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没买糖

向楠的世界

　　有一次去公园，舞友带来一包“大白兔”奶糖给大家分享，也塞到我手里一块，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当即剥下糖纸，把糖塞进嘴里，只有我犹豫一番，悄悄把“大白兔”塞进了口袋。

隔天早晨吃饭时想起了“大白兔”，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是犹豫一番，放进了冲泡的藕粉里。

现在的日子真是太甜了，甜到已经不想吃糖了。当然这和保健意识增强了有关，知道不能吃太多的糖，也和衰老有关——机体已经无法代谢太多的糖。

在日子不太甜的岁月，糖还是奢侈品，我妈妈有一次因病住院。

部队医院的伙食很好，每天早饭都会有牛奶和白糖。白糖既可以拌在牛奶里，也可以用来夹在馒头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是美味的食物。

可我妈看着眼前的一碟白糖却怎么也不忍心吃，眼前浮现的是我那张嗷嗷待哺的脸。她的奶水是喂给我弟弟的，我喝的是牛奶或代乳粉。才不到两岁的我被她和爸爸惯出了挑剔的味蕾，牛奶和代乳粉里不加糖就不肯喝。但那个年代白糖是多么稀缺啊，她就把这一碟白糖留了下来。没想到护士来收碗筷，看到一口没动的白糖，以为我妈不想吃，就直接一并收走了。

这件事，我妈耿耿于怀了几十年，“早知道这样，我就把白糖吃了。”

说这话时又常会捧着我的脸说：“小时候委屈你了，都没喝够我的奶。”

晚年时我常故作对我妈撒娇哄她开心，有事儿没事儿就依在她身边，用夸张的语调一迭声地叫“妈妈！妈妈！”

老妈就会说：“干什么？吃奶呀？”然后就一边假装要解衣服，一边说：“吃吧，小时候没吃够。”

逢这时我会想到一个问题，都说吃母乳最健康，每个孩子都吃过母亲的奶，有娇惯些的甚至能吃到好几岁，可长大后谁还会记得母亲的奶水是什么滋味？

我小时候爱吃甜食——好像没几个孩子不爱吃甜食的，但我爱吃甜食则肯定是被我爸我妈用加了糖的奶粉喂出来的，其结果就是得了虫牙。

爸妈带我去大院的卫生所看牙，怕我哭闹，在口袋里揣上了几块糖。

我果然被穿白大褂的军医吓哭了，也可能是牙科器具弄疼了我。我妈赶紧掏出一块糖哄我，医生却不满意了：“她这牙本来就是吃糖太多造成的，你们还给她吃糖！”

那时的糖种类少，粉面状的散糖也就是黑糖、白糖。而带包装纸的糖块儿大多数是水果糖，偶尔吃块牛奶糖跟过个年也差不多。

那时候，花花绿绿的玻璃包装纸都是女孩子的心爱之物，要弄得平平整整夹进书里珍藏。手巧一些的，就会编成各种装饰物比如相框。

我当兵时，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战友们无论谁探亲归来，总要拿出家乡特产给大家分享，哪怕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战友也要拿些花生、红薯干回来。在贫困年代，无论对于城市兵还是农村兵，这些都是稀罕物。

有一回，一位北京兵拿回一大包巧克力，热心分给同宿舍的战友们，说是她爸爸刚从法国带回来的。

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巧克力绝对属于珍品，更别说还是漂洋过海从法国来的，我们一群少见多怪的战友，手捧法国巧克力犹如捧着圣物。

另一位北京兵把糖塞进嘴里，三嚼两嚼就吞进肚了，然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感叹一句：“啊——确实有法国味儿。”

弄得我这半辈子，只要吃到巧克力就会想起这句话，于是所有的巧克力就都有了“法国味儿”。

我一位发小的母亲，年轻时在市里最大的食品商店糖果专柜当售货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要路过这家商店，我一定进去买一些糖，也一定要专门去和这位阿姨讲几句话。

那时特别羡慕阿姨。守着身边这么多糖果，日子都是甜的吧？

北漂多年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春节，家里的糖类归我负责。临近春节时，我都会到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去买糖。那里的糖类专柜出过一个有名的售货员张秉贵，他卖糖能够“一抓准儿”，且对顾客真诚热情，所以他去世后，雕像一直竖在百货大楼前。

我妈喜欢吃水果糖，我会挑不同口味的水果糖买上好几斤，也会买不同种类的牛奶糖、巧克力。

最初的几年纯粹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也尽一份孝心。渐渐地，过年买糖就变成了一种仪式，仿佛过年回家没有糖，这个年就过得不圆满。

母亲年纪渐老，我担忧血糖升高，开始限制她吃糖，再买糖就不是给自己而是给客人了。自家不吃也总要待客嘛。

一堆大虾酥、大白兔摆上桌，花花绿绿的，确实很有过年的气氛。

慢慢地，客人们也都不吃糖了——都怕得糖尿病。

又快过年了，提前跟我妈商量还要不要买糖。我妈叮嘱说千万别买，现在谁还吃糖呀？

“去年的糖还放在冰箱里没动过呢！”

（图片源自网络，诚意致谢原创）

　　年轻时的张秉贵在卖糖。

　　穿上一身糖纸是什么感觉？

　 踩着糖纸走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