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不倒 江山永定——永定一日游

泉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一条红色交通线，被誉为“中央苏区红色血脉”。金砂红色小镇，是该红色交通线上的一个秘密交通点。

　　一九三零年秋，党中央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决定开辟了一条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上杭——长汀进入瑞金的交通线，蜿蜓曲折长达三千多公里。

　　当年，为了开辟这条红色交通线创立时，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宁愿放弃一个苏区县，也要建立交通线”。它也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为的“中央苏维埃的红色血脉”。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立，体现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依靠苏区革命群众共同克服，交通线上遇到的困难。是党中央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基本策略。永定的金沙镇是当年交通线上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也是该交通线入闽的第一站，独具战略意义。

　　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建立，沟通了党中央和苏区的联系，传送党中央和苏区之间的信息来往，运送苏区急需经费及物资，并担负着护送党中央领导人的任务。

　 这条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途经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红色交通线。

　　 金沙小镇苏区交通线，曾护送过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叶剑英、李德等200多位领导人进入苏区，运送数千吨物资、传送了大量情报信息。在护送过程中，有这样的一批交通员不畏艰险，甚至付出宝贵生命。

　 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和中国共产党在危难关头。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间，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向中央苏区输入大量新鲜血液，从而使中国革命走向历史的新篇章。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都在偏远的农村，与设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无法便捷地取得联系。为了加强党中央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确保政令畅通，党中央决定开辟从上海通往闽西赣南的红色交通线。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于1927年9月9日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宁冈同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会师后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和贺龙等率领起义军从长汀到上杭，再从永定进入大埔。于1927年9月23日胜利攻入潮州城。9月26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6000多人进入揭阳。9月28日，起义军在揭阳汾水遇敌激战，6000多名起义军与15000多个敌人血战两昼夜，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地面，“红路头”的名称由此而来。最后起义军撤出揭阳，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均辗转到香港再返回上海。时隔三年，这条南昌起义军曾经走过的路，竟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一批又一批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铺就而成。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图内党代表毛泽东（左）、军长朱德（中）、政治部主任陈毅（右）。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23日、6月3日、6月19日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这是三打龙岩城后毛泽东（右2）、陈毅（右1）、谭政（左2）、朱良才（左1）在龙岩城的合影。

　　1929年11月，闽西根据地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进行土地改革，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使得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同时也让他们看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让他们拥有祖祖辈辈期望的土地，也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他们当家做主人。这不仅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更是坚定了他们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与卢肇西

卢肇西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和闽西待委关于建立中央交通线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支持。

　　农村革命根据地，多建立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使得他的存在和发展，遇到了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党中央的联络问题。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党中央的指令往往难以及时、尽快传递到各个根据地组织。因此，打通通往各个根据地的交通线，联通党中央这个“大脑中枢”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

——周恩来《单独的指示》1929年12月22日（摘录）

　　“第一要尽力发动各地方党部建立起赤色群众组织，使广大群众都能帮助或掩护这一工作。第二要找到各地有职业的同志专门担负这一工作，其职业以足以便于这一工作为原则（如闽西条丝烟纸业等小商人，能用邮差更好）。第三要在厦门设总交通处，在漳州、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以及其他必要地方设分交通处，用秘密的递步哨方法转传信件。第四要规定各种秘密传递法、装置法、药水写洗法、交通口供等计划。这些只供给你们的原则，详细办法你们更需要具体的计划与红军和各地党部会同设立起来。但这一定是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能与各地组织混乱。第五中央将另派一特派联络员专到福建会同你们与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取得联络。”

——1929年12月22日中央给福建省委的信（摘录）

　　为什么当年中共中央会选择这条长达三千公里长的交通线，而不是选择比较近的线路进入中央苏区呢？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年周恩来同志曾经在这条线路上走过，对这条线路和沿线的情况比较熟悉及安全。

这里不是天然的红色交通线

但天然的交通线就在这里

　　1930年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后，同年11月，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中共中央交通局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陈刚为副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下设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如果没有‘龙运三杰’，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周恩来

