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大表哥

苦口药

大表哥

文/刘景才

大表哥走了，老家妹妹传来的信息。刚过七十多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世上再无这位帅气的大表哥了。

回想起他的一辈子，关键的那几步，步步踏空，结果是一事无成，愧对家人和亲友们的希冀，更愧对了自己的为人一生。

大表哥比我大八岁，高级合作社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就是大表哥代表家长领我去报到。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年级的大哥哥了，论年级，在我的眼睛里，那都是高山一样的存在。

要说16岁了，还在六年级，那得是到了11岁才上学。放到现在，那可是很晚的了。但是，在他上学的那个1952年，还是互助组时期。刚刚建立新中国，十几岁上学那都是平常事。虽说只是赶上了末班车，那也比我们的父辈一生一世都不个识字，要荣幸得多呀。

我退休以后，游览南宁青秀山公园的时候，遇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见她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气质不凡。就问她：“你是退休的吗？”她说：“像我这样的，老了能有退休金，还真得感谢毛主席。若不是翻身得解放，在我们这里的女孩子，一不能有书读，二不能有班上，只能去做童养媳。”和她相比较，大表哥11岁上学，不也是享受着翻身得解放的红利吗。

我十六岁参加工作时，大表哥是老家唯一一个为我送行的人。老爹年迈，忙不完庄稼地里的活计，妈妈身体羸弱，从来没出过远门，弟弟妹妹又都年少幼小，都是我舍不得让他们送行的亲人。只有来串门赶上我出行的大表哥，堪称青壮，可以胜任为我送行。还可以慰籍我俩的难舍情分，也能冲淡我对家乡的留恋。

临行前，大表哥看到我脚上的绵鞋还不如他的好，当即说：“你都参加工作了，脚上的鞋穿不了多久就该坏了，把我的换给你吧，家里也就放心了。”说着就脱下来换给了我，人家那可是一双新买的牛皮底棉鞋。然后又把我送到他拉哈镇上，让我终于登上一双能穿得出去的棉鞋，坐上了开往县里的长途气车。

　　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大表哥就考进县里第三中学读初中去了，那可是我们全屯子的唯一。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表哥应该上了初二。那是1959年夏秋之际，前一年开办的大食堂散伙之后，开始定量供应口粮，人们天天拿着面口袋去生产队领粮食。大人们都嫌麻烦了，我们家就由我做了当家人，面口袋就是我的官印，天天行使领取粮食的权力。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人心惶惶的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每个人的定量，几天就下降一次。开始是每人每天一斤，过几天是八两、又过几天七两、六两、半斤……两个月的功夫，口粮定量就由吃得饱下降到刚够吃，然后就是吃不饱了。

完了，没指望了，人们开始跑了。不要户口，不带粮食关系，都举家搬迁了。社会上多了许多盲目流串的闲散人员，这就是曾经被称为“盲流”的起源。

入冬之前，一天第三中学传来消息，大表哥跑了！舅舅家天塌了，那么优秀的孩子突然下落不明。让做父母的怎么能接受得了，舅舅三天两头往返在三中到本屯子那十二里的土道上。

半年以后，挨饿遍及全国各地，大表哥无处安身，又自己回来了。书是念到头了，忘记了赶末班车的初心，把条通往锦绣前程的道路，被他这一跑彻底断送了。

务农吧。十八九岁，年轻力壮正是好社员，还有七年多文化，队里也经常用他写点儿东记点儿西。尽管挨饿，守家在地，太太平平，全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人生在世，从小到大，从年轻的年老，总有许多的变故要经历，有的就是人生转折，需要选择。大表哥当上社员不久，进入成年，又面临着征兵入伍。那是每个青年都必须应尽的国家义务，服从应征，是每个青年必须积极面对的事情。

偏偏舅舅家，就是舍不得大表哥去当兵。一方面是头脑里“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的旧习思想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大表哥前几年突然随波逐流跑得无影无踪，对舅舅舅妈的刺激太深了。

所以，每年征兵时节，舅舅都要求大表哥：“你先去亲戚家躲些日子再回来。”逃避应征入伍的体检，从而也就逃避了行万里路阅人无数的机遇。优秀的孩子，舍不得交给国家，走不出家乡，开阔不了视野，怎么能有大作为？优秀又有什么用。

养育子女，盼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后代文武双全，方为出息。父母初心都是一样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因为亲情难舍，担心不能朝夕相见，担心孩子不能自立，担心儿女身心安全，担心家中三长两短晚辈不在眼前……一系列地担心，早把期待的初心抛到九霄云外。大表哥错过的两次机遇，让他这位当初别人家的孩子，最终一辈子文不成武不就，沦为默默无闻。

