人的一生中，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使命和生命的不同色彩。那些日子，一如河水冲走泥沙后留下的都是沉在心底闪烁着光芒的东西。初中三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残存的记忆就那么丁点，即便如此，每每忆及那段时光，心中还是蛮温暖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年满十一岁的我，毕业于和平小学。为了遵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号召，小学只上了五年。那一年不像往年，升入初中要好的成分或者推荐才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凡小学毕业的同学，无论家庭成分怎样？无论学习成绩好坏，都能升入初中，至少在我们学校是这样。我们班当时只有二十来人，全部升入了初中。十分庆幸的是我们不仅全部升级，而且是到当时全区最好的学校凤冈二中（琊川中学）读初中。那时的琊川中学，有高中，师资力量雄厚，有好几位教师都是省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只可惜我在琊川中学只念了一个学期。初一下学期便转学到离家近一点的大都完小了。当时不仅大都完小兼办初中，很多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都有戴帽初中。我转学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产队在琊川中学读书的只有我一人，岁数小，去学校路途遥远不说，几乎全是山路，甚至要越两三座大山，途中极不安全。到了冬天，天气短，有时候母亲不得不丟下手里的活路，在我返校的时候背着我一个周的伙食送我去学校。母亲返回家时，常常是天色已晚，黄昏时分。鉴于此，在大都甲子山林场工作的父亲第二个学期开学时将我转到了大都完小。 校舍 大都完小位于大都老街后面、松涛阵阵的甲子山脚下。一条蜿蜒的小溪把大都的老街和新街一分为二。连接老街和新街的是一座小木桥。那小木桥简易得太简易了，无非是在小溪两岸的石墩上搭上几根木头。人们行走在桥上，脚下稍一用力，木头就会上下晃动，如果你是第一次上这桥，定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好在河床不宽，只有四、五米，桥下的水也不深，还不到一米。在老街后面的学校读书，更多的学生要经过这座桥。奇怪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有人从这极其简易而感觉十分危险的桥上掉下河里去。 大都完小虽说那年头是大都公社的中心完小，但也是极为简陋的。我们在那里读初中时，学校的教室与教师宿舍多由一座庙宇的房间改就。从老街右侧的丁字口拐进去，上几步精致的方条石阶，便是两棵古老的柳树并排在道路的左右，古柳像两位历经沧桑的老者，虽遭岁月风雨的侵蚀，但风骨犹在。粗大的树枝旁逸斜出，待到春暖花开，细细的柳叶让你感受到枯木逢春的那份奇妙。据说，一位来自大城市的青年男俊在这里教书时和学校的一位美女教师恋爱，每天下午，夕阳西下，男教师依着一棵柳树，拉着手风琴，女教师在另一棵柳树下翩翩起舞，那情景酷似现实生活中的天仙配。从两棵柳树间踏着光滑的鹅卵石再走几步，则是一扇用十分考究的青砖砌成的拱形大门。大门的左右依然是用相同的青砖砌成的墙面，那或许是当初庙宇的围墙吧。青灰色的挂着苔藓的砖石，似乎能让人从它们古朴而幽深的形态中感受到曾经的院内深深的禅意。 从大门进去，呈现在你眼前的是小小的四合院。四合院的天井坝是由一块块长方形的大小一致的光滑的花岗石石板铺就而成。四合院左右两边各有两间对称的木瓦房，青色的瓦片、斑驳的木壁，谁说不是岁月留下的杰作？而四合院上下通道两边的木瓦房便是教室了。再往前方的通道上去，那是一片开阔的领地，你会看到一栋砖木结构的教室，这算是学校稍有点“洋气”的教室了。不过呢，房子只有三间，两头是教室，中间则是教师办公室。教室的左边，是学校的运动场。说是运动场，不过是一块泥地篮球场而已。篮球场的右边，有一排寸草不生由土堆起来的光秃秃的坟茔，大约有六七座吧。说是寸草不生，其实是孩子们双脚在上面踩踏的结果。下课钟一响，同学们便从教室里冲出来，冲上这些坟顶，先上去的同学，占守着这些坟顶，意为守“江山”，后面追过来的同学“奋不顾身”的冲上坟顶上赶下占领在上面的同学，意为争“江山”。于是“江山易主”往往在瞬间发生。这种无聊的游戏，同学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对死者的不敬，平时路过坟边，对鬼怕得要死的同学，这个时候，恐惧感则荡然无存。