　　1929年底，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组建国民党特务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顺势打入这个新的特务机构，钱壮飞的公开身份是南京“长江通讯社”社长，胡底为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则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31年年底，领导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苏区工作，之后的特科工作先后由陈云、潘汉年等人领导。

中央对交通员要求：

一要党龄较长；

二要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

三要政治坚定，一贯表现好；

四要身体健壮。

　　交通员还要忠于党的事业，坚强不屈；严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大胆心细，勇敢果断，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和善于隐蔽。交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多数是“商人”。

　　交通员的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要装的像，还要懂行话，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同时，每个交通员也都要有一套随机应变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口供”，用于日常社会往来和一切突发的事件。

　　当年护送周恩来一点也不比护送李德轻松。周恩来，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国民党高价通缉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更在于他英俊相貌早已被许多人所熟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一路上，周恩来几度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先是洋人工装束，然后是画像师，最后是牧师传教士。尽管如此，还是险情不断。在汕头金陵旅馆，一张周恩来1925年与汕头各界群众的合影就挂在大堂正中。于是周恩来马上决定换住宿地。在通往潮安的小火车上，验票员正是1925年东征时的一名铁路工人，当年他曾经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幸好此时周恩来一身外国传教士的打扮，蓄着长长的胡子，因而躲过了对方的眼睛。

1931年12月，周恩来同志从上海来到永定后，住在城内的“秋云楼〞。第二天来到合溪，正逢共青团永定县代表大会在那里召开，团县委书记戴镜元便请周恩来在团代会上讲话。当晚还请他参加了联欢晚会。第二天周恩来才离开合溪赴长汀、瑞金。

1932年12月中旬，上海外滩码头寒风呼啸。刘少奇告别妻儿，装扮成商人模样，化名唐开元，在汕头交通员肖桂昌等人的护送下，登上一艘直达汕头的小轮船。进入茶阳港口，大埔交通站的同志派了一艘小木船前来迎接。而后沿汀江逆流而上，到达青溪。为防止暴露目标，第二天刘少奇一行直到天全黑后才匆匆启程，踏上了由水路转入陆路的新旅途。

他们先从青溪经伯公凹到达永定桃坑村。此时已是下半夜一点多了，桃坑站交通员老赖把大家安排到村边接头点一户叫梅芳嫂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刘少奇继续前行。

1933年1月上旬，刘少奇到达瑞金。

　　1932年4月初，邓颖超装扮成客家商人的阔太太，同行的项德芬和他的丈夫化妆成回娘家的小商人模样。

邓颖超和项德芬一起从上海到汕头，再到大埔青溪。邓颖超一行从多宝坑进入永定伯公凹时已是午夜。交通员邹春仁已经冒着大雨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才等到。邓颖超历时20多天，终于在1932年5月1日这一天安全到达闽西，并与周恩来相聚。

　　1933年，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往苏区的军事顾问，化装成考古学者，在交通员的机智和勇敢护送下，巧妙地通过一站又一站。由于李德不习惯在山里走夜路，于是交通员把衣服撕成布条，捆在李德腰间，一路拉着李德前行，最后安全到达了闽西赣南苏区。

　　聂荣瑧说：“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的很周到。”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位女同志就是时任永定县第六任苏维埃主席的范乐春。范乐春在担任县苏主席期间，正值中共中央大规模转移到闽西赣南时期，她先后接待了进入苏区的周恩来、聂荣臻、伍修权、何叔衡、李富春、刘伯承、蔡畅、毛泽民、王首道等100多人。

　　中央红色交通线之所以能够一直保存完好，离不开地下党和苏区革命群众的全力支持。党中央领导深深地扎根在苏区革命群众这块沃土，与苏区群众并肩作战，艰苦斗争。展示出中央红色交通线，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红色航线。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就是那些地下交通员与苏区的革命群众。他们为党中央不畏艰险，承担着党中央信息及物资的接送，于及党中央领导人的护送与接待。他们身负重任，严守秘密，不屈不挠，时而还得付出牺牲的代价。他们是这个特殊群体中，值得信赖的，值得学习敬仰的，无私无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