义务兵役制在很多年里，征兵的年龄都是18到22岁。大表哥躲过22岁，再也没有当兵之虞，前途只有老守田园地当好生产队社员了。

　　不去当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若不是逃避当兵，大表哥应该可以做爸爸了。本屯子的，邻村的，对于大表哥的成长都知道些根底。书没念到头，兵又不去当，为人不积极向上，没有担当。没有头脑，行为盲从父母，不受信任，就是生产队的普通社员，评价不高，没有姑娘青睐。

两三年以后，有人说媒，前屯新搬来个董铁匠，家中女儿董姑娘，年纪20岁。两人相当，一见钟情。

媒妁往返，说定彩礼一千五百元。过了礼，登上了记，领了证，就等着选好日子举行婚礼。过段时间，准岳父又提出偶感风寒，让婆家拿出二百元钱治病。舅舅家虽然心有不快，况且刚刚过完礼，手中拮据，又不好推辞，只好东求西借凑足二百元给送过去。

一个多月以后，婆家张罗定日子操办婚礼，亲家又说，做嫁妆还差一百元，嫁妆不齐没法过门。舅舅家心有不甘，还是想着让一步海阔天高，就又掏弄一百元交给董家。事后过几天，请媒人再去商量婚礼，带回来的口信，新娘子还少一双皮鞋，需要婆家再给五十元。

舅舅十分恼怒：“订婚的时候，中间还有媒人作证，讲定彩礼一千五百元。这如今三番两次的加码，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元了，在当地都冒尖儿了。现在还要，有完没完！媳妇没有皮鞋，结婚过后，我家再给买，这五十元不再给了。”

亲家这边，也不肯让步，“出嫁女儿，结婚时穿双皮鞋是两家的脸面，能娶得起媳妇，还差一双皮鞋钱！”

舅舅：“办事，说到哪办到哪，不该说了不算数。结婚不穿皮鞋，我家不怕没有脸面！”

亲家：“他家不要脸面，我家要，没有五十元的皮鞋钱，就别想结婚！”

本来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大表哥和董姑娘已经深深相爱。尤其领证之后，把董姑娘接过来小住些日子，两个人得以朝夕相处，无话不聊，更加促进了早早完婚的迫切心情。

每当夜晚临睡之前，董姑娘都要去大表哥单独住的西屋，那就是他俩未来的新房，两个人聊起来没完，久久不回来安睡。舅妈十分八分钟就会吆喝一声：“小姑娘！早点儿回来睡觉。”董姑娘口中回话：“嗯呐。”东屋就是不见她的人影。

准婆婆担心着呐，不加以时时提醒，一旦出事，那可是做老人的没有正经事。那个时代，哪有未婚先孕那样不正经的事情。一旦哪家发生，女孩子难容天地间，要出人命的。

一次，董姑娘回来对准小姑子说：“我回来晚了，是我的辫子长扫了你哥哥的脸，我说‘我明天剪短一截，’他说‘他给我借个推子，让我剃光头。’你看他比我还舍不得呢。”这不都是些余味无穷的甜言蜜语吗。

　　可惜无限美好的憧憬，就被人间两位王母公公，制造五十元钱的银河系，虽然，当时五十元钱可以买一千个鸡蛋，但是，和两位青年的青春价值相比较，怎么能值得逼迫人家两分离呢！

那以后，两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未婚小两口，被各自的父亲要求必须离婚。那个年代，结婚好办，两个人拿着照片，到人民公社登个记，领个证就完事大吉。离婚可就不容易了，必须是感情彻底破裂，如何界定，需要开出男女双方所在生产队的证明，亲戚邻居的证明。没有彻底破裂，公社不给办理，就要一方起诉到法院。

大表哥和董姑娘的离婚，由于不是感情彻底破裂，那是天下都知道的事情。公社、法院的经办人也能看得出来，所以很难办成。未婚小夫妻，每天成双成对的到法院各说各的道理，都是各自爸爸交代的理由。晚上各住各的旅店房间，从来未越过雷池一步。

有的时候，有些勇敢的人，冒一次天下之大不韪，达到一步登天的境界，未尝就是缺德带冒烟了。况且大表哥和董姑娘，人家已经领证在手！然而，恪守道德底线的两位男女青年，最终还是做了听老人话的好孩子，经过半月二十来天的软磨硬泡，终于为各自的老人赢得了法院的官司，却输掉了自己的美妙年华。

三年以后，另嫁他人的董姑娘回娘家，路过我家进屋小憩，还请我妈妈：“让我弟弟帮我找他一下，我们再见一面。”我妈妈告诉她：“我的侄子很长时间精神不振，刚刚放下心思，让你们重逢对他很不利，你若放下他，也就是放过了自己，还是别见了，今后和你对象好好过日子吧。”

自此后，大表哥开始是全家在生产队的社员。改革开放以后，老人们先后去世，他就是那些种植大户人家的炊事员，据说他很有人缘，每个东家对他都很好。感觉不用牵挂了，听到的却是突然不在了，屈指计算，可不都过了古稀之年了。