教室的左边，一户姓任的住在那里，他家院坝边有一排李子树，春天一到，李花的芳香洒满校园，成群的蜜蜂忙碌起来，那是一副绝艳的早春二月的图卷。李子树的下面，是学校另一处木瓦房的教室。每到果实压弯树枝的时候，水灵灵的诱人的果实就成了那些胆大而嘴馋的同学的口中之物。 学校的教室，除了那栋砖木结构的教室有玻窗外，其它教室窗子都没有挡风的玻璃。很幸运的是我转学这里的初一（2）班正好有挡风玻璃。 老师 来到大都完小的第一天，父亲带我见了班主任报了名，算是正式成为初一（2）班的插班生了。我的班主任是陈光明老师。陈老师那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吧，他同时上我们的语文课。陈老师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衣着整洁，所穿中山服的四个兜不是那种“明包”，而是“暗包”。中山服里面经常套上的是一件雪白的衬衫。当然了，那衬衫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只有一圈衣领了。脚上那双黑黝黝的皮鞋，在我们看来那已经是“小资”了。估计陈老师还是学校团支部书记，一次班团会课，陈老师带着十分严肃而又万分生气的表情走上讲台，用犀利的目光横扫全班同学，最后把目光落在我的身上不动。陈老师用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盯着我，我的心微微一颤，赶紧低下了头，不敢直视他的目光。我就知道上班团会课时，陈老师定会批评我的。原因是陈老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动员我写申请加入光荣的团组织，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够不着团组织的要求，所以，提笔写申请书的时候，总是忐忑不安，也就罢了。好在这节班团会，陈老师虽然说有的同学不思进取、不求进步，不积极向团组织靠拢，但并没有点名道姓的批评我，给了我足够的面子。从那以后，凡陈老师的课，无论我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总是规规矩矩的坐在位置上，表现出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快进入了尾声，但对于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一年，升入初二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没有课本，至少没有语文课本。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是陈老师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晚，费了多少心血，亲自用铁笔刻印蜡纸油印的。陈老师板书刻印的字体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字体，但十分工整。后来在琊川读高中，感觉陈老师的字体和化学老师严升级老师的字体如出一辙，我想，陈老师是否在琊川中学读过书，他的字体是不是师从严老师呢？ 陈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班级管理方面，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他当班主任期间，时不时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社会劳动。诸如带着我们到小河沟儿里去淘河沙，到生产队有烤烟房的地方挑煤沙，然后把这些河沙、煤沙卖给当地的建筑工地，这不仅培养了我们的劳动观念，锻炼了我们的劳动能力，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解决了班级的活动经费。这样，我们的班费就不需要回去伸手向父母要了。 最让我们感到辛苦而兴奋的莫过于红星生产队（老街）划了几十亩荒地给我们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开荒种地的那些事儿了。学校将荒地分成若干份，但凡初中班级都有一份。初二下学期，时值春暖花开，雀鸟欢腾，我们初中部的全体师生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各班举着鲜红的班旗，个个肩扛锄头，满怀激情，浩浩荡荡奔到荒坡上，按照划分好的区域，拿出冲天的干劲，将一片片长满野草的荒地翻垦成散发出芳香的庄稼地。