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心街边小书店

秋山

有知青朋友转来一讨论“知青精神”的网文，愤愤道：正在读书年龄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却说什么青春无悔，对自己对国家有好处，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么?什么“知青精神”，说穿了就是捂着伤口违心唱高调。七十多岁了，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该好好读书的年龄没有好好读书……

我也有过几年知青经历，老朋友的慨叹自然感同身受，只是机缘巧合，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文革中上山下乡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不过那时的大学也没有多少书可读——因为“毒草”太多来不及清理，图书馆的书库大多还贴着封条，阅览室里除了“两报一刊”，可读的报刊杂志不多。大学生们除了专业课，其他时间多用来“学工学农学军”“批林批孔”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学校图书馆准备开放一批曾经被批有问题的文史哲书籍，要找几位文科工农兵同学先行阅读，写出书评读后感，再向全校推介开放借阅，我有幸忝列其中，得以有机会在还没开放的书库里流连忘返，偷偷翻阅了《三言二拍》《青春之歌》《红与黑》等一些当年属于禁书的古今书籍，让我乏味的大学生活稍微有趣了一点点。

若干年后，我时常奉命去全省各地示范高中督查评估其教育水平，或许出于年少时无书可读的刻骨铭心，每到一所学校，很在意的一个观察点是图书馆的借阅率。可惜不管什么样的示范高中，大都让我倍感失望——那么漂亮的图书馆，那么多的图书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架上，借阅率却那么可怜——不仅学生借阅率极低，老师到图书馆借书看的也寥寥无几。

其实，我自己在广州一所中学做校长时，图书馆的冷清就让我颇为懊丧却也无计可施。在图书馆偶尔遇见退休多年的黄老师，黄老师对当前教育生态和图书馆的冷清比我更痛心疾首。老先生教了一辈子书也读了一辈子书，家里七八个书柜数千册的藏书，俨然小有规模的一个家庭图书馆。老先生自己好读书以外，还定期在家里举办读书会，指导学生读书讨论写文章，分文不取。直到九十岁了视力下降看不清人和字了，老先生才清静下来，请了个保姆照料生活，却主要是给他读书读报听。这老先生叫黄奎章，让人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可惜仙逝多年了。

如今的学生或许更没有时间读书了，说起来，其实老师课余读书的也不多。教书的不读书，似乎匪夷所思，却是当今普遍之现象。退休前曾经在教育学会搞过一个教师十年读书征文活动，全区每年一次教师读书征文评奖，获奖作品编印成册以资鼓励，希望老师们能挤时间多少也读点书。腹有诗书气自华。不然，一年到头一本教材一本教参，胸无点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以教书育人呢？原想坚持十年，让老师读书来带动学生读书，图书馆不至于成了聋子的耳朵。不知道这活动后续有没有坚持搞下去。

退休十几年了，如今很少去学校图书馆了。得闲上街时会去路过的书店看看。不过，以前经常去的新华书店早已日渐式微，营业面积越缩越小，小到可怜巴巴的地步。书架上没有什么新书，引人注意的是领导讲话特色理论等政治学习资料，除此以外，多是些成功学、心灵鸡汤以及花花绿绿的中小学教辅之类，引不起好奇心和阅读的兴趣。倒是有些街边小书店，店面狭窄，店名独特，让人有些好奇，吸引你信步推门而入。

这些街边小书店，往往空间逼仄，但布置得雅致有情调，关键是书比较新比较杂，书名也有点意思，让人愿意取下来看看，封住了打不开的，从封底的简介和书评了解一下大概，再决定需不需要将它买下来。每次走进这样的小书店，我大多不会空手而归，总能找到一两本感兴趣的书，满心欢喜地带回家去。

近些年开着车四处游，大城市小县城都能见到诸如此类的街边小书店，香港澳门和台湾似乎更多一些，不过海外出版的书籍翻翻可以，带回来可能会有些麻烦。这些年经济形势不太好，开书店又不像开药店那么赚钱，我因此对小书店心怀同情。有时跟老板聊天，知道经营好一个小书店很不容易，甚至难以为继，但不会轻易放弃，因为选择做这件事的多是些有经历有情怀的人。

比如，今年春节在泰国曼谷遇见的一个小书店，老板就是一个浪迹天涯的知名女作家。小小书店靠它维持生计肯定很难，却是那女作家的避风港和精神寄托。长沙岳麓山下也藏着一个叫“ 阿克梅”的小书店，店老板是一对年轻夫妻。跟多数大学生一样，这对小夫妻大学毕业后，成了朝九晚五的城市小白领，梦想着攒下足够多的钱，过上有尊严有品味的理想生活。然而，几年下来就厌倦了——“凭什么我们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此后，岳麓山下一栋临街民宅的二楼就有了这爿小小的书店。据说这小书店经营得不错，拥有众多热心的读者，甚至成了岳麓山下一网红打卡点。在这对夫妻看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人可以牺牲一部分东西，比如财富或主流的价值排序，而后获得一种自由、朴素、有智识的生活，在所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里，读书是最好掌控也最便宜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