陈老师身为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拓荒中，肩上扛着一个大喇叭（高音喇叭），胸前捆着一台三用机，手持话筒，左右走动，上下来回，汗流浃背，为劳动的师生呐喊助威、加油鼓劲。那热火朝天的场面，仿佛是一群英雄在那里“战天斗地。”秋天来了，我们春天种下去的包谷喜获丰收，那些金灿灿的包谷子卖了个好价钱，成为班级经费最大的一笔收入，为我们后来的毕业会餐打牙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后来的时光里，爱上阅读，与陈老师是分不开的。初二第一学期，陈老师让我在早读课上，利用十分钟的时间为全班同学读报，并美其名曰：读报员。我享有了其它学生不能享有的特权，我可以随时去教师办公室翻阅报纸，必要时还可以将报纸带回家去看。在图书困乏的年代，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和待遇，那真是千幸之万幸了。 有一段时间，也许是陈老师有事，他的课由当时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张兴贵老师代。听说张老师是成绩相当好的高中毕业生，只因遇到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未能参加高考。张老师给我们上课，印象最深的是给我们上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他给我们上了四个课时。一会儿，他声情并茂朗读课文；一会儿，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他的情感与作者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个感人的情境中。他的课堂魅力感染了我们全班同学，让我们每一个同学都饱含热泪，沉浸其中。诚然，他的课不仅仅是课文内容的呈现，更多的是结合课文，把课文当作典型的写作案例，指导我们在写作中如果选材，如何建构，如何把文章写生动。只可惜，没上几天，他就回城为参加一九七七年全国统一恢复高考备战去了。 接下来初三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换成了田宗恕老师。田老师也不过三十多岁吧，眉目清秀，和蔼可亲，少有脾气。因为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好，偶尔也和田老师唱唱对台戏，但他对我的批评总是那么一句：你这个娃儿伤脑筋。即使这么一句，话语也是极为温柔的。田老师课堂上讲课的语速和他平日里走路一样，不快不慢、不急不躁。田老师上课最大的优势不是讲解，而是板书。他的板书不仅布局合理美观，而且一丝不苟。平时的我，课堂上很少记笔记的，但田老师的课，他的板书，无论是词语的注释，还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概括与归纳，我都会照单全抄，不为别的，只为模仿他的字，学习他的书写风格。可以说，田老师的板书就是学生的活字帖。那时我并不知道田老师的字是颜字体。那是我后来在学习软笔书法的时候才晓得田老师的字是颜字体。 数学教师呢？算起来只有两位，两位都是女教师。起初是牟贞秀老师上数学。牟老师未婚，高挑，眼大，白净，辫子粗，说话的声音很脆。也许是女人特有的气质和魅力，她的课，再调皮的学生都能安静地把四十分钟坐满。 另一位是来自琊川街上的杨志群老师。她去学校的第一天，我和父亲坐着林场一个姓田的工人赶的马车去琊川，没想到下午父亲带着我去了杨老师家，这才知道父亲和杨老师一家人都很熟悉。杨老师叫我父亲大哥，我父亲把我叫到杨老师面前，让我叫杨老师三孃。一阵寒暄之后，父亲帮三孃提着行李，一同坐上老田赶的马车来到了大都完小。 杨老师快三十岁了，未婚，大学毕业，由国家包分配的公办教师。也许是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到了学校，校长将自己住的有地楼板的寝室让给了杨老师。 一向以来，我的数学成绩很少考过六十分。如果说我的数学成绩稍有点起色的话，那应该是杨老师初二学期上我们的数学课开始的吧。毕竟喊她一声三孃，对我还是比较严厉的，课堂上自然不敢扯了。记得有一次单元测验，班上有两个同学考了一百分（百分制），那就是我和柳仁坤。杨老师把试卷发给大家，有意识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严肃地说：“大家仔细看看试卷，有没有改错的地方，分数是不是打错了？”我看了看我的试卷，其中一道题有点小错，是该扣点分的。杨老师用显眼的红色墨水作了标识，换句话说，我是不够一百分的，杨老师并非粗心大意给了我一百分。她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看我是不是诚实，在她要求大家更正错的时候是不是细心。可是虚荣心作祟，我并没有把不该得一百分的事实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也并没有把此事说穿，算是维护了我的“自尊心”。但在下次作业的时候，我还是在作业的下面写上这样一句：杨老师，我上次测验有道题错了，得不了一百分。她在我的作业本上批注：有错就改，好！ 初三临近中考只有三、四天了，同学们都在题海中熬更守夜的紧张苦战，我一点也紧张不起来，却依旧沉迷我借来的小说中。一天下午，我坐在教室里，津津有味地看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被走进教室的杨老师看见了，她将我手中的小说收了过去，满脸的不悦，但还是平静的对我说：“你考得上高中就来我这里拿这本书，考不上，就不要来拿。”后来，我稀里糊涂的考上了高中，而且我是初三（2）班唯一考上高中的。去上高中之前，父亲让我提着一包花生去杨老师那里“谢师”。本想杨老师会把书给我的，可她只字未提书的事，我也没好意思要回我从别人手里借的那本书，好在借给我书的小武同学兴许忘了我借他书的事，要不，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化学老师，我想不起他的大名了，只记得他的贵姓。我们都叫他付老师。不过，我好像几乎没有叫过付老师。 付老师是外地人。他是怎么到大都并成为我们化学老师的，我不清楚。初三的化学他好像没有上结束就离开学校去参加高考了。付老师个不高，很少见他有过笑容，连和同事们说话也是板着面孔。他的头发柔而稀疏，稀疏而柔软的头发一律往后脑梳理过去。高额头，眼神总是忧郁而略带仇恨。他的面孔，与其说威严而庄重，不如说始终是一副僵硬而呆板的表情，犹如极不活跃的化学元素中的惰性气体。不苟言笑的付老师常常因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好而站在讲台上大发脾气。每当此时，他脸色特青，语无伦次，颈子上的青筋条条爆出。于是乎，语言的暴力完全管控不住，下面的同学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有一次，他双手撑在讲桌上，怒气冲天：“你们的脑壳是豆腐渣捏的吗？”我不知道，我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大声回了他一句：“你的呢？！”本就凝重的课堂氛围，气氛更加凝重。他愤怒的目光紧紧盯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也不甘示弱地用不屑的目光迎接他的目光，挑衅他的目光。自那以后，付老师的语言暴力少了许多，我也每当付老师走过来，就远远的避开他。不管怎么说，事后我还是很后悔，不该那样顶撞老师。还好，付老师大人不记小人过，对待我的作业，一如既往的还是认真批改。 最有趣的还是历史老师蒋世福先生。他总把我们觉得枯燥的历史课上得妙趣横生。课堂上笑点最多的当数历史课了。他总用自己的方式把历史事件中的历史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蒋老师在课堂上讲慈禧太后，讲着讲着，突然爆出一句：这个婆娘厉害得很！逗得男生笑得前仰后合，女生呢，只好把头埋在课桌下偷偷的笑。蒋老师则依然那般严肃，丝毫不为眼前的情景所动。 那时初中小学上学都是一段制。一般都是十点过十一点钟才上课。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空中没有一丝云彩。早读课，我和一位同学发生争执，在教室里扭住一团，被查堂的蒋老师看见了。蒋老师没有惩罚比我个子大的男生，则把我揪到下面的石天井坝里，用粉笔在地上绕着我的双脚划了一个圈，惩罚我站在圈内不准挪出半步晒太阳，并叫来一位小学的小女生监视我。我看监视我的是一个小不点女生，拔腿跑回了教室。我不知道小女生告诉没告诉蒋老师，反正蒋老师事后没有找我的麻烦。 当然了，还有其他学科其他老师，但是印象都不深，原因在于，那些老师都像走马灯似，上几节课又成了另一个老师。不过呢，总的来看，上我课的老师都不错，尽管自己不好学，懒惰，但或多或少还是在他们手里学了些东西。要不，我又怎么能考上高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